2008年12月29日星期一

Cruise拾“爱”

(一)爱的宣示

在排队登船的长长的队伍里,有一对金发碧眼的俊男俏女,特别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俩都穿着白色体恤衫,胸前印有两人微笑相拥的结婚彩照,背后写着“We are married(我们结婚啦)!”的血红大字。

围观的人很多。有的热情地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俩笑容满面地忙着道谢;有的更拿起相机为他们拍照,他俩则自然开放,俨然象一对电影明星,摆出各种pose,让大家尽情留念。

(二)爱不分早晚

Cruise(游轮)上能结识各种朋友。晚宴时,见到一对中年夫妇,女的怀抱才满周岁的婴儿,男的左右手分别牵着约摸三、四岁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告诉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小孩都三个了,这结的哪门子婚啊?我的话虽没出口,疑狐的神色全写在了脸上。那男的善解人意地说:“是的,我们才结婚。晚吗?不晚,还赶趟!”语气里带着幽默。

有好奇的问那两个小朋友,爸爸妈妈度蜜月,你们怎么表示啊? “Happy honey-moon to Daddy and Mammy(爹迪妈眯,蜜月快乐)!”小朋友们毫无羞色,高兴地说道。

(三)爱的交流

在Cruise上游泳后,沫浴在暖风艳阳下,我仰卧在泳池边的躺椅上,听到躺在我旁边一对七十岁左右的Couple(老两口)在悄声说话。我听不懂他们的话,猜是东欧的一种语言。他们讲话的声音非常小,小到几乎只有他们两人能听清,可是那种讲话语调的平静,亲切和温和,使我非常感动。几十年相濡以沫,重要的不是他们在讲什么,而是他们已经达到的那种心灵相通、情意交融的境界。

这是超越声音、语言意义的一种境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夫妻不多见。达到这种境界的夫妻肯定幸福。

(四)爱的诀窍

Cruise上每晚都有“秀(Show)”,而且很精采。某晚的“秀”特别有趣,是由主持人与观众们互动。主持人先让结婚二十年的夫妻举手,举手的人很多。接着让结婚三十年的举手,仍然不少。到游轮来庆祝四十年結婚纪念日的也有几对。等喊到“结婚五十年”时,观众席里有一对白发夫妇自豪地举起了双手,中气十足地朗声说道:“五十七年了”。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主持人问:“什么诀窍让你们的婚姻走这么远?”。老人答:“Stay alive(活着)!”。全场哄笑,随即又一次掌声四起。

(五)爱的努力

下了Cruise,在游轮码头到飞机场的穿梭bus上,黑人驾驶员很健谈,一路谈笑风生。他跟坐在我背后的小两口显然已经熟识,高声问:“凯文,露西,你们结婚多久啦?” 凯文答:“刚滿一周。” 黑人驾驶员从反光镜里望着坐在我前面的一对老夫妇:“您俩总不会才一周吧?”老先生和老太太细声细语地说:“快六十年了”。他俩的声音很轻,平淡而满足,充满了即将退出世界的心中的恬静。

黑人驾驶员接着问凯文和露西,你们能象他们一样吗?凯文给了一个认真而简明的回答:“We are working on it(我们正努力着)!”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乡读

下乡时,我带在身边的书,只有“文革”前夕在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买下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册。下乡后,工余或周末空闲时间,背靠在火炕被褥上,以读书为快。有一阵子心血来潮,竟然对唐诗宋词产生了兴趣,一股脑儿地钻研平仄格律,学写起古体诗词来着。如今,虽然自己的诗词写作了无成就,但回头看去,当年并没有因为下乡失学而虚度年华,尚觉庆幸。

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所谓“平民政治家”时代,原因是当时西方各国当选的政治领袖,如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美国总统卡特、法国的蓬皮杜和英国的希思等,都出身于平民家庭。“文革”时期,尽管出版社不再公开发行介绍西方社会的书籍,但内部却刊印了这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只是平头百姓不容易看到罢了。同乡知青金龙也爱读书。他是连里跑运输的机动车驾驶员,经常到农场场部或别的连队拉货,交友广,所以能搞来一些“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书。每回只要他的书到手,我都能分享。因为书来之不易,为了一睹为快,有时躲在被窝里,持手电读至通宵达旦。第二天清早,洗把冷水脸,匆匆上工去了。

读传记,对青年人成长有助益。我读了田中传记后,触动较深,对他从小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毅力十分钦佩。书中写道,田中为了克服性格上羞却内向和自信心不足的弱点,经常在野林荒原上大声喊叫,刻意培养勇敢无畏的精神。我觉得自己也有这方面弱点,克服这个弱点,并非一定采用田中的方法,但田中自我煅练的精神却值得仿效。当时我在猪舍工作。猪舍地处距离连队营地三四里远的漫岗上,夜晚经常有野狼出没,因此需要有人值夜,保护猪群。为了锻炼自己,我就主动要求打夜班,以此增强自己胆魄。

除了读人物传记,就是读兽医学方面的书。在农场兽医站举办的学习班上,我对老兽医们讲解的动物解剖学,营养学和药物学等知识,十分感兴趣,每次下课后,捧着讲义,孜孜有味地读到深夜。回上海探亲时,又特地到书店、医药公司寻觅兽医手册之类的工具书,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兽医水平。

当然,下乡以后读得最多的,仍然是马列著作。马列的书,不敢说全都读了,起码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曾“下功夫”啃了多遍,因此对马列的思想体系、理论来源和主要观点,不谦虚地说,当时已能了然在胸,尽管在理解上,不可避免带有许多“文革”时代的“左倾”影响。没想到七十年代对马列著作的研读,居然为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师大执教时,受校长刘佛年教授指点,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进行研究,并结合研究生课程,指导研究生学习、翻译了著名“西马”教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金蒂斯和鲍尔斯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九八九年,中译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为《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我在译序中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现代教育变革的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的出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翻译该书,除了需要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下乡期间,“雄文”四卷里的文章,我都一篇不拉地读了,包括没出版的,也都“拜读”过。毛泽东的白话文实在出色,在民国转型的那一代人里,堪称一流。毛著中常常小词大用,对问题的论述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其语言的简明和思想的鼓动性、宣传力,近代政客学者,无人能及其项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火红惨烈的“共产革命”,用请客吃饭、写文章和绘画绣花等生活小事来反衬,真是“绝笔”。此类隐喻,在《老三篇》中更俯首可拾。素朴寻常的语句,深不可测的含义,确是“一辈子都学不透”的。毛泽东早期诗词也气势磅礴,有帝王之势。“昔秦王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怪不得蒋中正当年读了,会顿时目瞪口呆, 立刻“傻闭”的。一首词,能产生那么大力量,古往今来,未曾有过。不过,毛泽东晚年的诗词真“不咋地”。“继续革命”革昏了头,连“不许放屁”之类的话都能入诗,诗味就很不正了。

下乡最初几年,人人都狂热得发烧。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还把毛林当菩萨供起来,吃饭前也要对他们表“三忠于、四无限”。每逢毛“最新指示”或诗词发表,连里会连夜敲锣打鼓,甚至放鞭炮,以示庆祝。第二天,开大会消化学习又是少不了的。那可是我出风头的时候。连领导们都是老粗,了解我的“马列功力”,常让我给全连男女老少做“理论讲解”。我毕竟下乡经年,北方话虽说不地道,但无伤大雅。引经据典,掉些书袋,我还在行,加上“活学活用”、“上挂下联”的“文革”新法,配以插科打诨、逗闷调笑的民间土方,亦能把“课”上得满堂“彩”。讲得多了,嘴皮子就练出来了。有一年,华罗庚推广“优选法”,连里也让我讲解。我把那“黄金分割”的道道说得“天花乱坠”,全连人,识字的或不识字的,都当了回“数学家”。我呢,则惺惺然、醉汹汹地,过了把嘴皮子瘾。

一九七三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领导说,贫下中农需要他留下来讲马列,硬没让我撞那好运。聪明反被聪明累,因为耍嘴皮做秀,却误了自己的大学梦,岂不啼笑皆非?!

2008年12月1日星期一

择业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择业”的经验。学什么专业,由考分决定,一旦录取了,还不能随意改变。毕业了,工作得由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服从分配的,等于失业。

现在不同了。国内学生,因为统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专业选择的余地仍不大,但毕业后,可以自己找工作。

学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什么工作才真正适合自己?做学生的,往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父母的,更隔靴搔痒,想帮忙不知如何着手。独生子女嘛,做家长的看着能不着急?咱也是过来人,不妨结合自己体会,提供三点意见:

第一,你是否喜欢这一行(Do you like it)?

首先,争取选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人生的一件幸事。爱好与工作的区别在于,爱好是自己花钱去做,譬如看电影,钓鱼,打高尔夫球;工作是别人付钱让我去做,譬如每天上班。如果工作与爱好是同一件事,那将会多么美妙。一边高高兴兴地做事,一边开开心心地赚钱。

许多成功人士,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西人一般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所以他们每天也比较高兴。

国人常感西人胸无大志,没把自己的工作与“世界革命”、“人类贡献”联系起来,缺乏事业心。但无可辩驳的是,总体来讲,西人比国人相对说来过得更开心。

第二,你干这一行是否杰出(Are you good at it)?

大家都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但关键是,你干这一行是否比别人出色。同样是打高尔夫球,有人挣钱,有人花钱;同样是打篮球,大部分人是花钱,业余时间玩玩;但姚明打篮球却打得全世界闻名,当然也不少挣钱。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你在同行里是否杰出。中国人讲,行行出状元,指的是,不管干哪一行,都须争取“出类拔萃”。

选择自己的爱好并不难,难的是能否客观认清自己的潜力。这牵涉到对某一行业的喜欢程度,同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自己的客观条件。各方面综合平衡以后,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三,你是否可以靠这一行谋生(Can you make living on it)?

西人也需要穿衣吃饭,所以生存问题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般来讲,每一行做好了都可以生存,但不同行业的处境是不一样的。譬如,从事音乐,绘画,舞蹈,天文等行业,只有比较杰出的人才不会为生计担忧。而学工程管理,金融财务方面的专业更容易找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朋友开玩笑说,医学院里最差的一名毕业生,毕业以后与最好的医生(Doctor)一样,衣食无忧。

可以肯定,如今我们的孩子,国外长大的,没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前途一定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国内长大的,经济蓬勃,机会多多,择业根本也不应当成为问题。如果他们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很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可以参照以上几个问题,引导、鼓励孩子们去做他们真正喜欢的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要他们找到自己喜欢并胜任的工作,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来。(zy)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西江月 生活小调二首

(一)
消遣三杯清酒,  
解渴一壶浓茶。  
下饭小葱炒豆芽,  
茄子萝卜黄瓜。
  
味美不在荤素,  
讲究何必奢华。  
五味调和须有法,  
冷热参半最佳。

(二)
斟上茅台名酒,  
沏下龙井香茶。  
满桌摆得多乱杂,  
鲜肉参菇鱼虾。
  
菜列山珍海味,  
味调甜酸辣麻。  
大家坐下把拳划,  
醉个头昏眼花!

(梦觉居士)

2008年11月24日星期一

告别革命

宁大个儿如今成了“孤家寡人”。北京城里的七连知青少说有一、二百人,不见得全都不愿搭理她,但知青聚会上就是看不到她身影。我猜,那是她自己羞于露面,不好意思见人——见那帮三、四十年前一起摸爬滚打过的知青老友们。为什么呢?因为她也许明白,自己当年搞得忒过了,“左”得厉害,伤人不轻。

我太太曾在宁大个儿当排长的女五排做农工。排里评“五好战士”,几乎所有知青都推举我太太,大个儿的脸则拉得五尺长,当庭宣布休会,然后把“骨干”们招到一边窃窃私语。复会后,原先提名我太太的人不是转了向就是低头不语,只有小花狗和李贵娣仍坚持己见。事后,有人把话传给我太太:大个儿说你思想复杂,世界观成问题,不要我们与你多接触。

我太太出身“不好”不假,父亲是原华东局干部,正被押受审。下乡那年,她才十五岁。十五、六岁的青年,不,准确地说,是孩子,能有什么“复杂”思想让大个儿排长如此“忧心”的?是她要“篡党夺权”吗?她连团员都不是。是她想“里通外国”吗?此地离边境尚有三、四百里。是她“怕苦怕累”?她的劳动表现有目共睹。是她“不靠拢组织”?她打了入团报告,是组织嫌弃她。

其实,真正“成问题”的,恐怕不是我太太,而是大个儿自己。秋收割大豆时,每人把一条垄。排长可以不把垄,除了督战外,有时也帮拉后的人割一段;这样,原来拉后的,可以暂时直直腰,喘口气,接着往前割。但大个儿不仅从不帮我太太,扔下她一人在后面“打狼”,而且走过身边时,还会用鼻子狠狠地哼一声说“德性,假来劲儿!”鄙视的眼神,狠毒的语气,甩手离去的身影,象把利剑直刺胸膛,我太太只能把泪水往肚里咽。是什么让大个儿排长如此“憎爱分明”?是什么让大个儿排长如此“冷酷无情”?又是什么让大个儿排长如此“恶言伤人”?

宁大个儿是六四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文革”前下乡的,多数是辍学或考不上学校的“社会青年”,但大个儿据说是在校学生、“有志青年”,放着学校不上,丢下书本不念,“怀一腔革命热血”,下农村、到边疆,“与贫下中农结合”去了。

我们六八年到北大荒时,大个儿那批六四年知青差不多都结婚成家了。他们除了操一口京片子儿外,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几乎与当地人没啥区别。唯大个儿不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列宁装,梳两条发辫,住集体宿舍。她是妇女队长,忙着接待新来的知青们:给女知青扫屋暖炕,为男知青缝被补衣,显得清新,纯朴,且“柔情似水”。

一日,我在豆腐房门前的井台旁洗衣。从小没洗过衣裳,更不懂如何使用搓板,两手死抓着脏衣往搓板上蹭,手指背的皮快蹭红了,衣服上的污垢仍没蹭掉。大个儿路过,微笑,让我起身,拉过板凳,帮我搓起衣服来。见她双手摁住脏衣,轻推两下,然后重新把衣服抖落抖落,接着再推,不一忽儿,衣服就推干净了。我连忙道谢,大个儿说声不谢,笑嘻嘻地走了。

笑嘻嘻的大个儿变成凶神恶煞的大个儿,大概就是在她当女五排长以后。在连里,女五排是嫡系,女四排是杂牌。“精兵强将”留五排,“老弱病残”都进了四排。从那时起,连里的人发现大个儿带兵狠。譬如,上下工,几十号人列队一起走,尚在理,但大个儿非得要求全排脚步划一,动作整齐,还着女高音小花狗边走边喊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大家跟着喊,一直喊到宿舍门口。大个儿自己呢,不在列,学连长老李头的样,将黑棉袄挂在肩膀上,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瞅着,谁的动作走样了,她会立马喝斥,毫不留情。再如,农忙时季,早晨五点起床出工,已经够早的。但大个儿偏要“独领风骚”,让五排清晨四点起床出工。其他排只能赶紧仿效,因为这是无声命令,谁敢“落后”?!没几天,大个儿的女五排竟然再提早一小时,三点就起床出工了。三更时分的天,还黑朦朦的,“一二一,一二一”的口号声便打破了村落的宁静和安详。大个儿的“疯狂(crazy)”,使全连人都活在心惊胆战之中,不知道她还会出何“奇招”,搞什么“标新立异”。

艰苦的劳动环境,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慢慢地摧损着知青们的健康。越来越多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们,患上了诸如月经失调,腰肌劳损,腱鞘炎,肠胃炎等疾病。大个儿本人也是受害者之一。七五年,她终于因患“干血痨”病退返京了。病退前,她明显气血不济,全身发黄,典型的妇科病状,完全失却了昔日耀武扬威的“革命风采”。

革命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一个人,革命同样也会无情无义地摧毁一个人,不仅在肉体上,更在思想上、精神上。我所认识的大个儿就是一例。人在宗教般革命激情的驱使下,会发生不可理喻的改变。这是从人到非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哲学上叫做“异化”。异化了的人,会像中了邪一般,失去做人的善良,友情,怜悯和仁爱。

所幸,大个儿还没失去一切。病退后,虽然鲜有过去的知青朋友们去探望她,但我太太不计前嫌,返家探亲时路过北京,仍专程去老排长家拜访,令宁大个儿感动不已。如今,分别已有三十多年了,我们仍能想起她,说明她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不可分割的一员。

是时候了,宁大个儿。对过去的事,记取教训就行了,重要的是要重新出发,与时俱进。告别过去,才能面向未来。老天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很多。

2008年11月22日星期六

反智主义

有人认为,这次美国选举奥巴马获胜标志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挫。

按照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的定义,反智主义是“对理性生活及其崇尚理性生活的人们的一种反感与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理性生活价值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它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对知识、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思辩精神、理性态度和知识分子的反感,敌意,贬低与排斥,以及对作为其对立面,非理性精神、观念与态度的过度推崇。

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反智主义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焚书坑儒与文字狱,1949年以来的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五七干校之类,其实都可以看作反智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方式。所谓“臭老九”、“书愈读愈蠢” 、“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最有知识”等等口号,即是反智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学活用。它是在失去历史合理性的时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愚弄、麻醉和思想阉割。

美国早期移民多为欧洲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哲学上更多地属于英美经验主义而非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他们社会生活中强烈的宗教性不时导致对科学知识(如进化论)的拒斥,他们的民主运作也时有民粹主义因素混杂其中。凡此种种,使反智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并在其政治生活中有时起时伏的表现。大致而言,麦卡锡主义在五十年代盛行一时,标志着反智主义的一个高潮,科学艺术文化界里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从肯尼迪政府开始,反智主义开始衰落。但就最近几次总统选举来看,共和党敢于推出象奎尔,布什和佩林这样“一蟹不如一蟹”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说明反智主义仍有相当的市场。“牛仔”布什得以连续击败温文尔雅的高尔和凯利,证明了这一思潮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有效性,也使其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又一次为共和党所应用。

在共和党今年竞选活动中,包括汽油税暑假,小镇代表美国论,对水管工乔的追捧,以及挑选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等,都是反智主义的表现方式或蓄意操弄。

麦凯恩首倡的汽油税暑假,要求联邦政府于阵亡将士日(2008年5月26日)至劳工节(2008年9月1日)期间停征汽油和柴油税。如果供需正常,每个消费者平均能省下最多不超过30美元。但这一措施却使各州政府失去90亿美元的收入,从而导致约30万筑路建桥业工人在夏季失业。面对所有经济界学者异口同声的批评,麦凯恩坚持推销这一典型的收买选票的把戏,诱使选民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长远利益,并完全逃避对美国严重的能源问题的充分正视与全面解决。

小镇代表美国论,在选举后期选情落后的情况下,由佩林在其多次演说中发挥到高峰。佩林坚称只有那些偏远小镇才是真正的美国,那里的居民才是爱国的美国人。其实无论在人口分布,经济贡献以及文化发展各方面,小镇早已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正如最后选举结果所表明的,那里的选民在价值观念与政策取向上更多地倾向于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他们与任何地方的选民一样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但利用他们来打压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大学与研究机构更为集中的都市地区的选民,完全是一种反智主义伎俩。

对水管工乔的追捧,是一种诱使质朴大众以不加思考的身份认同替代严谨政策考量的企图。乔对于奥巴马税收政策的反对,不仅违反他目前作为一个年收入约4万美元的水管工的实际利益,而且还违反他一旦成为小业主后的利益。即使他买下这个仅有7、8个雇员的公司,扣除成本后的纳税收入也不见得有20万,即奥巴马的“加税线”。说什么奥巴马政策将使他放弃对美国梦的追求,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企业主有谁见过?要求一个严重衰退的经济中千千万万普通人为了有朝一日万一致富后不加税而宁愿放弃目前的减税,就如要求非洲饥民付现钱买他的减肥丸一样,未免欺人太甚。

但今年大选中反智主义的集中表现,无过于共和党挑选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与恶补,在与ABC和CBS的访谈中仍然暴露出她在知识、智力、好奇心与视野上的贫乏。不仅60%的选民得出她不能胜任的结论,连众多有影响的保守派人士亦无法接受。象布什一样,佩林所持民粹主义偏见使她不仅蔑视自由派的观念,而且蔑视一切理性观念本身。更有甚者,她也象布什一样,对自己在国家事务与历史理解方面的欠缺,竟以傲慢与固执来弥补。佩林之能被选中,说明共和党对反智主义的执着何等严重。殊不知八年前布什得以上台,乃是在性丑闻与弹劾风波引发的“克林顿疲倦症”以后,反其道而行之,找个“非克林顿式”的,而一举得逞的。巧舌如簧的罗德学者不行,就让那个语无伦次的C学生、愣头青试试。岂知试下来的结果,是四千余人战死伊拉克,数万人伤残,股市狂跌,赤字疯涨,房子被封,工作被炒……当年高尔一叹气,大家反感。抚今追昔,一人叹何如万家哭?今年流行美国的是“布什厌恶症”,布什八年的反智主义实践及其失败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越来越多的论者所指出,布什其人,不仅知识贫乏、视野偏狭,而且严重缺乏智力上的安全感与求知欲,因而导致对一切抽象思维与理性探讨的不加掩饰的敌意与蔑视,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动辄求助于“谁是老板?”式的权力打压。看世界就象小孩看电影,分好人与坏人。好人听上帝召唤,坏人受魔鬼驱使;凡不是无条件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是坏人。对恐怖主义,唯有军事消灭一途,无所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的综合理解和应对之策。对经济,除减税与减少政府监管以外,别无他法。石油不够,唯有打井。至于什么全球气候暖化,我不懂的就不喜欢,我不喜欢的就不存在。

作为布什八年反智主义实践的见证人和受害者,美国选民痛定思痛,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一思潮进行检讨与排斥,从而使它开始失去曾有的信用与市场。识时务者为俊杰,共和党本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但它反而罔顾国内国际形势之严峻与麦凯恩本人之高龄,欲将佩林这样一位女性版的布什强加于今年的选民,其不智亦甚矣。更有甚者,在大败亏输之后,不少人仍以佩林提名后昙花一现的轰动效应作为其四年后再获提名的根据。但短期内自我感觉良好而终至于不可救药,不是中国人所谓“饮鸩止渴”又是什么?然而自我反省精神之缺乏,本身即是反智主义的症状之一,夫复何言。(ff)

2008年11月20日星期四

找对象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最新数据,加拿大夫妇在2003年的离婚率为38.3%。这个数据在近几年里一直以每年1%-2%的趋势递进。其中,法语城市蒙特利尔的离婚率最高,2003年官方数字为49.7%,这是不是跟法语民族天性浪漫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部门里的同事中有三个是单身母亲。带着前段婚姻留下来的年幼孩子和前夫给孩子们的赡养费,她们常常在咖啡厅或者吃午餐的时候,对尚未结婚的年轻同事“传、帮、带”:结婚可是件大事情呵,你一定得小心;你的白马王子一定要非常合你的意,否则就会像我们一样的结局。

男同事们倒都是一些家庭幸福的“好好先生”,办公桌上摆着甜蜜的全家福,偶尔还会带妻子、孩子来公司参观。你问他们当初怎么就爱上了另一半,他们的回答简单得多:挑老婆没什么固定标准。长得好看固然是基本条件,两个人合得来、容易相处更重要。

话虽这么说,哪个爷们的夫人都不是顺手牵羊捡来的。我们项目小组里的乌克兰老弟娶的是一位乌克兰妹妹,说是当年从学校里一大堆“招展”的“花枝”中选拔出来的。乌克兰妹妹的容貌仪态和其他族裔就是不同,一眼望去就能从扎堆的女人中发现她。他俩一见倾心,很快在乌克兰教堂里结了婚。从此,他们不用每天早上为吃英式早餐还是法式早餐而划拳抓阄,吃的肯定是乌克兰的土豆泥饺子——这就是同一族裔结婚的好处。

部门里的德裔老兄崇尚欧洲品牌,开的是大众车,用的是诺基亚手机,穿的是BOSS衬衫,娶的老婆是瑞士裔。瑞士妹妹金发碧眼兼精致纤细,比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女孩多几分优雅。而他沾沾自喜的却是:“我老婆读书的时候可是全A学生哦”。

喜欢黑人爵士乐的法国佬和他的妻子是在一个爵士酒吧相遇的,虽然他们都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他们却相信“音乐之桥”直通心灵。当他们发现对方支持的冰球队都是Canucks以后,他们开始了下一次约会。在几次约会以后,终于在爵士乐、冰球、啤酒中找到了自己的Soul Mate(心灵之友),步入教堂的婚礼就顺理成章了。

公司女同事结婚更是件热闹的事情,因为婚后要冠以夫姓,比如Margaret Wong突然变成了Margaret Lawrence,或者Christy White突然变成Christy Seiruko,开始还以为来了一个新员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伊人出嫁了。你甚至可以从改过的姓氏里知道她嫁给了俄罗斯人,还是意大利人或者是日本人。但是,事情也有例外。去年看到一个女同事改姓,刚要前去道贺,却被其他同事挡住:她不是结婚了,是刚离婚,又改回娘家姓氏。也许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终于恨到要切断与对方的任何联系。这一改非同小可,连带着驾驶执照、护照、健康卡……凡是有名字的法律证件全要改掉。

时间长了,对身边同事们的婚姻状况多少了解了一些,发现加拿大年轻人的择偶标准都很现实,没有一个说寻找“家庭背景好”或者“事业有成”的人。大多数加拿大男性更喜欢“随缘”,在生活中寻找伴侣,绝对没有加拿大女性所说“只求最好”那样的“凌云壮志”。

前些日子,有朋友介绍对象,说有一加拿大年轻才俊只想找“中国美女”。对中国美女的要求不高,条件有三:一是俊俏(注:单眼皮、柴火棍),二是幽默感(注:嬉皮笑脸会打闹),三是不吃鸡爪子。

啃不啃鸡爪都上了找对象的条件。那要求还不高?!(mm)

2008年11月16日星期日

他们也在另册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中学同学,总共约三十多人,其中不乏“走资派”子女。此为记。

“走资派”的全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革”中伟大领袖发明的专有名词,用于概称过去在政府、企业和学校当权的,“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关押的一大批老干部。昔日是受人尊重、享有特权的共产党“高干”,转眼沦为曾为之效力、乃至献身的党的阶下囚,不但家门被抄,而且他们的后代还被冠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美名”。

这美名也是领袖恩赐,但不好消受。按当时政治标准,“走资派”子女去生产建设兵团是不够“资格”的。那边是“防修、反修”前线,怎能让“走资派”子女掺乎其中、乱了阵脚?!但是,这些同学的决心实在太大了,差不多都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表明自己“背叛家庭”、“脱胎换骨”、“走革命道路”的心迹。他们从小家境优渥,不愁吃穿,无须为五斗米折腰,但这时却只有忍辱负重,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被批准去生产建设兵团。掌握批准权的是区武装部,部长也是老干部,惺惺相惜,才“破格”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些同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李军。李军原名匡瑾,是“文革”中最早被“抛”出来、在全国党报党刊上“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女公子。不幸的是,李军到北大荒只一年,为解救落水女知青,献出了含苞待放的青春。那是个麦收季节,酷热难忍,工间休息时,女知青们一块儿跳入附近的金沙河游泳解暑。其中一位不识水性,被河底水草缠住,在水面上时浮时沉,自小善泳的李军赶紧搭手相救。落水知青得救了,她却被湍急的河水吞去了生命。李军去世后,她哥哥李鲁达从江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继承妹妹遗志屯垦戍边”。李鲁达彪悍孔武,在妹妹连队当司务长,经常持枪带犬,进深山老林猎取野物,为知青改善伙食,受知青爱戴。七八年高考时,李鲁达以370多分好成绩被南大哲学系录取,其时匡亚明已官复原职,所以他的录取通知书比我的408分还早到了一个多月。对当时迟迟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心里虽然有些着急,但没有丝毫抱怨。李鲁达370分足够进南大了,通知书早到个把月,看在家庭不幸和妹妹早逝的份上,也算是迟到的“补偿”。

除了李军,赵咏萍的身世也挺“显赫”,不过只是在“文革”前。她父亲闻捷是“革命诗人”,与李季、郭小川等齐名。书香门第,干部家庭,当然十分荣耀。但“文革”中,赵咏萍家噩运接着噩运。先是赵咏萍母亲不堪折磨,自杀身亡,随后她父亲又被隔离、关押。关押期间,岂料闻捷与专案组长戴厚英擦出感情火花,这就罪加一等,闻捷因之殉情。“文革”后,戴厚英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成名,且在人道主义思想讨论中名噪一时,那都是后话。赵咏萍读中学时与我妻子同班同学,“文革”中我们又参加了同一个“革命组织”,所以熟识。她是个漂亮、热情、执著而又有点刚烈的女青年。在农场我们不属一个连队,听说她因为看不惯连干部的作风,与领导关系不好,所以一气之下离开北大荒,跑到江西老区找他爸爸的老战友,在那里插队落户。77年恢复高考,赵咏萍一举中榜,考入江西医学院,毕业后做了医生。我们出国后,曾经接获过她的来信,但由于彼此忙于事业和生活,联系没能继续下去,现在想起她,真是很怀念的。

熊宁宁也是干部子弟。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寒冬,我和熊宁宁在金沙河小龙头挖河修水利。帐篷统铺上我俩齐头并肩睡。每晚歇工后,我总看到他往鼻子里滴药水,他说患鼻炎,不好受。除了鼻炎,他还受肠炎的困扰,因此身体显得单薄清癯。但他是个副班长,抡镐刨冻土,身先士卒,不落人后。几年后,由于身体实在适应不了北大荒的严寒天气,熊宁宁转插到了江苏苏北农场。在那里,他被推荐上南京中医学院。“文革”后,又继续攻读,拿下了中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医术精湛的肾科专家。八十年代初,我曾两次到南京师大讲学,都特地到熊宁宁家造访。那时,他女儿还小,家务、工作十分忙碌,仍抽出时间陪我参观他的诊所。去年,我和太太带儿子回国到南京玩,除宁宁夫人亲自导游中山陵外,宁宁还特地引见了他九十多岁的老父。他父亲是前上海隧道公司的负责人,“文革”前的浦江隧道就是在他父亲领导下完成的,“文革”后上海四通八达的地铁干线之所以能够自主建成,恐怕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技术基础。可以说,宁宁的父亲是上海地下世界的“开山鼻祖”。

在北大荒那些年里,我最接近、交往时间最长的,该是汪氏姐妹。姐姐汪晓音到连队后,即被分配到马号清圈。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连简单的家务活儿都不曾干过,站在臭气冲天的马粪牛粪堆里清扫、整理,没有丝毫犹豫。后来,连里派人去三江平原修路,她又主动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妹妹汪三三一直在猪舍养猪,每天起圈、喂食、放牧,裤腿沾满了污垢,手背上布满了开裂后愈合留下的疤痕。十七、八岁的似花年纪,谁没爱美之心?谁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她们也都天生丽质,但是,她们似乎没有爱美的权利,她们不可能、也不敢有此奢望。在时代加在她们身上的“原罪”面前,她们想的更多的恐怕是如何“赎罪”。70年秋,下乡整整两年后,我们有了第一次探亲假,小三、晓音和我相约一起回家。回到上海后,我总算有个团圆的家,但她们的父母仍被隔离着,不能见面。十天后,我们必须返回北大荒了。为了节省路费,我们买了九元钱一张的海轮底舱票,坐船从上海到大连,再改换火车往北。临走那天,到轮船码头给她俩送行的,只有她们的哥哥。轮船最底层的大统舱里,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我们和衣躺在冰冷的地铺上,昏昏欲睡,却又睡不着。夜晚,起海风了,大船剧烈摇晃,晓音和小三开始呕吐;我虽然没呕吐,但也被晃得晕晕乎乎。海轮继续在黑色的大海上航行,无边无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岸。晓音和小三仍然呕吐不止,我的脑袋则越来越昏昏沉沉……

这只是我们青春年代的一个旅程。在那个时代,人生就像一叶小舟在凶猛的海涛中飘浮,摇晃,没有终点,不知去向。时隔近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那个旅程,至今难忘。在儿子临上大学前,我们登上“激励(Inspiration)”号五星级豪华巨轮,在风光漪丽的加勒比海上遨游。望着儿子意气风发的神态,我又一次想起,他那个年纪,我和同伴们蜷曲在海轮底舱甲板上度过的那个不眠之夜。

2008年11月11日星期二

青春有悔

(一)
上山下乡,有违天良,
名为志愿,实乃清场。
红色恐怖,关闭学堂,
锣鼓上门,掐断口粮。
火车呜咽,辞别爹娘,
家人心碎,知青凄惶。
少小出门,老大回坊,
一去十载,青春沦丧。

(二)
严寒边陲,荒蛮山庄,
耕地锄草,挖河盖房。
偷鸡摸狗,非我所长,
抽烟喝酒,聊慰愁肠。
朦胧爱情,转眼夭亡,
出身害人,死不见伤。
白日苦干,夜晚彷徨,
黄金岁月,似水流淌。

(三)
欲读无书,功课废荒,
手抄相传,斥为色黄。
推荐上调,巧取豪抢,
处女失贞,恶头霓墙。
病退返城,转插游荡,
无奈扎根,满目桑沧。
空有雄心,思之神恍,
天下之大,路在何方?

