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马德里的第二天，表姐就带我们去距离马德里72公里的托莱多。这是西班牙有两千年历史的古都城，地势险峻，建筑在山崖上的城区被泰加斯河三面环绕，三座古桥通入城区，中古时代的9座城门堡垒和石城墙包围着不同年代的建筑物。在古城石板街上漫步，走过教堂、修道院、宫殿，古旧的招牌与路灯在伸出街心的阳台下摇摇晃晃，另一条小巷又传来金银匠的打造声音，这一切让人如误坠时光隧道，回返到中世纪的欧洲。
托莱多古城是西班牙最重要的国家古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将整个城市定为“世界产”。 14世纪之前，罗马人、哥德人，摩尔人、西班牙人在托莱多不断更替政权，古城也曾聚居了一万多犹太人。托莱多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政策，使城市变成各民族各宗教的熔炉，其经济文化因人才的荟集，在14世纪繁荣和强盛达到顶峰，直至1561年西班牙国王迁都马德里。
托莱多的建筑最能反映城市的发展，世界最大天主教堂之一的托莱多大教堂是最佳的历史见证。公元6世纪它是哥德人的宗教圣殿，公元9世纪摩尔人又改为伊斯兰寺庙，1224年起改为天主教堂。各种流派的建筑师，在一座教堂内，留下不同时代、不同宗教的烙印。大教堂大门上方，是基督“最后的晚餐”的画面，大门侧的90米高大钟楼是14世纪时所建造。教堂圣器室如美术博物馆，收藏数量甚多的戈雅、格列科等西班牙画家的作品。教堂内的木雕祭坛，精妙绝伦的雕刻是稀世之宝。和西班牙多座教堂一样，这也是一座多民族、多宗教、多风格融于一体的奇异教堂。
托莱多最古老的桥梁是阿尔坎达拉石桥，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桥上刻有狮子与城堡的古朴图案。市内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则是公元9世纪的比萨格拉石头城门。夕阳辉照的托莱多，也是摄影家和画家描写西班牙古山城的最佳图像选择。1577年，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格列科踏过托莱多石桥的那一刻，泰加斯河与山城的光与色，使这位艺术家在此居留、创作了37年而从未离去，直至1614年终老在他犹太区的家里。如今格列科的寓所已改为格列科博物馆，这位以宗教肖像画著称的高产画家的作品遍布全城。圣多梅教堂每日参加婚礼的青年与旅行者络绎不绝，因为教堂有一幅号称世界五大名画之一的格列科作品——《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这幅人物众多的巨构，画家自己与城中名人都在画中，描写天上人间不同境界。
古城托莱多的美丽使不少游人都模仿格列科：下午从马德里出发，在夕阳幻影中抵达山城，踏过石桥，以画家格列科的眼光欣赏托莱多。今天，无论在太阳城门还是比萨格拉城门旁的横街窄巷，或在修道院、犹太教堂的矮屋旁，买卖金银镶嵌和陶瓷艺品的小贩和游客仍旧熙熙攘攘。但曾经是西班牙政治和宗教首都的托莱多，如今只沦为几万居民的旅游城市，它的辉煌已经向观众谢幕。在后来的新世纪中，欧洲、美洲、亚洲，此起彼落地涌现了更多的新兴城市。
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2008年6月25日星期三
萨尔斯堡：音乐之乡
我是从墨尼黑坐车去萨尔斯堡的。在流传的故事中，萨尔斯堡仿佛就是浪漫和古典的隐语。处身这个小城的清冷和古旧中，即使近得可以触摸她的绝壁老墙，似乎总是隔着距离，我就像一个闯入画卷的陌生人，被风景环绕，却始终是观众。这个被称为欧洲心脏的地方，呈现着千年过后仍存储着的精彩。
千年前的食盐交易带给萨尔斯堡丰厚的财富，城市的建筑沿袭着奢华的风格，留存无数古迹的老城，连同辉煌的建筑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壮美景色一起成为奥地利人的骄傲。
新城古城以萨尔河为界，老城房屋参差有致。这座古老的城市，人们依然生活在其中的建筑至少有300年历史，抬头可见一座安静的楼房上赫然写着1258或者1407,那是建成的年代。穿行其间，中世纪的铸铁招牌也还亮铮铮地挂在那些老店之上。连接新城古城的桥边，一座小小的银行，竟是卡拉扬在萨尔斯堡的故居。
莫扎特
喜欢萨尔斯堡的理由可以很多，莫扎特是其中显而易见的。还有葛特莱德街——奥地利最漂亮的商业街，精美的中古时代老铁艺商号，深具艺术格调的古老连拱廊。对了，这条街的9号就是莫扎特的出生地。这是一幢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顺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一股古旧的气息扑面而来。为了尽量维持原貌，萨尔茨堡市政府并没有对这幢房子进行任何改造，只是做了必要的维修和维护。低矮的房间，逼仄的走道，局促的天井，吱吱响的木门，这一切将人们带回18世纪中叶欧洲市井生活的氛围中。
1756年1月，莫扎特出生在这幢房子的4楼。现在，这里已经变成莫扎特纪念馆。当初莫扎特一家居住过的几间不大的屋子里，陈列着一些简单的家具、莫扎特家族的简介、莫扎特写的乐谱手稿、书信、还有他亲自设计的几部著名歌剧的微缩舞台布景。展品里还珍藏有莫扎特的一缕金色头发。最有意义的纪念品当属莫扎特用过的第一把小提琴和第一架钢琴。
米拉贝尔花园
米拉贝尔花园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公园。花园建于17世纪末，当年美丽的主人是大主教阁下的情人，宫殿的每一扇窗都遥望萨尔河畔的霍亨萨尔斯城堡——主教的所在。花园中央是一座大型喷泉，四周有许多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雕像。这座浪漫的花园，后来成为电影《音乐之声》的外景地。
现为萨尔斯堡市政厅所在的米拉贝尔宫殿。在拉菲尔·多纳建造的天使阶梯的衬托之下，华丽风格的大理石大厅成为了今天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礼大厅之一，莫扎特和他的姑娘也曾在这里共舞过。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前来登记结婚，“感受一下中古时代的婚礼马车、鲜花、音乐，加上正宗的莫扎特巧克力”。
音乐之城
米拉贝尔花园东侧，是莫扎特生前的居所，同葛特莱德街9号一样，透过这座普通的小楼，还能依稀体会到音乐家生前未曾显赫的处境。
这里真不愧是音乐故乡，一个偶然就不知道会产生一件什么音乐轶事。1818年的圣诞节，萨尔斯堡州小镇欧本朵夫小教堂惟一的管风琴竟然坏掉，牧师无法让圣诞弥撒没有音乐，急中生智，脍炙人口的“平安夜”（Silent Night）就这样诞生。
举世闻名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年年举行，音乐节期间有世界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前来演奏，最著名的指挥大师、最具魅力的歌剧院、音乐厅都来参加。雷因哈特、托斯卡尼尼、富特夫伦勒、卡拉扬等著名音乐导演、指挥家的名字与音乐节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它是一首缠绵的老歌，在暮色中低吟着往日的旧事；有人说它是一幅精美的旧画，轻描淡写，便写尽人间的风景。这就是萨尔斯堡，一个蕴含着诗魂画魄的欧洲古城。
萨尔斯堡四季乐声悠扬，除了街头巷尾的音乐聚会外，各种正式的音乐会也让人们目不暇接，萨尔斯堡要塞的室内乐、米拉贝尔宫的宫廷音乐会、海尔布伦宫的露天舞会以及音乐厅里的大型音乐和戏剧会演……仲夏之夜，随便走在一条小巷里，你都能听到从窗口或阳台里飘出的莫扎特的小夜曲。那乐声不疾不徐，扣人心弦，令人惆怅。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发现音乐无处不在，萨尔斯堡的城市气质里处处流淌这一份优雅的音乐情结。
主教官邸
坐落在市中心的萨尔斯堡主教官邸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体，其中包括了180个房间和3个大庭院，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丽后花园，令人陶醉。莫扎特的父亲曾经是主教官邸乐队的第四提琴手，他母亲则是主教官邸管家的女儿。主教官邸豪宅———从前的礼仪大厅，萨尔斯堡侯爵主教的住宅，收集了16至19世纪欧洲画家众多作品的主教官邸画廊。旧主教官邸对面坐落着主教官邸新楼。
圣彼得教区
圣彼得教区是萨尔斯堡最古老的一部分。在第一批由SaintRupert领导的修道士们在这儿定居后，城市慢慢地向修道院周边发展。今天依然可以见到用僧侣山上的岩石所建造的地下墓窖。
圣彼得墓地以其独有的环境成为世界上最美丽与最古老的墓地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尤瓦武时代。许多著名的人士如艺术家、学者、商人均葬在这里。这其中有纳纳·莫扎特(莫扎特的姐姐)、米歇尔·海顿(音乐家，约瑟夫·海顿的弟弟)。关于这座墓地著名的萨尔斯堡诗人乔克·特拉克写下了诗句：“天空对着这凝固了梦想的花园静静地微笑。” （转载，略改）
千年前的食盐交易带给萨尔斯堡丰厚的财富，城市的建筑沿袭着奢华的风格，留存无数古迹的老城，连同辉煌的建筑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壮美景色一起成为奥地利人的骄傲。
新城古城以萨尔河为界，老城房屋参差有致。这座古老的城市，人们依然生活在其中的建筑至少有300年历史，抬头可见一座安静的楼房上赫然写着1258或者1407,那是建成的年代。穿行其间，中世纪的铸铁招牌也还亮铮铮地挂在那些老店之上。连接新城古城的桥边，一座小小的银行，竟是卡拉扬在萨尔斯堡的故居。
莫扎特
喜欢萨尔斯堡的理由可以很多，莫扎特是其中显而易见的。还有葛特莱德街——奥地利最漂亮的商业街，精美的中古时代老铁艺商号，深具艺术格调的古老连拱廊。对了，这条街的9号就是莫扎特的出生地。这是一幢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顺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一股古旧的气息扑面而来。为了尽量维持原貌，萨尔茨堡市政府并没有对这幢房子进行任何改造，只是做了必要的维修和维护。低矮的房间，逼仄的走道，局促的天井，吱吱响的木门，这一切将人们带回18世纪中叶欧洲市井生活的氛围中。
1756年1月，莫扎特出生在这幢房子的4楼。现在，这里已经变成莫扎特纪念馆。当初莫扎特一家居住过的几间不大的屋子里，陈列着一些简单的家具、莫扎特家族的简介、莫扎特写的乐谱手稿、书信、还有他亲自设计的几部著名歌剧的微缩舞台布景。展品里还珍藏有莫扎特的一缕金色头发。最有意义的纪念品当属莫扎特用过的第一把小提琴和第一架钢琴。
米拉贝尔花园
米拉贝尔花园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公园。花园建于17世纪末，当年美丽的主人是大主教阁下的情人，宫殿的每一扇窗都遥望萨尔河畔的霍亨萨尔斯城堡——主教的所在。花园中央是一座大型喷泉，四周有许多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雕像。这座浪漫的花园，后来成为电影《音乐之声》的外景地。
现为萨尔斯堡市政厅所在的米拉贝尔宫殿。在拉菲尔·多纳建造的天使阶梯的衬托之下，华丽风格的大理石大厅成为了今天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礼大厅之一，莫扎特和他的姑娘也曾在这里共舞过。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前来登记结婚，“感受一下中古时代的婚礼马车、鲜花、音乐，加上正宗的莫扎特巧克力”。
音乐之城
米拉贝尔花园东侧，是莫扎特生前的居所，同葛特莱德街9号一样，透过这座普通的小楼，还能依稀体会到音乐家生前未曾显赫的处境。
这里真不愧是音乐故乡，一个偶然就不知道会产生一件什么音乐轶事。1818年的圣诞节，萨尔斯堡州小镇欧本朵夫小教堂惟一的管风琴竟然坏掉，牧师无法让圣诞弥撒没有音乐，急中生智，脍炙人口的“平安夜”（Silent Night）就这样诞生。
举世闻名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年年举行，音乐节期间有世界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前来演奏，最著名的指挥大师、最具魅力的歌剧院、音乐厅都来参加。雷因哈特、托斯卡尼尼、富特夫伦勒、卡拉扬等著名音乐导演、指挥家的名字与音乐节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它是一首缠绵的老歌，在暮色中低吟着往日的旧事；有人说它是一幅精美的旧画，轻描淡写，便写尽人间的风景。这就是萨尔斯堡，一个蕴含着诗魂画魄的欧洲古城。
萨尔斯堡四季乐声悠扬，除了街头巷尾的音乐聚会外，各种正式的音乐会也让人们目不暇接，萨尔斯堡要塞的室内乐、米拉贝尔宫的宫廷音乐会、海尔布伦宫的露天舞会以及音乐厅里的大型音乐和戏剧会演……仲夏之夜，随便走在一条小巷里，你都能听到从窗口或阳台里飘出的莫扎特的小夜曲。那乐声不疾不徐，扣人心弦，令人惆怅。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发现音乐无处不在，萨尔斯堡的城市气质里处处流淌这一份优雅的音乐情结。
主教官邸
坐落在市中心的萨尔斯堡主教官邸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体，其中包括了180个房间和3个大庭院，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丽后花园，令人陶醉。莫扎特的父亲曾经是主教官邸乐队的第四提琴手，他母亲则是主教官邸管家的女儿。主教官邸豪宅———从前的礼仪大厅，萨尔斯堡侯爵主教的住宅，收集了16至19世纪欧洲画家众多作品的主教官邸画廊。旧主教官邸对面坐落着主教官邸新楼。
圣彼得教区
圣彼得教区是萨尔斯堡最古老的一部分。在第一批由SaintRupert领导的修道士们在这儿定居后，城市慢慢地向修道院周边发展。今天依然可以见到用僧侣山上的岩石所建造的地下墓窖。
圣彼得墓地以其独有的环境成为世界上最美丽与最古老的墓地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尤瓦武时代。许多著名的人士如艺术家、学者、商人均葬在这里。这其中有纳纳·莫扎特(莫扎特的姐姐)、米歇尔·海顿(音乐家，约瑟夫·海顿的弟弟)。关于这座墓地著名的萨尔斯堡诗人乔克·特拉克写下了诗句：“天空对着这凝固了梦想的花园静静地微笑。” （转载，略改）
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鲍尔
鲍尔是我在海外跨进IT行业的第一个老板。九十年代初，我转行读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专业。学校设有合作教育实习计划（Co-op Program），学生只要学完规定的专业课程，且成绩达到要求的，都可以申请去参与这个合作计划的公司实习。实习期一般三至四个月，公司给薪水。实习结束后，仍回学校继续完成剩余的课业。有一年，特兰科技公司来学校招收实习生。因为该公司设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到那儿实习，即便开车，每天至少有三四个小时得花在路途上，所以报名的学生不多。但我不在乎。为了取得实际工作经验，以利于毕业后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远点怕啥？