(四)
大学门开,始见微光,
拼死一搏,侥幸上榜。
游学彼岸,自由初尝,
光阴倏忽,两鬓已苍。
返乡情怯,踌躇举觞,
昔日插友,掷杯厅堂。
晚婚失学,四十下岗,
虚度年华,谁来补偿?

2008年11月10日星期一

围城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未必料到他所刻画的“外边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往外冲”的情境,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每个人都可能碰上。

我们有生之年,最大的围城莫过于“文革”。“文革”初起,差不多每个人都往里冲,不管想的通,还是想不通。尽管当时很多人觉得事情来得突兀、一时感到茫然:搞革命,不搞生产,不上课,对吗?文批,武斗,搞得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行吗?但有谁会,或者敢,怀疑英明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挨了批斗、受了冲击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们,除受不了“阴阳头”、“喷气式”等刑罚的羞辱外,内心恐怕仍在责备自己没能“紧跟”,“站错队”了,诚心诚意地作交代写检查呢。许多知识界精英,象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人,由于受不了身心折磨,不得不选择自尽的不归路,但他们临死前留下的字条(连象样的遗书、绝笔都谈不上)上,除了为保姆撇清“知情不报”的罪名外,有的更不忘亲笔写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曾在各自领域里做出不朽贡献的、高智商的人杰,就这么冤死在“文革”的围城里了,不但往外冲的机会没能等到,而且连自己的死因都没弄清。

“文革”后,说要“反思”、“拨乱反正”了,大家便争先恐后地从围城里“往外冲”。一边冲,一边又你推我捅,互相使绊脚、搞倾轧。那时,我在上海一所高校读书、教书,亲眼目睹了后“文革”时期你争我斗的百丑图。高等学府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竟不顾体面,丢尽斯文,拉破脸撕烂嘴地埋汰、诋毁昔日的对立派,其手法之低劣,用心之狠毒,堪与“文革”恶行相“媲美”。敝系有一位“文革”中受冲击的老教师,“文革”后鹞子翻身,当上了系副主任,还一个劲儿争取入党。入党后,一面自吹自擂,冒充“学术权威”(其实,终其一生不过写了几篇听课笔录,收集别人文章编了几部文集而已),另一面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搞党同伐异、派系斗争。系里的教师们不得不面临重新“站队”的选择,分“左、中、右”,别“敌、我、友”,好像回到了另一次“文革”。当时的我,旁观之,不胜唏嘘:这围城,一旦冲进去了,很难再出得来的呀。

我们这一代人,遇上的另一个围城是“上山下乡”。当年不管写了血书的,自愿报名的,还是在“一片红”浪潮的裹挟下不得已出走的,都进了这围城。这围城的英文名,叫“Labour Camp”,中文可直译为“劳动营”或“劳改营”。这是通过体力劳动达到“兴无灭资”、改造思想为目的的集中营。那时,处在青春逆反期的年轻人,在革命狂热的煽动下,摘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扛起行囊,一窝蜂一窝蜂地冲进了这围城。围城自有围城的革命激情,围城更有围城的“革命纪律”。一旦激情不再,围城戒严的时候,无休止的“整肃”和“批判”,终于使这群天真浪漫的青年人,饱尝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整风时所遭整肃的“酸甜苦辣”。四十年代的革命知青王实味是被砍了脑袋的,六七十年代下乡的激情年青人未必遭此恶运,不过他们本用以自由、独立思想的头颅,实际上早被抹去了,不管整肃者,还是被整者,概莫能外。

所以,这围城最终不是被围城里挣扎着的青年人冲破的,而是被继位最高领导人的“白猫黑猫”捣烂的。中国的可悲不在于亿万国人的“沉睡”,而在于他们的“觉醒”有待于最高领导者的“点拨”和“指引”,因此,这种“觉醒”是不是真的“觉醒”,实在很难说。

如今,这“上山下乡”的围城不存在了,当年的红卫兵-知青们也都步入了晚年,但从连篇累牍的知青回忆、意兴未尽的集体返乡、以及诸如“青春无悔”、“知青情结”和“魂系热土”的激情口号中,我仍能望见那围城的影子。物质的围城尚易冲破,思想的围城却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在集体主义意识垄断的围城里生活久了,出了围城又迫于生计和养家糊口的人,是不习惯独立思想和自由生活的,缺了激情的玛啡,少了集体的三温暖,日子反而过不舒坦。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代人的激情依旧,因为这一代人毕竟老了,昔日的激情终究会随这一代人的逝去而消退的,而且不用担心它会传染于下一代。但自由思想的种子总要出土、发芽、开花,自由思想的接力棒总应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曾被愚弄,走过弯路,遭罪患难的一代人,有责任告诉后人那“史无前例的”围城真相。红卫兵-知青,文革-上山下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被定位在错误的、丑陋的一边,这是无可争辩的。

2008年11月1日星期六

天体海滩

刚来温哥华,每次对新认识的朋友提到想去海边晒太阳,他们总会告诉我关于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里面那个天体海滩的种种传闻。每个人说起来总是绘声绘色,可是当我认真拜托他们和我一起去时,朋友们不是不好意思,就是用有“色”的眼光来看我,彷佛我是什么偷窥狂似的。而且他们总会告谏说:“要脱衣服的呀!你敢不敢?”当然敢,有什么不敢的?! 反正又没人认识我,更何况自己的确想好好地让全身晒晒太阳。这个海滩真正的名称叫做“沉船滩﹝Wreck Beach﹞”,从地图上看,它的位置就在UBC校区西南侧,距离公路并不远。于是,当初夏第一个高温的周日来临时,我决定自己去寻找这传说中的天体海滩。

从铁道镇坐49路电巴到顿巴交换站,再走到对面换41路或480路电巴往UBC。现在这个时候,这条路线不很忙碌,我悠闲地坐在巴士后座,手中读着Jeph翻译的《迷幻异域》。电巴前行了不久,经过两旁高耸的防风森林,这是隔开大学校区与市区的天然屏障太平洋精神公园﹝Pacific Spirit Park﹞,之后就正式进入校区了。

UBC的田野和建筑分布在道路两侧,就像一座典型的北美小镇,转过几个弯,来到小镇的终点站:University Loop。下了公车,很自然往设在路旁的校区地图栏走去,藉由地图上那个“Here You Are”的箭头,我弄清楚了自己站在大学街﹝University Blvd.﹞位置上,而这条大道的尽头,就是通向我要去的海滩。往海边的一段路全是下坡,风景优美,并不难走,但身旁呼啸而过的轮鞋族提醒我,有的路并不一定非得用脚“走”的。幸运的是,经过几栋教学大楼和宿舍建筑,就到了大学西侧出口的西南滨海路﹝S.W Marine Drive﹞,马路旁边停了许多小汽车、脚踏车,在一个隐密的森林入口边,就是通往 Wreck Beach 的步道了。步道相当陡峭,两旁不时可见被海风吹倒的巨木,这一段路彷佛走在深山丛林里,令人心中浮现一丝不自主的兴奋:彷佛这条全程约五至十分钟、由密林之中穿过、蜿蜒往下的步道,通向一个神秘的世外桃源。终于在步道底端绕过路旁的简易厕所之后,传说中的Wreck Beach就在眼前了。

这是位于UBC正下方的一个狭长沙滩,面对着大平洋和乔治亚海峡,由于两端和腹地都被茂密高大的森林隔绝,因而形成一个隐密性极高的海滩,但并不像人们口中的那般神秘。Wreck Beach事实上是个Clothing Optional的海滩: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穿或不穿衣服,不是非得一丝不挂的;也不像传说中看到的都是老翁老妇,整个沙滩上老中青三代分布均匀,也有全家大小一起来反璞归真、享受日光浴的。

因为不熟悉环境,我不知道那一个个用树干围成方块区域的沙滩是否专属于某个族群,为了寻找一个较不受打扰﹝也不打扰别人﹞的空位,我穿著背心、赤脚走过半个沙滩;然而,坦白说,此刻的我早已恨不得脱个精光,否则总觉得自己是个冒失的闯入者。后来找到一段树干旁的一个空位,礼貌性地询问一旁正在互相按摩、涂抹防晒油的中年夫妇“我可以坐这儿吗?”获得亲切热情的微笑回答之后,就从背包中取出大浴巾往地上一摊,没两下就把身上的衣物全部脱了,那真是言语难以形容的快感啊!

在我身后正好有三个看似东南亚留学来的男生,光了上身、穿著长裤、带着墨镜,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当时觉得自己坦荡多了,至于自己的身材有多烂,这会儿早就忘光光了。就这样,我身无寸褛地半躺下来,开始用笔记述这一路下来的历程。四点多的阳光依然炙人,但晒在那过去数十年不见天日的跨间,只觉无以言喻的舒坦。沙滩上不时传来吉他弹唱的美妙歌声,放眼望去绝大多数是白人,而少数的黑人、印地安原住民以及如我一般的亚洲人夹杂其中,人人怡然自得;感觉比起一般穿泳装的海滩更自然、更干净。

在入口处,我拿了一张Wreck Beach夏日祭活动表,上面列着每隔两、三天就举办的活动日程、以及清理海滩的日子。7 月 13 日将是第二十一届“Wreck Beach Day”,届时将有沙雕、人体彩绘与裸舞等比赛和节目,忽然有预感今年将会是生命中难得的一个美丽长夏。比较有意思的是,偶而会有个愤怒的裸汉站起来,义愤填膺地高声向整个沙滩发表演说,话题不外是“加拿大该不该加入美国佬的战争”云云。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只是一笑置之,比较捧场一点的会回上几句:“No Politics!﹝不谈政治!﹞”或者“Hey,Hey,Smile!﹝嗨嗨,笑一个﹞”过一会儿,这位怒汉自然就没趣地躺回去“晒鸟”了。

在海滩上,看到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莫过于一群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在浅浅的海水中打排球、嬉戏。他们或许是兄妹、邻居、同学,完全洋溢着毫无做作的青春气息。这个年纪正是白种人的黄金时期,身材、皮肤、脸蛋,都好看得不得了。卖巧克力和饮料的女贩在沙滩上穿梭兜售,身上除了必要配备的钱包,其它都是多余的。

我就这么不断变换着姿势,让胸前背后都晒了个够,直到七点多,太阳慢慢西沉时才起身着装离开海滩。在这种环境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除非你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否则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当然,任何的快乐都是有代价的。在这个天堂般的海滩躺了一下午的代价,就是你必须沿着来时的步道爬上公路去。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步道从UBC旁穿过Pacific Spirit Park陡峭山崖、茂密的丛林垂直而下,现在要回去,可没那么容易了。尽管有木头修成的阶梯,走了几步还是觉得“天昏地暗”,原本以为自己还是个“勇少年”,回头一看沿路都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的裸泳同志,才真正体认到,这就是世外桃源的代价吆。

2008年10月26日星期日

巴菲特语录

提起巴菲特,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是一位炒股高手,以及他的许多投资格言。无疑,他的投资格言都很鞭辟入里,但他讲的并非仅限于如何炒股赚钱之类,他的话更折射了他对人生的感悟、体验和历练。铜臭中亦能找到发光的东西。可见,无论做什么事,只要真正做通喽,做圆熟,做精致了,就会进入一个境界:自由的境界。在自由的境界里,做事者的人格特质和做事本领皆能得到升华,不经意的话都发人深省。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巴菲特和盖茨在大学生面前对谈,盖茨讲得认真、字斟句酌,教人启思,而巴菲特则随意道来、谈笑自如,字字珠玑。当时我想,人到这份儿上,大概已“得道成佛”了,讲什么都不用在大脑里过滤一下,出口便是警句箴言。

这里节录的是我喜欢的若干巴菲特语录。吃饱喝足后,学学这些个语录,兴许能“保先”。

  1. 只有潮水退去时,你才知道谁一直在裸泳。
  2. 近似的正确胜于精确的错误。
  3. 人是理性的,因为无论作什么事情,他总能找到理由。
  4. 现在远离麻烦,要比后来摆脱麻烦容易得多。
  5. 如果原则过时,它就不是原则。
  6. 要想游得快,籍助潮汐的力量要比用手划水效果更好。
  7. 民意测验不能代表思想。
  8. 逆反行为同从众行为一样愚蠢。我们需要的是思考,而不是投票表决。
  9. 我并不试图越过七英尺高的栅栏;我到处找的是一英尺高的栅栏。
  10. 习惯的链条在重到断裂之前,总是轻得难以察觉。
  11. 事实在于,人们心里充满了贪婪,恐惧或者愚蠢的念头,这一点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念头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可预测的。
  12. 如果你基本从别人那里学知识,你无需有太多自己的新观点,你只需应用你学到的最好的知识。
  13. 在规则之外,要遵循榜样的引导。
  14. 真正理解养育你的那种文化的特性和复杂性,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提形形色色的其他文化了。
  15. 除了丰富的知识和可靠的判断外,勇气是你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
  16. 要赢得好声誉需要20年,但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明白这一点,做起事来就不一样了。
  17. 我有个内心记分卡:如果我做了某些其他人不喜欢,但我感觉良好的事,我会很高兴。如果其他人称赞我所做过的事,但我自己却不满意,我不会高兴。
  18. 我们应集中关注将要发生什么,而不是什么时候发生。
  19. 我学会了只与我喜欢、信任和敬佩的人一起开展业务,基本上不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
  20. 如果发现自己在洞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再挖下去。
  21. 我只做自己完全明白的事。
  22. 如开始就成功,就不要另觅他途。
  23. 我心目中的集体决定是相信自己。
  24. 风险是来自于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25. 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也没有用。
  26. 別人同意你的观点,並不表示你的观点就正确无误,你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你提出的事实正确以及推论正确,这样才能保证你能夠正确无误。
  27. 准备是最重要的,诺亞不是下雨之后才开始造方舟的。

2008年10月19日星期日

赏枫

又到金秋感恩节,开车出去看枫叶。路过一座桥时,偶然发现桥下另有一番天地,随心所欲拐下一条名为“公园观景”(Park View)的小街。小街两边都是精思巧设、风格回异的座座小楼,门前屋后整洁光亮,果木迎人。继续沿路往下走,到了公园的入口处,几座细心栽培的花坛,精心修茸的树墙,一片小小的草地。这是加拿大司空见惯的一个街区公园。

公园不大,空气清新,绿意盈然,细小的露珠挂在草尖。公园的一面向上可以望见公路,但听不见汽车的声音,也许天色太早,人们尚在睡梦中。另一面是斜坡,挡住了坡后的住宅区,坡上长满了灌木和杂树。园内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浅浅的可以望见水底灰褐色细软的泥沙。黄嘴绿脖儿的鸭子,三三两两,或在石头上梳理羽翼,或在水中闲散漫游。

公园内只有一条路,两旁是树木,并不浓密,中间有一个小亭,还有四五条路边座椅。慢慢走着,欣赏着园中的秋色和悠闲。园中的树木有老有新,远离路边的是原有的老树,而靠近路边的多是新栽种的。低头望去,发现不少新树前都有个小石碣,走近细看,才知道每棵树都是居民们捐献的,石碣上写着为纪念他们的亲人,朋友或尊敬的人而种下每一棵树。其中一棵树是纪念当地著名园林家的,另一棵树是纪念一位令人尊敬的小学校长。石碣很小,容不下很多文字,但每篇文字都亲切,温馨。

那边还有一棵枫树,在我的右首。笔直的树干,神奕,挺拔;殷红的叶子,透着太阳的光亮,均匀地布满枝头。树下也有一块小小的石碣,和别的树下石碣一样,淡淡柔和的粉褐色,黑色的字,短短只有两行:

In memory of our beloved son, Jack (1981 -1996)

Forever in our hearts

(以此纪念爱儿杰克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看着石碣上的字,我忽然觉得,眼前的枫树化作了一个健康、阳光的男孩,十五岁,正是充满梦的年龄。这枫树般欢快的生命,不知何种意外骤然终止,留给父母的必然是彻骨铭心的伤痛。杰克的父母一定在悲痛之余,种下这棵枫树,用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早逝的爱儿。他们对儿子的爱和思念,和着他们的心血和泪水,都融入这枫树中。当杰克父母看到这棵枫树时,一定像看到了杰克。他们看着他成长,从细芽嫩叶长成参天大树。

我看见晶莹剔透、殷红蕴丽的枫叶,我看见杰克如花般的生命在红叶中微微颤动。我相信,杰克一定感激父母为他种下这棵树:他的生命得以用另一种方式重现,附在这枫树上,与树融为一体,享受阳光和雨露,也享受和人们一起的欢乐。生命是相通的,一个人,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

缓缓地瞻仰满园的枫树,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生命,载满了思念,爱戴,真情和敬意。我感谢栽树的人,也感谢树间的生命,这些生命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

我也想做一棵树,由我的子女亲手种下的树,一棵像杰克一样的红枫树。秋天的时候,我的叶子会变红,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起,感恩节的时候,来赏枫。

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

老庄思想

比较巴赫和肖邦的音乐,人们可以发现,巴赫的宁静之中,具有无边无际的浩瀚;相反,肖邦的激情却宛如月光,诗意盎然,宁静飘逸。这样的区别,很适用于老子和庄子,老子犹如浩瀚的巴赫,庄子好比诗意盎然的肖邦。倘若比之于德国文学,那么老子犹如歌德,庄子好比荷尔德林。曾有人说,在德国文学的天空中,歌德是太阳,荷尔德林是月亮。在中国文化的天空里,老子和庄子也同样如此日月同辉。只是就其文章的风格而言,深邃的《道德经》如同水一般柔美,飘逸的庄子散文却像火一样刚烈。

《逍遥游》不啻是庄子的自由论,也是庄子的独立宣言,或者说自由宣言。从《逍遥游》里,不仅可以读出庄子之于自由的论说,而且可以读出庄子之于自由的关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的《道德经》有类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之于存在的追问,在老子是以“反者道之动”标明的。老子以此从历史的指向上,或者说,从时间的向度上论说了道,论说了存在。而这在庄子却刚好相反,庄子不关心存在的时间性,庄子关注的是存在的空间性。

历史是时间的,自由却是空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是个哲学家,而庄子是个诗人。哲学关心时间,关心历史,而诗人却只在意自由的有无,寻找存在空间的是否可能。老子庄子对时间和空间如此不同的关注,与歌德和荷尔德林的相异之处,非常相像。在歌德的《浮士德》里,历史的指向和其人道立场的二律背反,非常清晰。相反,在荷尔德林小说《许佩里翁》里,许佩里翁和北腊民的对话,纯粹是心灵与心灵,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谈。

生存的随意,存在的诗意,是相互相存的。老子强调的知常守朴,与庄子抒发的诗意逍遥,互为印证。在生存上越是淡然处之,存在就越显得诗意盎然。老子言说的道,其浩瀚在于,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庄子式的逍遥,其潇洒在于,可像无用之树那样,随意置身广漠之野;也可像庄周梦蝶那样,分不清是在梦幻里,还是在现实中;分不清谁是庄周,谁是蝴蝶。

老子、庄子和歌德、荷尔德林之间的这种区别,又同样体现在他们与其他西方人文景观的异同上。比如,贝多芬的音乐世界是如同老子那样浩瀚的,但在以月光般的诗意为特征的肖邦音乐里,也同样有着贝多芬式的激昂成份。贝多芬曾经向拿破仑表达过敬意,肖邦的作品会突然洋溢一下波兰民族因饱受屈辱而滋生的革命情怀。伦勃朗的绘画是深刻的,但在其著名的暗色调里面,却凝结着荷兰商业文明起步时的少年老成。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有着老子庄子都难以企及的天真无邪,可是在唐·吉诃德面前站立着的,却并不仅仅是一架古老的风车,而且还是整整一部现代文明史的血腥和野蛮。即便塞万提斯本人,也因此饱受磨难。更不用说,但丁在《神曲》中,对女性和爱情所怀有的巨大偏见。老、庄般的彻底和纯粹,在西方的文化世界里,直到凡高的绘画和卡夫卡的作品问世,才获得相应的表达。其时,西方的文化已经走了将近二个回返了。一个是五百多年前的文艺复兴,一个是从文艺复兴走到现代派时代之际,文化巨子们对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作出的与世长存的质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方法东方,东方法西方。水和火的相交,不是悲剧,而是喜剧。不同的文明之间,与其说是冲突的,不如说是互补的。就中国人的文化立场而言,谦虚是应该有的品质,也是走向返者之动的前提。中国的文艺复兴者必须懂得的是:从名家的“白马非马”、“坚白论”里,没能孕育出西方哲学的思辨逻辑;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里,也没有发现爱因斯的相对论;从庄子的逍遥里,更没能找到从毕达哥拉斯到黎曼的几何空间。同样的一根抛物线,在西方被引向高等数学引向人造卫星引向登月探索,在中国却被姜太公用来钓鱼,而且一钓就钓了几千年。就存在论的意义而言,中国的文化史走到老庄时代,基本停格。生存在艰辛地延续着,存在,却渐渐地趋于泯灭。

老、庄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差异在于与基督的对比。《圣经·新约》强调宽恕和博爱。基督的博爱一旦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慈悲就会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文教养。在美国,这样的教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在面对9.11和维州理工校园血案时,源自内心的慈悲,呈现为美国民众的宽容和理解,显示了以这样的心胸为根基的美国文化的心灵力量。基督的博爱是经由血祭渗入人心的。耶稣因为被钉上十字架,成了爱的化身,也成了宽恕的象征。而老、庄式的自由思想,即便是嵇康的鲜血,也没能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不言而喻的人文精神,反而被人一再的歪曲,一再的遗忘。及至如今,借助西方文化的参照,重新开启中国二千多年前的自由思想之库,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老、庄的思想,全都已经变得模糊难辨。西方的学术之所以发展为科学,是因为思想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中国的学术之所以成为皓首穷经的生存手段,是因为思想在专制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合谋之下,被不断地剿灭。结果是致使自由不再,心灵枯萎。当老、庄被重新作为思想谈论的时候,自由竟然如同干涸已久的河床。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然而,即便如此,老子的思想光谱和庄子的诗意逍遥,如同高山流水,无以遮蔽,也不可磨灭。老庄的自由思想虽然没能发展成一部文明的历史,却因为其纯朴的自然品性,成为任何一部文明历史的永恒参照。这是老庄思想最为深邃的文化底蕴,也是老庄思想最为恢宏的存在架构。在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老庄思想被不断地篡改,被不断地歪曲,被不断地边缘化,但老庄思想依然如如不动地与山河同在。尤其是当一部长长的专制历史行将终结之际,老庄思想变得越发动人,更为夺目。正如孔子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沉沦,上升为高山。老庄却因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将再度从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海底崛起。事实上,不仅是老子庄子,也不仅是孔子孟子,当年所有的先秦诸子,都会在一部颠倒黑白的专制历史行将终结的当口,纷纷回到各自原有的历史位置上。就此而言,历史确实是公正的,一如时间总是弯曲的。

2008年10月14日星期二

大学预备班

外甥女梅盈今年十三岁,被选拔进大学预备班(University Transition Program)了。两年后她读完预备班进大学,只十五岁。她妈妈是我在北大荒农场中学当教务主任时的高一学生,七八年考入上海的大学时,也才十六岁。不过,梅盈进大学的年龄,将比她妈妈还得早一年。

梅盈自小聪慧。因为出生在日本,讲一口流利日文;到加拿大后,又向她姥爷学中文,不但学到能读能写,还能看中文电视连续剧,进入剧情后,竟陪着角色一起掉眼泪。小学三年级时,梅盈跃跃欲试,居然出马竞选校学生会主席,我曾替她出谋划策,做她的“竞选助理”。老师发现她不一般,怕耽误喽,遂推荐给市教育局办的小学尖子班(Multi Age Cluster Class),当天才儿童来培养。

关于“尖子教育”、“天才教育”,历来争论多多。人的智力打哪儿来?是先天遗传得来的呢,还是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造就的?遗传学派认为,在智力的发展中,遗传的力量超过环境的力量。他们以各方面的杰出成就作为衡量高能力的标准,发现杰出者的亲属成为杰出者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成为杰出者的概率高。在教育上,遗传学派主张能力分组和因材施教。环境学派则持相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差的儿童,一旦被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养父母收养,与生活在原来家庭环境中相比,智商会有明显的改善。因此,环境学派强调早期干预和优化教育环境,以提高儿童的智力水平。显然,两派观点见仁见智。遗传的力量固然不容忽视,良好的教育环境也不可或缺。

温市教育局开办的这个大学预备班,就是在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整个“天才教育”计划(幼儿园到中学)的一部分。它由市教育局出面,与卑诗大学及省教育厅合作,开办至今已十五、六年了。大学预备班每年限招二十名少年学生,十名选自本市,另外十个名额则留给省里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但招收工作奉行宁缺毋“滥”的政策,历年来鲜有招满二十名的,今年仅招了十七名。整个招收过程十分严格,除了让申请者提供学习成绩单和历年所获奖项外,还要审查学生的英语、数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主要学科的作业、作品。此外,申请学生必须参加专门设立的心理-教育评估测验,并递交一封说明自己入学动机和学术兴趣的申请信。在首轮筛选后,有幸入围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又得和招生委员会的教育专家面谈,共同商讨对孩子最有利的学习和教育计划;同时,参与招生的心理学家们随堂听课,深入候选学生的课业活动,观察他们课内课外人际交流和情绪反应的水平。最后,在对候选学生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才决定入选名单。

梅盈进大学预备班后,学习进度较普通学校明显加快,课业要求和学术标准也非常高。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学预备班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不仅重视传授核心知识和技能的深度和广度,而且特别强调交叉学科融合及创造力、批判力的培养。预备班设在卑诗大学校园内,有些课程由卑诗大学的教授亲自执教,大学向预备班开放图书馆、实验室等教育设施,预备班的学生还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亲身感受大学生活,直接与大学生们互动,在优良的教育环境中,吮吸知识的养分。

学业负担重了,压力大了,但是梅盈没变成小书虫。尽管功课很忙,她仍不放弃心爱的芭蕾舞和钢琴。除周末的钢琴课外,每周三个晚上,她坚持去古兰湖岛上的艺术伞舞蹈学校学跳芭蕾舞。如今,梅盈已经和莫斯科来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同台演出《核桃仙子》(Nutcracker)了,从饰演小老鼠、Party Girl,到雪花仙子,她的舞技在不断提高。

昨天中午,我去学校看望梅盈。她刚考完SAT,从考场回来就兴致勃勃地引领我参观教室。我边走边问,考试难不难啊?不难!今晚还去跳舞吗?跳!那爽朗的回答,那充满稚气的笑容,使我看到,一棵幼苗,正在阳光雨露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小梅盈定会出类拔萃的,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学术上。

2008年10月12日星期日

取名

江湖上的人,为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常常要声称自己“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然而,在北美生活的华人,虽然很少有改姓的(出嫁女士随夫姓的除外),但多半会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取英文名字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赶崇洋的时髦,而是入乡随俗,让别人容易称呼。

我也有个英文名,叫彼特,就像中国名字中的“向阳”、“建国”一样,很流行。不管人家打哪儿移民来,东欧的,南亚的,中东的,更甭说土生讲英语的,这名字,耳熟,易记,爽口。但在公司工作时间稍长,同事们慢慢地更乐意称呼我的中文名。我中文名中有一个x音,不好念。他们呲牙咧嘴地练,发音仍不准确,有时我都觉得难为了他们,他们却乐此不疲。手下有人更饶有趣味地打听我的中文名字有什么特殊含意,我煞有架式地向他们摆唬,咱中国人的名字,含意丰富,上下五千年,一般都可以引经据典,追本溯源,找到出处的。哪像你们,什么房子(house)、花朵(flower)、木工师傅(carpenter)之类的, 都可以拿来当名作姓,整一个字:白!没历史,少文化。他们听了,竟如小鸡啄米般点头。

儿子七、八岁时,自作主张,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叫Dennis(丹尼斯),还让我们花钱在政府注册,成了正式的法律用名。对这个名字,我和太太都还觉得不错。取其中文写法中的“丹”字,跟儿子中文名“奕青”中的“青”字相配,合“丹青”一词。“丹青”这个词好,寓意深。

首先从颜色上讲,“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可以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画卷。陈子昂的诗“山水丹青杂,烟云紫翠浮”,描绘的正是这种丹青之妙。其次,丹青色艳而不易泯灭,故常比喻之矢志不渝。人只要“结意丹青”,有了“丹青之信”,设定的目标,经过努力,总是可以达成的。最后,丹青二字还可以喻指丹册纪勋和青史纪事。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讲的就是时事维艰的时候,要讲正义,要有气节;人活一辈子,虽不求纪勋丹册,亦应留名青史。这些都是平时我们从名字入手,微言大义,循循善诱,教育儿子要养成的品德。

从去年开始,儿子对自己的中文名字更在意了。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科研论文,觉得署名中有中国元素,可以增添其独特性,不易与别的作者混淆;二则儿子对自己的文化传承,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一次电话中,儿子一再追问他中文名中的“奕”字作什么讲,并要我给出例句。我中英文夹杂着向他解释“奕”字的若干含意。他嫌我在电话里没讲清楚,便请求我再做一下research(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用email(电子邮件)发给他。下面就是我不久前发给他的email节录:

奕 Yi

Its original meaning was: great - 本义:大。《说文》中说:“奕,大也。”

In Chinese it may have other four applications as follows(它衍生出如下四种含意和用法):

1. beautiful - 美的。《方言》中说:“凡美容谓之奕。”
2. many times - 重,累。“奕世”:代代的意思。
3. bright - 光亮的。“奕奕”:光亮闪动的样子。
4. age, generation – 世,时代。“今奕”:今世。

Its most common usage is (它在现代汉语中最流行的用法是):

神采奕奕

It often describes(它通常形容):

“glowing with health and radiating vitality” (长得健康而又朝气蓬勃) or (或者)“mellow afterglow” (柔美的晚霞)

Papa

2008年10月10日星期五

相见欢

欢言挽臂牵手,
春满楼。
不忆芳容别后事悠悠。

旅思断,
乡魂乱,
是离愁。
无奈风情两处雁云走。

(O七年五月申城会四十年老友孝增、爱珍夫妇)

一代人

四十年前踏上北去远行的列车,三十年前走回返家上学的路上。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Dark nights gave me these dark eyes,
but I shall use them to seek the light.

谨以顾城的这首诗“纪念”那个时代的荒谬,天真,迷茫和醒悟。

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韭菜馅饼

同事秋菊女士买了房子,就在后院草地的边边角角,培土施肥种菜。各种国内捎来的菜籽都尝试种过了,还是觉得种韭菜来的最容易,土质好,长得肥,割了一茬又一茬,过了冬,来年还接着长。她是北方人,爱吃包子馅饼之类,韭菜便是最理想的馅料。加上她精于厨艺,每回带去办公室的午饭盒一开盖,就会把同事们引得鼻子一耸一耸地嘴角流口水。

一天,她把韭菜鸡蛋馅饼放在微波炉里转着,跑回办公室里观赏同事琳达的结婚像册。回来的时候,馅饼已经被切开摆在桌上,旁边围着老板和其他的同事们,每个人都很小心地捧着一小块在咂嘴。看她回来,大家有点不好意思,老板说:“实在是太香啦,我就做主给切啦!我们只尝四分之一,你不会介意吧?”

老板都说到这份上了,她还能介意吗?再加上自己的厨艺得到赞赏,整个人顿时飘了起来,扒嘴说道:“我怎么会介意呢?喜欢么?要是喜欢,明天给你们每个人做一个当午饭吧。”

没成想,每个人都点头说好,“明天我们都等着你的啦! ”老板竟然对她得寸进尺,“你可以不可以带两个大一点的,我想带回去给我闺女吃啊?”

第二天,办公室里从11点开始就弥漫着一股香喷喷的韭菜味,弄得每个路过的人都会探头张望一下,以为我们改行开伙房了。毕竟同事们没有见过韭菜的模样,而辞典上只有Leek的词,让人想起来的是大葱一样的东西。最后大家干脆给这个好吃的中国菜起名叫“中国草”。韭菜馅饼下到每个人的肚子里以后,大家还意犹未尽,聚在一起喝咖啡,一边讨论怎么样让秋菊给他们做更多的“中国草”吃。她得意洋洋地给他们解释:这种“中国草”是有药用功效的,可以“通气”!这个通气,一时在英语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能让你们打嗝和放“气”,有助于你们的身体健康。

一听这个,大家都吃了一惊,老板很学究的问她:“这个气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会产生呢?你估计是下班前,还是下班后呢?也就是说,我会让你们大家闻到呢,还是回家去让我太太闻?” 还有同事问,那气要是出不来,在身体里会不会产生别的作用?你知道那大概是什么成分吗?......

韭菜吃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只好说:“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一贯严谨的老板仍不依不饶,追着问:“那你,你自己,大概多长时间会产生气?”天哪!秋菊只好敷衍着:“大概10个小时以后吧。”

老板听了,这才放心转身离开,嘴里还在嘟囔:“10个小时?那刚好是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好还好,那个时候不要紧的。”

这一天,小小韭菜改变了我们办公室的“文化”,大家见面不再问:“Hi,how are you? ”而是小声问一句:“你的气出来了吗?哦,还没有?那再等等。”

有厉害的主,从盥洗间昂首回来,很得意地凑过来,悄悄对大伙说:“我放气了,很爽!”然后得意地打一个很大的韭菜嗝,再顺便捏起一颗口香糖。

2008年10月6日星期一

谎言

来北美留学之后几年,导师曾就中国学生的推荐信有造假的传闻向我问起。这着实将了我一军。要是否认呢,那是睁眼说瞎话。承认呢,又如何丢得起这炎黄子孙的颜面?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搪塞过去的。来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不光推荐信,连成绩单造假的都大有人在。这还是在中国教育程度较高的一群人。

一日读到法国作家索尔孟根据其在中国境内游历一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谎言帝国》,感到炎黄子孙的脸上又被狠狠扇了一耳光。可是,脸红之后,还是找不出理由来辩解。 因为谎言酿成的海啸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了。

如今知道奶粉中大规模掺入化工原料,导致数万婴儿患病。还记得去年的因三聚氰胺而死亡的美国宠物事件吗?如果,当时国家质检总局不是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对三聚氰胺事件遮遮盖盖,而是借那个东风,在检查出口宠物食品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婴幼儿奶粉认真查一查,就不会出现今年的毒奶惨剧了。

我太熟悉那片诚实已沦为笑柄的土地了。每个人都在谎言中长大,在谎言中呼吸。假名牌、假酒、假药早已不是新鲜事。职员有假发票,官员有假学历,教授有假论文。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开幕式都有假唱。探求真理的是傻瓜,懂得逢迎上司的才是俊杰。

人都有说谎的基因。而说谎是应该有代价的。说了谎的人,越在高位越应该被整得灰头土脸。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是有让谎言付出代价的道德准则,要是有不让谎言扩散成癌的制约机制,要是有言论自由,老百姓不需要活在恐惧中,不需要用谎言来保护自己。伊战中阵亡士兵的母亲可以在小布什家门外安营扎寨一个多月抗议,还可以竞选国会众议员,试图用法律手段来改写美国历史。人有了明枪,暗箭还有多大用处呢?

中国人并不比别的民族多长了说谎的基因。他们只是不幸降生在了一个谎言为矛、谎言为盾、谎言为硬通货的社会。在位者宁愿信谎言,不愿听真话。被剥夺了向上生长权利的树只能扭曲,而没有被赐予放明枪权利的中国人就只好射暗箭了。在谎言的帝国中,没有纯粹的罪犯,也没有纯粹的受害者。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是始作俑者,每个人也都是牺牲品。谎言已经成了中国的癌。胡温也许是好人,但我能看出来他们每每的言不由衷。他们不敢将中国的真实一面昭示给国人。

胡温尚且如此,州官又会怎样?百姓又会怎样?谎言中诞生的毒奶粉事件还未平息,州官们已经陆续抛出了新的谎言来堵百姓的嘴了。

我忽然为谎言帝国那金碧辉煌的大门想好了一副对联。那是北岛三十多年前写的两句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多么工整的对仗,多么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醒世明言!也许还可以配上一个横批: 你看着办
(hh)

2008年10月4日星期六

新天鹅城堡:未了的梦

远远地看见它了。一阵音调各异的惊叹像潮汐拍岸般地涌满了车厢。

它是梦的童话——新天鹅城堡。蓝天白云下,雾海缭绕中,乳白色的外墙辉映着金色的阳光,灰色的尖顶直刺苍穹。青山翠谷,层峦叠嶂中,童话像梦境般不染凡间烟火,像丝绸般有触手可及的动心。

城堡建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三面绝壁的石峰上,背靠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脉,下临一片清澈透明的湖水,鸟瞰四周缓缓起伏的森林,幽静的自然景色与城堡梦幻般的外貌相互辉映。城堡高约70米,四角为圆柱形尖顶。城堡内部装饰极为豪华,彩色大理石地面的舞厅,金碧辉煌的大殿,名贵的古董、珠宝和艺术品,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一位年轻国王的爱情和永远不能上演的瓦格纳舞台剧。

我沉醉在它的美丽中。它的美丽是罗曼蒂克的,有灵性的,像晨雾一样漂浮在眼前,伸手可及,却又抓获不住;像仙界的音乐,飘飘然飞在半空中,余韵从指缝间滑过不知去向。那些古老的传说,迷人的童话,像精灵般,从屋檐下、草丛中、花叶间,从泉水叮咚的旋律中,从岩间徘徊的日影里,跑出来,在我的身边舞动,把我的心拉回路德维希二世的童年时光。

新天鹅城堡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一个未了的梦。他的童年是与他年轻表姐,后来成为奥地利王后的茜茜公主一起度过的。在他对爱情开始产生朦胧感觉时,他的表姐嫁去了奥地利。茜茜公主的美丽倩影,给年轻王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失意的爱情使多情善感的国王怠于政事,沉缅在瑞士著名剧作家瓦格纳的舞台剧中。后来,他决定修建这座白色的童话城堡,为瓦格纳的舞台剧塑造一个背景,让那勇敢骑士和美丽公主的动人故事能在那里上演。不料,这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当这个城堡就要落成的前夕,1886年6月12日,这个富于幻想的年轻国王最后一次视察了这个城堡的工程进度,在返回慕尼黑的途中,却消失在夜幕中,第二天清晨在湖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而恰恰在此5天前,巴伐利亚国家医药委员会刚刚宣布路德维希二世患有精神病。当时他只有41岁。路德维希的死给他的家人留下了巨额债务,也给世人留下了心目中童话城堡的美丽。

城堡外有一座玛丽安桥,是以路德维希二世母亲的名字命名的。站在桥上,是眺望整座城堡的最佳地点,从这里看到的城堡,最美也最富于梦幻。想像在百十多年前,路德维希二世也曾像我一样,站在这里欣赏恍若童话中的城堡,让浪漫的时光缓缓流逝。

是呵,在纷扰的世界、忙碌的尘世中,难道每个人不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童话城堡?在自己的城堡里,让时间不再拥有任何意义,让梦自由飞翔,让生命孕育更夺目的光彩。

2008年9月28日星期日

爱国与奶粉

我在国内的朋友,不少是成功人士。别人称呼他们,不是带个“长”字,就是带个“总”字。

我的这位朋友A总,酒店有两家,餐馆有五家。上次我回国,他开着奔驰车来深圳接我,到他的城市去玩。他的城市原来只是小县城,如今已经高楼林立。介绍他的城市,A总少不了带着一种自豪的口气。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尤其是建设得这么漂亮的家乡。他劝我:回来吧,在自己中国人的地方,活得神气一点。确实,跟他走在一起,我头也抬得高一些,也感受到什么叫受人尊敬。后来的酒席间,A总当着众人的面,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口气开导我:“你有这个才能,不要一辈子给洋鬼子卖命,要留着点生命,建设自己的国家。”

饭后顺道到他家里,见到他的太太。我没敢问他原来的太太哪里去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不能显得这么老土。他的太太,现在的这位,确实有气质。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赏心悦目,觉得与众不同。A总说她是某个艺术院校毕业的。他们的小女儿刚出生没多久,保姆在调奶粉。A总说,女儿的奶粉都是让手下从香港买回来的,丹麦原装,算起来比国内的奶粉要贵三倍。当时国内的婴儿还没开始结石,所以我对奶粉的事情也没留意。我当时只是觉得A总的思想有点不协调:中国是要爱的,中国奶粉是不能吃的。

现在仔细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爱国的感情就像一种宗教信仰,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理智。爱了就爱了,也不问为什么。毕竟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毕竟是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发源的地方。选择奶粉是一个生活问题,事关营养和安全,要用脑袋比较。爱国和奶粉,是两个层面上的事,互不关联。你可以对尼康的单反相机爱不释手,但不一定爱日本。你可以享受奔驰车的舒适,但不一定爱德国。你可以喜欢看荷里活的大片,但不一定爱美国。你可以爱中国,但不一定要喂女儿三鹿奶粉。如今中国奶农的日子很难过,牛奶卖不出去。如果有人突然下一个规定:你爱中国,就一定要喝三鹿牛奶,那我想很多中国的爱国者都会声明不爱国了。(tby)

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

迷糊老张

老张说,缇立亘商场边上新开张了一家馆子,请我去那里吃饭。我跟着他七拐八拐找到那家馆子。门楣上悬块朱匾,上书“老四川”三个金黄大字,俊朗飘逸,秀色可餐。铺面不算大,客人不算多,小二倦于走动,等一个多时辰,饥肠辘辘时,送上来两盘炒得通红通红的东西。老张吃得唏嘘哈欠,我则一口都不敢尝,只管往嘴里扒干饭。吃完饭,老张一抹嘴说坏了,忘了带钱出来,怕被店家扣住。我说我有,赶紧掏钱付账。那顿饭成了我请他。

老张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绝对是一个怪人。从前,他在北京中科院搞科学史,八十年代中期公派出国,来到中部草原省的萨斯卡通大学念学位。一年后,把老婆接来陪读,没成想,老婆后来跟计算机系刚毕业找到工作的年轻小伙私奔了。老张气得七窍生烟,觉得没脸见人,撂下学位,跑到西部胡天黑地的打工挣钱来了。

老张常犯迷糊。那时我周末在一家洗衣厂工作,老张正好失业,我就把他介绍进去了。他的活就是伺候两台工业用大洗衣机,洗的都是老人院的被褥床套等。老张只管装卸:把洗净的拉出来放入烘干机,再把洗衣机填满待洗的物件。等洗衣机和烘干机都轰轰隆隆运转起来时,他老兄坐在椅子上享悠闲,一只脚蹬着前面的椅子,另一只脚跷起来,以二郎腿的姿势将扶手椅往后仰去,仰成一只摇篮。仰着仰着,他老人家在摇篮里面迷糊过去了。等仰角大了,超过四十五度,没能仰回来,一个后滚翻栽了过去。砰!地震般一声巨响。楼上的瘸腿老板,白发苍苍,心脏本来就欠好,受此惊吓,双手一抖抱在胸前,眼镜的一条腿耷拉下来,另一条腿挂在耳朵上,颤颤巍巍地下楼来。老张瞌睡虫跑了,慢腾腾从地上爬起来,椅子扶起放正,自己又跟自己嘀咕,似乎不很满意刚才的表现,在作自我批评。工作场合怎么能随随便便迷糊过去了?老板倒没说什么,工头的脸涨得如猪肝色,挥手叫老张立马走人。

老张是“文革”后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进大学的北京知识青年,面善,脖子粗四肢也粗,力气一把,块头结棍,正看和侧看都是一个尺寸。老张开始在生产连队垦荒种地,跟连长顶嘴,他是一个慢性子,但没按捺得住,急了一下,还是把连首长摁在水泡子里。连里批评他,让他做检查,他不做,就调他下井挖煤。煤矿规模不大,最深打入地下二三百米,都是鸡西、双鸭山这些国家大矿不屑一顾的老少边穷地区,因陋就简,兵团派人开采,自采自用。矿上干活吊儿郎当,却拿一份工资,比连队里修理地球舒服得多。当然,有收益也有风险。挖煤的二三百号人多是各个连队不要的让领导头疼的调皮捣蛋分子,打假斗殴家常便饭,但是对老张,没人敢轻易招他惹他。因祸得福,老张挣一份自在,井下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蹲在那里闭目养神。这时候发生了冒顶,两个跟他一块干活的人来不及躲闪,被滚落下来的煤石砸在那里,老张则躲过一劫。提起这段经历,老张口气舒缓,目光游弋。都是好煤啊,沉了一会儿他说,火柴一划就能点着,一直燃成灰烬!

他对北大荒怀了一份复杂的情感。那是一块黑油油的土地,森林煤矿,无尽的大豆和高粱。他在那块土地上面耕耘,他也在那块土地下面劳作。白山黑水,耗去的都是沉甸甸的青春年华,洒下的都是滚烫的汗水。汗水掉在地上摔成八瓣,青春便一去不复回。前后十余年,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长成了大老爷们,磨去了棱角,磨没了脾气,不文不火,迷迷糊糊,干什么都不在乎,一慢二看三通过,宁等十分不抢一秒,实际上他大智若愚。

温哥华的秋天阴雨连绵,老张找到一份上山栽树苗的活。活很累,住工棚,但挣的多,一个秋冬仨俩月,干好了,能攒好几万。白天风里来雨里去,晚上回到工棚睡觉。老张睡上铺,不停地用手抠着自己的两只光板脚丫子。他脚上长湿气,痒,抠下一层又长出一层,抠下来的皮屑若断若续,天女散花一样从上铺飘落下来。下铺睡着一个老外。老张抠下来的东西有一部分就落在老外的床上。老外很疲劳,一次次掸去床上和枕头上细小的不明物质,想都不想倒头就睡,

老外后来还是发现了老张这个嗜好,很生气,向他“丫挺的”讨说法,希望他“丫挺的”不要再往他床上抠脚。老外很少这样发火,很少这样大声说话,这一次看来是真的动怒了。老外一生气,老张的脸上就挂不住,鲤鱼打挺从上铺跳下来,涨红着脸站在外国友人跟前认错赔礼道歉,并且作出保证。老张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一点用不着怀疑,老外立即受了感动。但是老外不在时,老张的脚又痒了,忍耐不住,伸手去抠,完全忘了自己的保证和老外那张生气的脸,重新沉醉在无尽的抠脚享受中。

以后我老婆孩子来了,家里家外,读书打工,忒忙,和老张的联系渐渐少了。起初,我还能隔三叉五地把他叫家来吃个饭,后来再请他,竟找不到他人了。听熟人说,老张回国了,不过没回北京。

记得曾听他说过,他不喜欢京城,虽说那里文化底蕴厚重,可那是对红墙内的主子们而言的;红墙外面,还是吆喝的、抬轿子的和耍贫嘴的多。老张不好虚荣,讨厌轻浮,喜欢返朴归真的一份朴实。迷糊,也许正是他观摸尘世的一种独特方式吧。

今天我写他,只是为了怀念他。天涯海角,不管老张现在哪儿,我都祝福他。

2008年9月21日星期日

炒股

我不炒股,也不懂股该怎么炒。但我买股票,每两周买一回本公司的股票,坚持十多年了。买本公司股票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本公司经营好坏,自己最清楚。若对公司没信心,不要说买它的股票,早就拍屁股开溜了。第二,“大河有水小河满”,这点道理,咱懂。出点血,既为本公司作微薄贡献,也希望藉此“发一把”,退休后日子兴许更“滋润”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为了鼓励职工买本公司的股票,职工出一元,公司会补贴五毛。这笔帐好算,股票即便不涨,只要不跌,尚有五十仙收益。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02年公司股值一度冲到46元,创历史新高。新任总裁踌躇满志,掷重金兼并加拿大第三大手机服务公司ClearNet。并购做成了,公司藉此由地区性公司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强,却背上了一屁股债,因而公司财务的信用等级受影响,股票市值开始一路下滑。

当跌到每股三十元时,公司内开始人心惶惶,不少同事着急忙慌地把手上的股票抛出去,生怕以后亏大了。我也犹豫过,转念又琢磨公司不该一蹶不振,一路黑走下去的呀。虽说公司业务打进东部贝尔公司(Bell)的腹地有困难,但公司在西部苦心经营、盘根错节几十年,网络设备、无线宽频,数百万客户,年营入7、80亿,不至于象“新经济”时代的纯电脑软件公司那样被“泡沫”掉吧?!仅凭着这点信念,积攒数年的股票,硬没出售。

接着,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目标首先是年近退休的工会工人。对工会工人,来硬的不成,公司便鼓励他们提早退休。早退的,不但退休金不打折扣,还一次性补偿两年薪金。这一招诱惑力极强,工会职工一下子自愿走了五、六千人。勃伯是给公司干了三十多年的老技工,正跟着我学做宽带联网的数据库呢,听了这“好”消息,立马签了退休文书,扔下手上的活计,美滋滋地与我告别了。等他带老婆到欧洲逛一圈后,来了电话,告诉我在本地另一家电话公司找了一份合同工。我说,老兄何苦呢?退休金还不够花吗?!他打岔道,炒股弄丢了不少钱,堤内损失堤外补哇。

这一波裁员后,公司仍起色不大。没多久,股票市值又跌去了一半,仅剩十五、六元了。部门里,爱德华是玩股高手,经常在工间休息时,与他的投资经纪人商讨股市行情和应对策略。之前他还老神在在,一幅运筹帷幄的模样。这时,他再沉不住气了,电话里连声责怪投资经纪嗅觉不灵,判断不准。组里的几位年轻姑娘都是爱德华的炒股“粉丝”,风闻爱德华已将公司股票尽数售出,亦赶紧如法炮制,还风风火火地跑到我办公室,带着同情和疼惜的表情,打听起我的行情来了。说实在话,那时我也懵懂,眼看公司股票仍有继续往下掉的势头,王顾左右而言他,心里想横竖砸锅了,干脆破罐破摔,随它去吧,权当打水漂了。

不久,公司又起动新一轮机构精简和重组。精简和重组必然伴随裁员。这一轮裁员完全是冲着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阶层来的,手法既狠又毒。某个周一的早晨,几百名工程师和经理刚上班,踏进办公室就被告知打道回府。公司的专业人员和经理都是非工会雇员,不受工会组织保护,即便弃之如履,实也无可奈何。傍晚,以前一起开发门市部销售系统时的同事老沈打来电话,告之夫妇俩一起被炒了鱿鱼的消息。他俩出国前是南京大学高材生,老沈在日本读的计算机硕士,太太小潘则是SAS专家,在美国拿的统计学硕士学位,技术水平自没得说,但两人竟“同归于尽”。所幸,这轮裁员大火没烧到本人头上,不然,这故事就没法往下写了。

最后,公司股票跌到六元,才止住跌势。用不着细算,多年积攒的股票,基本上血本无归了。但我没“气馁”,别人早已不再购买本公司股票了,我继续买,从每两周发一次的工资中,抽出一笔钱来买公司股票。过去花一百元只能买两、三股,现在却可以买十五、六股。我觉得划得来,以后哪一天公司股票反弹回来的话,指不定赚了呢?!我似在做白日梦……

白日梦竟会成真。前些年,手机突然大行其道,公司手机业务蒸蒸日上,每年营收逐渐超过了有线电话的收入。管理手机业务的头头差不多都是以前并购ClearNet时转过来的。他们年轻,能干,有魄力,有见识,为公司的无线网络建设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无线通话的质量连年被评为北美第一。不出两年,公司股票的市值节节回升,稳步恢复到2002年并购ClearNet时的水平。

我的落难股票总算挺过来了,不但没赔,反而赚了。组里的姑娘们直呼神奇,后悔当初抛售股票时的轻率,于是纷纷向我“取经”,我故弄玄虚地念了一句股神巴菲特的话:“海水退潮的时候,就知道谁在裸泳”。她们听了不觉哑然失笑。

前年末,贝尔电话公司宣布欲对公司财务实行信托管理,本公司认为是个好办法,这样做可以减低公司营收税,因而增加利润,遂即登报申明仿效。随后,别的行业的若干大公司也紧步跟上。商界一片哗然,然而股市看好,反应积极,加上公司季度经营报告显示利多消息,股票暴涨,冲破60元。来年一月,我看股值已达到64元,当机立断,当日出售了手中三分之二股票。谁知,第二天,联邦财政部宣布禁止公司财务信托管理的做法,因为这将危及联邦财政收入,股价马上应声下调,公司股票一天内跌了近十元,过后几天继续小幅下调,终于稳定在五十元上下。

这一番股市遭遇战,爱德华看得“目瞪口呆”,觉得我能“明察秋毫”,在联邦禁令和股市下跌的前一天,于最高价位抛售大部分手持股票,“简直不可思议”,直呼“英明”。我佯作擦额前冷汗状,朝他拱手作揖,连声说“三生有幸”。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词趣

工余如闲云野鹤,在网坛上搜词索句,已成癖好。海外华人中藏龙卧虎,不乏诗词高手。他们吟诗填词,不为讨生活,不为图恩宠,更不用害怕碰撞N项基本原则,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吟唱和对,妙趣横生。近来lucky,小有斩获。所录四词,虽稍逊格律,微欠工整,但婉约豪放,亦能回肠荡气。

一位网名为“耐寂轩主”的词人用自度的曲牌《玉甸凉》写旅游健身的:

暑热初消,金风渐起。
又偕游,净月潭水清山翠。
万壑林涛传鸟唱,松鼠跳枝相戏。
斩浪飞舟,披云乘缆,撩拨胸中豪气。
五尺绳床,氧吧间,小睡身融天地。
胜友良辰,人生能几。
一时间,将十丈黄尘尽洗。
浓抹艳妆雕琢累,爱此天然佳丽。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大抵不过如此。
朗啸高吟,情动处,浑忘老之将至。

剥珉子的《沁园春.路上》以口语入诗来写物欲世界中的社会生态:

路卷嚣尘,人走车飞,一片大忙。
看来男去女,眉含焦虑。游人处士,面带沧桑。
不问年龄,无分肤色,为了生存各近狂。
常言道:若不为豺虎,便是羔羊。
双赢究属装璜,到最后,终分阴与阳。
用文明阐述:优存劣汰。撕开来讲:弱肉强粮。
历史无情,兴亡有据,哪有桃源共汉唐?
君须记:莫心存侥幸,忘了图强。

“一叶轻舟”的《贺新郎.戏拟网坛》写网络——虚拟世界的:

此处真奇幻。
尺盈间、众生百态,眼花缭乱。
密鼓紧锣云集了,各路江湖好汉。
文武艺、轮番操练。
拱手相逢君子礼,且休言、谁贵卑贱。
申所欲,忒方便。
有时也会双开战。
却原来、书生意气,笔头恩怨。
河伯一朝临北海,难免望洋兴叹:
掷笑柄、为方家见。
网上高师随处是,再无须、立雪程门院。
如此想,挺划算。

海外插友“山菊”女士的《喝火令.种菜》写出了俺西隅家居生活的情趣:

十载洋插队,西园四季芳。
茼蒿莴笋慰乡肠。
带露采筐瓜豆,分把众邻尝。
不为铜钱短,挥锄寿且康。
居家种菜也文章:种下诗情,种下友情秧。
种下一些希望,转眼绿成行。

2008年9月1日星期一

教子

我教子严。儿子也说我凶,这我承认。凶有时就是严的代名词。但我再“凶”,自小到大,从没在儿子身上动过一根手指头。体罚,不是我的教育“风格”。太太争辩说,你用不着动手,两眼一瞪,就够吓死人的了。

还在上小学英语预备班(ESL )时,我让儿子背九九乘法口诀表。小孩贪玩,不肯好好背,我容不得,非要他背了再玩,只几天,就滚瓜烂熟了。周末带他到社区图书馆去,借了一大堆书和录像,恨不得他隔天就读完。他写的英文作业,我都会一一过目,帮他修改,还要他照样重做。在我的眼皮底下,马虎,得过且过,不求上进,都是最容忍不得的毛病。那些毛病是决不能在我孩子身上存在的。因此,儿子从小学起,就养成了做任何事都认真的优点。他心灵,手巧,肯动脑筋,无论作业,还是手工制品,都堪称一流。他五年级时的班主任(Classroom Teacher)博克斯先生称赞我儿子,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完美的”。

儿子上中学时,跳了一级,我仍嫌老师教得慢。那会儿,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周末才回家。我就向学校借来高年级的数学课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把两到三章内容给儿子提纲挚领地讲解一遍,便布置一周的作业,要他在下一个周末我回家前完成。若有殆慢,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会严厉批评的。在我督促下,儿子在十年级(高一)时,学完了中学数学,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省考。接着,我想继续用这种快速家教的方法,帮助儿子尽快学完高中物理和化学,但他的数学老师,也是学校副校长,不赞同我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妨碍孩子全面发展,我觉得有道理,就此打住。

但我仍然严格监督儿子的学习进展,一旦发现成绩不理想,就会追查原因。上十二年级了,开学一周后,儿子突然告诉我们,学校没让他进快班(Honor Class),他只能在普通班上课了。我们怀疑孩子学习上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到学校问老师。原来,学校里新进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却进了快班,连年被评为优秀学生的儿子倒被编入了普通班,搞了一场乌龙。然而,儿子却不骄不躁地在普通班里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没有丝毫不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品德。孩子谦和稳重的作风,是我非常欣赏的。

早在中学毕业前,儿子就被本地一所名列前茅的大学无条件提早录取(Unconditional Early Admission),还给了奖学金。自孩子上大学后,我便不再过问他的学习情况了,连他的成绩报告单都不看。那是我有意这样做的,因为我认为孩子已经走上了正道,现在到了该他自由飞翔的时候了。虽然有时我们仍会聚在一起,聊聊孩子的专业选择和深造计划等,偶尔还会谈谈他结交女朋友的情况,我都只是提供自己的一些看法,供他参考,不再有居高临下训导的强势态度了。

其实,我很了解自己,表面上很凶,有时不免吹胡子瞪眼睛,在该做到的事情上,容不得半点含糊,心底里则慈弱得很,总担心孩子做不好,出差错,会吃亏。儿子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喜欢骑自行车上学,路上要穿越好几个红绿灯,我担心安全,想一路陪伴去学校,他不愿意,怕被小朋友们瞧见了,觉得丢脸。我只好尾随他,还不能让他看到了,远远地目送他进校门。为了了解他在学校的情况,怕他生性胆小,不善于跟同学交往,好多次,我会抽出时间到学校去,在操场上,或从教室窗户里观察儿子表现。当我看到他在运动场上欢快奔跑,在教室里踊跃发言时,才放下心来。