按约定到公司进行工作面试。先由生产部主任引我到工场参观公司制造的机车监视器（Vehicle Health Monitor），那是给英国伦敦Dockland的轻轨列车系统研发的。据生产部主任介绍，当初参加竞标的有好几家国际知名大公司，而特兰只是个仅有二十来个雇员的小公司，但由于技术副总裁鲍尔在机车监视器领域的国际声誉，最终还是被特兰夺标了。现在第一批监视器经过最后测试，马上就要出厂了。
接着要见的就是鲍尔了。鲍尔约摸与我年纪相仿，高个，讲话一口伦敦音。鲍尔是美国IEEE学会成员，在自动化系统方面造诣很深，而且还擅长用C和VB语言编写程序。机车监视器的软体部分几乎都是由他设计或在他指导下完成的。面试时，鲍尔没花很多时间来考查我的技术能力，却仔细询问了我的学术经历。他对我出版的书感兴趣。其实，我的书都是有关哲学，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鲍尔的兴趣之广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天，我们竟象志趣相同的学术同僚，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直到公司秘书敲门进屋，有事找鲍尔请示时，我们才“刹车”。 最后，鲍尔因为有急务要处理，匆忙结束面试，嘱咐我赶快上班，便离去了。
上班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对监视器软体部分作全面复查，并更新相关的技术文献。我这个人是工作狂。上班第一天拜会了同事，熟悉一下工作环境，第二天开始，就早七晚八地干起来了。可是，每天清晨，当我到公司休息室饮第一杯咖啡的时候，总能遇上鲍尔；下班时，看到鲍尔办公室的灯光总还亮着。鲍尔的家在几十海哩外的小岛上，他每天上下班都得坐渡轮，渡轮单行的行驶时间约四十分钟，所以鲍尔每天早上得六时离家，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到家。而他已是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太太又怀上了第五个，象他这样事业有成，家境富裕的公司主管，为什么还要这么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真有点“不可思议”。有一天工休时间，我把心中的“疑问”向他提了出来。他听了哈哈笑，反问我：我看你不也是干活玩命的主，为什么呢？我开玩笑地答道：“穷则思变啊！”鲍尔顿时收起脸色，严肃地说，努力工作可不只是为了赚大钱哦。鲍尔告诉我，他原是某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收入相当丰厚，“养家糊口”绝对不成问题。但他觉得，在大公司工作，束缚多，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跳出来，自组公司，自创事业。十多年来，特兰科技公司上了市，在自动化监控和预测领域已有一定知名度，但鲍尔并不满足。他最近与美国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合作，把对核反应进行监控和预测的数学模型，转嫁到半导体芯片生产线上来。根据他们预估，如把这套系统应用在半导体芯片生产线上，每年不仅可以为半导体公司减少大量废品率，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流程，优化产品质量。英特尔，摩特罗拉等大公司都非常感兴趣。鲍尔正计划着扩大公司规模，把公司的业务重点转移到半导体行业上来。
鲍尔对我的实习工作成绩十分满意。在公司业务会上，他多次表扬我，说我不但是一名“高质量”的实习生，而且是全公司雇员的楷摸。公司要发展，需要有彼特（我的英文名）这样能起领导作用的人。当时，公司正在招聘一名软件开发经理和一名软件工程师。招聘广告在《环球邮报》上刊登后，应聘申请纷至沓来。鲍尔竟让我对几百份申请信和工作履历进行筛选，给公司招聘小组物色面试对象做准备。我接受任务后，为了使筛选工作取得客观，公正的结果，设计了专用的量表，对每份申请打分，列出名次，最后递交给招聘小组。招聘小组看了，称赞不已。招聘小组汇报鲍尔后，鲍尔见了我，伸出大拇指，连声说“Good job!”。
四个月的实习工作结束了。在与鲍尔告别时，他送给我一本IEEE最新编撰的软件工程标准，并再三叮嘱：“记着给我来电话！”公司的人事经理对我说，鲍尔对你非常欣赏，一定要你毕业后加入他的团队，为实现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而奋斗。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庆幸自己在海外成功地实现了专业转行，也庆幸结识了一位专业领域里的知音和老板。
按约定到公司进行工作面试。先由生产部主任引我到工场参观公司制造的机车监视器（Vehicle Health Monitor），那是给英国伦敦Dockland的轻轨列车系统研发的。据生产部主任介绍，当初参加竞标的有好几家国际知名大公司，而特兰只是个仅有二十来个雇员的小公司，但由于技术副总裁鲍尔在机车监视器领域的国际声誉，最终还是被特兰夺标了。现在第一批监视器经过最后测试，马上就要出厂了。
接着要见的就是鲍尔了。鲍尔约摸与我年纪相仿，高个，讲话一口伦敦音。鲍尔是美国IEEE学会成员，在自动化系统方面造诣很深，而且还擅长用C和VB语言编写程序。机车监视器的软体部分几乎都是由他设计或在他指导下完成的。面试时，鲍尔没花很多时间来考查我的技术能力，却仔细询问了我的学术经历。他对我出版的书感兴趣。其实，我的书都是有关哲学，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鲍尔的兴趣之广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天，我们竟象志趣相同的学术同僚，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直到公司秘书敲门进屋，有事找鲍尔请示时，我们才“刹车”。 最后，鲍尔因为有急务要处理，匆忙结束面试，嘱咐我赶快上班，便离去了。
上班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对监视器软体部分作全面复查，并更新相关的技术文献。我这个人是工作狂。上班第一天拜会了同事，熟悉一下工作环境，第二天开始，就早七晚八地干起来了。可是，每天清晨，当我到公司休息室饮第一杯咖啡的时候，总能遇上鲍尔；下班时，看到鲍尔办公室的灯光总还亮着。鲍尔的家在几十海哩外的小岛上，他每天上下班都得坐渡轮，渡轮单行的行驶时间约四十分钟，所以鲍尔每天早上得六时离家，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到家。而他已是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太太又怀上了第五个，象他这样事业有成，家境富裕的公司主管，为什么还要这么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真有点“不可思议”。有一天工休时间，我把心中的“疑问”向他提了出来。他听了哈哈笑，反问我：我看你不也是干活玩命的主，为什么呢？我开玩笑地答道：“穷则思变啊！”鲍尔顿时收起脸色，严肃地说，努力工作可不只是为了赚大钱哦。鲍尔告诉我，他原是某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收入相当丰厚，“养家糊口”绝对不成问题。但他觉得，在大公司工作，束缚多，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跳出来，自组公司，自创事业。十多年来，特兰科技公司上了市，在自动化监控和预测领域已有一定知名度，但鲍尔并不满足。他最近与美国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合作，把对核反应进行监控和预测的数学模型，转嫁到半导体芯片生产线上来。根据他们预估，如把这套系统应用在半导体芯片生产线上，每年不仅可以为半导体公司减少大量废品率，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流程，优化产品质量。英特尔，摩特罗拉等大公司都非常感兴趣。鲍尔正计划着扩大公司规模，把公司的业务重点转移到半导体行业上来。
鲍尔对我的实习工作成绩十分满意。在公司业务会上，他多次表扬我，说我不但是一名“高质量”的实习生，而且是全公司雇员的楷摸。公司要发展，需要有彼特（我的英文名）这样能起领导作用的人。当时，公司正在招聘一名软件开发经理和一名软件工程师。招聘广告在《环球邮报》上刊登后，应聘申请纷至沓来。鲍尔竟让我对几百份申请信和工作履历进行筛选，给公司招聘小组物色面试对象做准备。我接受任务后，为了使筛选工作取得客观，公正的结果，设计了专用的量表，对每份申请打分，列出名次，最后递交给招聘小组。招聘小组看了，称赞不已。招聘小组汇报鲍尔后，鲍尔见了我，伸出大拇指，连声说“Good job!”。
四个月的实习工作结束了。在与鲍尔告别时，他送给我一本IEEE最新编撰的软件工程标准，并再三叮嘱：“记着给我来电话！”公司的人事经理对我说，鲍尔对你非常欣赏，一定要你毕业后加入他的团队，为实现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而奋斗。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庆幸自己在海外成功地实现了专业转行，也庆幸结识了一位专业领域里的知音和老板。
“民主选举”
我下乡的时候，农场已改制为团，团长和政委都是戴领章挂帽徽的现役军人。象部队一样，团部设司政后，司政后机关一把手，无一例外都是部队来的，副职才是原农场的干部。下乡第二年，改制工作进行到生产队，从此，生产队被称为连队了。按照规定，连级干部的产生，先由党支部提出候选人，然后经过全连职工和知青们投票选举，再报送团部机关批准。
那时“文革”运动正方兴未艾，干部任用需经过“民主选举”，这符合当时的“革命大方向”。但在七连搞选举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波。
原来，党支部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中，连长，指导员和机务副连长是原生产队的干部，一名副指导员和一名副连长则都从下乡知青中选拔，这也符合当时的流行做法，毕竟知青占了全连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嘛。对其他候选人，大家没有太大异议，问题出在那个知青副连长的候选人上。党支部提名的是六八年北京知青侯子贞。侯子贞下乡前是学生干部，“文革”中是校革委成员。他待人处事比较正经八摆，且不苟言笑，让人有不太容易亲近的感觉。选举结果公布后，侯子贞在知青中几乎全军覆没，大多数知青选票都跑到了当时连里还默默无闻的一个上海知青头上。他是谁？不是别人，即是敝下。
这下麻烦大了，党支部提名的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还得了！无疑，选举结果很“自然”地被宣布无效，作废了。接着几天看到的是紧锣密鼓的各种会议，从党到团，从贫下中农到知青骨干，层层发动，级级落实......
其实，不要说当时，就是在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那次选举中如此受知青们的青睐。我不但对选举结果颇感惊讶，而且觉得头皮麻酥酥的，有点儿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不久前，我刚接到了父亲从上海青浦五七干校寄来的信。信里告诉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父亲因为解放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信是父亲在被隔离前匆匆发出的。这显然给了我一个信号：当心受牵连。过去我算得上一个“出身好”的兵团战士，今后可能不是那样了。出身有问题，连兵团战士的资格都值得考虑，怎么还能当什么干部呢？
正在我提心吊胆时候，坏消息接踵而来。有人在知青和职工中宣传，我曾在去年与八六和老康私办油印小报，“攻击领导”，是“阶级立场不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样的人不配当干部。我明白，话虽是底下人放出来的，代表的却是党支部的意见啊，我忧心重重，心里很苦闷。猪舍离连队驻地有两三里路远，我整天躲在猪圈里，避免与人接触，试图用孤独来去除自己心中的烦恼。
接着举行了第二次选举。第二次选举的结果符合党支部的愿望，五名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我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但仍出乎意料的是，党支部在随之公布的班排长名单中，竟把我添甄为后勤排长。这也许是为了弥补选举程序的“不当”，或者是因为顾忌“民意”，他们才这样做的。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反倒使我刚放下了的心，又紧绷起来。至于领导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作如此安排，我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所思虑的是由此引起的干部审查，会把父亲被隔离的问题暴露出来，让自己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急忙找新当选的连指导员老于，陈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各种理由。指导员蛮和气地对我说，不行就慢慢学么，这是领导和群众对你的信任，你可不能辜负哦。话说到这个地步，我无言以对，心里却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几个月后，家里又来信了。从信里得知，父亲被解除隔离了。虽然我还不十分了解父亲被抓被放的底细，但看了信，心里就象久憋着的一口气吐了出来，顿时觉得轻松多了。
那时“文革”运动正方兴未艾，干部任用需经过“民主选举”，这符合当时的“革命大方向”。但在七连搞选举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波。
原来，党支部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中，连长，指导员和机务副连长是原生产队的干部，一名副指导员和一名副连长则都从下乡知青中选拔，这也符合当时的流行做法，毕竟知青占了全连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嘛。对其他候选人，大家没有太大异议，问题出在那个知青副连长的候选人上。党支部提名的是六八年北京知青侯子贞。侯子贞下乡前是学生干部，“文革”中是校革委成员。他待人处事比较正经八摆，且不苟言笑，让人有不太容易亲近的感觉。选举结果公布后，侯子贞在知青中几乎全军覆没，大多数知青选票都跑到了当时连里还默默无闻的一个上海知青头上。他是谁？不是别人，即是敝下。
这下麻烦大了，党支部提名的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还得了！无疑，选举结果很“自然”地被宣布无效，作废了。接着几天看到的是紧锣密鼓的各种会议，从党到团，从贫下中农到知青骨干，层层发动，级级落实......