还有,尽管我教子严格,但也有一个软肋,那就是物质上儿子要求的东西,我都会尽量满足。有时候,用不着他开口,只要我了解别的小朋友有的,我都会主动买来,送给他。这多半跟自己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自己想要的东西有关。我不愿意让儿子在心理上留下与自己一样的缺憾。太太的教育态度则不同。

太太把儿子接到日本后,对他说,我们现在变穷人了,妈妈不可能像在国内那样花钱给你买东西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物价贵,靠太太的奖学金,买一片孩子喜欢吃的西瓜都得咬咬牙。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商场玩具部,尽管他欢天喜地,玩弄各种玩具,最后他会在再三比较掂量后,拿出一个仅值数元钱的小玩具,征求妈妈意见,是否可以买下。孩子节俭朴素的好品质,就这么自小养成了。

儿子进大学后,冬季喜好上山滑雪。他那件用了多年的滑雪衣,陈旧了,不防水了,我打算替他买件新的。周末,儿子要到设在商场里的邮政所打工,我俩顺便先去运动衣商店购衣。我挑了一件价值六百多加元的名牌滑雪衣,对他说,要买就买件好点的,使用时间可以长一些。儿子说太贵了。我说,这是爸爸出钱,算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他执意不要。我都让售货员开票了,儿子坚持让我退了,换了一件三百来元的。那件滑雪衣一直用到儿子大学毕业,去剑桥读研究生前。

现在,儿子在剑桥读书的奖学金有欧盟给的,也有加拿大政府给的,非常优厚。此外,他还为设在剑桥的微软科研中心做intern,每月收入另有三千多英镑,合六千多加币,生活上应该是很宽裕的。但是,每周一次我们与他通电话时,再三嘱咐的,没别的,就是要他舍得花钱,吃得好点,不要太节俭了。节俭,真的是好品质吗?我竟然有点糊涂了。

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爱的种子

1. 我出国那年,儿子青青才四岁多。太太带着他送我到机场。进候机厅前,我抱起儿子,想跟他告别。他把嘴贴近我的耳朵说:“爸爸,侬勿要走好勿啦?”我安慰道:“爸爸去加拿大留学,很快会回来的。”他不说话,小手搂紧了我的脖子。

2. 太太相继去日本留学后,青青寄养在好婆家。一年后,太太回上海接儿子去日本。才分别一年,太太在好婆家见到儿子,抱着他泪流满面。青青显示出很懂事的模样安慰妈妈:“青青现在已经不大想妈妈了。”太太脸上的泪更止不住地流下来。

3. 两年后,我们在加拿大团聚了。我仍在读书,太太在市中心一家酒吧洗碗,挣钱养家。晚上九点多,我带着青青开车去接他妈妈下班。进酒吧厨房,我们能看到酒吧大厅的哄闹场面。回家路上,青青认真地“嘱咐”他妈妈:“妈妈,在那里工作要当心,不要出事噢!”太太答:“青青放心,妈妈会小心的。”

4. 外公外婆来加拿大探亲时,青青才上小学三年级,见到外公外婆可高兴了。他知道外公打了一辈子太极拳,在学校手工劳作课上,把太极两个字的英文刻写在一块木板上,送给外公。外公生前一直珍藏着。外公去世后,我们把它带回加拿大,留作纪念。

5. 外公病重住院那年,青青正读高中。我们原本打算暑假带他去欧洲旅游,给他增长见识的。但青青说,欧洲以后还可以去的,不回去看外公,可能看不到了。青青回去见了外公最后一面。往后,每次青青回国,都会去龙华公墓给外公献花,致敬。

6. 阿爹(苏州人对爷爷的称呼)癌症晚期的消息传来,正值国内沙斯高峰期。青青一再要求跟我们回去探望阿爹,但他正处在临近高中毕业的紧张关头,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由我代表回国探视,太太留家照顾青青生活。阿爹去世后,青青为此对我很有意见,生气、抱怨了很长一段时间。

7. 青青进大学读书了。他心里惦记着国内生病住院的外婆,计划在放假时回去探望。但不幸的是,外婆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太太从国内打来电话的时候,青青正好放学回家。在上楼时,我对他说了外婆去世的消息,他初一愣,然后一言不发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等了好大一会儿,我见他在屋里不出来,便轻轻推开门,看到他双腿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头埋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又悄悄地把门关上,没敢惊动他。

8. 青青有个洋外公,快九十岁了。去年,青青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了,临行前,他特地买了水果糕点,开车,坐渡轮,到岛上去探望他的洋外公。洋外公的父亲曾在剑桥读过书,这一老一少很谈得来。他们之间往来的电子邮件,比给我们的详实多了。

9. 自青青能通过打工和做Co-op等挣些钱起,每逢节日,他都会悄悄地买了礼物,送给爸爸和妈妈,事先都不声张。去年母亲节时,他在英国从网上订购了一个花篮,递送到家,他妈妈高心极了。今年父亲节,青青正忙着做硕士论文,还特地打来电话表示问候。上个月我生日那天,他不但打来电话,还寄来了在莫斯科旅游时买的一顶别满了勋章的军帽。他不认识中文,更不会写,但他通过查字典,居然在贺卡上歪歪扭扭地写道:“爸爸,生日快乐!您快到老年纪了,所以我要祝您身体健康!因为你喜欢帽子,请收这个苏联带来的礼物。”

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

劫难

人的一生好像免不了会遭遇一些劫难的。我快到耳顺之年,闯荡海外近二十年,这辈子天灾人祸,抢掠窃盗,什么都经历过了。活着,似乎并不容易哦。

最大的劫难,莫过于战争了。一九六八年中苏交恶,为黑龙江上珍宝小岛的主权爆发冲突。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还下达了一号通令,准备开战。我所在的农场离珍宝岛不远,知识青年都给整编起来,除了挖防空洞备战,就是紧急集合在雪地上搞拉练。幸亏后来仗没打起来。仗若打起来的话,在原子武器时代,我们必成炮灰无疑。那样的话,今天的家,老婆,孩子就都不存在了。

除了战争,便是天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三年,全国范围闹灾荒,农村颗粒无收,哀鸿遍地,饿死了千百万人。城里人没米没菜没肉吃,三顿合两顿,在清水面片儿汤里撒点盐糊口。六二年小学毕业前体检时,发现我得了肺结核,营养不良造成的。我是班上优秀生,班主任老师疼爱,拉着我母亲的手掉泪。

其实,那个天灾,有一半也是人祸造成的。自五十年代末始,每年搞运动,上下整肃,人心惶恐;大干快上,好大喜功。老天还不惩罚你?五七年反右派时,年纪还小,但记事了,记得跟爸爸到局机关去,楼上楼下都是大字报,具体内容读不懂,但知道是“反右派”。后来上中学了,管学校阅览室的陆星南老师是摘帽右派,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当右派后被迫离婚,从此再没见到老婆和孩子。

五八年搞大跃进,处处设炼铁炉,说要“超英赶美”。以前家里有一个小铜盆,是我们小孩子洗脸用的,后来不见了。弄堂口的大铁门也给拆掉了。那些东西都被当作“废铜滥铁”上交,大炼钢铁去了。过了一年,彭德怀觉得不对,上书毛泽东。毛泽东龙颜大怒,不但彭元帅挨整,还在全国政府官员中搞清洗。岳父是福建省委干部,因为讲了大跃进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话,被打成右倾,仕途受阻。

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接踵而至。连续十年,不间断的抄家、关押、批判和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死于非命。不计其数啊!究竟死了多少,至今没人能讲出个数字来。老百姓讲不出来,政府如今热衷于大干快上,无心去查,或者有数据报不出口。“文革”中,我家“成分”算好的吧,父亲解放前学徒出身,以后替荷兰电讯公司送电报,属“苦大仇深”之类的,因为是保守派,还有“历史问题”,险些被造反派抄了家,为此我们全家提心吊胆了好多天。学校里老师们受冲击更大了。老师中有的受不了批斗和凌辱,跳楼的,上吊的,还有落井的。老师死了,学校不上课了,我们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用劳动消费青春,用汗水“改造思想”。这一去,不是三年、五年,而是整整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呵!

四十岁那年,有机会出国。来到加拿大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放下身段,一边刻苦攻读,一边打工养家。皇天不负用心人,终于东山再起,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可心的专业工作,买了房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今在加拿大快二十年了,既没遇上什么反右文革,也没碰到什么大干快上,日子过得舒适安逸,平和无虑。人都说加拿大的生活节奏慢。慢有什么不好?快了,反而提心吊胆。快慢都只过一辈子,还是慢点的好。在这儿,国家大法《自由与人权宪章》并不是花瓶,政府也不搞诸如“三个先进”、“八荣八耻”之类的学习运动。你不关心政治,没人说你“思想落后”;你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找你麻烦。赚得多了,没人奈你何,只要按规矩交税。赚少了,日子混不下去了,可以要求政府补助;病了,医疗免费;没房住,申请政府廉租屋。只是我家从没享受过这等福利,因为我们有双勤劳的手,这一二十年,虽没发财,也没饿着,每年还能出国度个假什么的。

这个制度很“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制度也有明显缺点,就是养懒人。有一年圣诞节,太太所在银行大家捐钱买圣诞礼物,太太作代表把礼物送到一个吃社会救济的单亲妈妈家。回来后,太太告诉我,她家的家具比我家高档多了,布置也考究得很。不干活的比干活的人过得好,所以有些人更钻社保的空子,拿纳税人的钱去做吸毒之类的事儿。钱不够用了,毒瘾又挡不住,便挺而走险,拦路抢劫,伤害无辜,扰乱社会治安。本人就曾是此类社会疾病的受害者。

2000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我在公司餐厅吃完饭,觉得有点儿困,到公司大楼对面的中央公园去透透气,换换脑。公园占地九十公顷,古木参天,曲径通幽,是公司职工午餐后散步的好去处。散步时别人喜欢三两成群,我则好独自一人图清静。走着走着,刚拐入一个叉道,突然从树丛中蹦出三人,两女一男。男的凶神恶煞把刀架在我脖颈上,两个女的夹持着我,上下搜索,拿走了我随身携带的皮夹,内有各种证件、信用卡和现金。男的更威逼我说出银行户头的密码,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恰好有人散步过来,三个抢匪立马快速逃逸。等我清醒过来,借路人手机叫来警察,他们早已消失在密林之中,无从找寻了。

其实,即便抢匪被抓获了,繁复的法律程序和宽松的惩戒手段,也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抓了放,放了抓,他们仍会屡教不改的。市政府每年在做预算时,总对纳税人说要增聘警力,改善治安,但多纳了税,增聘了警察,仍收效不大。有一年,我们住在本那比山高尔夫球场边的高层公寓里,从十一楼搬到六楼更宽敞的单元。因为在同一座公寓内搬家,我们没请人帮忙,夫妻俩一批一批地在两个楼面之间移动家具。就在那上下移动的间歇,也就约摸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六楼的门被撬开了,刚搬入的计算机和项链手镯等不翼而飞。警察来了,勘察完现场和验了手印后,就打算跟我们说“bye,bye”。我们怀疑作案者在公寓管理层内,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搬家的时间地点,警察听了,耸耸肩,答曰没证据,离去了,从此再没了案子进展的消息。

近些年来,此类拦路抢劫、打家窃舍的事,只能算小case了。像大麻屋、黑道贩毒、帮派凶杀之类的恶性犯罪案件,在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里,早已屡见不鲜。警察束手无策,政府无能为力,若长此以往,温哥华——“人类最适宜居住城市”的美誉恐将徒有虚名了。

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

威尼斯:水都情调

到过威尼斯两次了。记得第一次迈下渡轮,踏上威尼斯的岸边时,心脏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压力锅。众河环绕,它似一个即将沉没的小城,在未来的绝望中,守护着今日的繁华。繁华即将如梦,小巷恰似迷宫,纤纤弱水上,处处是不系之舟。

第一眼我就开始惊叹了。这多么像我梦中的城市啊。马可.波罗游历天下,却难忘这神秘的水乡。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像它那么多愁善感,像它那么脆弱。只要到意大利,就能听到它的召唤。它召唤着具有某种共同心理特质的人,对爱情仍然充满渴望的人们。我看过很多以威尼斯为背景的故事,不是充满绝望,就是充满危险。那些故事都像开在山崖边的罂粟,而采摘它的人们,都在激情之中,刹车不及,倏忽之间,冲入山谷。

威尼斯像一只有金黑色羽毛的大鸟,悄悄张开它的欲望之翼,翅膀不大,也不厚实,却能煽起情感的疾风骇浪。如果我能为它说几句话,那么,请不要用地图了解威尼斯,不要用美食和血拼了解威尼斯,更不要用贡多拉了解威尼斯,请用故事记起威尼斯:它是一个为你捡回原始本能的水都。

说到故事,每一部涉及威尼斯的电影,都是令人心碎的,再怎么美艳,都很悲伤。像《情定日落桥》,两个小情人相约来到威尼斯,他们天真地相信一个传说:只要在叹息桥下,在日落时分,深情一吻,就永远永远不会分开了。那是一个很久远的电影故事,具体情节都已淡忘了,但那女孩对爱情的执着,那种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的坚决,是多么的令人震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浪漫。在广袤世界里,渺小生命中,浪漫的人不顾别人反对,众人嘲谑,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在他人雾霭朦胧的凝视中,孤注一掷,留下了自己的传说。

叹息桥似乎是为这悲情的浪漫而设的。它只是一座窄窄的封闭式的小桥,小到让喧哗的游客都会错过了。别的桥,向天空敞开双臂,而它永远昏天暗地,连小小的窗户,都加上了铁栏杆。不幸身陷其中的人们只能伸出手指,向今生无缘再相见的爱人含泪告别。阳光与爱情,都会成为下一辈子的渴望。人生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是绝望,在一个人的生命与意志力逐渐在阴暗的无人角落里,失助,黯淡,消磨,衰弱。叹息桥不是死亡之桥,而是绝望之桥。绝望的威力,远胜过死亡。

威尼斯就是那么一个充满神秘的激情之城。在它阳光灿烂时,如同一位穿着华丽的雍容少妇,在它阴雨蒙蒙时,足以在刹那间,掀起你生命中种种你自以为早已忘却的忧伤。

有人说,威尼斯,只适合跟情人去。

我以为,这是对的,确实的。

如果,你和情人去过威尼斯,那么,下一次,也只能跟情人去,不管他(她)是谁。这是避免在威尼斯忧伤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一个人漫步在阴雨威尼斯的小巷细桥上……

虽然,那样的忧伤是沉重而难忍的,但在日后的记忆里,一定会幻化成最柔美的惘然。

同与不同

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开幕式上,三千“孔门弟子”手舞竹简,动作划一,齐声呐喊;在现代科技遥控的灯光音响衬托下,缓缓舒展的画卷上重重打出一个“和”字,以此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五千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

突出这个“同”字和“和”字,显然为了呼应胡温“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论语上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意思是说,先王之道以和谐为美,而达成和谐的办法就是“用礼”,小事大事都依“礼”而行,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举止,各守分际,才能和睦共处。

那么,究竟什么是“礼”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礼”不管怎么变化,都是经过统治者认可的、孔孟和后来的主流思想家们极力宣扬的一整套处理差别,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的礼乐典章制度。礼制的前提是,人生下来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必须想方设法,把这种不自由、不平等控制在“等级差别的”的“合理”范围内,不至于闹出乱子来。这实际上也是礼治的意思。礼治区别于军队,监狱等“硬”的统治手段,主张通过“礼教”的“软”方法,和风细雨,潜移默化,使人民接受现实的等级差别,相信统治者“明天会更好”的许诺。

论语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是讲,为和而和,一团和气,稀里糊涂和稀泥,也是不行的。和是有原则的。和必须通过“礼节”的方法才能达到,即以符合统治者需要的礼乐典章制度,节制社会人际关系。君臣父子,长幼尊卑,井然有序,才是“和”的状态。说白了,“礼节行和”就是要教导全民上下追随统治者,安份守纪,唱同一支歌,迈同一个步伐,齐声同气,不敢有半点僭越、非分之想。可见,在这种“礼之用,和为贵”政治理想下,整齐,步调一致,恢宏壮观,就是所谓“斯为美”的“先王之道”,也是一以贯之的中华美学传统,张艺谋的美学观再现代,恐难置身其外。

这套以礼造和的理论,改头换面,贯彻到今天,在政治学上提倡的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在社会学上主张的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小民何来大道理?唯有国家利益才至高无上,唯有举国体制才能彰显国家荣誉。然而,我们进一步要问,什么是国家呢?国家是谁呢?在一次管理学课上,主讲的卡特教授向听众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国家为人民呢还是人民为国家?国家是集体,人民是个体;国家是虚名,个人才是实体。牺牲了个人,抹杀了个人利益,哪还有什么集体、国家利益呢?!太太从前在银行柜台服务,一天有抢匪上柜台递字条要钱,太太觉得要保护银行财产,装着看不懂字条上的英文,与他周旋。事后,银行头头对太太直言:抢匪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你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值钱的!这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搞了一个林貌杨音的把戏,这本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但在记者会上导演却强调,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尚经政治局委员拍板定案。文艺、体育也能和国家利益如此挂起钩来,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不是讲“同一个世界”么,何以有“国家利益”之争?在我看来,这把戏换来的不过是林女日后更多的广告费,然而在杨女幼小的心灵上则可能留下一生不可磨灭的阴影。再者,如果不搞这套“换头术”的积习,即便让全世界看到了杨女换牙的真相,何以损害到国家的利益呢?

论语中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孔子在倡导礼节和贵的同时,还是看到了同与和的区别。同的实义是统。以同代和,不会是真和,只能是“小人”的和,虚假的和,表面的和,或者说是“强制”的和。和只有以不同、不统为基础,承认差别,存异求同,才能达到“君子”的和,真心的和。从这一点看,北京奥运的主题似有缺陷,因为它容易让人产生以同为和的误解。首先,世界怎会只有一个呢?毛泽东不早就提出过三个世界的说法吗?就国际关系而言,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各国利益之间的你争我斗什么时候停息过?其次,就人类心理学而言,人类怎么可能有相同的理想?要是中国十三亿人只能有一个理想,当全世界四十多亿人都追求同一个梦想的时候,我想,中国和世界的丰富多彩就不会存在了,人类朝气勃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中国和世界的丰富多彩,人类的朝气勃勃,绝不在于同,而在于不同。希望北京下一次主办奥运会的时候,选择的主题会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Many Worlds, Many Dreams)。那样,我们看到的中国,才真正是一个扬眉吐气而不骄奢浮躁,雍容大度而又海纳百川的文明古国。

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尽管会长久一些。明代又一位哲贤朱熹曾在他的《论语集注》中对「礼之用,和为贵」有一句注云:“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体虽严,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可贵”。和的真谛在于顺乎自然和从容不迫。只有顺乎自然,才能从容不迫。什么是自然呢?自然的本质恰恰在于不同,在于异,在于千差万别。因此,只有承认不同,尊重差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开始。

2008年8月16日星期六

祝福中沉思

Instead of counting candles,
Or tallying the years,
Contemplate your blessings,
As your birthday near.

Consider special people
Who love you, and who care,
And others who’ve enriched your life
Just by being there.

Think about the memories
Passing years can never mar,
Experiences great and small
That have made you who you are.

Another year is a happy gift,
So cut your cake, and say,
“Instead of counting birthdays,
I count blessings every day!”

不在意多少支烛火燃起,
不记得多少个岁月流逝;
生日来临之时,
我仅在祝福中沉思。

想起钟爱和关心我的人们,
还有前来祝福的友朋;
是他们,
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盈丰。

点点滴滴的回忆,
让逝去的岁月不会褪迹;
大大小小的经历,
成就了我这个独特的个体。

新的一年即是最好的礼物,
切下一片蛋糕自祝:
“记不得过了多少个生日,
只在意每天都活的幸福!”

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

吴老板

吴老板是个瘦骨嶙峋、面目清癯的老头,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看上去象乡村师爷。我认识吴老板是在他的横滨日餐馆打工的时候。起初做洗碗工。虽说洗碗用机器,但要让厨房用的锅碗瓢盆和前堂客人们用的碗筷酒杯等,都能周转起来,亦非易事。我手脚麻利,不但应付自如,得空还主动给大厨头当下手。大厨头觉得我干活有眼力架,挺满意,完工后犒劳我,开车载我去看脱衣舞,掏钱让我在赌场玩一把。吴老板知道了,担心我会“腐化堕落”,悄悄对我敲“警钟”,我向他拍拍胸脯说:“您老放心吧,咱是从红色中国来的!”

吴老板不放心,为了不让我跟大厨头跑,餐馆打烊后,就留住我喝啤酒,吃生鱼片,边吃边聊,然后送我回家。偶尔餐馆不营业,他还会叫我到家去喝茶。接触多了,我就了解了这位师爷的坎坷经历。

吴老板是出生在柬埔寨的华人后裔。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父亲随滇缅远征军到柬埔寨,给英军当翻译。以后就地结婚生子。西哈努克时期,因为柬埔寨与中国关系好,办了许多中文学校,所以吴老板不但学得一口流利国语,甚至还能把《东方红》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在柬埔寨,吴老板是个成功的商人,家有大小妻室。由于他不是土著柬人,做生意受限制,又找了一个柬埔寨女子当“三奶”。后来,红色高棉上台,不但要“共”他产,还要让他和家人“上山下乡”,接受改造。他抛下第三个老婆,拖家带口地跑到西贡。

在西贡,吴老板企图重打锣鼓另开张,不料,越美战争越演越烈,在美军狂轰滥炸下,活命都困难,别说做买卖了。吴老板花几根金条,买了一条小船,准备带刚成年的侄儿偷渡出海。前后尝试了三次,终于闯关成功,随船飘流到公海。在茫茫大海上,吃的喝的都没了,饥渴难忍,只能饮尿维生。在生死关头,幸亏被马来西亚海军搭救,送到吉隆坡难民营。在难民营生活三年后,受国际难民组织安排,他和侄子移民到了加拿大。

来到加拿大后,吴老板遂与侨居法国的姐姐联系上了。到底是“师爷”,看得远,偷渡前吴老板就设法把做生意多年积攒的钱汇到了他姐姐处。现在人没死,钱就成了进一步营救他全家性命的依靠了。吴老板先把他二太太和女儿搞到澳大利亚居留,接着担保大太太和五女一儿来加拿大团聚。

家庭团聚了,吴老板接着寻找全家营生的行当。经过几番调查后,他选定办餐馆:一来从前在越南经营过饮食店,驾轻就熟,二来大小六个娃儿都长大成人了,因为没念什么书,找工作不容易,办个餐馆可以解决儿女们的就业难题。地处闹市的横滨日餐馆靠近省政府办公楼,平日就餐的政府官员多,生意不错。吴老板亲入“虎穴”,进餐馆打工,以后又让他大女婿和二女儿也加入进来。这样,吴老板在后面厨房里学做日餐,女婿“盯”住寿司吧台,女儿则在前堂当服务员,不出几个月,把餐馆里里外外摸个透,然后说服餐馆的日裔老板,出高价盘下了生意。

我进横滨日餐馆打工时,就在吴老板买下餐馆两个月后。不久,大厨头找到新东家了,当二厨师的是吴老板的侄子,嫌舅舅给的薪水低,也要走。吴老板一时找人困难,就要我顶厨师的活,掌勺做日式铁板烧。前段时间,我给大厨头当下手,对掌勺的活不陌生,挽起袖开干了。厨房缺人,我还介绍朋友老郑进店,接替我的工作。老郑年轻时也下过乡,在农场伙房做饭,练得了一手好刀工。切菜时,他两眼照看炸甜不辣(日式油炸蔬菜)的油锅,双手不停,切刀照常在砧板上飞舞。吴老板高兴极了,不住地感谢我为他找了一个好雇员。

渐渐地,我发现横滨日餐馆的经营大权旁落到吴老板女婿手里了。吴老板女婿是越南难民,为人刁钻精明。当初他缠上吴老板大女儿时,吴老板就不赞成,劝女儿找个正派点的,可女儿不听,等肚子搞大了,不得不匆匆成婚。成婚后,他女婿脸上的鼻子好象跳到眉梢上去了,开始对老丈人不买账。我几次提醒吴老板“传子不传女婿”,吴老板点头说心里明白,却又很无奈,因为他儿子不争气,十七八岁,只知道玩,对家庭生意不上心,再说自己年纪大了,累不起,只能听任女婿在店里任意摆布。

不知道他女婿察觉我在他背后“使坏”,还是有意赶我们走,月末给我和老郑的工资单少了好几个小时的薪水。我们责问他原因,他说店里有记录,不会错。我们给他看我们自己做的记录,并让他老丈人作证,他竟蛮横不讲理,朝他丈人发火,我俩差点揍了他。一气之下,我们要店里补足欠缺的工资后,立刻辞职不干了。临走,吴老板一再跟我说对不住,还悄悄塞给我一张支票。过几天,他又给我来电话,邀我一起吃午茶。以后,我虽然不在吴老板的餐馆打工了,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海外读趣

出国前夕,我从自己房间里两个堆满各种图书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英语口语手册》和一本《英文书信写作》,连同写字台上早已翻烂的《新英汉字典》,一起塞进装满衣服的旅行箱,回头瞥了一眼书架上两卷本崭新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和有点陈旧的《大英百科全书》。这两个书架上的书籍多数是我十余年在大学读书、教书和做研究买来的,也有依自己的兴趣收集的。我喜欢读八十年代时兴的朦胧诗,所以书桌上总少不了舒婷、北岛、顾城等人的诗集。读他们的诗,就像大热天吃了冰砖般,心底一股凉意油然而生。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也是我读书的偏好,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我都反来复去地读过不至一遍了。这次背井离乡去加拿大留学,不知何时才能同这些读过的和没来得及读的图书再见面?

我来到太平洋彼岸一所有着美丽校园的大学学习教育管理。虽然有资助,可以买书,但经费控制在指导教授手中。他要我们开列书单,然后交由秘书统一购买。我递交的书目有《当代教育哲学》、《教育统计和测量》以及《学校行政史》等,教授看了书单,没言语,照着买来了。拿书时,凑巧看到购书清单上还有一位不相识的中国女子的名字,买的是英语课本,十分好奇。向别人打听后才知道,她是教授在北京结识的女友,由他“资助”来加拿大的,只是教授没敢把她领回家罢了。

后来,我转行读计算机科学,没有奖学金,还得交学费,自己和其他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样,一分钱要掰成两半儿花,能省则省。每学期开学,最大一笔费用就是买教科书。我总是设法从前届老同学那里买旧课本,然而最省钱的办法却是,买一本新教科书,站在复印机旁把整本书复印后,再退还给书店。但有的印刷精美的大学课本,内容充实全面,紧随学科潮流,写得也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适合自学,自己看了心里喜欢,咬咬牙也就买下来了。几年下来积累了一大堆学过的教科书,至今还自豪地插放在我办公室的小书架上,有的上面粘贴着印有买书日期和售价的小标签:《数据结构》90年12月13 日买的,售价是81元2角5分;《系统分析和设计》91年12月买的,售价是69元9角5分。还有象《计算机图像导论》和《数据库建设》等书,虽说旧了,内容也过时了,但有时在公司里做工作报告或技术演讲,我仍会参考一下,学学人家怎么把复杂技术问题讲清楚的本事。

毕业后不久,北美进入所谓“新经济”的疯狂年代,个人电脑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一见钟情,两者天作之合就像干材遇上烈火,转眼间互联网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各种书店里砖头般厚重的电脑图书汗牛充栋。这期间,我左蹦右跳地换了三、四个公司,换一个公司,长一套技术,个人业务能力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公司都十分支持雇员进修业务,因此,我进过不少时新技术的学习班,买了不少电脑参考书,所花费用,公司都给报销。工余周末,我还经常去附近的书店里读书,有时也利用书店的商品退还政策先买下,二个星期内快速读完再原价退书。虽然心中惭愧万分,但技术更新速度快,情况紧急,要养家糊口,也就无可奈何了。

家里也断断续续订阅一些报刊杂志,其中有《时代周刊》和加拿大的“国刊”《麦客林》等。我比较爱读《时代周刊》,文字简明易懂,文章篇幅都不长,却很耐看,时下发生的有影响的事儿,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科学、人文,都有绍介和评论,看一期《时代周刊》,便可把脉世事动态,不至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相较而言,《麦客林》的文章不太好读,虽联系本国实际,但读了往往不得要领,唯最后一页追忆当年因故早逝者生平的短文,系我独爱。文章记载的都是平头百姓,有农夫、货车司机、教师,还有未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等,凡人小事,平铺直叙,读来自然亲切,有掩卷启思之感。

作为业余生活的消遣,我阅读西方文化名作和现代哲学。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的作品,都是哲学和文学结合的典范。奥维德的《变形记》是企鹅出版社的英译本,读后感觉这篇瑰丽迷人的神话长诗的艺术成就绝不亚于三大著名史诗。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剧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千多行简洁的诗句,就把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人类而被钉在高加索山的悲剧呈现在眼前。美国现代文学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描写生动精确,文字简洁,读了对自己的英文写作似有助益。另外,象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没时间从头到尾地细读,但都有涉略。出国前曾看过讨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文章,但未读过原著。库恩的科学哲学直接挑战波普尔的“证伪说”,提出“范式革命”推动科学发展进步。以我对科学史的阅读和了解,完全同意库恩对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

身在海外,读中文书反而更方便了,许多国内不能出版或发表的书或文章,都能看到。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后,我拜读了他的《灵山》。坦白讲,读不懂。不知我水平差还是他太深奥,总之读了,没动心。不能动心的文学作品,难说是部好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读不懂,但读了动心,觉得它是一部不朽的科学名作。我对中国文学发展一直很失望,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还难见到真正有诺贝尔奖水准的作家和作品。倘若把这全归罪于文化专制也不尽然,同样文化专制的苏联为什么还出了一个肖洛霍夫和一本《静静的顿河》,更无庸说后来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了。是中国的“故事”少吗?是中国的“故事”不够惨烈吗?都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余秋雨的一些书曾在国内文化界撩起一丝波澜,我读了觉得比读学术专著轻松,又比一般随笔闲杂文字耐读,但读多了,乏味,因为雷同。最近还看到国内风行于丹和易中天的书,感到好奇,回国探亲时买了。易中天的书我尚能读完,然而那位“女圣人”于丹的书,看了几页,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时下歌有流行歌,音乐有流行音乐,难道思想也有流行思想的吗?流行的思想,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操作,它们终究不会有多大价值的。

从互联网上搜索有阅读价值的文章,也是我工作之余的一大嗜好。前些年,王伯庆讲北美生活故事的小文,得篇必读;近一阵子,马悲鸣的政论短文,刊之总先睹为快。两人都是80年代大陆留学生,学而有成,文笔和见识俱佳,所写文章,读来饶有趣味。李南映(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和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写他们母亲的文章,读了则有悲天悯人的凄凉感。他们的文章揭示了两个扭曲了的母性:为了政治正确,她们竟能斩断亲情,背叛伦理;在革命至上的名义下,对自己生育的子女也可以铁血心肠、冷酷有加。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变成了丧心病狂的政治动物;《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本不是清纯娴淑的乖女子,甫志高原型却是谦谦君子北大教授张中行。

近些年,我还读了不少海外出版的中文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李志绥和张戎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书。一位香港移民的地产经纪看了后询问我的意见,我只告诉他,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坏事不假,但他基本上算个崇尚皇权的理想主义者,决不是痞子流氓,更不是酒囊饭袋。张戎父亲官至省委宣传部长位,“文革”中受冲击而死。她爱之既深,恨之愈烈,容易理解,不过带着情绪写书,毕竟站不住脚。(张戎的另一本书《鸿》记录了她母亲一家三代人的变迁,值得一读。)同样出身于共产党宣传部长家庭的杨小凯,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在“文革”初期因文字祸入狱十年,狱中苦学数学和英语,“文革”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自创了新边际经济学理论。如果不是五十多岁患癌病去世,学界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人。他的书和文章,我大都看过,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同龄学子。他如果没在青年时期被囚十年,因而健康没受损害的话,中国就不会失去这样一位将会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智慧的经济学家了。杨小凯的短暂一生结束了,但他留下了值得我们一读的书和思想,有价值的书和思想是不会随肉体逝去的。

有道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我想,那是对立志做官的人说的,悬梁刺股,为的是功名及第,仕途腾跃。这种读书态度,今人实在要不得的。培根讲,“读书才能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完善的人,应该是有情趣和思想丰富的人,而不该只是以追逐官禄为生的书虫。因此,我把这对联改了两字: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边思作舟。趣与思,才是我们读书、学习的原动力。

2008年7月23日星期三

送报

出国前接待维多利亚大学迪克逊博士来访,随行的有他读小学的女儿。在他们住宿的金沙江酒店大厅里,我看到他女儿兑换了三百加元的人民币,便好奇地问:钱是她自己挣的吗?迪克逊答,不错,她自个儿送报攒的。当时我心里想,还是国外小孩好,这么小年纪就知道干活赚钱了。

到维多利亚后才知道,这个城市的市报《时代和殖民者日报》几乎全由中小学生派送。报社根据地区划分送报线路,每条路线约送三十来份报纸。清晨,报社先用卡车把扎了捆的报纸分送到各条线路的交接点上,然后由报童们(paper boys or girls)把报分送到各订户家门口。此外,报童们还得负责收报费。原则是先看报,后收费,每两周收一次。收到报费后,按每天送一份报纸留一角钱的比例作报酬,其余的上交报社。

那时留学生不能出校园打工,但送报的活可以做,因此一些奖学金不敷支出的留学生也早起送报。孙逊是上海来学英语的留学生,给我住所对面的两栋老年公寓送报,每栋公寓三十多份报,电梯上下,用不着半小时就可送完,不耽误上课。送一个月报,收入差不多有近二百元,足够抵充伙食费的了。孙逊后来跟计算机系留学生小卢热恋,不久他们决定同居,另觅住处了。新住处比较远,孙逊不可能继续送报,就把这“工作”让给了我。

为了送报,我在住家旧货摊(Garage Sale)上花五元钱买了一辆旧脚踏车。每天天还没亮,我在报社交接点上拿到报纸后,将一捆报纸斜背肩上,另一捆搁在车把子上,骑车时两手夹紧了,将报纸小心运到公寓楼前;然后扔下车,点清报纸份数,搭电梯直奔顶层,由上往下送。公寓楼很大,过道灯光昏暗,人们尚在熟睡中,我将一份份报纸搁放在各单元门前的地毯上。楼里也有早起的订户,听到我的脚步声,猜出送报的来了,便开门对我说声早上好,取过报纸回屋了。

弗雷德是我送报的小伙伴,才十一岁,独子,父母亲都是律师。他给公寓楼后面的独立屋派报。有一天,他对我说,王先生,我要和爸妈出外度假两个礼拜,您能代劳吗?我爽朗地答道:“没问题,祝你度假快乐!”接着,弗雷德认认真真地将各家各户的情况对我作了交代,末了,又“老练”地与我谈起了报酬问题。他说,代劳两周的报费,您收您留,另外我再补贴您10元钱作为酬谢费。嗨,我从小到大没做过生意,想不到生平第一笔“商务往来”竟是和这十一岁的小“外商”在加拿大谈成的。弗雷德度假回来后说读书忙不再送报了,想把他的活让给我。我接受了,并送了他一个国内带来的工艺品。他对我说了声“祝您好运(good luck)!” 高兴地走了。

清晨送报,一般见不着订户的面,两个星期登门收一次报费,才真正是与报纸订阅者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西人待客诚恳,也很热情,尤其是那些老人们,每回上门,他们多会请你进屋让座,熟了,还会给你一个拥抱,然后嘘寒问暖。这倒是我练习英语口语的好机会。可有一个单元住的胖老太太,每回我收报费,她都仅仅打开一条门缝,小心翼翼把早准备好了的报费递给我,然后说声谢谢,随即把门关上了。后来有一周,又该收报费了。连续几天我到她家敲门,都没人应。外出了?!报社的报费不能拖欠啊,这咋办?我找公寓的管理员。他告诉我,老太太不久前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你送的报都是她妹妹代收的。我问,怎么才能见到她妹妹呢?公寓管理员要我明天晚上来。第二天,我按时上门。象往常一样,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胖乎乎的脑袋,把准备好的钱递给我。我愣住了,惊得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她不活着吗?!老太太低声说是她妹妹,我才醒过神来。

冬天来了,下雪了,起伏不平的路面上有冰棱子。我的脚踏车是跑车型的,车身轻,车轱辘窄,不但上坡时推车费劲儿,下坡不小心,还容易滑倒,跌伤腿,擦破皮。多亏年轻时下乡吃过苦,那点伤痛,还受得住,但难熬的是在报社交接点上等报纸,冬天事故多,报社的报纸经常晚点。因为送报这体力活容易出汗,所以出门不敢多穿衣裳,站在刺骨寒风中等待报社大卡车送来当天报纸,浑身打哆嗦。我的交接点在一家小卖店门口,店主是华人。清晨出门溜狗,他看到我抖抖索索的,总在店里冲杯巧克力热饮料给我御寒。

圣诞节到了。它是全民喜庆的节日,我照常送报。许多订户都会在房门外放上圣诞贺卡和礼物,贺卡上指名给Paper Boy(送报人)的。节前上门收报费,不少订户还会付给加倍的报费作酬劳,还有成为朋友的订户知道我在加拿大单身一人,便热忱邀请我到他们家里一块儿吃圣诞晚餐。我推车走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四处静悄悄,从张灯结彩的窗户里,看到有人坐在壁炉旁看报,心里真是甜丝丝的。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

洞庭西山:太湖明珠

我老家在洞庭东山,与洞庭西山对峙,两地相隔只数里湖面。小时候住在东山渡村外婆家,由表姐引路翻过东山,然后坐小船摆渡到西山玩。虽然忘记游了哪些景致,但还记得为免外婆牵挂,当天回到外婆家吃的晚饭。

是次自加拿大返国探亲,到洞庭西山乃应表哥之邀,去他的湖边别墅度假的。表哥特地让司机开车来上海接我们。从上海到苏州,穿过太湖大桥到西山,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太湖明珠洞庭西山,是太湖中的第一大岛,也是中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太湖大桥,宛如长虹卧波,把西山与苏州连为一体。桥体简捷明快,轻巧新颖,与太湖山水相得益彰,如一条飞舞的银链,飘落在太湖群岛之间,蜿蜒起伏。车过太湖大桥,只见远山近水、峰峦坞谷、湖湾人家,一一映入眼帘,把人带入“水抱青山山抱花,花幽深处有人家”的诗情画意之中。

石公山、林屋洞和明月湾是洞庭西山的三大美景。在那里,景与诗、自然与人文、古典与现代,融合一体,美不胜收。这次到故乡一游,不仅观赏了美景,更陶冶了情操,实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旅。特将游时所见、游后所闻,录记如下,既为自己留存,也为推介予未去之客。

石公山

石公山是一座青石山。它背倚丛岭,斗突太湖;山衬水映,美景天成。山上怪石嶙峋,岩壁陡峭,洞穴众多。

归云洞,坐北朝南,面向烟波浩瀚的太湖,遥天螟色、幻形恍惚,景致美丽动人。“朝随白云飞,暮共白云宿。千峰回斜阳,顷刻变紫绿。松顶奏笙竽,石根喧琴筑。欲知动生静,此心即虚谷。”这是明代万历进士沈琼给归云洞的写照。

夕光洞,洞口亦朝南,顶部有两条裂隙。其中一条裂隙呈东西走向,每当太阳西下时,阳光透过树隙射到洞里,色彩浓淡有致、褶褶生辉。明人沈琼《夕光洞口观落日》诗曰:“天光射水水射天,万象摇动群峰前。日车似避水伯怒,欲落不落空中悬。金波百道流血鲜,上下两镜断欲连。转瞬两镜成一镜,阳乌轩翥金雅联。云霞红紫态万千,瞑色忽销苍苍烟。黯惨休嗟景不延,回头月出东山巅。”夕光洞的落日之美,给人以不饮自醉的感觉。

一线天,在石公山中部南坡,原名“风弄穿云涧”。两壁青苍,石隙成缝,狭小仅容一人上下。有阶石五十三级,取佛教“五十三参,参参见佛”之意。明人沈伯英《一线天》诗云:“须臾盘折出木杪,如晦而卧日方晓。人生休歌引路难,历尽崎岖见坦道。”

云梯,在石公山东侧。一块巨石直上山顶。上有不规则的天然石蹬,状如梯子,故名云梯。清末林屋散人秦敏树《云梯》诗云:“山梯若苔迹,直上浮云端。青天亦可阶,独立愁高寒。”“云梯”摩刻,系严徵所书。

林屋洞

林屋洞位于西山东部林屋山下,为一石灰岩溶洞,由太湖水冲积而成,深数百米,因幽邃奇绝,号称“天下第九洞天”。林屋山上有道观,是古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自汉以来,曾不断有道教高士隐居于此。洞内奇石成林,景观奇幻。

石芽,是洞底板上突起的基石。形成石林,自成一格,在全国溶洞中独树一帜。

石堑,是溶洞底板上的沟槽,状若战壕。它的特点是深度大于宽度。石堑或直或曲,或长或短,深浅不一,变化多端。《五行》书称石堑为地脉,它连通地下暗河,源远流长,终年不涸。明镜一般的水面倒映着巉岩峭壁,风韵别致、美意至多。

石台,是洞壁上挑出的一块水平基岩,道教称它为仙人床。北宋末年的吏部尚书刘珏听了道士的传言,写了一首神游石床的诗:琼液新水贮满瓢,洞天深处姿消遥。长歌隐士紫芝曲,相和神仙碧玉箫。月照石床云不断,风生嘉树叶皆飘。蟠桃忽报花如锦,飞渡瑶池酒未消。

石龛,是洞壁上的洞中洞,形状好象庙里供奉佛像的小阁子。道教称它为神龛。天沟,是嵌在洞顶板中部的曲槽。它的断面水平宽度大于垂直高度。天沟长约20多米,在沟体上伴有起伏多变的石纹且有龙的形象,道教称它为神龙。

洞内无形的泉眼许许多多,有形的泉眼有两个:乳泉和紫隐泉。乳泉之水,白如乳汁,俗称奶奶泉。它的特点是雨季水多,激烈奔放,状如瀑布;旱季水少,轻柔徐缓,形似细线。紫隐泉,水源充沛,终年不断。明朝大学士王鏊的《紫隐泉》诗曰:“洞口有深井,云浆湛虚空。我来携一罂,会与仙源通。”

林屋洞不仅以石多、涧多、泉多而闻名,更是西山观赏梅花的最佳去处。每年正月,登高可观“林屋梅海”。 初春时节,西山万亩梅林,竞相怒放,白如花、金如银,丛香果里,暗香浮动。登上驾扶阁,但见太湖烟波浩淼,湖光山色,孤帆远影,八百里太湖浩浩荡荡,气象万千。

明月湾

它有一个如诗一般的名字,是一处像画一样的村落。古村位于洞庭西山南端石公山西两公里处,南濒太湖,背倚青山,地形宛如一钩明月,故称明月湾。“明月湾,吴王玩月于此”。《苏州府志》记载:相传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美女西施,曾经在此共赏明月,古村便由此得名。村后石排上仍保留着西施当年洗妆的画眉泉遗址。

明月湾古村处处展示出独特的江南乡村风貌,阡陌纵横,屋舍俨然。虽历经风雨,然而“败石残址,也入图画”。古村在布局上,南北走向有两条主要街道,由西向东渐次升高,曲折并行,流畅舒展。多条小巷与之垂直相交,构成棋盘格局。路人穿行其间,四通八达。街面由花岗岩条石铺设成街面,上可行人,下为泄水渠道。每遇大雨,山洪从渠沟中迅速排出。道路整齐清洁。民谚有“明湾石板街,雨后着绣鞋”之说。

明月湾的古建筑,大多重建于明清鼎盛时间,近年来又多有更新。建筑以二层为多,普遍是二到三进,外貌古朴简洁,内部精细文雅。不滥施装修,大多只在梁架、门楼等关键处略加雕琢,作传神点睛之笔,充分显示出明月湾人崇尚简朴,又不失风雅的文化风尚。明月湾向有“无处不载花,有地皆种桔”的习俗。房前屋后,甚至在塌废的宅基地上,也大多栽种柑桔、石榴、桃杏等花卉果木。花开季节煦丽烂漫,香飘四溢。现在,栽桔、捕鱼等副业劳作至今已成为明月湾人的主要传统经济产业。

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明月湾村名依旧,村址仍存,村落的格局也未有多大变动,千年古村文化绵延不绝,是村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盛唐诗歌中的明月湾,有白居易的“掩映桔林千点火,泓澄潭水一盆油”、 皮日休的“晓培桔栽去,暮作鱼梁还”、 陆龟蒙的“择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等等,诗人们对隐于湖山深处的明月湾印象深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浩翰的唐代诗歌中,所写村落指名道姓的并不多见,大加赞誉的不可多得,经诗人题咏赞美,越千年岁月延续至今,风光依旧的,更是难能可贵,这就是明月湾最为珍贵之处!

天水相接,一碧万顷,是明月湾古村的最大特色,而环境是古村落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明月湾的周边环境,是山水相依,得湖山之胜。明代顾炎武指出,明月湾村落,皆得益于太湖山水,其环境大多美不胜收,非同寻常。历史名人王铚认为明月湾村落的环境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远胜于其它村落,简直是人间仙境。站在明月湾的古码头上,面朝太湖,夕阳拖着长长的倒影,一直从天边延续到自己的脚边,落日熔金,天边的颜色像被晕开的一样。此时的落日,成了太阳最后的余辉,染红了波光鳞鳞的湖面;远山,在依稀朦胧中变成了镜头中大大的色块;民居炊烟,正袅袅旋升,渲染着这片古村落的勃勃生机。一幅多么美好的山水风光画啊!

2008年7月19日星期六

当“工贼”

05年春夏之交,由于劳资合约谈判破裂,研科电话公司(TELUS)的一万四千多名工会工人罢工了。罢工的工人主要集中在西部卑诗省和阿尔伯特省。他们是各地电话维修站的安装和修理工人,以及电话服务中心的接线员们。由于劳资谈判已经旷日持久,所以公司高层早有准备。当工会宣布罢工之后,公司马上压缩业务,抽调出四千余名非工会的专业和管理人员顶上第一线,还从受罢工影响较轻的东部各省招募有经验的临时工,到西部来接替罢工工人的工作。

我被调派到列治文市的柔文维修站顶班。我的任务和其他被抽调出来的经理们一样,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周七天不休息,带着一名招聘来的临时工,开工程车到居民住宅或企业单位安装和修理电话。我的搭档叫Don。他来自多伦多,是东部贝尔电话公司的退休经理。

第一天中午,我俩开车到2号路和布兰黛尔街交叉口的汽车加油站。加油站的多通道智能电话有故障,我们正鼓捣着检查原因,突然,加油站人声鼎沸,来了十多个罢工工人。他们手持标语牌,大声向我们嚷嚷,要我们“提高阶级觉悟”,站到他们这边来,停止作业。我们不理睬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就封锁了加油站的两个出入口,加油的车辆进不来,出不去,乱作一团。这时,加油站老板急了,赶紧对我俩说,得了,别修了。再搞下去,我的生意就没了!我们只好收拾工具,开车离开了。

次日清晨,我开车上班,看到维修站大门口站满了示威的罢工工人。他们不但高呼口号,还对我们破口大骂,说我们是被戴伦(公司总裁)收买的“工贼(scabs)”。继而用他们的车堵住大门,不让我们进出了。后来警察奉法庭之命来疏通现场,但警察来了,这边说说,那边聊聊,拖拖拉拉,显然行动不力,大门照样被工人们堵着。Don告诉我,警察也是有工会的,这工会同情那工会,他们就差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咯。

因为法庭有裁决,罢工工人不能封锁维修站的出入口。他们便改变了策略,开自己的车,尾随每辆工程车,在路上“围追堵截”。工程车车体大,车身上有公司标志,很容易辨认。罢工工人只要在路上看到了,用手机联络,就可立即招人来围堵。公司打算针缝相对,弃用工程车,改用没标志的小车上门服务,这样工人不易察觉,但法庭不同意。为了不让工人们跟随我们到顾客处,妨碍顾客的生活或生意,我们开车外出,只要发现有工人的车跟随,就掉头冲上高速公路,加大马力朝城外驶去,试图甩掉他们。工人们开自己的车,烧的是自己的汽油钱,所以跟一段路也就作罢了。我们甩掉尾巴后,再到顾客处做事儿。

不久,工会开始补贴罢工工人的油费,我们冲高速公路这一招也就不中用了。于是,我们和工人们又在路上“斗智斗勇”起来。法庭规定,行驶中,工人的车必须与工程车保持三个车位的距离。我们把车开得时快时慢,工人们不好控制车速,一旦靠近工程车,我们立即用照相机拍下来,把照片递交法庭,指控工会违规。有时车到十字路口,我们有意放慢速度,在黄灯转红灯前一霎那冲过路口,尾随的工人们被红灯堵住,看着我们开溜,只能干瞪眼。但他们也把我们“闯红灯”的景头照下来,到法庭说某某经理违章驾驶。如此一来一往,工人们和我们顶班经理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

每当我们露天作业时,罢工工人们会把我们团团围住,高声叫骂,搞得我们左右不是,十分狼狈。只有到居民家里修电话,工人们仅能在屋外嚷嚷,我们眼不见为净,尚能安心工作。 但有一次,我们到一家住宅登门服务,男主人恰恰是罢工工人。我们一跨进家门,他没让我们立刻检查故障,却对我们开讲起来,上“政治课”了。我们只好“洗耳恭听”,随他的意。他滔滔不绝,正讲到兴头上,他太太回来了,见电话仍不能用,对着丈夫张口便骂:操你妈的,都罢工了,你就不用电话啦?!我们“趁火打劫”,问他还让不让我们把电话修好,他张口结舌,开脚溜走了。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这边厢,劳资双方在政府指派的仲裁员协调下,一轮接一轮地谈判着,那边厢,我们不管烈日当头还是风吹雨淋,没日没夜地干,试图把因罢工而拉下的活都给补回来。列治文市这些年发展很快,建了不少新居民住宅。居民们都等着安上电话,可以搬入新居。他们看到我们起早贪黑地忙着解决他们的困难,很感动。有的想方设法为我们打掩护,使我们工作避受干扰;有的捧出冰镇啤酒给我们解暑;更有的塞给我们钱作小费。虽然我们觉得很疲惫,有时挨骂感到很委屈,但看到居民和顾客们的笑脸,那些疲惫和委屈也就不在乎了。

2008年7月16日星期三

房与家

中西文化在对待房与家的态度上,似乎有些不同。

比如,现在国内小青年成家,一定得先买房。买房,自己财力不够,便靠父母“捐赠”。这儿的青年人结婚,租房住的,有的是;至于靠父母买房成家的事,他们恐怕连想都不成想过的。去年,儿子到剑桥读书,奖学金没到位,我拿出五万元送给他。他跟我申明是借的,毕业后一定还。后来奖学金齐了,他就把钱还了我。试想,连上学读书都不要他老爸的钱,今后结婚买房还能要?!

再如,现在国内来的新移民,飞机一落地,张罗的第一件事也是买房,好像没房就不能安家似的。但买了房又怎样?放不下国内生意或找不到体面工作,男的就回流,把老婆孩子扔在这儿,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哪还象个家?!

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糊口都紧巴巴的,没有钱买房,所以我们走的是先家后房的道。把家先安下后,经过打拼,待有了稳定的工作,才买房子。买了房,家有了更稳固的基础,有了可靠的根据地,家庭生活也就越来越幸福了。二十来年后,回想在异国他乡走过的这条路,虽属不易,却也是蛮有滋味的。

刚到加拿大,教授安排我住在他朋友家里。他朋友的家在半山坡上,说不上豪华,但保养得很整洁。我的屋不大,却也舒适安静,还有一扇法式玻璃门,直通侧院游泳池。池内碧波荡漾,常勾起我思家的心绪。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孤老太太。几年前,她丈夫和大儿子在驾驶自家飞机时,失事去世了。小儿子在外地大学读书,周末假日才回来探视。她闲聊无趣,便喜好“盯梢”我和同住留学生的行踪,看我们每天忙些什么,不时地也会在我们餐桌上放上买回的糕点等,表示她的关爱。

后来我搬到一位中学体育教师家住。他叫肯尼,喜欢结交中国留学生。楼上除了他和我以外,还住着一位北京中科院来的,因为老婆跟别人走了,垂头丧气,连书都不念了,只等打工挣够钱回国去。楼下住着肯尼头婚的成年儿子,整天鼓捣车子,地库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另部件。肯尼酗酒成瘾,每天回家,坐在电视机前,烈酒一瓶,喝得醉汹汹的,昏睡在沙发里。就是因为他酗酒,现任太太带着两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搬出去住了。只有周末,太太和女儿回来住一晚。也只有那一天,肯尼不但不喝酒,而且洗刷干净,穿戴得整整齐齐,象家有贵客来似的。

九一年,我太太带着儿子从日本来定居了。我要搬出去住了,肯尼让我到他地库里,看有什么旧家具合用的,然后要他儿子开卡车把我选中的家具,送到我租借的公寓里。太太和儿子刚到加拿大,住进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公寓楼,高兴极了。儿子说象住宾馆,太太直埋怨住得太“奢华”了。我能想象出她们在日本居住的情况。太太告诉我,她们住的屋只够放一张席子,躺下后就没有空余的地方了,厕所和厨房也都是公用的。

当时,我们都还在读书和打工,为了节省开支,太太动员我们搬到与人合租的房子住。与我们一起住的是一位快退休的德裔中学老师。其实,这房是他从住在美国加里福尼亚的房东租来的。他是二房东,住楼上,再把楼下的屋子出租给我们。楼上的厅和厨房,大家合用,只是他很少用,仅仅煮个晚餐而已,煮得了,端回屋里吃。老头离婚多年了,儿女也都长大成人,没什么负担,但过得很节俭,每晚吃的都是牛肝清水煮红卷心菜,再加几根胡罗卜,连盐都不放。他平日没什么娱乐活动,只有星期六晚上,穿上西装,系好领带,戴上礼帽,开车去市政府工作的女朋友(lady friend)家过周末。儿女们很少来看望他,有一次,住在中部草原省的儿子儿媳带着领养的六个小孩来访,让我们开了眼界。这六个小孩分别从亚、非、拉美不同国家领养来的,不同肤色,不同长相,个个活泼可爱,嬉戏调皮象亲兄弟姐妹一样;见了爷爷,携手攀背,亲昵极了。这样的国际家庭,我们以前从没见过。

以后,我们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太太在当地银行当储蓄员。我们在城北新开发的公园街小区内买了新房。小区里,各幢小楼外观造型都不一样,但都有绿盈盈的草地和五颜六色的花圃。小区里居住的差不多都是白人,很少见有其他肤色的。我家右侧邻居,男的在皇家骑警做内勤,女的在市立医院当护士,一双女儿都在念中学,一家人过得非常和谐。小街对面一家,夫妇俩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官,开警车进出,大狼狗随行,十分威武。我家有警察“把门”,治安是无需忧虑的了。左侧邻居叫杰夫。杰夫继承了父母遗产,不用干活,够吃喝一辈子了。他有个游艇,经常约了朋友出海垂钓,要不,就在家做园艺,把后院整治得象小花园一般。有一天傍晚,我和儿子在临街阳台上休憩,顺小街望去,邻居们或聊天,或玩街球,或拾掇院子。太太散步回来,沿街与这家打个招呼,和那家寒暄几句,笑声不断,其乐融融,我俩都佩服她的外向和交际能力。

三年后,我们来到温哥华。儿子正上中学。我们考虑居所的首要条件是挑选一所好中学。我那时在本那比山上的西蒙.菲沙大学上班,附近的北本那比中学在年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我们就在这个学区找住所。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没有买,就在山脚的高层公寓租了一个单元。公寓内设施完备,有游泳池,桑纳屋,健身房,乒乓室等。我们在那里一住四年,没挪地儿。岳母来了,也和我们一起住。沿街绿树成荫,有宽阔的人行道,离高尔夫球场又不远,她老人家自个儿外出散步,空气新鲜,觉得既写意,又安全。

我们在温哥华买房是在儿子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房市开始由底转高,我们在鹿湖和本那比湖之间,买了一栋房龄三十年的独立屋,占地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居住面积也有近三百。房前有两颗大樱花树,房后十多棵参天松柏,把房子掩蔽在绿荫之中。房子的前主人是波音公司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格瑞博士夫妇。他们肯花钱,出售前把房和院子都做了更新保养,我们搬进去不用再做什么,只是亲自动手,把墙壁粉刷了一遍。儿子喜爱运动,我们在后院立了篮球架,家里还留出一个屋放上健身器,他学习累了,便可活动一下筋骨,调剂一下精力。

至今我们在那里居住六、七年了,附近邻居多是退休老人,虽不经常往来,但关系都很不错。右侧住着一对貌似印度人的老夫妇,他们说来自斐济。女儿在市政府工作,隔三叉五地携外孙来探望老人。老人外出度假,也会嘱托我们留心家门,代拾报纸邮件之类。左侧艾迪一家是租房。艾迪原是省政府土著印第安人事务官员,后来政府精简,他提早退休了。艾迪一家和我家的关系比较近。我家后院种着栌笋,栌笋维生素丰富,是酿酒的好材料,艾迪拿去酿了酒,就送给我们。后来艾迪在内陆奥克纳根湖边买了房,搬走了,我们挺想念这位老朋友的。我家后巷北面也住着一家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广东移民来的。他们的房子是这一带最早建造的,因此目睹了这个地区半个来世纪的发展。这家的男主人经常在后巷清扫垃圾,我也会在那儿收拾断枝落叶,一回生,二回熟,碰面就聊聊这一带的房市变化。前年秋冬某晚,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把他家后院的树墙劈倒了一段,本来修缮很整齐的树墙变得有点儿破败了。来年初春,几个月没见着那位老先生了,我看到他女婿清扫后巷,就上前询问他岳丈情况,才获知老人肝癌无治,不久前去世了。望着那破败的树墙,我心里感叹:真是生命无常,世事难料呵!

这些年,房市的变化也难料。我们买下的房子,当年还嫌贵呢,哪知第二年就上涨近十万。现在若放到市场上卖,可以翻上一倍。今年开始,温哥华的房市有些滞后,但房价仍在长。新移民来,买房更困难了。太太是银行房屋贷款经理,找她贷款的新移民很多,太太总是尽其所能,以尽量低的利率贷出所需之款,帮助他们买上房子,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安下家来。当然房价高,是难不倒那些国内来的暴发户和贪官污吏们的,他们掷金如土,买得起豪宅。但家有豪宅,就一定会幸福吗?