其实，不要说当时，就是在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那次选举中如此受知青们的青睐。我不但对选举结果颇感惊讶，而且觉得头皮麻酥酥的，有点儿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不久前，我刚接到了父亲从上海青浦五七干校寄来的信。信里告诉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父亲因为解放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信是父亲在被隔离前匆匆发出的。这显然给了我一个信号：当心受牵连。过去我算得上一个“出身好”的兵团战士，今后可能不是那样了。出身有问题，连兵团战士的资格都值得考虑，怎么还能当什么干部呢？
正在我提心吊胆时候，坏消息接踵而来。有人在知青和职工中宣传，我曾在去年与八六和老康私办油印小报，“攻击领导”，是“阶级立场不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样的人不配当干部。我明白，话虽是底下人放出来的，代表的却是党支部的意见啊，我忧心重重，心里很苦闷。猪舍离连队驻地有两三里路远，我整天躲在猪圈里，避免与人接触，试图用孤独来去除自己心中的烦恼。
接着举行了第二次选举。第二次选举的结果符合党支部的愿望，五名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我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但仍出乎意料的是，党支部在随之公布的班排长名单中，竟把我添甄为后勤排长。这也许是为了弥补选举程序的“不当”，或者是因为顾忌“民意”，他们才这样做的。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反倒使我刚放下了的心，又紧绷起来。至于领导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作如此安排，我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所思虑的是由此引起的干部审查，会把父亲被隔离的问题暴露出来，让自己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急忙找新当选的连指导员老于，陈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各种理由。指导员蛮和气地对我说，不行就慢慢学么，这是领导和群众对你的信任，你可不能辜负哦。话说到这个地步，我无言以对，心里却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几个月后，家里又来信了。从信里得知，父亲被解除隔离了。虽然我还不十分了解父亲被抓被放的底细，但看了信，心里就象久憋着的一口气吐了出来，顿时觉得轻松多了。
2008年6月20日星期五
浑小子赵狗
这是写给赵狗孩子看的。我想在他孩子面前，抖搂抖搂他（她）爸年轻时的那些个“糗事儿”。
先作个自我介绍吧：孩子，我比你爸大四五岁的模样，因此你得管我叫伯伯。当年你爸调到马号当“臭”跟车的时候，伯伯是管马号的后勤排长---你爸的上司。后来，伯伯瞅着你爸“眼顺”，提拔他当牛车老板了。这牛车老板的职位有多高啊？这么说吧，他管一头驾辕的壮牛，当然还有一台长六尺宽四尺的载货平板车。有富余人的时候，给你爸配上一两个跟车的，帮着装卸货物。再后来，赶马车的顾吊叔叔“升官”开尤特（小运输车）去了，你爸也跟着“升官”，当马车老板了。
你爸年轻时，一整个浑小子。浑得很哟，伯伯连他的真姓大名都不记得了，只管他叫赵狗，因为大家都这么叫。那年份，不象你们现在，有学上，放了学，爸妈还紧着“逼”你们上补习班，你爸哪有书念啊，不是不想念，是不让念。不念书，还能不浑的？伯伯年长几岁，下乡前多少念了点书，倒是不浑。但不浑也难受，因为心里忒明镜，有时想起自己前途什么的，更焦虑。不如浑一些的好。
有一次，不知道你爸犯了什么事儿，马号班长老韩头向伯伯告状来了。总是你爸不对呗，伯伯就给你爸做“思想工作”。伯伯有点文化水，什么主席语录啦，英雄事迹啦，父母心，游子情啦，三下两下的，把你爸说哭了。那个没出息哦，简直泪洗满面，象掉进你爸北京家门口的龙潭湖，刚爬上岸似的。你说稚气不稚气？
你爸不仅浑，不但稚气，还淘着呢！马号有一头小马驹，一岁不到，半人多高，虽说长得体格健硕，英姿飒爽，但还没到驾辕拉车的年纪。每天出厩后，小马驹就在田野草原上溜跶，狂奔。好几回，你爸瞅准了，突然飞身跃马，骑到马背上，抓住马鬃，时而挺胸，时而低头，马蹄飞扬，满山遍野地跑。喝，那个精神抖擞呵！哇，那个身手矫健呵！三十多年了，你爸留在伯伯记忆里的，就是这么个定格。
你爸当车老板，长鞭甩得棒极了。他双手把鞭子往空中一扬，象晴天一个霹雳，鞭声清脆透亮。但他甩鞭，从不打在马背牛身上。对驾车的牛马，你爸疼着呐！出车回来，他不是给它们饮水添料，就是进厩清粪，勤快的很！你爸个头小，干活却手脚麻利，不管什么活，到他手里，不但做得快，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秋收结束了，北大荒寒冷的冬天不远了。马号出动所有牛车马车，从地里把脱了粒的豆秸拉回来，给各家各户作取暖煮饭的引火柴用。你烧鸡叔叔（大名洪兆辉）和伯伯给你爸爸当跟车的。我们用叉子往车上挑豆秸，你爸站在车上，一边吆喝着马车前行，一边忙着码豆秸堆。我们挑上车的豆秸越多，你爸在车上码的豆秸堆就越高，最高可达三四米。车在起了垄的豆地里，颤颤巍巍地走着，车上码得四四方方的豆秸堆，虽然左右摇摆，但稳实得很。满车豆秸，拉进家属住宅区狭窄的过道里，你爸给车解了辕套，车板往后倾斜，接着他轻拍马身，辕马快捷前跃几步，整个豆秸堆，就齐刷刷地卸落在住家门口了。就这样，一车又一车，一天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赶在上冻前，把豆秸运回家来……
嗨！孩子，说着说着，怎么给你爸“评功摆好”了。不过，伯伯讲句公道话，你爸年轻那会儿啊，浑是浑，稚归稚，淘虽淘，但心底善，且能干着呐！伯伯说的那些个事儿，你爸从前给你叨咕过吗？没有？！你爸不好意思嘛。伯伯今儿起个头，往后你就缠着你爸说他年轻时的事，他的“糗”事可多呢。
（后记：死面，听到我“损”赵狗了么？你走好几年了，我竟不知道。走好，不舍。零八年六月）
先作个自我介绍吧：孩子，我比你爸大四五岁的模样，因此你得管我叫伯伯。当年你爸调到马号当“臭”跟车的时候，伯伯是管马号的后勤排长---你爸的上司。后来，伯伯瞅着你爸“眼顺”，提拔他当牛车老板了。这牛车老板的职位有多高啊？这么说吧，他管一头驾辕的壮牛，当然还有一台长六尺宽四尺的载货平板车。有富余人的时候，给你爸配上一两个跟车的，帮着装卸货物。再后来，赶马车的顾吊叔叔“升官”开尤特（小运输车）去了，你爸也跟着“升官”，当马车老板了。
你爸年轻时，一整个浑小子。浑得很哟，伯伯连他的真姓大名都不记得了，只管他叫赵狗，因为大家都这么叫。那年份，不象你们现在，有学上，放了学，爸妈还紧着“逼”你们上补习班，你爸哪有书念啊，不是不想念，是不让念。不念书，还能不浑的？伯伯年长几岁，下乡前多少念了点书，倒是不浑。但不浑也难受，因为心里忒明镜，有时想起自己前途什么的，更焦虑。不如浑一些的好。
有一次，不知道你爸犯了什么事儿，马号班长老韩头向伯伯告状来了。总是你爸不对呗，伯伯就给你爸做“思想工作”。伯伯有点文化水，什么主席语录啦，英雄事迹啦，父母心，游子情啦，三下两下的，把你爸说哭了。那个没出息哦，简直泪洗满面，象掉进你爸北京家门口的龙潭湖，刚爬上岸似的。你说稚气不稚气？
你爸不仅浑，不但稚气，还淘着呢！马号有一头小马驹，一岁不到，半人多高，虽说长得体格健硕，英姿飒爽，但还没到驾辕拉车的年纪。每天出厩后，小马驹就在田野草原上溜跶，狂奔。好几回，你爸瞅准了，突然飞身跃马，骑到马背上，抓住马鬃，时而挺胸，时而低头，马蹄飞扬，满山遍野地跑。喝，那个精神抖擞呵！哇，那个身手矫健呵！三十多年了，你爸留在伯伯记忆里的，就是这么个定格。
你爸当车老板，长鞭甩得棒极了。他双手把鞭子往空中一扬，象晴天一个霹雳，鞭声清脆透亮。但他甩鞭，从不打在马背牛身上。对驾车的牛马，你爸疼着呐！出车回来，他不是给它们饮水添料，就是进厩清粪，勤快的很！你爸个头小，干活却手脚麻利，不管什么活，到他手里，不但做得快，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秋收结束了，北大荒寒冷的冬天不远了。马号出动所有牛车马车，从地里把脱了粒的豆秸拉回来，给各家各户作取暖煮饭的引火柴用。你烧鸡叔叔（大名洪兆辉）和伯伯给你爸爸当跟车的。我们用叉子往车上挑豆秸，你爸站在车上，一边吆喝着马车前行，一边忙着码豆秸堆。我们挑上车的豆秸越多，你爸在车上码的豆秸堆就越高，最高可达三四米。车在起了垄的豆地里，颤颤巍巍地走着，车上码得四四方方的豆秸堆，虽然左右摇摆，但稳实得很。满车豆秸，拉进家属住宅区狭窄的过道里，你爸给车解了辕套，车板往后倾斜，接着他轻拍马身，辕马快捷前跃几步，整个豆秸堆，就齐刷刷地卸落在住家门口了。就这样，一车又一车，一天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赶在上冻前，把豆秸运回家来……
嗨！孩子，说着说着，怎么给你爸“评功摆好”了。不过，伯伯讲句公道话，你爸年轻那会儿啊，浑是浑，稚归稚，淘虽淘，但心底善，且能干着呐！伯伯说的那些个事儿，你爸从前给你叨咕过吗？没有？！你爸不好意思嘛。伯伯今儿起个头，往后你就缠着你爸说他年轻时的事，他的“糗”事可多呢。
（后记：死面，听到我“损”赵狗了么？你走好几年了，我竟不知道。走好，不舍。零八年六月）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
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
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
任教
一九七六年秋冬之交，我被调往农场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调我去的原因，无外乎有两个：其一，中学是营级单位。农场连以上干部中，有较高文化的，寥寥无几。我虽仅高中程度，但山中无老虎，猴子可以称大王，选我去补缺，勉强还说得过去。其二，当时正赶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整顿校风校纪是当务之急。调我去学校这块是非之地，想必是要借我的手，达整顿之速效。就我个人而言，脱离农业连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学校工作，有利于为来年自己参加高考做准备，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这个调动甚合我意，没怎么犹豫，便卷起铺盖，走马上任了。
北兴农场共有中学三所，一中地处农场场部，是三所中学的龙头。说它是“龙头”，不仅因为一中学生人数多，师资较强，而且农场许多头头脑脑的子女都在这所中学就读，学校里的一举一动，用不着打报告，可以一下子捅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反过来，那些头儿们也挺“看重”一中，大学中专已经恢复招生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跳上这个“龙门”。
想跳龙门并不是坏事。但连跳的本事都没有，这龙门怎能过得去呢？我刚到学校那阵子，学校纪律松懈，教学秩序很乱，隔三叉五地有老师来告状，不是挨了学生的漫骂，就是课上不下去了，搞得我很头疼。学校名义上有个校长，中小学一起管，但对中学部分的事基本不过问。我与副教务主任陈惠业商量：学校不象学校，总得想个法子治治吧？她面有难色地点头称是。陈惠业是一位老教师，办事勤恳，为人友善，但说起整顿校风校纪，则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要我出头去搞。
我知道整顿的事不那么容易。要改变学校乱象，首先必须使老师们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他们明白“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才是学校的主角，“文革”中那套随意处置和批斗老师的情况，决不容许再发生了。刘士其和李芳五都是五八年从军队转业的老教员，长期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老知识分子不受信任，因此他们情绪消沉，工作劲头不高。我多次找他们谈话，虚心向他们讨教，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在学校工作中发挥作用。谈话后，刘士其老师主动请求担任学风较差的初三五班的班主任；李芳五老师则负责毕业班的物理迎考工作，为后来七八年高考取得好成绩做出了贡献。学校数学教学骨干殷老师，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高材生，“文革”中因莫须有罪名被赶出北京，流放到北大荒的劳改农场，后来虽然平反后到学校任教，但工作中总是谨言慎行，放不开手脚。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我有意识地在教师和学生中宣扬他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成绩，树立他的威信。他见我诚恳待人，开始经常找我吐露心头话，成了我的好朋友。青年女教师谈大妹带的班个别学生素质差，经常在课堂上闹事，甚至侮辱老师。我亲自到班上训导，严肃批评了那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责令他们向老师赔礼道谦。从此，谈老师在我的支持下，敢抓敢管，班级的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在全校树立尊师守纪的学风，我还适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讲解培养良好学风，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尊敬老师；二. 不打人骂人；三. 测验考试不作弊。这三条纪律虽然很基本，但在当时真正贯彻下去却不容易。譬如，禁止考试作弊这一条，做起来就很难。那时作弊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农场头头们的子女带头作弊，老师们都奈何不得。为了刹住这股歪风，我决心带个头。有一次，农场场长的儿子和女儿不管学校三令五申，在考试时公然作弊。我知道后，马上到班上，宣布考试成绩无效，决定他们停课写检查，并知会了他们的家长。因为我管校严格，并戴着一付黑框眼镜，所以调皮的学生们私下里管我叫“渡边”（电影《地道战》里一位凶神恶刹的日本鬼子）。老师们见我敢管，真抓，也就放开手来了。
以后，当学校工作基本走上正规，风气逐步端正起来时，我和陈惠业老师又在全校建立和健全了学生早自习制度。每天清晨，我都巡视各个教室，了解学生早自习的情况，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为了迎接七八年高考，我们不但为毕业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而且从高中一年级学生中，破格选拔了一些拔尖的，让他们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那一年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在七八年高考时，取得很好的成绩。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他们都遍布全国各地，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还出国留学，成为有关领域的专家。九八年，仅在温哥华一地，我就遇见了四位过去曾在北兴农场第一中学学习过的学生。王英当年考上鸡西煤矿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以后随丈夫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不列颠西哥伦比亚大学采矿专业的硕士学位。金霞和金大庆姐弟俩都在日本荣获博士学位。姐姐金霞毕业后在日本从事纺织材料的科学研究，后来移居加拿大。弟弟金大庆当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后来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任高工。在烈治文市开设中药制剂公司的马迎春，则原是武汉中药学院的副教授，在英国进修后来到加拿大创业的。虽然他们中不都是当年直接受业于我的学生，但三四十年前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播下的文化教育种子，在北大荒这块沃土上，孕育了不少人才，恐怕是不争的史实。
北兴农场共有中学三所，一中地处农场场部，是三所中学的龙头。说它是“龙头”，不仅因为一中学生人数多，师资较强，而且农场许多头头脑脑的子女都在这所中学就读，学校里的一举一动，用不着打报告，可以一下子捅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反过来，那些头儿们也挺“看重”一中，大学中专已经恢复招生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跳上这个“龙门”。
想跳龙门并不是坏事。但连跳的本事都没有，这龙门怎能过得去呢？我刚到学校那阵子，学校纪律松懈，教学秩序很乱，隔三叉五地有老师来告状，不是挨了学生的漫骂，就是课上不下去了，搞得我很头疼。学校名义上有个校长，中小学一起管，但对中学部分的事基本不过问。我与副教务主任陈惠业商量：学校不象学校，总得想个法子治治吧？她面有难色地点头称是。陈惠业是一位老教师，办事勤恳，为人友善，但说起整顿校风校纪，则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要我出头去搞。
我知道整顿的事不那么容易。要改变学校乱象，首先必须使老师们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他们明白“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才是学校的主角，“文革”中那套随意处置和批斗老师的情况，决不容许再发生了。刘士其和李芳五都是五八年从军队转业的老教员，长期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老知识分子不受信任，因此他们情绪消沉，工作劲头不高。我多次找他们谈话，虚心向他们讨教，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在学校工作中发挥作用。谈话后，刘士其老师主动请求担任学风较差的初三五班的班主任；李芳五老师则负责毕业班的物理迎考工作，为后来七八年高考取得好成绩做出了贡献。学校数学教学骨干殷老师，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高材生，“文革”中因莫须有罪名被赶出北京，流放到北大荒的劳改农场，后来虽然平反后到学校任教，但工作中总是谨言慎行，放不开手脚。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我有意识地在教师和学生中宣扬他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成绩，树立他的威信。他见我诚恳待人，开始经常找我吐露心头话，成了我的好朋友。青年女教师谈大妹带的班个别学生素质差，经常在课堂上闹事，甚至侮辱老师。我亲自到班上训导，严肃批评了那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责令他们向老师赔礼道谦。从此，谈老师在我的支持下，敢抓敢管，班级的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在全校树立尊师守纪的学风，我还适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讲解培养良好学风，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尊敬老师；二. 不打人骂人；三. 测验考试不作弊。这三条纪律虽然很基本，但在当时真正贯彻下去却不容易。譬如，禁止考试作弊这一条，做起来就很难。那时作弊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农场头头们的子女带头作弊，老师们都奈何不得。为了刹住这股歪风，我决心带个头。有一次，农场场长的儿子和女儿不管学校三令五申，在考试时公然作弊。我知道后，马上到班上，宣布考试成绩无效，决定他们停课写检查，并知会了他们的家长。因为我管校严格，并戴着一付黑框眼镜，所以调皮的学生们私下里管我叫“渡边”（电影《地道战》里一位凶神恶刹的日本鬼子）。老师们见我敢管，真抓，也就放开手来了。
以后，当学校工作基本走上正规，风气逐步端正起来时，我和陈惠业老师又在全校建立和健全了学生早自习制度。每天清晨，我都巡视各个教室，了解学生早自习的情况，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为了迎接七八年高考，我们不但为毕业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而且从高中一年级学生中，破格选拔了一些拔尖的，让他们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那一年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在七八年高考时，取得很好的成绩。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他们都遍布全国各地，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还出国留学，成为有关领域的专家。九八年，仅在温哥华一地，我就遇见了四位过去曾在北兴农场第一中学学习过的学生。王英当年考上鸡西煤矿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以后随丈夫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不列颠西哥伦比亚大学采矿专业的硕士学位。金霞和金大庆姐弟俩都在日本荣获博士学位。姐姐金霞毕业后在日本从事纺织材料的科学研究，后来移居加拿大。弟弟金大庆当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后来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任高工。在烈治文市开设中药制剂公司的马迎春，则原是武汉中药学院的副教授，在英国进修后来到加拿大创业的。虽然他们中不都是当年直接受业于我的学生，但三四十年前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播下的文化教育种子，在北大荒这块沃土上，孕育了不少人才，恐怕是不争的史实。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
儿子的恋爱史
儿子丹尼斯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身高体壮，长得又帅，追求他的女孩子不少。读中学时，因为我们反对早恋，孩子自己也觉得不到时候，所以没有结交女朋友。但他认为交女朋友谈恋爱没有错，因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锻炼，都得积累经验的嘛。有了经验，才能把这件人生大事办好。有时候我和他妈拌嘴，他看见了就会说，瞧，年轻时多谈谈，多练习练习，现在就不会这样喽。
进大学了，他妈仍然反对他交女朋友，认为应该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我呢，则持不同意见，觉得读大学不能只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除了好好读书，学会交朋友谈恋爱，也可以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做到读书和恋爱两不误呢？我对儿子说，爸爸不指望你早挣钱，慢慢来，做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儿；大学生活是人生最快活，最自由飞翔的阶段，好好享受（enjoy）吧。他妈批评我不该这么引导孩子，我则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概受我的影响吧，大学四年里，丹尼斯一口气谈了五个女朋友，谈到后来，连我这个“思想前卫”的爸爸都怀疑自己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国内青岛来留学的。开学第一天，她找不到计算机房，丹尼斯引了路，两人就交往起来了。姑娘不但长得漂亮，待人也有礼貌，我们见了，挺满意的。交往了约莫一年光景，有一天，儿子突然宣布说散了，但不肯透露散的原因。我觉得蛮可惜的，虽不能干预，但告诫儿子，要散得好好散，不能伤了人家女孩子的感情。丹尼斯说，没事儿的，咱们仍是好朋友。
过不久，丹尼斯放学回家晚了，让我开车去公车站接。我看到他和一个长似白人的女孩在一起。儿子告诉我，这是他的新女友，下课后一起去市中心看电影来着。女孩是个混血儿，妈妈是华裔，爸爸是英国人。她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进大学拿的是全省最高额的奖学金，志愿是在大学毕业后进医学院。这么好的女孩子，儿子竟然也没交往多久。丹尼斯酷爱体育活动，每个周末，不是打篮球，就是参加排球比赛，还玩英式橄榄球。他也要求女朋友“全面发展”，同他一起参加运动，但人家女孩子一心想将来当医生，惜时如金，挤出时间谈恋爱都不容易，哪还能把时间“耗”在体育活动上呢？
他的第三个女朋友倒是个体育爱好者。丹尼斯喜欢的活动，她都陪同参加。我想，两个人能玩到一起，未必不是好事儿。将来一起生活，如没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也难过得和谐合拍。第二年情人节，我看到丹尼斯女友送给他的贺卡。贺卡上写着，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消融它们。不久，他们真的分手了。我猜，他们最终没能克服那些“差异”，所以分手了。分手后，他们仍然一起参加各项喜爱的体育活动，好像没事儿发生过似的。
丹尼斯结交的第四个女朋友，是个韩国学生，我没见过，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说，那女孩长得甜美，也很聪明，但不太随和，比较爱耍娇，两人的个性不一样。女孩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牙医去了，儿子也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他们就此分道扬镳了。
我儿子现在的女友是个台湾留学生，读生化的，本科毕业后一边在大学实验室里实习，一边准备报考研究生。看得出来那姑娘是个细心人，生活上很照顾丹尼斯，丹尼斯也觉得女友是个贴心的姑娘，比较满意。也许这四年里，我们见到的“准儿媳妇”太多了，所以对这事儿，我们已持平常心了。
大学毕业典礼上，丹尼斯的“新老”女友们都在，看到他们互相祝贺，一起拍照留念，象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我心里不但为他们高兴，而且还挺羡慕他们的呢。时代毕竟不同了，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的择偶标准，生活价值和处世方式，有些我们可能不理解，觉得跟不上趟了，但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以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难免会失之偏颇的。在儿子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上，我持开放的态度。我相信儿子的智慧，相信他自个儿的判断力，相信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一定会走得很好，很幸福，很有成就。
进大学了，他妈仍然反对他交女朋友，认为应该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我呢，则持不同意见，觉得读大学不能只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除了好好读书，学会交朋友谈恋爱，也可以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做到读书和恋爱两不误呢？我对儿子说，爸爸不指望你早挣钱，慢慢来，做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儿；大学生活是人生最快活，最自由飞翔的阶段，好好享受（enjoy）吧。他妈批评我不该这么引导孩子，我则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概受我的影响吧，大学四年里，丹尼斯一口气谈了五个女朋友，谈到后来，连我这个“思想前卫”的爸爸都怀疑自己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国内青岛来留学的。开学第一天，她找不到计算机房，丹尼斯引了路，两人就交往起来了。姑娘不但长得漂亮，待人也有礼貌，我们见了，挺满意的。交往了约莫一年光景，有一天，儿子突然宣布说散了，但不肯透露散的原因。我觉得蛮可惜的，虽不能干预，但告诫儿子，要散得好好散，不能伤了人家女孩子的感情。丹尼斯说，没事儿的，咱们仍是好朋友。
过不久，丹尼斯放学回家晚了，让我开车去公车站接。我看到他和一个长似白人的女孩在一起。儿子告诉我，这是他的新女友，下课后一起去市中心看电影来着。女孩是个混血儿，妈妈是华裔，爸爸是英国人。她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进大学拿的是全省最高额的奖学金，志愿是在大学毕业后进医学院。这么好的女孩子，儿子竟然也没交往多久。丹尼斯酷爱体育活动，每个周末，不是打篮球，就是参加排球比赛，还玩英式橄榄球。他也要求女朋友“全面发展”，同他一起参加运动，但人家女孩子一心想将来当医生，惜时如金，挤出时间谈恋爱都不容易，哪还能把时间“耗”在体育活动上呢？
他的第三个女朋友倒是个体育爱好者。丹尼斯喜欢的活动，她都陪同参加。我想，两个人能玩到一起，未必不是好事儿。将来一起生活，如没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也难过得和谐合拍。第二年情人节，我看到丹尼斯女友送给他的贺卡。贺卡上写着，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消融它们。不久，他们真的分手了。我猜，他们最终没能克服那些“差异”，所以分手了。分手后，他们仍然一起参加各项喜爱的体育活动，好像没事儿发生过似的。
丹尼斯结交的第四个女朋友，是个韩国学生，我没见过，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说，那女孩长得甜美，也很聪明，但不太随和，比较爱耍娇，两人的个性不一样。女孩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牙医去了，儿子也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他们就此分道扬镳了。
我儿子现在的女友是个台湾留学生，读生化的，本科毕业后一边在大学实验室里实习，一边准备报考研究生。看得出来那姑娘是个细心人，生活上很照顾丹尼斯，丹尼斯也觉得女友是个贴心的姑娘，比较满意。也许这四年里，我们见到的“准儿媳妇”太多了，所以对这事儿，我们已持平常心了。
大学毕业典礼上，丹尼斯的“新老”女友们都在，看到他们互相祝贺，一起拍照留念，象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我心里不但为他们高兴，而且还挺羡慕他们的呢。时代毕竟不同了，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的择偶标准，生活价值和处世方式，有些我们可能不理解，觉得跟不上趟了，但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以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难免会失之偏颇的。在儿子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上，我持开放的态度。我相信儿子的智慧，相信他自个儿的判断力，相信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一定会走得很好，很幸福，很有成就。
2008年6月9日星期一
笑是美丽的
李奇虹不爱笑。她那张苦瓜脸，七连的人都该熟悉的。但千载难逢看到她笑起来，特别是开怀大笑的时候，那笑容真够漂亮的，那笑声真够爽朗的。可见，她不是真的不爱笑，不愿意笑，或者说笑得不好看。只是她不想笑，不敢笑，笑不出来。
李奇虹笑不出来，是因为她身上压着沉重的“家庭历史”包袱，那包袱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据说，她父亲解放前给国民党做过什么事，够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纲，是“专政”对象。不象现今，国民党主席连战，吴伯雄都被胡锦涛请进中南海喝茅台酒了，那年头，老毛和老蒋正较劲儿呢。国民党在台湾誓言“光复大陆”，共产党在大陆大闹“文革”，清除“国民党残渣余孽”，不留情，不手软。李奇虹父亲就这么被送去“劳改”，流落他乡，家里只靠她母亲，带仨孩子，挣扎活命。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年代有许多词儿，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五类份子”，“再教育对象”等等，都是经常在人们嘴上蹦进蹦出的，更甭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了。在这种背景下，象李奇虹那样身背“原罪”的人，还能笑吗？还敢笑吗？还笑得出来吗？