2008年7月12日星期六

跳槽

在Teranet工作两年有余了。公司搬到市中心一座架在海湾上的楼房里,我办公室临窗,推窗远眺,蔚蓝色的海面上点点白帆,天空中有几只海鸥飞翔,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叫声。多么舒适的工作环境呵!可是我心头却有一丝烦躁。

不久前,同事Josko走了,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不仅薪水陡增两万,公司还提供购股优惠。Josko临别时那个喜笑颜开的神态,对我刺激太大了。树挪死,人挪活,咱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哦。表面上我不动声色,私底下让职业介绍公司的经纪人为我物色新雇主。

不出半个月,设在温哥华的阿卡特尔加拿大分公司(Alcatel Canada)来电话(phone interview),询问我的学经历和有关的技术问题。阿卡特尔是法国最大的电讯公司,但它的加拿大分公司却以研发城市地铁自动控制系统而闻名,温哥华八五年世博时的第一条轻轨系统就是它开发的,十多年里,公司业务遍及南北美和亚欧大陆,最近又承包了英国伦敦Jubilee地铁工程。因为工期紧,任务重,所以公司急需增加人手。由于我过去在其他公司参加过研发伦敦Dockland轻轨监控系统的相关经验,阿卡特尔认为我合适,马上要我到公司面试。

整个面试过程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先是一个小时的技术和心理逻辑方面的笔试(skills & psychological test),公司着人阅卷后认为不错,公司总经理和人事部主任便分别与我交谈,谈话内容主要是商议(negotiate)雇佣合约,涉及职级,工资待遇和与医疗保险等有关的福利,因为阿卡特尔提供的跟我所预期的相差不大,所以没费多大劲儿,合约就拍板定案了。接着要商讨的是进哪个部门接什么活了。公司安排机车控制部门和中央系统部门的两位经理分别和我见面。不料在与机车控制部门经理洽谈时,擦出了火花。这是个尖牙利嘴的女人,连串问题,象连发子弹,向我射来,让我应接不暇,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听她口音象来自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巴尔干半岛人脾性火爆,我早知道,男人如此,怎么女人也这样呢!好几次,我正在回答问题,她急不可耐地打断我的话,提出下一个问题。不得已,我严肃而又礼貌地对她讲:请你等我讲完了再发问,行吗?!她哑然失语,十分尴尬。余下的谈话便索然无味了。最后公司征求我去哪个部门,尽管我对机车控制方面的业务有兴趣,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系统部门。

我要去阿卡特尔工作的消息在Teranet传开后,公司管理层才着急起来,马上派人找我谈话,希望通过加薪留住我。其实,对我的走,太太不很赞同。她在当地银行工作,买了新房,社区好,离海边不远,舍不得。但我从长远职业生涯考虑,觉得大城市机会多,发展快。太太留恋熟地,家可以暂时不动,等我在新地方工作生活稳定了,再把家搬过去。说服太太后,我婉谢了Teranet的好意,单枪匹马去温哥华上班了。

在阿卡特尔的中央系统部门工作,我主要负责中央控制室大屏幕显示的设计。在温哥华我单身一人,没有家庭拖累,一心扑在工作上,加上组里的同事们也都配合,不出几个月,设计蓝图就有了眉目。公司头头们对我的工作效率很满意,大会小会地表扬我。但我听了,不觉高兴,反而对公司的工作环境心生芥蒂了。首先,公司地处闹市口,楼面窄,新招收的雇员多,工作室紧缩再紧缩,办公条件比起原来公司差了很多。其次,阿卡特尔是国际管理标准(ISO9000)认证的公司,工作流程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打一份技术文献都得层层审批。过去我长期在小公司工作,习惯了呼风唤雨的,干什么都得心应手,现在觉得梆手梆脚,很难适应。最后使我产生去意的是,公司领导阶层对雇员的工作负担和身体健康关心不够。组里有一位女工程师感冒发烧,才休息一天就回来上班了,因为公司不给帮手,自己的任务还得自己完成。我向经理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但他们似乎都不很在意。

正在这时,IBM控股的ISM系统管理公司向我招手。ISM设在西蒙.菲沙大学内,环境优美,承接政府、企业和银行信息系统的支持和管理业务,是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公司。我有意转换跑道。ISM要我尽快报到,因为一个大项目等着上马。我向阿卡特尔提出了辞呈,总经理立刻到我办公室,问我有什么要求,明摆着不让我走。我急不择言地对他说,家人生病,需要回家照顾病人。总经理知道我的家仍在外地,不好辩解什么,只说公司准你假,回去安顿好家事再来上班,多长时间都可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交待完工作,与同事们说声再见,离去了。

在ISM工作一个多月后,太太来电话说,阿卡特尔寄来了问候卡,卡片上有公司上下十几号人的签名。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赶紧给阿卡特尔去电话,除感谢他们的问候外,并再次提出口头辞呈,不回阿卡特尔了。

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上海知青顾吊

顾吊是上海知青,而且是典型的上海知青。

他个头高挑,皮肤白皙。灵动的双目,陪衬着稍带鹰勾的鼻梁,投射出思维的快捷,机智和些许执着。天生微曲的黑发,额前飘拂,略显风流倜傥。

他开口说北方话,明显舌头打不了弯,讲“吃肉”,听起来象“刺日”,且语速较快。

他平日里服饰整齐,比较注意仪表。即便干力气活,也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优雅和潇洒。

顾吊的父亲是中学老教师,七二年参加上海教师赴黑龙江知青慰问团,顺道来农场探望儿子。老先生入乡随俗,和我们一起睡大炕通铺,吃饭也跟大家一样用大锅瓢盆,高高兴兴的,没半点计较。临走时,他礼貌地与相识的知青们告别。我是顾吊的排长,老先生轻声对我说一句:“再会,小王。麻烦侬(你)照顾俄尼(我的)金龙(顾吊大名)”,离去了,看得出来他对儿子十分恋恋不舍。那时,我想说,老先生有所不知啦。他儿子已经不是家中娇宠的么子了。虽说顾吊下乡只两三年,却早已融入了这黑土地的随意,粗犷,和厚浑,以其上海知青特有的敏锐,勤快和聪明,活跃在田间地头,穿梭于农舍乡里了。

顾吊初来时,在农工排干活。后来,他怂恿我设法把他调进马号班赶车。调进马号班后,起先给车老板老孙头当跟车的。谁知没出个把月,操大鞭的,经常是顾吊,老孙头反倒象跟车的了。再后来,范瘸子病了,老孙头主动要求接替范瘸子值夜喂牲口,顾吊便名正言顺地成了马车老板。整个“抢班夺权”过程,在我记忆里,好像没几个月。

七四年,我做连领导了。顾吊忽然又要我“斡旋”,把他调去开尤特(连里的小机动运输车),因为开车的隋大腚当司务长了。尤特不归我管,我觉得有些为难。顾吊宽解我道,没事的,你只要在班子会上提出来就是了。班子会讨论驾驶员候选人时,我提出顾吊的语音还未落地,竟有好几位连领导马上呼应说“行”、“中”。好小子,顾吊,你都串通好了哇!我心里暗自“惊叹”顾吊“头仔活络”,竟然把领导班子会都给“运筹帷幄”了。

顾吊当上尤特驾驶员后,如鱼得水,“头仔”更加“活络”了。连里若有人想顺道稍带东西,或出门图个便利,好在手上有台车,顾吊一般都有求必应,十分爽快。那年头,开车的是“大爷”,搭车还得递上烟。顾吊不好烟,他“图”的是搞好关系,“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子”。

顾吊交友广。他交友,讲义气。朋友的事,只要能帮上忙的,都会放在心上。他经常开车去团部仓库进货,与大库主任老李熟。老李掌握分发连队物资的“生杀”大权。不为朋友为连队,顾吊“识时务”,顺手捎上一袋土麦子伍的,作“伴手礼”,话自然就好说多了。兽医站长张胖子也与顾吊谈得来,属忘年交。兽医站是清水衙门,不打粮不产蔬果,除了生驴病牛,没别的。秋收完了,顾吊便会给他拉点豆秸,送些柴禾,或者从自己分得的葵花籽里匀出一部分,与他分享。

以后团里成立了足球队,顾吊是主力队员。他球技了得,远近闻名,团里踢足球的,都知道七连有个顾吊。从此,顾吊的朋友更多了,“路道”更宽广了。可是,人生就像在社会这个大场子上踢足球,中场盘带好比结交朋友,寻找机会,最终为的是临门一脚。但那年月,尽中场盘带了,却找不到球门,仿佛人生没有目标,随波逐流,混一天,算一天。要不,凭顾吊的素质,依他的机灵劲儿,指不定有多大出息了!顾吊是有大理想的。他的理想绝不止于开那辆破尤特。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多元文化的团队

我在Teranet智能公司工作时的团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团队。全队五个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有不同肤色,不同的文化习惯,不同的个性特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个目标不是别的,就是公司再三强调的团队精神: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取长补短,和衷共济。

我们团队担负公司核心产品Modelware的开发和改进任务。Modelware 是在分析历史数据基础上产生的数学模型,经编制在系统程序中后,对现行过程进行实时监察,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向。因此,它是一个高科技产品,加上数据转换的配套软件后,便可以应用于不同行业。它既可监控生产流程,及早发现故障,也可分析股市,探测未来走势。经过两年研发后,产品基本定型,开始对外销售了。

团队中,弗拉德米尔是数学家,主管数学模型的建构;我负责图形见面部分(G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的编程,约斯科则承担数据转换工作。另外还有两位测试工程师。金哲对我负责,检测图形功能;安东尼.张则对弗拉德米尔负责,调试数学模型。我们一起工作,有斩获成功的欢乐,也有遭遇挫折时的争吵;有不经意的猜疑,更有孩童般的赌气,但我们建立了友谊,并将这种友谊持续至今。虽然已经分手十多年了,我们偶尔碰面,发个伊妹儿,或打个电话,追忆当年情景,竟还言犹未尽,回味无穷。

弗拉德米尔是个“老毛子”。不过,他是出生在前苏联的犹太人。苏联瓦解后,他和他的家人移居以色列;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又移民到加拿大。弗拉德米尔加入团队,纯属偶然。公司原先物色的是一位前苏联著名科学家,但他另有高就,到达拉斯一家国际公司任职去了。为了表达歉疚,遂绍介了弗拉德米尔。听与弗拉德米尔一同加入公司的DBA(数据库主管)娜塔莎说,弗拉德米尔过去参加过前苏联的航天研究,得过奖,授过勋,还当过 “苏维埃英雄”什么的。但是,这位“苏维埃英雄”的脾气特糗,一句话不投机,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喝叫起来。有一次,我在调试图形功能时,不经意发现数学模型的一个小瑕疵,随手作了修正。哪知道,弗拉德米尔获悉后,脸一拉,毫不客气地对我说:“You wanna take it over?!(你想接管我的工作吗?!)” 咱来自毛泽东故乡,当然也不会对这位“苏联老大哥”示弱,马上回应:“没问题,我们可以交换工作么,只要你愿意!”弗拉德米尔虽被我一句话噎住,但仍虎视眈眈,就差赫鲁晓夫那般,脱鞋拍桌子了。此时,我见好就收,来个毛泽东的“敌进我退”,转身干自己的活儿去了。真所谓不打不相识,从此以后,我俩成了好朋友。我离开公司后,弗拉德米尔仍“坚守岗位”,后来他儿子到温哥华的大学上学,才动了挪窝的念头。他给我发了伊妹儿,托我找工作,我就把他介绍给为我服务多年的职业经纪人了。

约斯科是从南斯拉夫来的,南斯拉夫现今也不存在了。他告诉我,他家乡在塞尔维亚,而他太太的老家则在克罗地亚,现在变成两个国家了。虽说约斯科在贝尔格来德大学计算机系读过硕士,但南斯拉夫的高科技不行,约斯科的技术水平也比较差。工作中,他和弗拉德米尔不太对付。弗拉德米尔经常指点约斯科做这做那的,就像斯大林指挥铁托一样;约斯科技术上虽然不过硬,却不服气弗拉德米尔的“指教”,便表现出铁托般的自主精神。他俩工作中磕磕碰碰,时常有矛盾。我呢,则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做好本职工作,不掺入他们的“鸡鸡狗狗”。有一回,公司招聘项目经理,约斯科跟我说他想申请。我心里犯嘀咕,你老兄本职工作做得不咋样,眼睛还往高处看,没听说公司正考虑调整你的工作吗?便直截了当劝他:算了吧,轮到弗拉德米尔,也轮不到你。想另谋高就的话,不如换个公司好了。不久,约斯科到本地最大的一家系统服务公司谋职去了,是我们五人中最早离开公司的。临走,我把大家请到中餐馆吃饭,为约斯科饯行。

测试工程师金哲和安东尼,都比我们年轻。金哲是南韩人,加入公司时才从理工学院毕业。因为经常一块儿工作,私下谈话也多。他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时常拿来与他的“大韩”文化作比较,言谈中虽不敢明说,但也能体味出他偏狭的民族“优越感”,所以我老要“丑化”他的“大韩”文化。“丑化”它一下,他的“优越感”才有所收敛。不过,金哲这小伙子工作上十分有钻研精神。他自己动脑筋,制作了自动化测试工具。那工具不但使用起来简单方便,而且还能把测试结果自动录存下来,经过分析,用图表显示出来。后来,他申请美国摩托罗拉的工作,这套测试工具起了作用。我做他的工作证人(reference),摩托罗拉公司打来电话,我实事求是地为他“美化”了一通。

安东尼自小从香港到英国读中学,然后来加拿大读的大学。安东尼虽然年轻,处事却老道圆润。弗拉德米尔脾气臭,但安东尼把他“哄”得服服贴贴:既把程序中的毛病挑出来了,修正了,弗拉德米尔还满脸高兴,吱吱夸奖安东尼做得好。五人中,我和安东尼是华人,关系也比其他人更接近些。他单身未婚,周末闲暇无趣,我就把他接到我家,搞点吃的,唱唱卡拉OK。以后我跳槽到温哥华工作,家没搬,租屋住。安东尼父母家在温哥华,他就从家里搬来微波炉,电视机等,送给我。再后来,他也跳槽到我的公司工作了。虽然不在一个部门共事,但工休时间,我们经常会在公司餐厅里聚一聚,或喝杯咖啡,或共进午餐。

2008年7月6日星期日

夏威夷:海上天堂

夏威夷群岛位于海天一色、浩瀚无际的中太平洋北部。俯瞰夏威夷,就像一串光彩夺目的珠链,在白云悠悠、海水深碧的茫茫大洋上熠熠生辉。那里,碧波环绕,椰林婆娑,更有一片金光灿灿的海滨沙滩。



檀香山是一座名城,也是一个海岛,周围被湛蓝湛蓝的海水包围,海水前面则是金黄色的环岛沙滩,是世界驰名的游泳与冲浪胜地。沿着环岛公路行走或驱车,你的目光无法不被色彩特别美丽的海水所吸引。海水无限深远,望不到边,水的颜色极有层次——近处是蓝色的,时有白色的浪花飞溅,远处呈现出湖绿色,而更远的远处则是一片淡紫色。这极有层次的色彩,使你觉得大海无限美艳,也无限神秘。

在檀香山,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大海。无论是在山坡上,还是在下榻的高楼里,只要登高一望,湛蓝湛蓝的海景就会展现在眼前,绚丽无比。而你的心情仿佛也被海水涤荡过一样,格外宁静与怡然。每当休息日到来,金黄色的海滩上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游人。在威基基,在汉娜鸟娜玛贝湾,在孔龙湾,他们架起五颜六色的帐篷,或坐或躺,或谈话或嬉戏,或游泳或冲浪,面对着浩瀚的大海,尽情享受阳光、海水、沙滩、彩色带给他们的快乐。



夏威夷的山也很特别,因为这些山都是火山的熔岩形成的,它们既不同于石头山,也不同于土山。若干年前,火山喷出了熔岩,待这些熔岩冷却了之后,就形成了一层坚硬的岩石;以后,又有火山喷出了下一批熔岩,再冷却形成了又一层坚硬的岩石;周而复始,火山不断地喷发,不断地冷却,渐渐的,在海滩的上面就出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山。这山的山石极有层次,一层接一层,好像是一层台阶接着一层台阶;不过由于熔岩的流淌,这层次虽然鲜明却并不平坦。它们的颜色也很特别,带些深棕,又带些土红,与我们常见的山峰不大一样。多少年前,这些山石还在地下,是炽热的液体,是大自然的变化莫测,让它们转换成能量,从地面下的深层喷射出来,变成为今日看到的顽石。



夏威夷的花堪称世界之最。其中最美的花应属“天堂鸟花”。这种花的花朵很大,酷似一只准备展翅高飞的鸟。它有四个花瓣,这四个花瓣的形状和组合就是鸟的翅膀。花瓣的颜色有的是黄色的,但有深橙色的边;有的是深橙色的,但有黄色的边。在四个花瓣组成的翅膀中间长着两支紫色的花蕊,一前一后,恰似鸟的头脖和身体,这紫色的花蕊中心还长着米色和深橙色的蕊心。更绝妙的是,这朵花被一个很硬的花茎托住,这花茎是深绿色的,上面还有深紫色与红色的线条。茎的顶部长着一个斜坡,这个斜坡有丰富的色彩,它由橙色、红色和紫色构成。这个斜坡把那只酷似鸟儿的花朵托起,仿佛是天堂鸟飞向空中的跳板。

2008年7月5日星期六

文字的遭遇

最近在国内新浪网上写博客,我的几篇小文,大概触犯了什么禁忌,竟然被连“砍”了四次。后来我把博客搬了家,在北美的谷歌上继续写,国内的砍刀是够不上了,但他们来绝的:封锁。国内的网友们就看不到我的博客了。可是,在我抽下那几篇犯忌的小文后,网路又通了。这类文字警察的把戏,真让人啼笑皆非。其实,此类把戏并不新鲜。出国前,我在大学读书教书十余年。十余年里,著书,撰稿,早已有过此类遭遇,不妨在这里略说一二。

八零年,我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系里让我兼职担任八零级学生的辅导员。像所有专职辅导员一样,新生报到前,我已经“圈定”了班干部和团干部,挑中的自然都是中学时期的“老”学生干部。开学后不久,上面让选送留日学生,条件是除了高考总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外,外语考试成绩必须在六十分以上。根据要求,我带的班里只有一名男同学入选。名单公布后,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的女学生找我,毫无掩饰地“责问”:为什么她没选上?我说,你的总分够了,但外语成绩不够。她气冲冲地甩手关门走了。我很生气,向系里作了汇报。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说,她在中学时是团委书记,有点傲,可能一时想不开,再“做做工作”。我想,年轻人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有些情绪也难免,找她谈谈吧。不料,她非但不“领情”,反而说要撂挑子不做学生干部了。嗨,这把我惹恼了:小小年纪已经学会“拿一把”了,以后若做了大官,还不耀武扬威哇。那也好,今后班干部就不再由辅导员来选任,改由全班同学选举产生。接着,我在班上宣布,打今儿起,大家要把当班干部看成大学期间锻炼自己领导才能的好机会。只要你愿意,同学们信任,就可以当班干部。同学们都一致赞成。为了让更多同学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大家还同意,班干部一年一任,不得连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效果挺好。不但那些“老”学生干部们下岗后,放下架子,贴近了“群众”心声,而且许多并不起眼的同学,当了班干部后,发挥了才能,做得还真不比那些“老”干部差。八一年,我给《文汇报》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班干部要轮流当”。文章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生干部轮流做是贯彻“教育机会平等”的重要内容。第二,大学生今后都是社会栋梁,让每个大学生培养和锻炼领导才能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课程。第三,破除“干部选任”,“干部世袭”的习惯做法是教育改革的社会责任。《文汇报》接稿后很感兴趣,让我前后字斟句酌地修改了三次校样。校样确定后,最终还是没能刊登出来,因为当时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我的稿子不见得能套上什么“精神污染”的帽子,但“干部轮流做”的说法会触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天条,倒是有可能的。与我接洽的编辑也道不明文章没有刊登的原因,只说上面给卡住了。

八二年,我在学习中西教育思想史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理论界关于“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人的发展与教育的理论探讨”,对过去教育上不把受教育者当“人”看,不讲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强调“思想改造”,“人格塑造”的做法作了辨析。论文投寄给北京中央教育研究所的《教育研究》杂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接着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进行了批判,挞伐。八四年,由于胡赵插手,运动才算有了平息。这时,《教育研究》杂志社忽然给我来信,说准备发表我两年前的稿子了,并解释当初没发表的原因,是“出于对作者的保护”云云。这让我有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感觉:我的文章怎么又和“自由化”挂上钩了呢?八十年代中期,适逢国内政治宽松,思想开放,文章发表后,教育理论界反映不错,不少师范院校邀请我前往作学术讲演。八五年,文章还被系里推荐到学校,评为青年学者优秀论文二等奖。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学术“遭遇”,对个人而言,实微不足道。但放大了看,思想受政治控制,学术只能随政治风向走,却是十分悲哀的事。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魁北克城:浪漫之都

这里被形容为“浪漫之都”。身穿古服、梳上经典的发型、倚偎在老旧城墙大门旁、行走在碎石街石板路上、住进传统的灰石屋宅里、坐在马车上仰望庄严的教堂……这里的每一道风景都注满18世纪的独特浪漫风情。这就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城(Quebec City)。

1608年7月3日,法国探险家兼皮草商人萨姆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从圣罗伦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登陆,在陡峭的高原上,设立了毛皮交易所,并建立了一个法国人的居住区。而这儿恰好位于圣罗伦斯河的开口处,因而他给这座城市命名为魁北克城,来自当地的土著语,就是“峡湾”之意。

整个魁北克城分为新旧两部分。新城商业繁荣,拥有现代都市风貌,一样的北美景致。旅游区在魁北克古城,差不多有一半的房屋建于1850年前。旧市区一直保存着18世纪法国城市的景观,进入城墙之下的商业区,沿着蜿蜒的石板路,两旁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店铺。每拐一个弯,你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不一样的画:古典优雅的欧式建筑,17、18世纪的霓虹灯牌,起伏不平的街道,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欧陆气息。

魁北克城官方语言为法语,整个城市无论是电视、电台、报纸还是街头的菜单,都用法语版本。就连街头遇到一名当地人,与你的对答几乎都是法语。这种感觉彷佛印证了一句话:“如果说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法国,那么魁北克城就是法国的法国。” 魁北克城的车牌,上面都印着一句法语:“Je me souviens”,中文意思是“我会永远记住”,这是当年法裔居民作主权抗争的口号,它表示永远记住牺牲的勇士。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坐上高头大马牵引的老式马车,走在鹅卵石铺成的旧式街道上,触摸古老的砖墙,休息时躲进路边古色古香的咖啡馆,欣赏远处街头艺人悠扬的琴声,你也会“永远记住”──记住这美丽浪漫的历史古城。

魁北克城的地标建筑是芳堤娜城堡饭店(Chateau Frontenac),远远望去,这是一座城中最为夺目和高耸的建筑。青铜色的屋顶,配上红砖色的外墙,似乎是一座守护着圣罗伦斯河的中世纪城堡。在芳堤娜城堡附近还有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小巷Rue du Trsor,延续了欧洲风情,当地不下20余名画家聚集这里,他们摆售描绘魁北克四季景致,风格不同的画作,令小巷成为了游客们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之一。

魁北克市最著名的观光街道叫做小尚普兰街(Rue du Petit-Champlain),这小街被冠以“北美最古老的繁华街”的称号。全长百余米的小尚普兰街四周林立着不同的小商店,精致的商品目不暇接,带着闲适的脚步,你会感到浓郁的法式情调和优雅的生活方式。

傍晚时分,不大的古城广场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各种肤色的人群摩肩接踵,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露天演唱会。星光下,游客,情侣,少女,老人,无不兴奋异常。他们在歌声中亲吻,拥抱,欢笑,起舞。多么美好的时光,多么浪漫的人生呵!

2008年7月2日星期三

维多利亚:花园城市

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市(Victoria),是以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1862年正式建市的。如果说温哥华是个喧闹的大都市,维多利亚则是一个悠闲、温文尔雅的小城,她以美貌,赢来了“花园之都”,“小英国” ,“退休乐园”等美名。长久以来,维多利亚深受欧洲文明的洗礼,不论在建筑、文化、风俗习惯上,都显得很“英国”。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维多利亚就像是一朵开在加拿大国土的英伦玫瑰。

登上前往维多利亚的渡轮,阳光温柔地撒在甲板上,仿佛还没有睡醒。海风轻轻袭来,仿佛要拥你入怀。海浪轻轻摇曳,波光粼粼,神秘莫测。海鸥随船起舞,仿佛和我们一样兴致勃勃。远处错落的岛屿,复盖着浓郁而神秘的植被,不由得让人猜测是否曾有鲁宾逊的光顾。稀稀落落地掩映在茂密松柏间的西式建筑,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这边的天气只要是晴天,就永远是天高云淡。一朵朵云彩构成一幅幅奇异图案,让人浮想连翩。连绵起伏的远山宛如一道坚实的城墙,将这自然的城池保护得固若金汤。

下了渡轮,最先来到風景怡人的布查花园。它建於1904年,面积35公頃,是維多利亚最美丽宁靜的人間仙境。布查夫妇原本经营加拿大及美国波特兰水泥生产。為实現他們對园艺的热爱与钟情,起初,他們將荒蕪的石灰矿废墟改成低窪花园专植玫瑰,之後又慢慢扩展出迷人的罗斯噴泉、玫瑰园、日本庭园與意大利花园等,讓布查花园的每一個角落,都散發着醉人的美丽。

参观完布查花园,来到坐落在市中心内港一侧的省议会大厦。大厦前面大面积的草坪把建筑衬托得宏伟而气派;省议会的部分大厅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里面不算富丽堂皇,但也庄严肃穆。有人定时讲解大厦的历史。墙壁上有很多照片和绘画记录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省政府的历程。如果适逢省议会正在开会,便可现场观看会议实况,这时你也许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开放而瞠目。

议会大厦对面有一个蜡像馆。门口身着传统英国战士服饰的大鼻子,绅士而和蔼。他不会到路边拉游客入馆参观,但也会拒绝游客合影的要求。蜡像馆中有许多历史人物,有许多历史事件,有童话故事,有历史名著的片段等等。而且还会定期有新的作品和人物推出。

缩微世界博物馆在著名的Empress酒店东侧。它利用缩微技术重塑本地土著人生活,二战残酷的场景,加国铁路建设,采矿和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等等。看到那些栩栩如生和惟妙惟肖的人物和场景,仿佛自己就置身于其中。

在港湾和附近的商业街上漫步,路边卖艺的,乐队伴奏演唱的,画人物肖像的,表演杂耍的等等,丰富多彩。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马车在街上往来穿梭,欧洲的风情,皇室的气氛,处处可见的历史遗迹,俊伟的古堡大楼,现代化的城市设计,以及悠闲的生活情怀,都令维多利亚成为游客必到之处。

在回程的渡轮上,沐浴在夕阳中,放缓思绪;静静地坐在舷窗边,不时举起手中的望远镜,重温海岛上的奇丽风情,想象着,今后是否还有机会来到这块远离人群的静土?

2008年7月1日星期二

组党

朋友老陈是做地产经纪的。他在温哥华自组了一个政党,叫“民族联盟党”。今年是他的党成立一周年,邀请我们参加周年庆祝晚会。我不太有兴趣,但做房屋贷款经理的太太与他有业务往来,不好推辞,便去替他捧场。

会上,老陈介绍一年前申请组党的经过,我听了有些感触。当初,老陈是前后填写了三次文件表格,才完成注册手续的。第一次想当然地填写完所有文件,结果没批准。接着,他收集了许多政党资料,研究一番后,递交了第二份申请。政党登记处的官员问他,究竟为什么组党?答曰,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啊。官员说,那只要成立社团就够了,何必政党呢?老陈答不上来。官员接着问,你打算怎么行动达成目标呢?参选参政呗,老陈不假思索地回答。官员马上说,这不结了,把它写上哇。老陈把参选参政的话填上后,他的党马上被批准了。显然,成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参选参政。参选,当然是要争取掌权做官,当个议员市长什么的。老陈也许在中国的“文化酱缸”里泡久了,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野心”亮出来。其实,搞政治就是因为有“野心”,老陈有“野心”才会想着去搞政治的。在这一点上,用不着“韬光养晦”。最初,老陈若简简单单填上组党为了做议员当市长,不再做他的地产经纪,不再到处开车陪顾客兜风看房子,他的注册手续用不着三次,一次就行了。

老陈说,参选参政是为少数族裔,明确地说就是为华裔,争取权益。对这个说法,我也感到有点费解。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是为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服务的。没听说成立政党是代表某个族群的,倒听说某个族群为争取自己权益,裂疆割土,闹独立的。譬如魁北克的法语族裔,就是一例。按照魁省的做法,老陈完全不必费心去组党参选,不如干脆在华裔居民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列治文市搞独立,成立国家算了。万一成功,老陈当上的便不是什么议员市长之类,而是总统了。显然,老陈没闹清阶级与族群,政党与国家的区别。这点道理,《毛选》里都有。老陈出国前,没把《毛选》学好。此其一。

其二,从加拿大的政治版图看,基本上是三党逐鹿:代表大公司,大财团的保守党,代表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和代表“劳苦大众”的新民主党。加拿大中产阶级基数大,所以自由党执政时间最长。然而权力容易使人腐败。自由党执政久了,必出丑闻。借自由党丑闻上台的,一般是保守党,轮不到新民主党。保守党强调节税和治安,而新民主党若上台,不是征税,便是“杀”富济贫。这是我在加国生活近二十年的政治经验。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那边贫富悬殊,阶级差别大,所以一直是两党政治。近一二十年,美国国内有人老想搞第三党,企图打破两党格局,但总没成功。究其原因,政党只能是经济利益再分配和阶级分化改组的自然产物,不是什么人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况且,加拿大有一百多个族裔,若都象老陈那样拉大旗成立政党的话,会有多少个代表不同族裔的党?温哥华有来自两岸三地四五十万华裔,他们的经济基础,文化特质和政治诉求都不相同,老陈的民族联盟党怎能把他们一锅端起呢?