她不能笑，却可以哭。连里办“忆苦思甜”图片展览，需要一个朗读讲解的。李奇虹是北京知青，说普通话标准，长得又端庄肃穆。就是她了吧，连里选定她。到展览开幕那天，只见她不卑不亢，不紧不慢，用低沉优美的女中音，把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故事，讲得栩栩如生。高潮时，有人竟泣不成声。她脸颊上挂着两行泪珠，依旧委婉动听，字字清澈。后来，后勤排排演了一出根据解放军战士胡业桃舍身救人事迹创作的歌舞剧。全剧由李奇虹和小学男教师陈洪卫担纲主持。他俩珠联璧合的客串，跌宕起伏的解说，使全剧演得有声有色。当时适逢某团武装连野营拉练到七连，看了演出，都称颂不已。时隔三十多年了，当时的场景，我仍历历在目。不久前在温哥华，我听了一出《雷雨》咏叹调音乐会。担任旁白的是国内移民来的专业演员，水平当然不错。但他的旁白，我觉得似乎少了点感同身受的历史感，而知青李奇虹有，因为她感同人情憎爱，因为她身受世态炎凉。
从外表看，李奇虹压抑，拘谨，寡言，内心则很细。她做连里出纳员，收支明细账目，记得一清二楚，老会计看了连声道好。后来，老会计病了，不能做会计了，由李奇虹接任。她不但很快接过了老会计的账本，还手把手教会宁波女知青洪素弟接替自己的出纳工作。有一次，我去团部见到财务科干部，他说我们连会计出纳工作做得好。李奇虹和洪素弟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而且农忙时便放下自己工作，拿起镰刀，扛起锄头，或背起罗筐，与大家一起下地割麦，锄草，掰苞米。有时候，她们正忙着在连部结账，伙房需要人帮忙，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她俩二话不说，放下账本，就随车下地。连里职工，家属和知青们都觉得李奇虹不错，工作踏实，待人诚恳。连领导们也挺器重她，信任她。但她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惦记着家，惦记着年迈的母亲，失去自由的父亲，还有孤立无助的兄弟。
七六年，李奇虹可以办病困退返京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返城手续给团军务股打回来了。她倒在炕上，流泪，抽泣，痛哭，却无声。我在场，亦无语。我不能像今天这样，给她一个拥抱，给她一个亲吻，以宽解她的痛楚，表达我的同情。
一晃眼，三十来年过去了。九五年，太太带儿子到北京玩，住在李奇虹家里。回来后，太太直夸奇虹热情，开朗，好客，还夸她的帅哥丈夫宽厚体贴，女儿漂亮聪慧。无疑，李奇虹有一个幸福的家。她钟爱自己的会计工作，退休后仍出外兼职，生活过得很充实。我漂泊海外多年，很久没见到她了，因为忙我们偶有通信，或互发电邮，但从字里行间里，似乎可以听见她欢快的笑声，看到她可掬的笑容。李奇虹笑了。让那个不让人笑，让人笑不出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罢。笑起来，才甜美！
李奇虹笑不出来，是因为她身上压着沉重的“家庭历史”包袱，那包袱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据说，她父亲解放前给国民党做过什么事，够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纲，是“专政”对象。不象现今，国民党主席连战，吴伯雄都被胡锦涛请进中南海喝茅台酒了，那年头，老毛和老蒋正较劲儿呢。国民党在台湾誓言“光复大陆”，共产党在大陆大闹“文革”，清除“国民党残渣余孽”，不留情，不手软。李奇虹父亲就这么被送去“劳改”，流落他乡，家里只靠她母亲，带仨孩子，挣扎活命。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年代有许多词儿，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五类份子”，“再教育对象”等等，都是经常在人们嘴上蹦进蹦出的，更甭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了。在这种背景下，象李奇虹那样身背“原罪”的人，还能笑吗？还敢笑吗？还笑得出来吗？
她不能笑，却可以哭。连里办“忆苦思甜”图片展览，需要一个朗读讲解的。李奇虹是北京知青，说普通话标准，长得又端庄肃穆。就是她了吧，连里选定她。到展览开幕那天，只见她不卑不亢，不紧不慢，用低沉优美的女中音，把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故事，讲得栩栩如生。高潮时，有人竟泣不成声。她脸颊上挂着两行泪珠，依旧委婉动听，字字清澈。后来，后勤排排演了一出根据解放军战士胡业桃舍身救人事迹创作的歌舞剧。全剧由李奇虹和小学男教师陈洪卫担纲主持。他俩珠联璧合的客串，跌宕起伏的解说，使全剧演得有声有色。当时适逢某团武装连野营拉练到七连，看了演出，都称颂不已。时隔三十多年了，当时的场景，我仍历历在目。不久前在温哥华，我听了一出《雷雨》咏叹调音乐会。担任旁白的是国内移民来的专业演员，水平当然不错。但他的旁白，我觉得似乎少了点感同身受的历史感，而知青李奇虹有，因为她感同人情憎爱，因为她身受世态炎凉。
从外表看，李奇虹压抑，拘谨，寡言，内心则很细。她做连里出纳员，收支明细账目，记得一清二楚，老会计看了连声道好。后来，老会计病了，不能做会计了，由李奇虹接任。她不但很快接过了老会计的账本，还手把手教会宁波女知青洪素弟接替自己的出纳工作。有一次，我去团部见到财务科干部，他说我们连会计出纳工作做得好。李奇虹和洪素弟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而且农忙时便放下自己工作，拿起镰刀，扛起锄头，或背起罗筐，与大家一起下地割麦，锄草，掰苞米。有时候，她们正忙着在连部结账，伙房需要人帮忙，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她俩二话不说，放下账本，就随车下地。连里职工，家属和知青们都觉得李奇虹不错，工作踏实，待人诚恳。连领导们也挺器重她，信任她。但她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惦记着家，惦记着年迈的母亲，失去自由的父亲，还有孤立无助的兄弟。
七六年，李奇虹可以办病困退返京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返城手续给团军务股打回来了。她倒在炕上，流泪，抽泣，痛哭，却无声。我在场，亦无语。我不能像今天这样，给她一个拥抱，给她一个亲吻，以宽解她的痛楚，表达我的同情。
一晃眼，三十来年过去了。九五年，太太带儿子到北京玩，住在李奇虹家里。回来后，太太直夸奇虹热情，开朗，好客，还夸她的帅哥丈夫宽厚体贴，女儿漂亮聪慧。无疑，李奇虹有一个幸福的家。她钟爱自己的会计工作，退休后仍出外兼职，生活过得很充实。我漂泊海外多年，很久没见到她了，因为忙我们偶有通信，或互发电邮，但从字里行间里，似乎可以听见她欢快的笑声，看到她可掬的笑容。李奇虹笑了。让那个不让人笑，让人笑不出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罢。笑起来，才甜美！
捐助
最近四川大地震，温哥华华人侨社，报纸，电台，电视台都闻风而动，为四川灾民作赈灾募捐。新老侨民很踊跃，纷纷解囊，表达心意。其实，捐助可以有三种方式：捐钱，捐物和捐力。侨民们身居海外，捐力实不可行。天涯之隔，拖累之身，亲赴灾区出力，谈何容易？捐物也有局限。所捐之物，如不是灾区灾民所需，岂不浪费？而且运输物资，更是费钱费时费力。因此，捐钱的方式最简便，最可行。但捐钱的方式有危险性。那就是所捐之钱，会不会被贪婪之徒侵占或挪作他用？这是令捐助者担忧的。捐助者捐出不只是钱，更是他们的心。善款被侵占了，挪用了，就像割了他们的心似的，能好受吗？所以，每回捐款，我都十分小心，审慎考察募捐组织，害怕上当。这回地震捐款，我仅捐给了加拿大红十字会，觉得比较可靠。
去年，我年轻时下乡的农场，到过去的知青中搞募捐，说是所得之款用来盖水厂。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第一，哪有生产企业靠募捐来搞建设的？第二，哪有企业领导亲力亲为出外讨募捐的？这种事情在加拿大是不可想象的。试想，BC Hydro的头头有一天要省民捐款建水厂，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呢！这等事儿只在国内有。对这种募捐，我是一分钱不会给的。
在加拿大做捐助，我一般也不给钱。公司大楼的每个楼面上都设有捐物箱，有时我会把自家用剩的，多余的东西放到捐物箱里。但更多的时候，我乐于捐力，当义工。当义工的捐助方式非常好，一则可以助人之所需，二则立竿见影，看到效果，三则捐助者与受捐者互动，不仅帮助了别人，还从别人身上或从所做的工作里，学到东西，长了见识。
去年圣诞节前，我到温哥华食物银行（Greater Vancouver Food Bank Society）做了两天义工，帮助他们把募捐来的食物进行分类和包装。温哥华食物银行是一个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这就是说它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也就是不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金钱，完全靠企业（公司，超市，商店），慈善团体和个人捐赠的钱物来运作的。三万三千平方英尺的仓库（Warehouse）里有堆积如山的各类成品和半成品食物，每天进出仓库的食物多达八百万磅。捐赠来的食物在分类和包装后，被运往全市十六个供无家可归者用餐的公共食堂和一百个分发点，每天提供给二万五千名需要帮助的人食用，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和单亲家庭，也有学生和老人，其中41% 是儿童。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所以捐赠来的食物特别多，我们一刻不停地干，虽然很累，但觉得这是一份用行动献出的圣诞礼物，心里非常满足。
今年复活节，我又与公司的同事们到新西敏市的一个专供流浪者吃饭的食堂去做义工，为他们开饭，端菜，加汤，送甜点。他们大都是吸毒者。毒品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而且使他们无家可归。工作前，食堂主任的话，使我感触良多：“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当我为他们端了一个盘子，送了一付刀叉，听到他们说声“谢谢”的时候，我真正认识到，他们是人，他们是病人，为他们服务，就像为其他所有人服务一样，都是应该的。
去年，我年轻时下乡的农场，到过去的知青中搞募捐，说是所得之款用来盖水厂。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第一，哪有生产企业靠募捐来搞建设的？第二，哪有企业领导亲力亲为出外讨募捐的？这种事情在加拿大是不可想象的。试想，BC Hydro的头头有一天要省民捐款建水厂，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呢！这等事儿只在国内有。对这种募捐，我是一分钱不会给的。
在加拿大做捐助，我一般也不给钱。公司大楼的每个楼面上都设有捐物箱，有时我会把自家用剩的，多余的东西放到捐物箱里。但更多的时候，我乐于捐力，当义工。当义工的捐助方式非常好，一则可以助人之所需，二则立竿见影，看到效果，三则捐助者与受捐者互动，不仅帮助了别人，还从别人身上或从所做的工作里，学到东西，长了见识。
去年圣诞节前，我到温哥华食物银行（Greater Vancouver Food Bank Society）做了两天义工，帮助他们把募捐来的食物进行分类和包装。温哥华食物银行是一个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这就是说它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也就是不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金钱，完全靠企业（公司，超市，商店），慈善团体和个人捐赠的钱物来运作的。三万三千平方英尺的仓库（Warehouse）里有堆积如山的各类成品和半成品食物，每天进出仓库的食物多达八百万磅。捐赠来的食物在分类和包装后，被运往全市十六个供无家可归者用餐的公共食堂和一百个分发点，每天提供给二万五千名需要帮助的人食用，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和单亲家庭，也有学生和老人，其中41% 是儿童。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所以捐赠来的食物特别多，我们一刻不停地干，虽然很累，但觉得这是一份用行动献出的圣诞礼物，心里非常满足。
今年复活节，我又与公司的同事们到新西敏市的一个专供流浪者吃饭的食堂去做义工，为他们开饭，端菜，加汤，送甜点。他们大都是吸毒者。毒品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而且使他们无家可归。工作前，食堂主任的话，使我感触良多：“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当我为他们端了一个盘子，送了一付刀叉，听到他们说声“谢谢”的时候，我真正认识到，他们是人，他们是病人，为他们服务，就像为其他所有人服务一样，都是应该的。
车
出国后，先后买过三辆小汽车。这三辆座驾，就象与我结过伴的三位朋友，陪伴我，度过了十多年不平凡的留洋岁月。
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我来加拿大刚几个月。急着学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仅骑过脚踏车，没条件玩车，所以对开车感兴趣；二是妻儿不久要来加拿大了。在国外生活，没车就象没有腿一样，不方便。趁早学会了，到需要时就不用着急了。可是我刚到国外不久，靠奖学金生活，袋囊羞涩，于是只花了一百元，从比我早来的留学生手里，买了一辆开了十八年的八缸别克车。那是一辆标准的“老爷车”。车龄老不说，车型长而宽，车身坑坑洼洼，锈迹斑斑，开在路上，十分招摇。车到我手里已行驶了约二十万公里，每次起动，都十分费劲，有时得把八个油缸塞头拆了，清洁一下，才能打着。更难堪的是漏油，车停到哪儿，地上便是一摊油迹。就这么辆破车，我还十分珍惜，因为我指望用它学会开车。怎么学呢？花钱请老师教，太贵；求会开车的同学赐教，求多了，不好意思。于是，挑了僻静的马路，自己偷着开。还好，不出三个月，幸运地通过路试，换来了驾驶执照。
拿到驾照以后，心里便抖起来了。趁三个月保险期没过，除了抓紧练习车技外，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为没车的同学提供用车方便。有一次，为一位同学搬家，车刚过闹市口，就听到警笛尖鸣声。反光镜里看到一辆警车尾随着，通过喇叭喊我停车。我一边把车停靠路旁，一边嘀咕着犯了哪条交通规则。警员下车后，走到我车旁，指出我车的拐弯指示灯工作不灵，三五秒钟才闪一下，忒慢。我说，那不是我的错呀。警员答道，你该换个车啦。我俏皮地问，哪来的钱呢？警员耸耸肩，手一甩，便转身扬长而去了。
三个月保险期到了，不续保险就不能再开车，否则违反交通法规，要吃罚单的。继续上保险呢，花费高不说，上学打工，并不需要车，就把车停了下来。某天，朋友老徐邀我去吃饭。他家离我住处不远，趁晚上天黑路暗，我便偷偷开车去了。吃过饭后，老徐太太说老徐父亲刚去世心情不好，我就问想不想出去散散心。老徐说可以。哪儿？伦敦百货。在伦敦百货逛完商店后开车回家，谁知刚出停车场，我的车就被警车卯上了。我发觉事坏，顿时乱了方寸，急忙停车，开门走下车来。那警员马上蹲下身马步持枪，向我怒吼：“站住！返回车内！”车立即被拖走了，还吃了一张高达三百五十元的罚票。以后把车领回来，又交了三十多元的拖车费，损失委实惨重。
买第二辆车的时候，是我妻儿从日本移民来加前不久。怕老婆来了寒掺，咬咬牙花二千元，买了一辆福特水星车。车仍是旧车，开了八年。因为之前只有一个车主，所以驾驶里程数不高。但为了保险起见，成交前特地找车行作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说，车况蛮好。我就放心了。
一周后，开车兴高采烈地去机场接回妻儿。谁知快到家时，突然车的汽化器失灵了，发动机象发了疯似地狂转不止。我只能就地抛锚，打电话请朋友开车来，把新来乍到的妻儿送家去，然后再把车拖到修车行。换了个汽化器，干掉了近五百元。坏事会成双。没多久，当地一位老华侨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车开到半道上，刹车发生故障了。刹车坏了，我不敢冒险，只好去电话说改日拜访。修一下刹车，又花去了四，五百元。
好象买这车我该多花一千元似的，从此以后，它再没出丑，一直为我们安安全全地服务了七年。七年里除了必要的保养和更新外，没有额外花费。朋友们都说值，我也觉得它挺争气。
开车，车况好坏，故然重要，但行车安全更马虎不得。一出事故，危及人命，就不是百元千元的花费了。有一次，我开车行至十字路口向左转弯，见到亮着黄灯，就硬闯了过去，正好被街上巡视的警车逮个正着，说我闯红灯，给了我罚单。我说黄灯，警察说红灯。回家后，我不服气，仔细查阅了一下驾驶指导手册。上面讲，在十字路口，当车向左转弯时，如果交叉的道路是单行道，即便是红灯，车只要停一下，接着转弯也是允许的。第二天，我就向交通法庭作了申诉。开庭时，警方也许觉得不值得为这事儿费口舌，主动撤消了罚票。罚票撤消后，我觉得打赢了这个交通官司，心里很得意，因此思想上并没有对安全驾驶引起足够重视。
九七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开车到图书馆还书回家。由于心里惦记着明天温哥华一家公司的工作面试，开车便急了点。转上高速公路时，我没理会礼让的指示牌，径直冲上高速公路。这时，另一辆车沿着高速公路从左侧急驶而来。我稍许犹豫一下，那车已撞上了我的车头。总算万幸，人没伤着，车却毁了。这辆跟随了我七年的小车自此告别了。车拖走那天，我特地给它好好打扫了一下，挺恋恋不舍的。
我买的第三辆座驾是当年出厂的日本本田车。到底是新车，少了许多开旧车时的担心和忧虑。平时我把它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周末或假日，它载着我们，到郊外野营，到美国揽胜，赏尽了落基山脉的千姿百态，看够了低陆平原的奇丽风光。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则把它看似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由于车定期送车行保养，平时自己也挺注意给车做些清洁工作，所以用了十来年，车还象新的一样。但十来年的车，外表虽然不错，内脏的一些部件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有朋友出主意，用这辆车，通过以旧换新的交易方式，换个新车开。我明白，换个新车开，更划算。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对它有感情了，送走它，觉得不仁义。
去年圣诞节，儿子自英国回来度假。由于回程飞机班次不顺，多花了许多时间，很累。回家后，又有一连串的探访和约会，休息和睡眠就不足了。一天半夜回家，发悃，车就懵懵咚咚地撞上了路旁的电线杆，撞得车的气囊袋都打开了。命万幸保住了，左手指骨断了两根。待儿子动完手术，平安出院后，我又急忙赶到废车场，瞻仰车的遗容。站在车旁，我低头致礼，向它表达了我的歉意。
为了工作方便，本来打算再买个车。公司里有人发起环保坐公车和骑自行车的号召，我就响应，试着做做看。几个月下来，慢慢习惯了，心里琢磨着，太太已经有车，再买车的念头就打消了。
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我来加拿大刚几个月。急着学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仅骑过脚踏车，没条件玩车，所以对开车感兴趣；二是妻儿不久要来加拿大了。在国外生活，没车就象没有腿一样，不方便。趁早学会了，到需要时就不用着急了。可是我刚到国外不久，靠奖学金生活，袋囊羞涩，于是只花了一百元，从比我早来的留学生手里，买了一辆开了十八年的八缸别克车。那是一辆标准的“老爷车”。车龄老不说，车型长而宽，车身坑坑洼洼，锈迹斑斑，开在路上，十分招摇。车到我手里已行驶了约二十万公里，每次起动，都十分费劲，有时得把八个油缸塞头拆了，清洁一下，才能打着。更难堪的是漏油，车停到哪儿，地上便是一摊油迹。就这么辆破车，我还十分珍惜，因为我指望用它学会开车。怎么学呢？花钱请老师教，太贵；求会开车的同学赐教，求多了，不好意思。于是，挑了僻静的马路，自己偷着开。还好，不出三个月，幸运地通过路试，换来了驾驶执照。
拿到驾照以后，心里便抖起来了。趁三个月保险期没过，除了抓紧练习车技外，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为没车的同学提供用车方便。有一次，为一位同学搬家，车刚过闹市口，就听到警笛尖鸣声。反光镜里看到一辆警车尾随着，通过喇叭喊我停车。我一边把车停靠路旁，一边嘀咕着犯了哪条交通规则。警员下车后，走到我车旁，指出我车的拐弯指示灯工作不灵，三五秒钟才闪一下，忒慢。我说，那不是我的错呀。警员答道，你该换个车啦。我俏皮地问，哪来的钱呢？警员耸耸肩，手一甩，便转身扬长而去了。
三个月保险期到了，不续保险就不能再开车，否则违反交通法规，要吃罚单的。继续上保险呢，花费高不说，上学打工，并不需要车，就把车停了下来。某天，朋友老徐邀我去吃饭。他家离我住处不远，趁晚上天黑路暗，我便偷偷开车去了。吃过饭后，老徐太太说老徐父亲刚去世心情不好，我就问想不想出去散散心。老徐说可以。哪儿？伦敦百货。在伦敦百货逛完商店后开车回家，谁知刚出停车场，我的车就被警车卯上了。我发觉事坏，顿时乱了方寸，急忙停车，开门走下车来。那警员马上蹲下身马步持枪，向我怒吼：“站住！返回车内！”车立即被拖走了，还吃了一张高达三百五十元的罚票。以后把车领回来，又交了三十多元的拖车费，损失委实惨重。
买第二辆车的时候，是我妻儿从日本移民来加前不久。怕老婆来了寒掺，咬咬牙花二千元，买了一辆福特水星车。车仍是旧车，开了八年。因为之前只有一个车主，所以驾驶里程数不高。但为了保险起见，成交前特地找车行作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说，车况蛮好。我就放心了。
一周后，开车兴高采烈地去机场接回妻儿。谁知快到家时，突然车的汽化器失灵了，发动机象发了疯似地狂转不止。我只能就地抛锚，打电话请朋友开车来，把新来乍到的妻儿送家去，然后再把车拖到修车行。换了个汽化器，干掉了近五百元。坏事会成双。没多久，当地一位老华侨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车开到半道上，刹车发生故障了。刹车坏了，我不敢冒险，只好去电话说改日拜访。修一下刹车，又花去了四，五百元。
好象买这车我该多花一千元似的，从此以后，它再没出丑，一直为我们安安全全地服务了七年。七年里除了必要的保养和更新外，没有额外花费。朋友们都说值，我也觉得它挺争气。
开车，车况好坏，故然重要，但行车安全更马虎不得。一出事故，危及人命，就不是百元千元的花费了。有一次，我开车行至十字路口向左转弯，见到亮着黄灯，就硬闯了过去，正好被街上巡视的警车逮个正着，说我闯红灯，给了我罚单。我说黄灯，警察说红灯。回家后，我不服气，仔细查阅了一下驾驶指导手册。上面讲，在十字路口，当车向左转弯时，如果交叉的道路是单行道，即便是红灯，车只要停一下，接着转弯也是允许的。第二天，我就向交通法庭作了申诉。开庭时，警方也许觉得不值得为这事儿费口舌，主动撤消了罚票。罚票撤消后，我觉得打赢了这个交通官司，心里很得意，因此思想上并没有对安全驾驶引起足够重视。
九七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开车到图书馆还书回家。由于心里惦记着明天温哥华一家公司的工作面试，开车便急了点。转上高速公路时，我没理会礼让的指示牌，径直冲上高速公路。这时，另一辆车沿着高速公路从左侧急驶而来。我稍许犹豫一下，那车已撞上了我的车头。总算万幸，人没伤着，车却毁了。这辆跟随了我七年的小车自此告别了。车拖走那天，我特地给它好好打扫了一下，挺恋恋不舍的。
我买的第三辆座驾是当年出厂的日本本田车。到底是新车，少了许多开旧车时的担心和忧虑。平时我把它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周末或假日，它载着我们，到郊外野营，到美国揽胜，赏尽了落基山脉的千姿百态，看够了低陆平原的奇丽风光。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则把它看似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由于车定期送车行保养，平时自己也挺注意给车做些清洁工作，所以用了十来年，车还象新的一样。但十来年的车，外表虽然不错，内脏的一些部件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有朋友出主意，用这辆车，通过以旧换新的交易方式，换个新车开。我明白，换个新车开，更划算。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对它有感情了，送走它，觉得不仁义。
去年圣诞节，儿子自英国回来度假。由于回程飞机班次不顺，多花了许多时间，很累。回家后，又有一连串的探访和约会，休息和睡眠就不足了。一天半夜回家，发悃，车就懵懵咚咚地撞上了路旁的电线杆，撞得车的气囊袋都打开了。命万幸保住了，左手指骨断了两根。待儿子动完手术，平安出院后，我又急忙赶到废车场，瞻仰车的遗容。站在车旁，我低头致礼，向它表达了我的歉意。
为了工作方便，本来打算再买个车。公司里有人发起环保坐公车和骑自行车的号召，我就响应，试着做做看。几个月下来，慢慢习惯了，心里琢磨着，太太已经有车，再买车的念头就打消了。
格瑞夫妇
认识格瑞和希拉夫妇俩的时侯，他们已经在素克小镇外十多公里的山林里生活十七年了。那儿没电，没有自来水。一座独立的小木屋(Cabin)，正面朝向一条约十来英尺宽的小溪(Creek)。溪水碧波粼粼，潺潺的流水声，清彻悦耳。从屋里仅有的一扇三尺见宽的小窗向外望去，四周草木扶苏，百花斗艳。临窗的写字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和报刊杂志。北墙刚够两人躺下的木板床上，平排铺着两条野营被(Sleeping Bags)。屋子中央除了一个烧水煮饭的火炉外，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屋后数十米远的密林里，有一个极其简陋的蹲坑茅厕。他们拥有的唯一的现代化生活工具，就是汽车，那是每周一次采购生活用品或对外联络所必需的。
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格瑞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地球怎么演化的书。我儿子丹尼斯才上小学，求知欲强，听说这位大胡子伯伯“什么都懂”，而且能讲流利的中文，就缠住了格瑞，中英文相夹着，提了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格瑞真是循循善诱，不但认认真真地解答问题，而且还带了丹尼斯在树林里四处转悠，讲解各种植物的来历和特征。
格瑞和希拉听说我年轻时曾在农场生活过十来年，非常感兴趣，似乎找到了一个相同志趣的人，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那是一段不甚愉快的生活。他们听了后颇觉诧异，想知道为什么。我简略地作了介绍后说，你们崇尚自然和简朴的生活，并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自由和自主的选择。而我和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是没有这种选择自由的。我们如何生活，甚至在哪儿生活，都得由别人来规定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或者适不适应，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旨意去实行。他们听了点头称是。我接着说，你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多半是为了摆脱现代生活干扰，以利于专心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工作。而我们下乡是去接受思想改造的。没等我说完，格瑞用手指一挥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That’s the point)！
格瑞和希拉都是七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希拉是华人，本姓蔡，是国民党某左派元老的后代。她自小移民美国，却不忘祖国文化。因为钟爱摄影艺术，希拉曾多次到大陆和台湾等地拍摄山水美景。她的作品或陈列在展览中，或制成明信片惠赠他人。在多大学习期间，她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格瑞相识，乃至相爱。格瑞是白人，却沉湎于中国博大宏深的古代文献之中。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工作，其间翻译和出版了多卷有关唐诗宋词的书籍。八十年代，格瑞发表的关于中国古诗词研究的专著《中国的诗心(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享誉北美汉学界。
九十年代，格瑞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易经》(Classic of Change)上来了。《易经》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汉代，其核心内容则得自于《周易》。《周易》记载了公元前1000至500年间青铜器时代的周朝古代占卜者们口耳相传的卜辞图文，以后经后人的不断发挥和注解，使它从一种本来仅用于事主预测未来和洞悉结果的“实用之术”，变成一本充满深邃道德和哲学含意的经典之作，从而成为上层阶级“通古今之变”和谋政治方略的统治工具了。格瑞认为，《易经》的研究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否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于为人理解了。他说：“新近的研究表明，《易经》与其说是一本充满诗情的占卜手册，不如说是一种占卜者告诉有企图心的智者如何对付生活中具体情景的实用之术。它的实际用途远甚于它的哲学意义。”在此基础上，格瑞用简明易懂而又直截了当的语言，重新注释了六十四个卦图(hexagrams)。一九九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易经再探(Rediscovering the I Ching)》一书。他的书打开了西方读者窥探中国又一重要文化遗产的视窗。
如今，格瑞和希拉仍然住在那片山林里。不过他们买下了那块土地，并在那个小木屋的位置上，盖起了一座别墅。希拉说，这样他们就可以邀请父母兄弟来这儿度假了。2000年，新世纪来临，也许他们觉得修完“道”了，于是开始走出山林，投向更直接地为公众服务的事业了。格瑞在省议会担任学术顾问，希拉则为成人教育忙碌着。他们不要孩子，但他们生活得很自在，也很充实。
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格瑞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地球怎么演化的书。我儿子丹尼斯才上小学，求知欲强，听说这位大胡子伯伯“什么都懂”，而且能讲流利的中文，就缠住了格瑞，中英文相夹着，提了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格瑞真是循循善诱，不但认认真真地解答问题，而且还带了丹尼斯在树林里四处转悠，讲解各种植物的来历和特征。
格瑞和希拉听说我年轻时曾在农场生活过十来年，非常感兴趣，似乎找到了一个相同志趣的人，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那是一段不甚愉快的生活。他们听了后颇觉诧异，想知道为什么。我简略地作了介绍后说，你们崇尚自然和简朴的生活，并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自由和自主的选择。而我和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是没有这种选择自由的。我们如何生活，甚至在哪儿生活，都得由别人来规定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或者适不适应，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旨意去实行。他们听了点头称是。我接着说，你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多半是为了摆脱现代生活干扰，以利于专心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工作。而我们下乡是去接受思想改造的。没等我说完，格瑞用手指一挥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That’s the point)！
格瑞和希拉都是七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希拉是华人，本姓蔡，是国民党某左派元老的后代。她自小移民美国，却不忘祖国文化。因为钟爱摄影艺术，希拉曾多次到大陆和台湾等地拍摄山水美景。她的作品或陈列在展览中，或制成明信片惠赠他人。在多大学习期间，她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格瑞相识，乃至相爱。格瑞是白人，却沉湎于中国博大宏深的古代文献之中。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工作，其间翻译和出版了多卷有关唐诗宋词的书籍。八十年代，格瑞发表的关于中国古诗词研究的专著《中国的诗心(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享誉北美汉学界。