其三,西方国家的从政者,一般都是家底殷实的富人。他们不是老板出身,就是收入优厚的律师,至少也是解决了温饱,生活无后顾之忧者们。象老陈这样,靠替人买卖房屋过活,现在房市旺的时候,能小赚一把,将来房市走下坡路,连糊口的钱都难挣出来,还有心思去搞政治?至于那些做传销的,开小酒坊或经营小卖店的,跃跃欲试,准备参选,我实实在在奉劝一句,穷人参政只有一条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的路走不通,只有等发了家再做你们的从政梦罢。其实,从政当个议员什么的,没多少实惠,年薪满打满不过十来万,当省长市长的,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企望从政致富,或做官捞一把的,不如趁早打消念头的好。在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的岗位上,你是既发不了,也贪不得的。老陈决不是个贪者,是个老实人。他似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我只是觉得,他的经济基础太薄弱,他的政治理想不现实。

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托莱多:落幕的辉煌

到马德里的第二天,表姐就带我们去距离马德里72公里的托莱多。这是西班牙有两千年历史的古都城,地势险峻,建筑在山崖上的城区被泰加斯河三面环绕,三座古桥通入城区,中古时代的9座城门堡垒和石城墙包围着不同年代的建筑物。在古城石板街上漫步,走过教堂、修道院、宫殿,古旧的招牌与路灯在伸出街心的阳台下摇摇晃晃,另一条小巷又传来金银匠的打造声音,这一切让人如误坠时光隧道,回返到中世纪的欧洲。      

托莱多古城是西班牙最重要的国家古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将整个城市定为“世界产”。 14世纪之前,罗马人、哥德人,摩尔人、西班牙人在托莱多不断更替政权,古城也曾聚居了一万多犹太人。托莱多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政策,使城市变成各民族各宗教的熔炉,其经济文化因人才的荟集,在14世纪繁荣和强盛达到顶峰,直至1561年西班牙国王迁都马德里。      

托莱多的建筑最能反映城市的发展,世界最大天主教堂之一的托莱多大教堂是最佳的历史见证。公元6世纪它是哥德人的宗教圣殿,公元9世纪摩尔人又改为伊斯兰寺庙,1224年起改为天主教堂。各种流派的建筑师,在一座教堂内,留下不同时代、不同宗教的烙印。大教堂大门上方,是基督“最后的晚餐”的画面,大门侧的90米高大钟楼是14世纪时所建造。教堂圣器室如美术博物馆,收藏数量甚多的戈雅、格列科等西班牙画家的作品。教堂内的木雕祭坛,精妙绝伦的雕刻是稀世之宝。和西班牙多座教堂一样,这也是一座多民族、多宗教、多风格融于一体的奇异教堂。      

托莱多最古老的桥梁是阿尔坎达拉石桥,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桥上刻有狮子与城堡的古朴图案。市内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则是公元9世纪的比萨格拉石头城门。夕阳辉照的托莱多,也是摄影家和画家描写西班牙古山城的最佳图像选择。1577年,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格列科踏过托莱多石桥的那一刻,泰加斯河与山城的光与色,使这位艺术家在此居留、创作了37年而从未离去,直至1614年终老在他犹太区的家里。如今格列科的寓所已改为格列科博物馆,这位以宗教肖像画著称的高产画家的作品遍布全城。圣多梅教堂每日参加婚礼的青年与旅行者络绎不绝,因为教堂有一幅号称世界五大名画之一的格列科作品——《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这幅人物众多的巨构,画家自己与城中名人都在画中,描写天上人间不同境界。
      
古城托莱多的美丽使不少游人都模仿格列科:下午从马德里出发,在夕阳幻影中抵达山城,踏过石桥,以画家格列科的眼光欣赏托莱多。今天,无论在太阳城门还是比萨格拉城门旁的横街窄巷,或在修道院、犹太教堂的矮屋旁,买卖金银镶嵌和陶瓷艺品的小贩和游客仍旧熙熙攘攘。但曾经是西班牙政治和宗教首都的托莱多,如今只沦为几万居民的旅游城市,它的辉煌已经向观众谢幕。在后来的新世纪中,欧洲、美洲、亚洲,此起彼落地涌现了更多的新兴城市。

2008年6月25日星期三

萨尔斯堡:音乐之乡

我是从墨尼黑坐车去萨尔斯堡的。在流传的故事中,萨尔斯堡仿佛就是浪漫和古典的隐语。处身这个小城的清冷和古旧中,即使近得可以触摸她的绝壁老墙,似乎总是隔着距离,我就像一个闯入画卷的陌生人,被风景环绕,却始终是观众。这个被称为欧洲心脏的地方,呈现着千年过后仍存储着的精彩。

千年前的食盐交易带给萨尔斯堡丰厚的财富,城市的建筑沿袭着奢华的风格,留存无数古迹的老城,连同辉煌的建筑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壮美景色一起成为奥地利人的骄傲。
  
新城古城以萨尔河为界,老城房屋参差有致。这座古老的城市,人们依然生活在其中的建筑至少有300年历史,抬头可见一座安静的楼房上赫然写着1258或者1407,那是建成的年代。穿行其间,中世纪的铸铁招牌也还亮铮铮地挂在那些老店之上。连接新城古城的桥边,一座小小的银行,竟是卡拉扬在萨尔斯堡的故居。
 
莫扎特
  
喜欢萨尔斯堡的理由可以很多,莫扎特是其中显而易见的。还有葛特莱德街——奥地利最漂亮的商业街,精美的中古时代老铁艺商号,深具艺术格调的古老连拱廊。对了,这条街的9号就是莫扎特的出生地。这是一幢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顺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一股古旧的气息扑面而来。为了尽量维持原貌,萨尔茨堡市政府并没有对这幢房子进行任何改造,只是做了必要的维修和维护。低矮的房间,逼仄的走道,局促的天井,吱吱响的木门,这一切将人们带回18世纪中叶欧洲市井生活的氛围中。

1756年1月,莫扎特出生在这幢房子的4楼。现在,这里已经变成莫扎特纪念馆。当初莫扎特一家居住过的几间不大的屋子里,陈列着一些简单的家具、莫扎特家族的简介、莫扎特写的乐谱手稿、书信、还有他亲自设计的几部著名歌剧的微缩舞台布景。展品里还珍藏有莫扎特的一缕金色头发。最有意义的纪念品当属莫扎特用过的第一把小提琴和第一架钢琴。
  
米拉贝尔花园

米拉贝尔花园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公园。花园建于17世纪末,当年美丽的主人是大主教阁下的情人,宫殿的每一扇窗都遥望萨尔河畔的霍亨萨尔斯城堡——主教的所在。花园中央是一座大型喷泉,四周有许多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雕像。这座浪漫的花园,后来成为电影《音乐之声》的外景地。

现为萨尔斯堡市政厅所在的米拉贝尔宫殿。在拉菲尔·多纳建造的天使阶梯的衬托之下,华丽风格的大理石大厅成为了今天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礼大厅之一,莫扎特和他的姑娘也曾在这里共舞过。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前来登记结婚,“感受一下中古时代的婚礼马车、鲜花、音乐,加上正宗的莫扎特巧克力”。

  
音乐之城
  
米拉贝尔花园东侧,是莫扎特生前的居所,同葛特莱德街9号一样,透过这座普通的小楼,还能依稀体会到音乐家生前未曾显赫的处境。
  
这里真不愧是音乐故乡,一个偶然就不知道会产生一件什么音乐轶事。1818年的圣诞节,萨尔斯堡州小镇欧本朵夫小教堂惟一的管风琴竟然坏掉,牧师无法让圣诞弥撒没有音乐,急中生智,脍炙人口的“平安夜”(Silent Night)就这样诞生。
  
举世闻名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年年举行,音乐节期间有世界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前来演奏,最著名的指挥大师、最具魅力的歌剧院、音乐厅都来参加。雷因哈特、托斯卡尼尼、富特夫伦勒、卡拉扬等著名音乐导演、指挥家的名字与音乐节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它是一首缠绵的老歌,在暮色中低吟着往日的旧事;有人说它是一幅精美的旧画,轻描淡写,便写尽人间的风景。这就是萨尔斯堡,一个蕴含着诗魂画魄的欧洲古城。
  
萨尔斯堡四季乐声悠扬,除了街头巷尾的音乐聚会外,各种正式的音乐会也让人们目不暇接,萨尔斯堡要塞的室内乐、米拉贝尔宫的宫廷音乐会、海尔布伦宫的露天舞会以及音乐厅里的大型音乐和戏剧会演……仲夏之夜,随便走在一条小巷里,你都能听到从窗口或阳台里飘出的莫扎特的小夜曲。那乐声不疾不徐,扣人心弦,令人惆怅。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发现音乐无处不在,萨尔斯堡的城市气质里处处流淌这一份优雅的音乐情结。
  
主教官邸
  
坐落在市中心的萨尔斯堡主教官邸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体,其中包括了180个房间和3个大庭院,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丽后花园,令人陶醉。莫扎特的父亲曾经是主教官邸乐队的第四提琴手,他母亲则是主教官邸管家的女儿。主教官邸豪宅———从前的礼仪大厅,萨尔斯堡侯爵主教的住宅,收集了16至19世纪欧洲画家众多作品的主教官邸画廊。旧主教官邸对面坐落着主教官邸新楼。

圣彼得教区
  
圣彼得教区是萨尔斯堡最古老的一部分。在第一批由SaintRupert领导的修道士们在这儿定居后,城市慢慢地向修道院周边发展。今天依然可以见到用僧侣山上的岩石所建造的地下墓窖。
  
圣彼得墓地以其独有的环境成为世界上最美丽与最古老的墓地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尤瓦武时代。许多著名的人士如艺术家、学者、商人均葬在这里。这其中有纳纳·莫扎特(莫扎特的姐姐)、米歇尔·海顿(音乐家,约瑟夫·海顿的弟弟)。关于这座墓地著名的萨尔斯堡诗人乔克·特拉克写下了诗句:“天空对着这凝固了梦想的花园静静地微笑。” (转载,略改)

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鲍尔

鲍尔是我在海外跨进IT行业的第一个老板。九十年代初,我转行读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专业。学校设有合作教育实习计划(Co-op Program),学生只要学完规定的专业课程,且成绩达到要求的,都可以申请去参与这个合作计划的公司实习。实习期一般三至四个月,公司给薪水。实习结束后,仍回学校继续完成剩余的课业。有一年,特兰科技公司来学校招收实习生。因为该公司设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到那儿实习,即便开车,每天至少有三四个小时得花在路途上,所以报名的学生不多。但我不在乎。为了取得实际工作经验,以利于毕业后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远点怕啥?

按约定到公司进行工作面试。先由生产部主任引我到工场参观公司制造的机车监视器(Vehicle Health Monitor),那是给英国伦敦Dockland的轻轨列车系统研发的。据生产部主任介绍,当初参加竞标的有好几家国际知名大公司,而特兰只是个仅有二十来个雇员的小公司,但由于技术副总裁鲍尔在机车监视器领域的国际声誉,最终还是被特兰夺标了。现在第一批监视器经过最后测试,马上就要出厂了。

接着要见的就是鲍尔了。鲍尔约摸与我年纪相仿,高个,讲话一口伦敦音。鲍尔是美国IEEE学会成员,在自动化系统方面造诣很深,而且还擅长用C和VB语言编写程序。机车监视器的软体部分几乎都是由他设计或在他指导下完成的。面试时,鲍尔没花很多时间来考查我的技术能力,却仔细询问了我的学术经历。他对我出版的书感兴趣。其实,我的书都是有关哲学,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鲍尔的兴趣之广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天,我们竟象志趣相同的学术同僚,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直到公司秘书敲门进屋,有事找鲍尔请示时,我们才“刹车”。 最后,鲍尔因为有急务要处理,匆忙结束面试,嘱咐我赶快上班,便离去了。

上班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对监视器软体部分作全面复查,并更新相关的技术文献。我这个人是工作狂。上班第一天拜会了同事,熟悉一下工作环境,第二天开始,就早七晚八地干起来了。可是,每天清晨,当我到公司休息室饮第一杯咖啡的时候,总能遇上鲍尔;下班时,看到鲍尔办公室的灯光总还亮着。鲍尔的家在几十海哩外的小岛上,他每天上下班都得坐渡轮,渡轮单行的行驶时间约四十分钟,所以鲍尔每天早上得六时离家,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到家。而他已是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太太又怀上了第五个,象他这样事业有成,家境富裕的公司主管,为什么还要这么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真有点“不可思议”。有一天工休时间,我把心中的“疑问”向他提了出来。他听了哈哈笑,反问我:我看你不也是干活玩命的主,为什么呢?我开玩笑地答道:“穷则思变啊!”鲍尔顿时收起脸色,严肃地说,努力工作可不只是为了赚大钱哦。鲍尔告诉我,他原是某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收入相当丰厚,“养家糊口”绝对不成问题。但他觉得,在大公司工作,束缚多,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跳出来,自组公司,自创事业。十多年来,特兰科技公司上了市,在自动化监控和预测领域已有一定知名度,但鲍尔并不满足。他最近与美国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合作,把对核反应进行监控和预测的数学模型,转嫁到半导体芯片生产线上来。根据他们预估,如把这套系统应用在半导体芯片生产线上,每年不仅可以为半导体公司减少大量废品率,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流程,优化产品质量。英特尔,摩特罗拉等大公司都非常感兴趣。鲍尔正计划着扩大公司规模,把公司的业务重点转移到半导体行业上来。

鲍尔对我的实习工作成绩十分满意。在公司业务会上,他多次表扬我,说我不但是一名“高质量”的实习生,而且是全公司雇员的楷摸。公司要发展,需要有彼特(我的英文名)这样能起领导作用的人。当时,公司正在招聘一名软件开发经理和一名软件工程师。招聘广告在《环球邮报》上刊登后,应聘申请纷至沓来。鲍尔竟让我对几百份申请信和工作履历进行筛选,给公司招聘小组物色面试对象做准备。我接受任务后,为了使筛选工作取得客观,公正的结果,设计了专用的量表,对每份申请打分,列出名次,最后递交给招聘小组。招聘小组看了,称赞不已。招聘小组汇报鲍尔后,鲍尔见了我,伸出大拇指,连声说“Good job!”。

四个月的实习工作结束了。在与鲍尔告别时,他送给我一本IEEE最新编撰的软件工程标准,并再三叮嘱:“记着给我来电话!”公司的人事经理对我说,鲍尔对你非常欣赏,一定要你毕业后加入他的团队,为实现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而奋斗。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庆幸自己在海外成功地实现了专业转行,也庆幸结识了一位专业领域里的知音和老板。

“民主选举”

我下乡的时候,农场已改制为团,团长和政委都是戴领章挂帽徽的现役军人。象部队一样,团部设司政后,司政后机关一把手,无一例外都是部队来的,副职才是原农场的干部。下乡第二年,改制工作进行到生产队,从此,生产队被称为连队了。按照规定,连级干部的产生,先由党支部提出候选人,然后经过全连职工和知青们投票选举,再报送团部机关批准。

那时“文革”运动正方兴未艾,干部任用需经过“民主选举”,这符合当时的“革命大方向”。但在七连搞选举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波。

原来,党支部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中,连长,指导员和机务副连长是原生产队的干部,一名副指导员和一名副连长则都从下乡知青中选拔,这也符合当时的流行做法,毕竟知青占了全连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嘛。对其他候选人,大家没有太大异议,问题出在那个知青副连长的候选人上。党支部提名的是六八年北京知青侯子贞。侯子贞下乡前是学生干部,“文革”中是校革委成员。他待人处事比较正经八摆,且不苟言笑,让人有不太容易亲近的感觉。选举结果公布后,侯子贞在知青中几乎全军覆没,大多数知青选票都跑到了当时连里还默默无闻的一个上海知青头上。他是谁?不是别人,即是敝下。

这下麻烦大了,党支部提名的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还得了!无疑,选举结果很“自然”地被宣布无效,作废了。接着几天看到的是紧锣密鼓的各种会议,从党到团,从贫下中农到知青骨干,层层发动,级级落实......

其实,不要说当时,就是在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那次选举中如此受知青们的青睐。我不但对选举结果颇感惊讶,而且觉得头皮麻酥酥的,有点儿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不久前,我刚接到了父亲从上海青浦五七干校寄来的信。信里告诉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父亲因为解放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信是父亲在被隔离前匆匆发出的。这显然给了我一个信号:当心受牵连。过去我算得上一个“出身好”的兵团战士,今后可能不是那样了。出身有问题,连兵团战士的资格都值得考虑,怎么还能当什么干部呢?

正在我提心吊胆时候,坏消息接踵而来。有人在知青和职工中宣传,我曾在去年与八六和老康私办油印小报,“攻击领导”,是“阶级立场不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样的人不配当干部。我明白,话虽是底下人放出来的,代表的却是党支部的意见啊,我忧心重重,心里很苦闷。猪舍离连队驻地有两三里路远,我整天躲在猪圈里,避免与人接触,试图用孤独来去除自己心中的烦恼。

接着举行了第二次选举。第二次选举的结果符合党支部的愿望,五名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我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但仍出乎意料的是,党支部在随之公布的班排长名单中,竟把我添甄为后勤排长。这也许是为了弥补选举程序的“不当”,或者是因为顾忌“民意”,他们才这样做的。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反倒使我刚放下了的心,又紧绷起来。至于领导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作如此安排,我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所思虑的是由此引起的干部审查,会把父亲被隔离的问题暴露出来,让自己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急忙找新当选的连指导员老于,陈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各种理由。指导员蛮和气地对我说,不行就慢慢学么,这是领导和群众对你的信任,你可不能辜负哦。话说到这个地步,我无言以对,心里却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几个月后,家里又来信了。从信里得知,父亲被解除隔离了。虽然我还不十分了解父亲被抓被放的底细,但看了信,心里就象久憋着的一口气吐了出来,顿时觉得轻松多了。

2008年6月20日星期五

浑小子赵狗

这是写给赵狗孩子看的。我想在他孩子面前,抖搂抖搂他(她)爸年轻时的那些个“糗事儿”。

先作个自我介绍吧:孩子,我比你爸大四五岁的模样,因此你得管我叫伯伯。当年你爸调到马号当“臭”跟车的时候,伯伯是管马号的后勤排长---你爸的上司。后来,伯伯瞅着你爸“眼顺”,提拔他当牛车老板了。这牛车老板的职位有多高啊?这么说吧,他管一头驾辕的壮牛,当然还有一台长六尺宽四尺的载货平板车。有富余人的时候,给你爸配上一两个跟车的,帮着装卸货物。再后来,赶马车的顾吊叔叔“升官”开尤特(小运输车)去了,你爸也跟着“升官”,当马车老板了。

你爸年轻时,一整个浑小子。浑得很哟,伯伯连他的真姓大名都不记得了,只管他叫赵狗,因为大家都这么叫。那年份,不象你们现在,有学上,放了学,爸妈还紧着“逼”你们上补习班,你爸哪有书念啊,不是不想念,是不让念。不念书,还能不浑的?伯伯年长几岁,下乡前多少念了点书,倒是不浑。但不浑也难受,因为心里忒明镜,有时想起自己前途什么的,更焦虑。不如浑一些的好。

有一次,不知道你爸犯了什么事儿,马号班长老韩头向伯伯告状来了。总是你爸不对呗,伯伯就给你爸做“思想工作”。伯伯有点文化水,什么主席语录啦,英雄事迹啦,父母心,游子情啦,三下两下的,把你爸说哭了。那个没出息哦,简直泪洗满面,象掉进你爸北京家门口的龙潭湖,刚爬上岸似的。你说稚气不稚气?

你爸不仅浑,不但稚气,还淘着呢!马号有一头小马驹,一岁不到,半人多高,虽说长得体格健硕,英姿飒爽,但还没到驾辕拉车的年纪。每天出厩后,小马驹就在田野草原上溜跶,狂奔。好几回,你爸瞅准了,突然飞身跃马,骑到马背上,抓住马鬃,时而挺胸,时而低头,马蹄飞扬,满山遍野地跑。喝,那个精神抖擞呵!哇,那个身手矫健呵!三十多年了,你爸留在伯伯记忆里的,就是这么个定格。

你爸当车老板,长鞭甩得棒极了。他双手把鞭子往空中一扬,象晴天一个霹雳,鞭声清脆透亮。但他甩鞭,从不打在马背牛身上。对驾车的牛马,你爸疼着呐!出车回来,他不是给它们饮水添料,就是进厩清粪,勤快的很!你爸个头小,干活却手脚麻利,不管什么活,到他手里,不但做得快,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秋收结束了,北大荒寒冷的冬天不远了。马号出动所有牛车马车,从地里把脱了粒的豆秸拉回来,给各家各户作取暖煮饭的引火柴用。你烧鸡叔叔(大名洪兆辉)和伯伯给你爸爸当跟车的。我们用叉子往车上挑豆秸,你爸站在车上,一边吆喝着马车前行,一边忙着码豆秸堆。我们挑上车的豆秸越多,你爸在车上码的豆秸堆就越高,最高可达三四米。车在起了垄的豆地里,颤颤巍巍地走着,车上码得四四方方的豆秸堆,虽然左右摇摆,但稳实得很。满车豆秸,拉进家属住宅区狭窄的过道里,你爸给车解了辕套,车板往后倾斜,接着他轻拍马身,辕马快捷前跃几步,整个豆秸堆,就齐刷刷地卸落在住家门口了。就这样,一车又一车,一天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赶在上冻前,把豆秸运回家来……

嗨!孩子,说着说着,怎么给你爸“评功摆好”了。不过,伯伯讲句公道话,你爸年轻那会儿啊,浑是浑,稚归稚,淘虽淘,但心底善,且能干着呐!伯伯说的那些个事儿,你爸从前给你叨咕过吗?没有?!你爸不好意思嘛。伯伯今儿起个头,往后你就缠着你爸说他年轻时的事,他的“糗”事可多呢。

(后记:死面,听到我“损”赵狗了么?你走好几年了,我竟不知道。走好,不舍。零八年六月)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

忆秦娥 (六道弯上)

山林咽,
霜华洗净蹉跎月。
蹉跎月。
迎得人归,
还送人别。

不知昨是重阳节,
荒野僻地耕尘绝。
耕尘绝。
花开花谢,
奈何天阙。

(作于七五年北大荒深山里。略改。)

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

望江南 (远祭)

举目望,
村渡在天涯。
荡子不知伤行色,
亡母空落坟前花。
樱碎泪满颊。

(作于零二年温城本那比山上。)

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

任教

一九七六年秋冬之交,我被调往农场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调我去的原因,无外乎有两个:其一,中学是营级单位。农场连以上干部中,有较高文化的,寥寥无几。我虽仅高中程度,但山中无老虎,猴子可以称大王,选我去补缺,勉强还说得过去。其二,当时正赶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整顿校风校纪是当务之急。调我去学校这块是非之地,想必是要借我的手,达整顿之速效。就我个人而言,脱离农业连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学校工作,有利于为来年自己参加高考做准备,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这个调动甚合我意,没怎么犹豫,便卷起铺盖,走马上任了。

北兴农场共有中学三所,一中地处农场场部,是三所中学的龙头。说它是“龙头”,不仅因为一中学生人数多,师资较强,而且农场许多头头脑脑的子女都在这所中学就读,学校里的一举一动,用不着打报告,可以一下子捅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反过来,那些头儿们也挺“看重”一中,大学中专已经恢复招生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跳上这个“龙门”。

想跳龙门并不是坏事。但连跳的本事都没有,这龙门怎能过得去呢?我刚到学校那阵子,学校纪律松懈,教学秩序很乱,隔三叉五地有老师来告状,不是挨了学生的漫骂,就是课上不下去了,搞得我很头疼。学校名义上有个校长,中小学一起管,但对中学部分的事基本不过问。我与副教务主任陈惠业商量:学校不象学校,总得想个法子治治吧?她面有难色地点头称是。陈惠业是一位老教师,办事勤恳,为人友善,但说起整顿校风校纪,则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要我出头去搞。

我知道整顿的事不那么容易。要改变学校乱象,首先必须使老师们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他们明白“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才是学校的主角,“文革”中那套随意处置和批斗老师的情况,决不容许再发生了。刘士其和李芳五都是五八年从军队转业的老教员,长期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老知识分子不受信任,因此他们情绪消沉,工作劲头不高。我多次找他们谈话,虚心向他们讨教,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在学校工作中发挥作用。谈话后,刘士其老师主动请求担任学风较差的初三五班的班主任;李芳五老师则负责毕业班的物理迎考工作,为后来七八年高考取得好成绩做出了贡献。学校数学教学骨干殷老师,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高材生,“文革”中因莫须有罪名被赶出北京,流放到北大荒的劳改农场,后来虽然平反后到学校任教,但工作中总是谨言慎行,放不开手脚。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我有意识地在教师和学生中宣扬他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成绩,树立他的威信。他见我诚恳待人,开始经常找我吐露心头话,成了我的好朋友。青年女教师谈大妹带的班个别学生素质差,经常在课堂上闹事,甚至侮辱老师。我亲自到班上训导,严肃批评了那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责令他们向老师赔礼道谦。从此,谈老师在我的支持下,敢抓敢管,班级的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在全校树立尊师守纪的学风,我还适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讲解培养良好学风,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尊敬老师;二. 不打人骂人;三. 测验考试不作弊。这三条纪律虽然很基本,但在当时真正贯彻下去却不容易。譬如,禁止考试作弊这一条,做起来就很难。那时作弊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农场头头们的子女带头作弊,老师们都奈何不得。为了刹住这股歪风,我决心带个头。有一次,农场场长的儿子和女儿不管学校三令五申,在考试时公然作弊。我知道后,马上到班上,宣布考试成绩无效,决定他们停课写检查,并知会了他们的家长。因为我管校严格,并戴着一付黑框眼镜,所以调皮的学生们私下里管我叫“渡边”(电影《地道战》里一位凶神恶刹的日本鬼子)。老师们见我敢管,真抓,也就放开手来了。

以后,当学校工作基本走上正规,风气逐步端正起来时,我和陈惠业老师又在全校建立和健全了学生早自习制度。每天清晨,我都巡视各个教室,了解学生早自习的情况,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为了迎接七八年高考,我们不但为毕业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而且从高中一年级学生中,破格选拔了一些拔尖的,让他们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那一年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在七八年高考时,取得很好的成绩。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他们都遍布全国各地,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还出国留学,成为有关领域的专家。九八年,仅在温哥华一地,我就遇见了四位过去曾在北兴农场第一中学学习过的学生。王英当年考上鸡西煤矿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以后随丈夫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不列颠西哥伦比亚大学采矿专业的硕士学位。金霞和金大庆姐弟俩都在日本荣获博士学位。姐姐金霞毕业后在日本从事纺织材料的科学研究,后来移居加拿大。弟弟金大庆当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后来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任高工。在烈治文市开设中药制剂公司的马迎春,则原是武汉中药学院的副教授,在英国进修后来到加拿大创业的。虽然他们中不都是当年直接受业于我的学生,但三四十年前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播下的文化教育种子,在北大荒这块沃土上,孕育了不少人才,恐怕是不争的史实。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

儿子的恋爱史

儿子丹尼斯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身高体壮,长得又帅,追求他的女孩子不少。读中学时,因为我们反对早恋,孩子自己也觉得不到时候,所以没有结交女朋友。但他认为交女朋友谈恋爱没有错,因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锻炼,都得积累经验的嘛。有了经验,才能把这件人生大事办好。有时候我和他妈拌嘴,他看见了就会说,瞧,年轻时多谈谈,多练习练习,现在就不会这样喽。

进大学了,他妈仍然反对他交女朋友,认为应该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我呢,则持不同意见,觉得读大学不能只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除了好好读书,学会交朋友谈恋爱,也可以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做到读书和恋爱两不误呢?我对儿子说,爸爸不指望你早挣钱,慢慢来,做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儿;大学生活是人生最快活,最自由飞翔的阶段,好好享受(enjoy)吧。他妈批评我不该这么引导孩子,我则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概受我的影响吧,大学四年里,丹尼斯一口气谈了五个女朋友,谈到后来,连我这个“思想前卫”的爸爸都怀疑自己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国内青岛来留学的。开学第一天,她找不到计算机房,丹尼斯引了路,两人就交往起来了。姑娘不但长得漂亮,待人也有礼貌,我们见了,挺满意的。交往了约莫一年光景,有一天,儿子突然宣布说散了,但不肯透露散的原因。我觉得蛮可惜的,虽不能干预,但告诫儿子,要散得好好散,不能伤了人家女孩子的感情。丹尼斯说,没事儿的,咱们仍是好朋友。

过不久,丹尼斯放学回家晚了,让我开车去公车站接。我看到他和一个长似白人的女孩在一起。儿子告诉我,这是他的新女友,下课后一起去市中心看电影来着。女孩是个混血儿,妈妈是华裔,爸爸是英国人。她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进大学拿的是全省最高额的奖学金,志愿是在大学毕业后进医学院。这么好的女孩子,儿子竟然也没交往多久。丹尼斯酷爱体育活动,每个周末,不是打篮球,就是参加排球比赛,还玩英式橄榄球。他也要求女朋友“全面发展”,同他一起参加运动,但人家女孩子一心想将来当医生,惜时如金,挤出时间谈恋爱都不容易,哪还能把时间“耗”在体育活动上呢?

他的第三个女朋友倒是个体育爱好者。丹尼斯喜欢的活动,她都陪同参加。我想,两个人能玩到一起,未必不是好事儿。将来一起生活,如没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也难过得和谐合拍。第二年情人节,我看到丹尼斯女友送给他的贺卡。贺卡上写着,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消融它们。不久,他们真的分手了。我猜,他们最终没能克服那些“差异”,所以分手了。分手后,他们仍然一起参加各项喜爱的体育活动,好像没事儿发生过似的。

丹尼斯结交的第四个女朋友,是个韩国学生,我没见过,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说,那女孩长得甜美,也很聪明,但不太随和,比较爱耍娇,两人的个性不一样。女孩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牙医去了,儿子也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他们就此分道扬镳了。

我儿子现在的女友是个台湾留学生,读生化的,本科毕业后一边在大学实验室里实习,一边准备报考研究生。看得出来那姑娘是个细心人,生活上很照顾丹尼斯,丹尼斯也觉得女友是个贴心的姑娘,比较满意。也许这四年里,我们见到的“准儿媳妇”太多了,所以对这事儿,我们已持平常心了。

大学毕业典礼上,丹尼斯的“新老”女友们都在,看到他们互相祝贺,一起拍照留念,象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我心里不但为他们高兴,而且还挺羡慕他们的呢。时代毕竟不同了,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的择偶标准,生活价值和处世方式,有些我们可能不理解,觉得跟不上趟了,但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以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难免会失之偏颇的。在儿子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上,我持开放的态度。我相信儿子的智慧,相信他自个儿的判断力,相信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一定会走得很好,很幸福,很有成就。

2008年6月9日星期一

笑是美丽的

李奇虹不爱笑。她那张苦瓜脸,七连的人都该熟悉的。但千载难逢看到她笑起来,特别是开怀大笑的时候,那笑容真够漂亮的,那笑声真够爽朗的。可见,她不是真的不爱笑,不愿意笑,或者说笑得不好看。只是她不想笑,不敢笑,笑不出来。

李奇虹笑不出来,是因为她身上压着沉重的“家庭历史”包袱,那包袱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据说,她父亲解放前给国民党做过什么事,够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纲,是“专政”对象。不象现今,国民党主席连战,吴伯雄都被胡锦涛请进中南海喝茅台酒了,那年头,老毛和老蒋正较劲儿呢。国民党在台湾誓言“光复大陆”,共产党在大陆大闹“文革”,清除“国民党残渣余孽”,不留情,不手软。李奇虹父亲就这么被送去“劳改”,流落他乡,家里只靠她母亲,带仨孩子,挣扎活命。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年代有许多词儿,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五类份子”,“再教育对象”等等,都是经常在人们嘴上蹦进蹦出的,更甭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了。在这种背景下,象李奇虹那样身背“原罪”的人,还能笑吗?还敢笑吗?还笑得出来吗?

她不能笑,却可以哭。连里办“忆苦思甜”图片展览,需要一个朗读讲解的。李奇虹是北京知青,说普通话标准,长得又端庄肃穆。就是她了吧,连里选定她。到展览开幕那天,只见她不卑不亢,不紧不慢,用低沉优美的女中音,把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故事,讲得栩栩如生。高潮时,有人竟泣不成声。她脸颊上挂着两行泪珠,依旧委婉动听,字字清澈。后来,后勤排排演了一出根据解放军战士胡业桃舍身救人事迹创作的歌舞剧。全剧由李奇虹和小学男教师陈洪卫担纲主持。他俩珠联璧合的客串,跌宕起伏的解说,使全剧演得有声有色。当时适逢某团武装连野营拉练到七连,看了演出,都称颂不已。时隔三十多年了,当时的场景,我仍历历在目。不久前在温哥华,我听了一出《雷雨》咏叹调音乐会。担任旁白的是国内移民来的专业演员,水平当然不错。但他的旁白,我觉得似乎少了点感同身受的历史感,而知青李奇虹有,因为她感同人情憎爱,因为她身受世态炎凉。

从外表看,李奇虹压抑,拘谨,寡言,内心则很细。她做连里出纳员,收支明细账目,记得一清二楚,老会计看了连声道好。后来,老会计病了,不能做会计了,由李奇虹接任。她不但很快接过了老会计的账本,还手把手教会宁波女知青洪素弟接替自己的出纳工作。有一次,我去团部见到财务科干部,他说我们连会计出纳工作做得好。李奇虹和洪素弟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而且农忙时便放下自己工作,拿起镰刀,扛起锄头,或背起罗筐,与大家一起下地割麦,锄草,掰苞米。有时候,她们正忙着在连部结账,伙房需要人帮忙,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她俩二话不说,放下账本,就随车下地。连里职工,家属和知青们都觉得李奇虹不错,工作踏实,待人诚恳。连领导们也挺器重她,信任她。但她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惦记着家,惦记着年迈的母亲,失去自由的父亲,还有孤立无助的兄弟。

七六年,李奇虹可以办病困退返京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返城手续给团军务股打回来了。她倒在炕上,流泪,抽泣,痛哭,却无声。我在场,亦无语。我不能像今天这样,给她一个拥抱,给她一个亲吻,以宽解她的痛楚,表达我的同情。

一晃眼,三十来年过去了。九五年,太太带儿子到北京玩,住在李奇虹家里。回来后,太太直夸奇虹热情,开朗,好客,还夸她的帅哥丈夫宽厚体贴,女儿漂亮聪慧。无疑,李奇虹有一个幸福的家。她钟爱自己的会计工作,退休后仍出外兼职,生活过得很充实。我漂泊海外多年,很久没见到她了,因为忙我们偶有通信,或互发电邮,但从字里行间里,似乎可以听见她欢快的笑声,看到她可掬的笑容。李奇虹笑了。让那个不让人笑,让人笑不出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罢。笑起来,才甜美!