九十年代，格瑞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易经》(Classic of Change)上来了。《易经》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汉代，其核心内容则得自于《周易》。《周易》记载了公元前1000至500年间青铜器时代的周朝古代占卜者们口耳相传的卜辞图文，以后经后人的不断发挥和注解，使它从一种本来仅用于事主预测未来和洞悉结果的“实用之术”，变成一本充满深邃道德和哲学含意的经典之作，从而成为上层阶级“通古今之变”和谋政治方略的统治工具了。格瑞认为，《易经》的研究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否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于为人理解了。他说：“新近的研究表明，《易经》与其说是一本充满诗情的占卜手册，不如说是一种占卜者告诉有企图心的智者如何对付生活中具体情景的实用之术。它的实际用途远甚于它的哲学意义。”在此基础上，格瑞用简明易懂而又直截了当的语言，重新注释了六十四个卦图(hexagrams)。一九九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易经再探(Rediscovering the I Ching)》一书。他的书打开了西方读者窥探中国又一重要文化遗产的视窗。
如今，格瑞和希拉仍然住在那片山林里。不过他们买下了那块土地，并在那个小木屋的位置上，盖起了一座别墅。希拉说，这样他们就可以邀请父母兄弟来这儿度假了。2000年，新世纪来临，也许他们觉得修完“道”了，于是开始走出山林，投向更直接地为公众服务的事业了。格瑞在省议会担任学术顾问，希拉则为成人教育忙碌着。他们不要孩子，但他们生活得很自在，也很充实。
五十岁生日
今年我五十了。自四十岁出国那年起，每逢生日那一天，夜里总会失眠。睡不着有时就会起来“打坐”，过去走过的路，通过一个个场景，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在我眼前慢慢晃过。打坐完了以后，又盘算起现在和将来。将来多想是没有用的，于是把现在正做着的事上下左右地掂量一番，才心安理得地睡去了。说来也奇怪，尽管早一晚没睡好，第二天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无论工作还是学习，依然精力充沛，精神贯注。
在我的记忆里，大概因为家里弟妹多，父母从来就没有为我们庆祝过生日。结婚后太太每次要为我过生日，我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为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大概是没那个习惯吧。
今年有些不同了。太太说，五十岁是大寿，一定得过生日，我也就同意了。太太特地约了小舅子一家，去温哥华一家宁波籍人开的餐馆为我祝寿。我还收到了远在上海侄女寄来的生日贺卡。她是一位理性而富于感情的女孩子，今年刚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她的贺卡一下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在她那个年纪，我想进大学，却去了遥远的北大荒。等到跨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我都快三十岁了。把理想如梦的青春留在那广垠无际的林海雪原上，轻轻拂去身上的尘土，怀揣着入学通知书，没与任何人告别，连夜坐火车赶回了上海。到上海后，仅仅到家见了见父母，就搬进了大学学生宿舍。那时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简直有点冷漠。
现在想起来，那些年月也是乱纷纷的。刚刚“拨乱反正”，知青大批大批地返城。工作，住房，交通，人人像一只只无头苍蝇，为拮据的生活奔忙着。那时的我，象住在象牙塔里一样，一头扎进书堆里。虽说也关注社会的变态，但毕竟有如局外人一般。
有一年暑假，也是我生日那一天的晚上，闲着无事，去小缪家里一转。因为小缪夫人是北京知青，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是通过办假离婚回城的。回城后，在他父亲不足二十平方的屋子里设一张床，床上支个蚊帐作间隔，就赖以为生了。还算好，他继母从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提前退休，把工作让给了他。见面时我们相对无语。中学时代，我俩同学六年，他是校团委组织委员。当年的英姿豪气，此时显然已经看不到了。十多年农村生活，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大老爷们，磨去了棱角，磨没了脾气，不温不火，不卑不亢。
今年趁回国探亲，我特地去看望他。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两室一厅了，但没怎么装潢，还显得有点昏暗。他对我说，前几年由于服装厂倒闭，他拉了两个职工办了个服装贸易公司，自任经理。从采购布料，联系厂家，到争取出口额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连周末都不闲着。我问他发财了没有，他摇摇头说生意不好做。看得出来，老兄五十来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着。他依然话语不多，但谈起他的女儿来，眼睛里顿时放出神采来。女儿今年考上旅游专科学校，将来或许有机会去澳大利亚进修。我明白老兄寄厚望于女儿了。是啊，吾辈蹉跎，只能托望于下一代了。巧得很，在回家路上，和出租车司机也聊起了他正上中学的女儿。他十分感叹地说，自己老了，干完一个班二十四小时才能休息，快干不动了。但为了女儿，哪怕断了二十四根肋骨，也要坚持下去啊。
为了下一代，吃得苦中苦。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吧。无可否认，这种人生态度有其无私和负责任的一面，然而这种人生态度又是何等悲观和消极啊，因为它并不重视自己现世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享受。
同部门一起工作的迈克，与自己年令相仿，平时很谈得来。他是第二代英国移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师，积蓄甚丰。他有个儿子，是前妻所生，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仍与他住在一起，不过每月得交房租，还不管吃穿。迈克喜欢玩高尔夫球，工作之余，还热衷于做土陶器具。那不是为了卖钱，而纯粹是休闲之举。每逢假期，他便携同第二任娇妻，周游列国。我说，你日子过得好滋润啊，他总回我一句话：“享受生活吧(Enjoy life)！”
是呵，活到了五十岁，我才慢慢悟到了生命的真谛。英语中，生命与生活是同一个词。生命仅仅赋于每个人一次，人生在世又是如此短暂。该如何善待自己，享受生活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值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呵。努力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富于意义，学会享受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色彩。年纪固然是“硬道理”，但心态则更重要。
在我的记忆里，大概因为家里弟妹多，父母从来就没有为我们庆祝过生日。结婚后太太每次要为我过生日，我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为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大概是没那个习惯吧。
今年有些不同了。太太说，五十岁是大寿，一定得过生日，我也就同意了。太太特地约了小舅子一家，去温哥华一家宁波籍人开的餐馆为我祝寿。我还收到了远在上海侄女寄来的生日贺卡。她是一位理性而富于感情的女孩子，今年刚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她的贺卡一下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在她那个年纪，我想进大学，却去了遥远的北大荒。等到跨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我都快三十岁了。把理想如梦的青春留在那广垠无际的林海雪原上，轻轻拂去身上的尘土，怀揣着入学通知书，没与任何人告别，连夜坐火车赶回了上海。到上海后，仅仅到家见了见父母，就搬进了大学学生宿舍。那时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简直有点冷漠。
现在想起来，那些年月也是乱纷纷的。刚刚“拨乱反正”，知青大批大批地返城。工作，住房，交通，人人像一只只无头苍蝇，为拮据的生活奔忙着。那时的我，象住在象牙塔里一样，一头扎进书堆里。虽说也关注社会的变态，但毕竟有如局外人一般。
有一年暑假，也是我生日那一天的晚上，闲着无事，去小缪家里一转。因为小缪夫人是北京知青，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是通过办假离婚回城的。回城后，在他父亲不足二十平方的屋子里设一张床，床上支个蚊帐作间隔，就赖以为生了。还算好，他继母从街道办的服装加工厂提前退休，把工作让给了他。见面时我们相对无语。中学时代，我俩同学六年，他是校团委组织委员。当年的英姿豪气，此时显然已经看不到了。十多年农村生活，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大老爷们，磨去了棱角，磨没了脾气，不温不火，不卑不亢。
今年趁回国探亲，我特地去看望他。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两室一厅了，但没怎么装潢，还显得有点昏暗。他对我说，前几年由于服装厂倒闭，他拉了两个职工办了个服装贸易公司，自任经理。从采购布料，联系厂家，到争取出口额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连周末都不闲着。我问他发财了没有，他摇摇头说生意不好做。看得出来，老兄五十来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着。他依然话语不多，但谈起他的女儿来，眼睛里顿时放出神采来。女儿今年考上旅游专科学校，将来或许有机会去澳大利亚进修。我明白老兄寄厚望于女儿了。是啊，吾辈蹉跎，只能托望于下一代了。巧得很，在回家路上，和出租车司机也聊起了他正上中学的女儿。他十分感叹地说，自己老了，干完一个班二十四小时才能休息，快干不动了。但为了女儿，哪怕断了二十四根肋骨，也要坚持下去啊。
为了下一代，吃得苦中苦。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吧。无可否认，这种人生态度有其无私和负责任的一面，然而这种人生态度又是何等悲观和消极啊，因为它并不重视自己现世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享受。
同部门一起工作的迈克，与自己年令相仿，平时很谈得来。他是第二代英国移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师，积蓄甚丰。他有个儿子，是前妻所生，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仍与他住在一起，不过每月得交房租，还不管吃穿。迈克喜欢玩高尔夫球，工作之余，还热衷于做土陶器具。那不是为了卖钱，而纯粹是休闲之举。每逢假期，他便携同第二任娇妻，周游列国。我说，你日子过得好滋润啊，他总回我一句话：“享受生活吧(Enjoy life)！”
是呵，活到了五十岁，我才慢慢悟到了生命的真谛。英语中，生命与生活是同一个词。生命仅仅赋于每个人一次，人生在世又是如此短暂。该如何善待自己，享受生活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值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呵。努力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富于意义，学会享受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色彩。年纪固然是“硬道理”，但心态则更重要。
三考托福
像所有刚出国的人一样，出来后感到压力最大的是语言。尽管出国前学过许多年英语，临出国急来抱佛脚，突击背记了不少单词和短句，但当真刀真枪上阵时，仍然傻了眼：既听不懂，又说不出来，更闹出了不少笑话。记得第一学期在维多利亚大学选修教育哲学，开课前，克里斯多夫教授先让大家与邻座的同学们交谈片刻，然后再向全班介绍自己所交谈的对方。我的对子叫史蒂文，刚开始自报家门时，我尚能应付。但交谈稍微深入，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史蒂文说，入学前他是沙省某中学的副校长，为了晋升，举家西迁来读硕士学位。我见他长得肥胖滚圆，发福得够可以的，禁不住脱口问他多大年纪了。他初一愣，接着半真半假地笑着说：“咱不谈这些，行吗？”我这时才觉失言。史蒂文为了解除我的窘迫，滔滔不绝地自选话题谈开了，我则耳根发烧，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课上课后的练习，自觉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心想出国前咱没参加过托福考试，现在何不考它一次，看看自己水平到底怎样了。考场在一个梯型教室里，我坐在教室左侧走廊边的第一个座位。考题的第一部分我做得较快，做完后又复检一遍，尚有余剩时间，禁不住顺手翻到下一个部分。还没等我看清试题，一只纤手按住了我的试卷，抬头一看，一位监考的女职员微笑着轻声地对我说：“对不起，下一部分还没开始。”恰在此时，传声筒里发出了做第二部分的指令，女职员遂松开手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了。”考完之后，我自我感觉良好，还对朋友们夸下“海口”：五百五十分没问题。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别的考生们的成绩单都收到了，独缺我的。又过了些日子，才收到一封厚厚的邮件，信里告诉我，因为我违反考试规则，所以考试成绩被取消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作弊”而告终的考试。
九一年，为了继续深造，我申请攻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测量与评估的博士学位。经审查，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独缺托福，其中还需有英语写作成绩。由于有了第一次考试的教训，第二次托福考试比较顺利。语法和阅读得五百九十三分，写作竟拿了五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和特殊教育系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请，让我九月入学。
不料入学前我的移民申请被批准了。为了今后的工作前途，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教育的，毕业后在北美本来就较难找到工作，更何况高学历和高学位了。同时，我又看到那些学电子通讯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后都好赖有个工作得以养家糊口，正犹豫着，刚巧这时康谋荪学院的计算机系统技术专业招生，我便持托福成绩前去报名。岂知学院并不认可托福成绩，非要我通过当地的英语能力考试。考就考呗，岂料难度竟然高于托福，一试之下，我还真还没通过。
没通过入学的英语能力考试，替代的办法是选修英语文学和英语写作两门课程；这就是说，只有完成了这两门课程的学习，合格者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三个来月的时间，我一心扑在英语上。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次难得的语言强化训练。文学课学的是各种题材的英文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多。课上主要搞作品分析，课后除了阅读，就是写文学评论。最后我以一篇土著印弟安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通过了这门课程。写作课则以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为主。创造性写作注重场景描写和人物特征的刻画。我的写作多以年轻时下乡的经历作题材。由于“熟悉生活”，加上“嫁接”了一些中文写作的技巧，我的作文多因“形象生动和描写细腻”而颇得老师的欣赏，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