捐助

最近四川大地震,温哥华华人侨社,报纸,电台,电视台都闻风而动,为四川灾民作赈灾募捐。新老侨民很踊跃,纷纷解囊,表达心意。其实,捐助可以有三种方式:捐钱,捐物和捐力。侨民们身居海外,捐力实不可行。天涯之隔,拖累之身,亲赴灾区出力,谈何容易?捐物也有局限。所捐之物,如不是灾区灾民所需,岂不浪费?而且运输物资,更是费钱费时费力。因此,捐钱的方式最简便,最可行。但捐钱的方式有危险性。那就是所捐之钱,会不会被贪婪之徒侵占或挪作他用?这是令捐助者担忧的。捐助者捐出不只是钱,更是他们的心。善款被侵占了,挪用了,就像割了他们的心似的,能好受吗?所以,每回捐款,我都十分小心,审慎考察募捐组织,害怕上当。这回地震捐款,我仅捐给了加拿大红十字会,觉得比较可靠。

去年,我年轻时下乡的农场,到过去的知青中搞募捐,说是所得之款用来盖水厂。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第一,哪有生产企业靠募捐来搞建设的?第二,哪有企业领导亲力亲为出外讨募捐的?这种事情在加拿大是不可想象的。试想,BC Hydro的头头有一天要省民捐款建水厂,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呢!这等事儿只在国内有。对这种募捐,我是一分钱不会给的。

在加拿大做捐助,我一般也不给钱。公司大楼的每个楼面上都设有捐物箱,有时我会把自家用剩的,多余的东西放到捐物箱里。但更多的时候,我乐于捐力,当义工。当义工的捐助方式非常好,一则可以助人之所需,二则立竿见影,看到效果,三则捐助者与受捐者互动,不仅帮助了别人,还从别人身上或从所做的工作里,学到东西,长了见识。

去年圣诞节前,我到温哥华食物银行(Greater Vancouver Food Bank Society)做了两天义工,帮助他们把募捐来的食物进行分类和包装。温哥华食物银行是一个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这就是说它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也就是不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金钱,完全靠企业(公司,超市,商店),慈善团体和个人捐赠的钱物来运作的。三万三千平方英尺的仓库(Warehouse)里有堆积如山的各类成品和半成品食物,每天进出仓库的食物多达八百万磅。捐赠来的食物在分类和包装后,被运往全市十六个供无家可归者用餐的公共食堂和一百个分发点,每天提供给二万五千名需要帮助的人食用,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和单亲家庭,也有学生和老人,其中41% 是儿童。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所以捐赠来的食物特别多,我们一刻不停地干,虽然很累,但觉得这是一份用行动献出的圣诞礼物,心里非常满足。

今年复活节,我又与公司的同事们到新西敏市的一个专供流浪者吃饭的食堂去做义工,为他们开饭,端菜,加汤,送甜点。他们大都是吸毒者。毒品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而且使他们无家可归。工作前,食堂主任的话,使我感触良多:“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当我为他们端了一个盘子,送了一付刀叉,听到他们说声“谢谢”的时候,我真正认识到,他们是人,他们是病人,为他们服务,就像为其他所有人服务一样,都是应该的。

出国后,先后买过三辆小汽车。这三辆座驾,就象与我结过伴的三位朋友,陪伴我,度过了十多年不平凡的留洋岁月。

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我来加拿大刚几个月。急着学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仅骑过脚踏车,没条件玩车,所以对开车感兴趣;二是妻儿不久要来加拿大了。在国外生活,没车就象没有腿一样,不方便。趁早学会了,到需要时就不用着急了。可是我刚到国外不久,靠奖学金生活,袋囊羞涩,于是只花了一百元,从比我早来的留学生手里,买了一辆开了十八年的八缸别克车。那是一辆标准的“老爷车”。车龄老不说,车型长而宽,车身坑坑洼洼,锈迹斑斑,开在路上,十分招摇。车到我手里已行驶了约二十万公里,每次起动,都十分费劲,有时得把八个油缸塞头拆了,清洁一下,才能打着。更难堪的是漏油,车停到哪儿,地上便是一摊油迹。就这么辆破车,我还十分珍惜,因为我指望用它学会开车。怎么学呢?花钱请老师教,太贵;求会开车的同学赐教,求多了,不好意思。于是,挑了僻静的马路,自己偷着开。还好,不出三个月,幸运地通过路试,换来了驾驶执照。

拿到驾照以后,心里便抖起来了。趁三个月保险期没过,除了抓紧练习车技外,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为没车的同学提供用车方便。有一次,为一位同学搬家,车刚过闹市口,就听到警笛尖鸣声。反光镜里看到一辆警车尾随着,通过喇叭喊我停车。我一边把车停靠路旁,一边嘀咕着犯了哪条交通规则。警员下车后,走到我车旁,指出我车的拐弯指示灯工作不灵,三五秒钟才闪一下,忒慢。我说,那不是我的错呀。警员答道,你该换个车啦。我俏皮地问,哪来的钱呢?警员耸耸肩,手一甩,便转身扬长而去了。

三个月保险期到了,不续保险就不能再开车,否则违反交通法规,要吃罚单的。继续上保险呢,花费高不说,上学打工,并不需要车,就把车停了下来。某天,朋友老徐邀我去吃饭。他家离我住处不远,趁晚上天黑路暗,我便偷偷开车去了。吃过饭后,老徐太太说老徐父亲刚去世心情不好,我就问想不想出去散散心。老徐说可以。哪儿?伦敦百货。在伦敦百货逛完商店后开车回家,谁知刚出停车场,我的车就被警车卯上了。我发觉事坏,顿时乱了方寸,急忙停车,开门走下车来。那警员马上蹲下身马步持枪,向我怒吼:“站住!返回车内!”车立即被拖走了,还吃了一张高达三百五十元的罚票。以后把车领回来,又交了三十多元的拖车费,损失委实惨重。

买第二辆车的时候,是我妻儿从日本移民来加前不久。怕老婆来了寒掺,咬咬牙花二千元,买了一辆福特水星车。车仍是旧车,开了八年。因为之前只有一个车主,所以驾驶里程数不高。但为了保险起见,成交前特地找车行作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说,车况蛮好。我就放心了。

一周后,开车兴高采烈地去机场接回妻儿。谁知快到家时,突然车的汽化器失灵了,发动机象发了疯似地狂转不止。我只能就地抛锚,打电话请朋友开车来,把新来乍到的妻儿送家去,然后再把车拖到修车行。换了个汽化器,干掉了近五百元。坏事会成双。没多久,当地一位老华侨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车开到半道上,刹车发生故障了。刹车坏了,我不敢冒险,只好去电话说改日拜访。修一下刹车,又花去了四,五百元。

好象买这车我该多花一千元似的,从此以后,它再没出丑,一直为我们安安全全地服务了七年。七年里除了必要的保养和更新外,没有额外花费。朋友们都说值,我也觉得它挺争气。

开车,车况好坏,故然重要,但行车安全更马虎不得。一出事故,危及人命,就不是百元千元的花费了。有一次,我开车行至十字路口向左转弯,见到亮着黄灯,就硬闯了过去,正好被街上巡视的警车逮个正着,说我闯红灯,给了我罚单。我说黄灯,警察说红灯。回家后,我不服气,仔细查阅了一下驾驶指导手册。上面讲,在十字路口,当车向左转弯时,如果交叉的道路是单行道,即便是红灯,车只要停一下,接着转弯也是允许的。第二天,我就向交通法庭作了申诉。开庭时,警方也许觉得不值得为这事儿费口舌,主动撤消了罚票。罚票撤消后,我觉得打赢了这个交通官司,心里很得意,因此思想上并没有对安全驾驶引起足够重视。

九七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开车到图书馆还书回家。由于心里惦记着明天温哥华一家公司的工作面试,开车便急了点。转上高速公路时,我没理会礼让的指示牌,径直冲上高速公路。这时,另一辆车沿着高速公路从左侧急驶而来。我稍许犹豫一下,那车已撞上了我的车头。总算万幸,人没伤着,车却毁了。这辆跟随了我七年的小车自此告别了。车拖走那天,我特地给它好好打扫了一下,挺恋恋不舍的。

我买的第三辆座驾是当年出厂的日本本田车。到底是新车,少了许多开旧车时的担心和忧虑。平时我把它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周末或假日,它载着我们,到郊外野营,到美国揽胜,赏尽了落基山脉的千姿百态,看够了低陆平原的奇丽风光。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则把它看似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由于车定期送车行保养,平时自己也挺注意给车做些清洁工作,所以用了十来年,车还象新的一样。但十来年的车,外表虽然不错,内脏的一些部件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有朋友出主意,用这辆车,通过以旧换新的交易方式,换个新车开。我明白,换个新车开,更划算。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对它有感情了,送走它,觉得不仁义。

去年圣诞节,儿子自英国回来度假。由于回程飞机班次不顺,多花了许多时间,很累。回家后,又有一连串的探访和约会,休息和睡眠就不足了。一天半夜回家,发悃,车就懵懵咚咚地撞上了路旁的电线杆,撞得车的气囊袋都打开了。命万幸保住了,左手指骨断了两根。待儿子动完手术,平安出院后,我又急忙赶到废车场,瞻仰车的遗容。站在车旁,我低头致礼,向它表达了我的歉意。

为了工作方便,本来打算再买个车。公司里有人发起环保坐公车和骑自行车的号召,我就响应,试着做做看。几个月下来,慢慢习惯了,心里琢磨着,太太已经有车,再买车的念头就打消了。

格瑞夫妇

认识格瑞和希拉夫妇俩的时侯,他们已经在素克小镇外十多公里的山林里生活十七年了。那儿没电,没有自来水。一座独立的小木屋(Cabin),正面朝向一条约十来英尺宽的小溪(Creek)。溪水碧波粼粼,潺潺的流水声,清彻悦耳。从屋里仅有的一扇三尺见宽的小窗向外望去,四周草木扶苏,百花斗艳。临窗的写字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和报刊杂志。北墙刚够两人躺下的木板床上,平排铺着两条野营被(Sleeping Bags)。屋子中央除了一个烧水煮饭的火炉外,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屋后数十米远的密林里,有一个极其简陋的蹲坑茅厕。他们拥有的唯一的现代化生活工具,就是汽车,那是每周一次采购生活用品或对外联络所必需的。

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格瑞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地球怎么演化的书。我儿子丹尼斯才上小学,求知欲强,听说这位大胡子伯伯“什么都懂”,而且能讲流利的中文,就缠住了格瑞,中英文相夹着,提了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格瑞真是循循善诱,不但认认真真地解答问题,而且还带了丹尼斯在树林里四处转悠,讲解各种植物的来历和特征。

格瑞和希拉听说我年轻时曾在农场生活过十来年,非常感兴趣,似乎找到了一个相同志趣的人,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那是一段不甚愉快的生活。他们听了后颇觉诧异,想知道为什么。我简略地作了介绍后说,你们崇尚自然和简朴的生活,并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自由和自主的选择。而我和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是没有这种选择自由的。我们如何生活,甚至在哪儿生活,都得由别人来规定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或者适不适应,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旨意去实行。他们听了点头称是。我接着说,你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多半是为了摆脱现代生活干扰,以利于专心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工作。而我们下乡是去接受思想改造的。没等我说完,格瑞用手指一挥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That’s the point)!

格瑞和希拉都是七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希拉是华人,本姓蔡,是国民党某左派元老的后代。她自小移民美国,却不忘祖国文化。因为钟爱摄影艺术,希拉曾多次到大陆和台湾等地拍摄山水美景。她的作品或陈列在展览中,或制成明信片惠赠他人。在多大学习期间,她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格瑞相识,乃至相爱。格瑞是白人,却沉湎于中国博大宏深的古代文献之中。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工作,其间翻译和出版了多卷有关唐诗宋词的书籍。八十年代,格瑞发表的关于中国古诗词研究的专著《中国的诗心(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享誉北美汉学界。

九十年代,格瑞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易经》(Classic of Change)上来了。《易经》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汉代,其核心内容则得自于《周易》。《周易》记载了公元前1000至500年间青铜器时代的周朝古代占卜者们口耳相传的卜辞图文,以后经后人的不断发挥和注解,使它从一种本来仅用于事主预测未来和洞悉结果的“实用之术”,变成一本充满深邃道德和哲学含意的经典之作,从而成为上层阶级“通古今之变”和谋政治方略的统治工具了。格瑞认为,《易经》的研究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否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于为人理解了。他说:“新近的研究表明,《易经》与其说是一本充满诗情的占卜手册,不如说是一种占卜者告诉有企图心的智者如何对付生活中具体情景的实用之术。它的实际用途远甚于它的哲学意义。”在此基础上,格瑞用简明易懂而又直截了当的语言,重新注释了六十四个卦图(hexagrams)。一九九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易经再探(Rediscovering the I Ching)》一书。他的书打开了西方读者窥探中国又一重要文化遗产的视窗。

如今,格瑞和希拉仍然住在那片山林里。不过他们买下了那块土地,并在那个小木屋的位置上,盖起了一座别墅。希拉说,这样他们就可以邀请父母兄弟来这儿度假了。2000年,新世纪来临,也许他们觉得修完“道”了,于是开始走出山林,投向更直接地为公众服务的事业了。格瑞在省议会担任学术顾问,希拉则为成人教育忙碌着。他们不要孩子,但他们生活得很自在,也很充实。

五十岁生日

今年我五十了。自四十岁出国那年起,每逢生日那一天,夜里总会失眠。睡不着有时就会起来“打坐”,过去走过的路,通过一个个场景,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在我眼前慢慢晃过。打坐完了以后,又盘算起现在和将来。将来多想是没有用的,于是把现在正做着的事上下左右地掂量一番,才心安理得地睡去了。说来也奇怪,尽管早一晚没睡好,第二天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无论工作还是学习,依然精力充沛,精神贯注。

在我的记忆里,大概因为家里弟妹多,父母从来就没有为我们庆祝过生日。结婚后太太每次要为我过生日,我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为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大概是没那个习惯吧。

今年有些不同了。太太说,五十岁是大寿,一定得过生日,我也就同意了。太太特地约了小舅子一家,去温哥华一家宁波籍人开的餐馆为我祝寿。我还收到了远在上海侄女寄来的生日贺卡。她是一位理性而富于感情的女孩子,今年刚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她的贺卡一下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在她那个年纪,我想进大学,却去了遥远的北大荒。等到跨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我都快三十岁了。把理想如梦的青春留在那广垠无际的林海雪原上,轻轻拂去身上的尘土,怀揣着入学通知书,没与任何人告别,连夜坐火车赶回了上海。到上海后,仅仅到家见了见父母,就搬进了大学学生宿舍。那时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简直有点冷漠。

现在想起来,那些年月也是乱纷纷的。刚刚“拨乱反正”,知青大批大批地返城。工作,住房,交通,人人像一只只无头苍蝇,为拮据的生活奔忙着。那时的我,象住在象牙塔里一样,一头扎进书堆里。虽说也关注社会的变态,但毕竟有如局外人一般。

有一年暑假,也是我生日那一天的晚上,闲着无事,去小缪家里一转。因为小缪夫人是北京知青,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是通过办假离婚回城的。回城后,在他父亲不足二十平方的屋子里设一张床,床上支个蚊帐作间隔,就赖以为生了。还算好,他继母从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提前退休,把工作让给了他。见面时我们相对无语。中学时代,我俩同学六年,他是校团委组织委员。当年的英姿豪气,此时显然已经看不到了。十多年农村生活,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大老爷们,磨去了棱角,磨没了脾气,不温不火,不卑不亢。

今年趁回国探亲,我特地去看望他。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两室一厅了,但没怎么装潢,还显得有点昏暗。他对我说,前几年由于服装厂倒闭,他拉了两个职工办了个服装贸易公司,自任经理。从采购布料,联系厂家,到争取出口额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连周末都不闲着。我问他发财了没有,他摇摇头说生意不好做。看得出来,老兄五十来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着。他依然话语不多,但谈起他的女儿来,眼睛里顿时放出神采来。女儿今年考上旅游专科学校,将来或许有机会去澳大利亚进修。我明白老兄寄厚望于女儿了。是啊,吾辈蹉跎,只能托望于下一代了。巧得很,在回家路上,和出租车司机也聊起了他正上中学的女儿。他十分感叹地说,自己老了,干完一个班二十四小时才能休息,快干不动了。但为了女儿,哪怕断了二十四根肋骨,也要坚持下去啊。

为了下一代,吃得苦中苦。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吧。无可否认,这种人生态度有其无私和负责任的一面,然而这种人生态度又是何等悲观和消极啊,因为它并不重视自己现世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享受。

同部门一起工作的迈克,与自己年令相仿,平时很谈得来。他是第二代英国移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师,积蓄甚丰。他有个儿子,是前妻所生,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仍与他住在一起,不过每月得交房租,还不管吃穿。迈克喜欢玩高尔夫球,工作之余,还热衷于做土陶器具。那不是为了卖钱,而纯粹是休闲之举。每逢假期,他便携同第二任娇妻,周游列国。我说,你日子过得好滋润啊,他总回我一句话:“享受生活吧(Enjoy life)!”

是呵,活到了五十岁,我才慢慢悟到了生命的真谛。英语中,生命与生活是同一个词。生命仅仅赋于每个人一次,人生在世又是如此短暂。该如何善待自己,享受生活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值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呵。努力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富于意义,学会享受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色彩。年纪固然是“硬道理”,但心态则更重要。

三考托福

像所有刚出国的人一样,出来后感到压力最大的是语言。尽管出国前学过许多年英语,临出国急来抱佛脚,突击背记了不少单词和短句,但当真刀真枪上阵时,仍然傻了眼:既听不懂,又说不出来,更闹出了不少笑话。记得第一学期在维多利亚大学选修教育哲学,开课前,克里斯多夫教授先让大家与邻座的同学们交谈片刻,然后再向全班介绍自己所交谈的对方。我的对子叫史蒂文,刚开始自报家门时,我尚能应付。但交谈稍微深入,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史蒂文说,入学前他是沙省某中学的副校长,为了晋升,举家西迁来读硕士学位。我见他长得肥胖滚圆,发福得够可以的,禁不住脱口问他多大年纪了。他初一愣,接着半真半假地笑着说:“咱不谈这些,行吗?”我这时才觉失言。史蒂文为了解除我的窘迫,滔滔不绝地自选话题谈开了,我则耳根发烧,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课上课后的练习,自觉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心想出国前咱没参加过托福考试,现在何不考它一次,看看自己水平到底怎样了。考场在一个梯型教室里,我坐在教室左侧走廊边的第一个座位。考题的第一部分我做得较快,做完后又复检一遍,尚有余剩时间,禁不住顺手翻到下一个部分。还没等我看清试题,一只纤手按住了我的试卷,抬头一看,一位监考的女职员微笑着轻声地对我说:“对不起,下一部分还没开始。”恰在此时,传声筒里发出了做第二部分的指令,女职员遂松开手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了。”考完之后,我自我感觉良好,还对朋友们夸下“海口”:五百五十分没问题。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别的考生们的成绩单都收到了,独缺我的。又过了些日子,才收到一封厚厚的邮件,信里告诉我,因为我违反考试规则,所以考试成绩被取消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作弊”而告终的考试。

九一年,为了继续深造,我申请攻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测量与评估的博士学位。经审查,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独缺托福,其中还需有英语写作成绩。由于有了第一次考试的教训,第二次托福考试比较顺利。语法和阅读得五百九十三分,写作竟拿了五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和特殊教育系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请,让我九月入学。

不料入学前我的移民申请被批准了。为了今后的工作前途,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教育的,毕业后在北美本来就较难找到工作,更何况高学历和高学位了。同时,我又看到那些学电子通讯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后都好赖有个工作得以养家糊口,正犹豫着,刚巧这时康谋荪学院的计算机系统技术专业招生,我便持托福成绩前去报名。岂知学院并不认可托福成绩,非要我通过当地的英语能力考试。考就考呗,岂料难度竟然高于托福,一试之下,我还真还没通过。

没通过入学的英语能力考试,替代的办法是选修英语文学和英语写作两门课程;这就是说,只有完成了这两门课程的学习,合格者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三个来月的时间,我一心扑在英语上。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次难得的语言强化训练。文学课学的是各种题材的英文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多。课上主要搞作品分析,课后除了阅读,就是写文学评论。最后我以一篇土著印弟安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通过了这门课程。写作课则以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为主。创造性写作注重场景描写和人物特征的刻画。我的写作多以年轻时下乡的经历作题材。由于“熟悉生活”,加上“嫁接”了一些中文写作的技巧,我的作文多因“形象生动和描写细腻”而颇得老师的欣赏,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

学完这两门课程后,为了测验学习的效果,我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果然比上一次提高了许多。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实际英语能力进步很大,尤其在写作方面。以后做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工作,经常需要写技术文献。我的文献写作总能博得同事们的好评。

忘年交

弗兰西斯·纳西如今八十多岁了。他是我们家的忘年交。九一年,太太和儿子丹尼斯从日本广岛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由于丹尼斯在日本上过三个多月幼儿园,因此才来那会儿,除了中国话外,叽哩咕噜的,满口日本话。为了让他尽快适应英语环境,我们只能先送他去乔治·杰小学的英语启蒙班(ESL)学习。那是专门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移民子弟开办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迅速渡过语言关,今后能跟上正轨班的学习进度。丹尼斯就是在那里结识弗兰西斯·纳西的。

因为弗兰西斯·纳西和班主任老师麦克尼尔女士熟识,所以他经常到班上去做义工。譬如学校组织学生出外搞活动,他就开车接送学生;逢年过节开“Party”,他便准备了玩具和节目与小朋友们共欢。小朋友们都尊称他为“纳西先生”,因为他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位与麦克尼尔女士一样和蔼可亲的老师。在一次聚会上,通过丹尼斯的介绍,我和纳西先生相识了。从此我家与纳西先生的交往也就开始了。

纳西先生是一位英格兰移民的后代。父亲早逝,母亲一手把他拉大成人。他自小性格内向,不喜交往,故终身未娶,一直陪伴和照顾母亲,直至她老人家去世。七十年代,由于心脏手术,他从皇家路德军事学院数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以后,他一直义务从事照顾老人和儿童的工作。前些年他还担任着苏格兰童子军的指导员,经常会收到过去曾得到过他关心和帮助的孩子们从世界各地写来的信。现在别看他年已古稀了,而且身体不太好,仍然经常到他家附近的橡树湾老人院去,探望那里比他还年长的老人,帮他们开车购物,带他们投医看病。有一次,我们偶尔发现他家墙上挂着的英国女皇表彰他母亲早年从事慈善工作的奖状,才明白纳西先生的慈心是源远流长的。

当我们住在维多利亚市的时候,我们的来往很密切。丹尼斯无论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都爱打电话求他帮助。而他从不敷衍推诿,有时问题一时难以解答,甚至会亲自驾车到公共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直至找出准确的答案。丹尼斯很爱去纳西先生家里玩,他家里有一间专为小朋友们设的游戏室。游戏室里,计算机,游戏机,各类玩具,应有尽有。暑假里,丹尼斯更喜欢到纳西先生早年买下的郊外别墅玩,在那里划船,游泳和学习辨认各类植物。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们离开维多利亚。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纳西先生和丹尼斯经常通过电子邮件(E-mail)交流生活和学习情况。每隔一个阶段,丹尼斯就向纳西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纳西先生则四处搜集各种学习参考资料,帮助丹尼斯加快学习进度。每年丹尼斯生日到了,纳西先生还会汇钱来,让我们给儿子买礼物。我们呢,由于工作和交通不便,除了他身体不适时去探望他外,平时只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寄送一些生活用品来表示问候。

纳西先生年岁大了,我们担心他独自生活,缺少照顾,曾多次邀请他来我们家小住,他都婉言谢绝了。我们知道,他喜欢宁静,离不开那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藏在绿树丛里的家。那里有他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时的温馨回忆,那里有他和儿童们一起玩耍的欢乐,那里有着他熟悉和留恋的一切。我们衷心祝愿纳西先生健康长寿。

古巴:加勒比海明珠

一直想去古巴看看。邻居艾地年前去那里度假,回来后告诉我,那边很漂亮,购物还便宜。我倒不是冲着购物去的,虽然我早知道古巴有三件宝:雪茄,咖啡和蜜酒。但我一不抽烟,二只饮茶,三少喝酒,所以对去那里购物兴趣不大。我想去古巴,是因为想实地看看那颗被“美帝国主义”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加勒比海上的“社会主义明珠”。记得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个红领巾时,古巴革命刚成功,我们在少年宫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古巴的红领巾们。那一个个黝黑,汗渍满面而朝气勃勃的形象,至今还深印在我脑海里。

从多伦多直飞古巴的Varadeo度假机场,需要三个多小时。飞机上有不少美国游客。其实,从迈阿密开游艇去古巴只要一个来小时,但美国政府禁止与古巴往来,所以他们只能绕道而行了。Varadeo机场很简陋,穿制服的警察随处可见,但大多和蔼可亲,尤其对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因为他们几乎认定我们来自中国。中国和古巴“同志加兄弟”,其友谊当然是不可言喻的。在机场可以兑换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古巴外汇卷,我们问导游,哪儿兑换会合算些?机场呢还是宾馆?回答是哪儿都一样。社会主义嘛,哪像资本主义那样“尔虞我诈”的?!

Varadeo是著名度假胜地。那里有三十多公里不间断的漫长海滩,蓝天白云,细沙碧波,泛舟扬帆,十分赏心悦目。都十一月份的季节了,尚温暖如春。娇阳烈日下,却干湿宜人。宾馆都由外资经营,法国的,西班牙的,也有美国的。设施齐备,服务周到。饮食虽不豪华,但亦应有尽有,还富于加勒比海特色。总之,一切宜人宜心宜情。但那只是外国游客的天堂,普通古巴人是不让随便进出的。宾馆内的雇员自然大多是古巴人,可都是有背景的人才能得此“肥差”的。“肥差”当然也不好做。有一次,我们去游船码头转悠,恰巧一批雇员下班。在门口,保安人员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挎包,搜捡完了,才让他们离去。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我的古巴之游,打下了第一个沉重的叹息。其中有一位是不久前载我们出海的船老大,我很为他感到羞辱,不过,那只是杞人自忧,他也许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那位船老大和他的年轻伙伴们,带着我们一行六人,扬帆出航,驶向大海深处的珊瑚岛游玩。船到一片浅海处,一个年轻船老大戴上潜泳脚蹼,嘴含吸管,跳入海里,见他时潜时浮,不大一会儿,抓获了三四十只肥大的活龙蟹。接着,我们也纵身下海,畅游嬉戏,不胜欢快。在珊瑚岛游玩之际,船老大们煮好了龙蟹,斟满了酒杯,等待我们。返航途中,我们大哚快颐,饱餐了一顿。

在Varadeo小住数日后,我们坐上中国恒通制造的崭新大旅游车,在一位古巴女导游的带领下,到包括哈瓦那在内的古岛北部去观光。那位女导游,端庄丰满,是哈瓦那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也许她是位古巴共产党员吧,沿途介绍时,满口“党的政策”,“革命成就”之类的词语。显然,她很为古巴实行的普及教育(每七人中有一名大学生)和全民医疗服务(全包全免,医生上门)感到自豪,但对现在资金缺乏,住房紧张,物价上涨等问题,她也并不违言。在古巴度假的十多天里,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确实没见到过一个沿街乞讨的流浪者,当然,悄悄向我们兜售雪茄的,索要香波,防晒油,甚至圆珠笔的,亦屡见不鲜。因为那些物资都是进口品,只能在为外国人服务的外汇商店里才能买到。古巴居民购物的各类商店都货物奇缺,买什么都得凭票凭证,限量供应。除了少数手工艺行业外,政府还不允许经营任何私营企业。据说革命前哈瓦那有五万多华人,革命后由于不让做生意,如今只剩下三百来人了。唐人街上几乎看不到华人,经营餐馆的,竟都是身着唐装的古巴本地人。

古巴的自然风光是美丽的,但古巴的城市建筑相当陈旧,稍好一点的都是前西班牙殖民者或逃亡的“地富反坏”留下的。诺大的哈瓦那革命广场,水泥地面都有开裂。广场南端的内政部大楼,墙壁驳落,色调灰黯,有些沧桑感。唯有印在外墙上的大幅格瓦拉画像,似乎还提醒着观光客昔日古巴革命的荣光。

人们没有忘记格瓦拉。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里,货摊上,到处可见印有他肖像的汗衫,橄榄帽和各类纪念品。但令人诧异的是,逛了那么多天,游了那么些地方,竟没发现卡斯特罗的一幅画像、一座雕塑。他是一位与格瓦拉齐名的拉美传奇人物,对他的低调和自制,我甚感意外,看看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们,哪个少得了那一套呵。在参观印第安地洞时,我好奇地向一位六十多岁的当地导游打听革命前后的情况。他很外向,也很善谈,喋喋不休地评论时政,分析着卡翁身后的未来。可当他发现附近有人在摄像录音时,手指突然捂住嘴唇,谈话弋然而至。他面露难色,我当然深表歉意,怕他惹祸上身。其实,那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地下溶洞,况且设施落后,灯光惨谈,丝毫调动不起我观赏的兴趣,但导游的那番谈话,那种表情,却引我进入了这个美丽岛国的灰暗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