学完这两门课程后，为了测验学习的效果，我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果然比上一次提高了许多。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实际英语能力进步很大，尤其在写作方面。以后做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工作，经常需要写技术文献。我的文献写作总能博得同事们的好评。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课上课后的练习，自觉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心想出国前咱没参加过托福考试，现在何不考它一次，看看自己水平到底怎样了。考场在一个梯型教室里，我坐在教室左侧走廊边的第一个座位。考题的第一部分我做得较快，做完后又复检一遍，尚有余剩时间，禁不住顺手翻到下一个部分。还没等我看清试题，一只纤手按住了我的试卷，抬头一看，一位监考的女职员微笑着轻声地对我说：“对不起，下一部分还没开始。”恰在此时，传声筒里发出了做第二部分的指令，女职员遂松开手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了。”考完之后，我自我感觉良好，还对朋友们夸下“海口”：五百五十分没问题。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别的考生们的成绩单都收到了，独缺我的。又过了些日子，才收到一封厚厚的邮件，信里告诉我，因为我违反考试规则，所以考试成绩被取消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作弊”而告终的考试。
九一年，为了继续深造，我申请攻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测量与评估的博士学位。经审查，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独缺托福，其中还需有英语写作成绩。由于有了第一次考试的教训，第二次托福考试比较顺利。语法和阅读得五百九十三分，写作竟拿了五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和特殊教育系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请，让我九月入学。
不料入学前我的移民申请被批准了。为了今后的工作前途，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教育的，毕业后在北美本来就较难找到工作，更何况高学历和高学位了。同时，我又看到那些学电子通讯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后都好赖有个工作得以养家糊口，正犹豫着，刚巧这时康谋荪学院的计算机系统技术专业招生，我便持托福成绩前去报名。岂知学院并不认可托福成绩，非要我通过当地的英语能力考试。考就考呗，岂料难度竟然高于托福，一试之下，我还真还没通过。
没通过入学的英语能力考试，替代的办法是选修英语文学和英语写作两门课程；这就是说，只有完成了这两门课程的学习，合格者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三个来月的时间，我一心扑在英语上。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次难得的语言强化训练。文学课学的是各种题材的英文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多。课上主要搞作品分析，课后除了阅读，就是写文学评论。最后我以一篇土著印弟安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通过了这门课程。写作课则以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为主。创造性写作注重场景描写和人物特征的刻画。我的写作多以年轻时下乡的经历作题材。由于“熟悉生活”，加上“嫁接”了一些中文写作的技巧，我的作文多因“形象生动和描写细腻”而颇得老师的欣赏，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
学完这两门课程后，为了测验学习的效果，我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果然比上一次提高了许多。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实际英语能力进步很大，尤其在写作方面。以后做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工作，经常需要写技术文献。我的文献写作总能博得同事们的好评。
忘年交
弗兰西斯·纳西如今八十多岁了。他是我们家的忘年交。九一年，太太和儿子丹尼斯从日本广岛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由于丹尼斯在日本上过三个多月幼儿园，因此才来那会儿，除了中国话外，叽哩咕噜的，满口日本话。为了让他尽快适应英语环境，我们只能先送他去乔治·杰小学的英语启蒙班(ESL)学习。那是专门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移民子弟开办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迅速渡过语言关，今后能跟上正轨班的学习进度。丹尼斯就是在那里结识弗兰西斯·纳西的。
因为弗兰西斯·纳西和班主任老师麦克尼尔女士熟识，所以他经常到班上去做义工。譬如学校组织学生出外搞活动，他就开车接送学生；逢年过节开“Party”，他便准备了玩具和节目与小朋友们共欢。小朋友们都尊称他为“纳西先生”，因为他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位与麦克尼尔女士一样和蔼可亲的老师。在一次聚会上，通过丹尼斯的介绍，我和纳西先生相识了。从此我家与纳西先生的交往也就开始了。
纳西先生是一位英格兰移民的后代。父亲早逝，母亲一手把他拉大成人。他自小性格内向，不喜交往，故终身未娶，一直陪伴和照顾母亲，直至她老人家去世。七十年代，由于心脏手术，他从皇家路德军事学院数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以后，他一直义务从事照顾老人和儿童的工作。前些年他还担任着苏格兰童子军的指导员，经常会收到过去曾得到过他关心和帮助的孩子们从世界各地写来的信。现在别看他年已古稀了，而且身体不太好，仍然经常到他家附近的橡树湾老人院去，探望那里比他还年长的老人，帮他们开车购物，带他们投医看病。有一次，我们偶尔发现他家墙上挂着的英国女皇表彰他母亲早年从事慈善工作的奖状，才明白纳西先生的慈心是源远流长的。
当我们住在维多利亚市的时候，我们的来往很密切。丹尼斯无论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都爱打电话求他帮助。而他从不敷衍推诿，有时问题一时难以解答，甚至会亲自驾车到公共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直至找出准确的答案。丹尼斯很爱去纳西先生家里玩，他家里有一间专为小朋友们设的游戏室。游戏室里，计算机，游戏机，各类玩具，应有尽有。暑假里，丹尼斯更喜欢到纳西先生早年买下的郊外别墅玩，在那里划船，游泳和学习辨认各类植物。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们离开维多利亚。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纳西先生和丹尼斯经常通过电子邮件(E-mail)交流生活和学习情况。每隔一个阶段，丹尼斯就向纳西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纳西先生则四处搜集各种学习参考资料，帮助丹尼斯加快学习进度。每年丹尼斯生日到了，纳西先生还会汇钱来，让我们给儿子买礼物。我们呢，由于工作和交通不便，除了他身体不适时去探望他外，平时只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寄送一些生活用品来表示问候。
纳西先生年岁大了，我们担心他独自生活，缺少照顾，曾多次邀请他来我们家小住，他都婉言谢绝了。我们知道，他喜欢宁静，离不开那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藏在绿树丛里的家。那里有他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时的温馨回忆，那里有他和儿童们一起玩耍的欢乐，那里有着他熟悉和留恋的一切。我们衷心祝愿纳西先生健康长寿。
因为弗兰西斯·纳西和班主任老师麦克尼尔女士熟识，所以他经常到班上去做义工。譬如学校组织学生出外搞活动，他就开车接送学生；逢年过节开“Party”，他便准备了玩具和节目与小朋友们共欢。小朋友们都尊称他为“纳西先生”，因为他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位与麦克尼尔女士一样和蔼可亲的老师。在一次聚会上，通过丹尼斯的介绍，我和纳西先生相识了。从此我家与纳西先生的交往也就开始了。
纳西先生是一位英格兰移民的后代。父亲早逝，母亲一手把他拉大成人。他自小性格内向，不喜交往，故终身未娶，一直陪伴和照顾母亲，直至她老人家去世。七十年代，由于心脏手术，他从皇家路德军事学院数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以后，他一直义务从事照顾老人和儿童的工作。前些年他还担任着苏格兰童子军的指导员，经常会收到过去曾得到过他关心和帮助的孩子们从世界各地写来的信。现在别看他年已古稀了，而且身体不太好，仍然经常到他家附近的橡树湾老人院去，探望那里比他还年长的老人，帮他们开车购物，带他们投医看病。有一次，我们偶尔发现他家墙上挂着的英国女皇表彰他母亲早年从事慈善工作的奖状，才明白纳西先生的慈心是源远流长的。
当我们住在维多利亚市的时候，我们的来往很密切。丹尼斯无论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都爱打电话求他帮助。而他从不敷衍推诿，有时问题一时难以解答，甚至会亲自驾车到公共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直至找出准确的答案。丹尼斯很爱去纳西先生家里玩，他家里有一间专为小朋友们设的游戏室。游戏室里，计算机，游戏机，各类玩具，应有尽有。暑假里，丹尼斯更喜欢到纳西先生早年买下的郊外别墅玩，在那里划船，游泳和学习辨认各类植物。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们离开维多利亚。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纳西先生和丹尼斯经常通过电子邮件(E-mail)交流生活和学习情况。每隔一个阶段，丹尼斯就向纳西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纳西先生则四处搜集各种学习参考资料，帮助丹尼斯加快学习进度。每年丹尼斯生日到了，纳西先生还会汇钱来，让我们给儿子买礼物。我们呢，由于工作和交通不便，除了他身体不适时去探望他外，平时只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寄送一些生活用品来表示问候。
纳西先生年岁大了，我们担心他独自生活，缺少照顾，曾多次邀请他来我们家小住，他都婉言谢绝了。我们知道，他喜欢宁静，离不开那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藏在绿树丛里的家。那里有他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时的温馨回忆，那里有他和儿童们一起玩耍的欢乐，那里有着他熟悉和留恋的一切。我们衷心祝愿纳西先生健康长寿。
古巴：加勒比海明珠
一直想去古巴看看。邻居艾地年前去那里度假，回来后告诉我，那边很漂亮，购物还便宜。我倒不是冲着购物去的，虽然我早知道古巴有三件宝：雪茄，咖啡和蜜酒。但我一不抽烟，二只饮茶，三少喝酒，所以对去那里购物兴趣不大。我想去古巴，是因为想实地看看那颗被“美帝国主义”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加勒比海上的“社会主义明珠”。记得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个红领巾时，古巴革命刚成功，我们在少年宫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古巴的红领巾们。那一个个黝黑，汗渍满面而朝气勃勃的形象，至今还深印在我脑海里。
从多伦多直飞古巴的Varadeo度假机场，需要三个多小时。飞机上有不少美国游客。其实，从迈阿密开游艇去古巴只要一个来小时，但美国政府禁止与古巴往来，所以他们只能绕道而行了。Varadeo机场很简陋，穿制服的警察随处可见，但大多和蔼可亲，尤其对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因为他们几乎认定我们来自中国。中国和古巴“同志加兄弟”，其友谊当然是不可言喻的。在机场可以兑换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古巴外汇卷，我们问导游，哪儿兑换会合算些？机场呢还是宾馆？回答是哪儿都一样。社会主义嘛，哪像资本主义那样“尔虞我诈”的？！
Varadeo是著名度假胜地。那里有三十多公里不间断的漫长海滩，蓝天白云，细沙碧波，泛舟扬帆，十分赏心悦目。都十一月份的季节了，尚温暖如春。娇阳烈日下，却干湿宜人。宾馆都由外资经营，法国的，西班牙的，也有美国的。设施齐备，服务周到。饮食虽不豪华，但亦应有尽有，还富于加勒比海特色。总之，一切宜人宜心宜情。但那只是外国游客的天堂，普通古巴人是不让随便进出的。宾馆内的雇员自然大多是古巴人，可都是有背景的人才能得此“肥差”的。“肥差”当然也不好做。有一次，我们去游船码头转悠，恰巧一批雇员下班。在门口，保安人员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挎包，搜捡完了，才让他们离去。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我的古巴之游，打下了第一个沉重的叹息。其中有一位是不久前载我们出海的船老大，我很为他感到羞辱，不过，那只是杞人自忧，他也许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那位船老大和他的年轻伙伴们，带着我们一行六人，扬帆出航，驶向大海深处的珊瑚岛游玩。船到一片浅海处，一个年轻船老大戴上潜泳脚蹼，嘴含吸管，跳入海里，见他时潜时浮，不大一会儿，抓获了三四十只肥大的活龙蟹。接着，我们也纵身下海，畅游嬉戏，不胜欢快。在珊瑚岛游玩之际，船老大们煮好了龙蟹，斟满了酒杯，等待我们。返航途中，我们大哚快颐，饱餐了一顿。
在Varadeo小住数日后，我们坐上中国恒通制造的崭新大旅游车，在一位古巴女导游的带领下，到包括哈瓦那在内的古岛北部去观光。那位女导游，端庄丰满，是哈瓦那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也许她是位古巴共产党员吧，沿途介绍时，满口“党的政策”，“革命成就”之类的词语。显然，她很为古巴实行的普及教育（每七人中有一名大学生）和全民医疗服务（全包全免，医生上门）感到自豪，但对现在资金缺乏，住房紧张，物价上涨等问题，她也并不违言。在古巴度假的十多天里，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确实没见到过一个沿街乞讨的流浪者，当然，悄悄向我们兜售雪茄的，索要香波，防晒油，甚至圆珠笔的，亦屡见不鲜。因为那些物资都是进口品，只能在为外国人服务的外汇商店里才能买到。古巴居民购物的各类商店都货物奇缺，买什么都得凭票凭证，限量供应。除了少数手工艺行业外，政府还不允许经营任何私营企业。据说革命前哈瓦那有五万多华人，革命后由于不让做生意，如今只剩下三百来人了。唐人街上几乎看不到华人，经营餐馆的，竟都是身着唐装的古巴本地人。
古巴的自然风光是美丽的，但古巴的城市建筑相当陈旧，稍好一点的都是前西班牙殖民者或逃亡的“地富反坏”留下的。诺大的哈瓦那革命广场，水泥地面都有开裂。广场南端的内政部大楼，墙壁驳落，色调灰黯，有些沧桑感。唯有印在外墙上的大幅格瓦拉画像，似乎还提醒着观光客昔日古巴革命的荣光。
人们没有忘记格瓦拉。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里，货摊上，到处可见印有他肖像的汗衫，橄榄帽和各类纪念品。但令人诧异的是，逛了那么多天，游了那么些地方，竟没发现卡斯特罗的一幅画像、一座雕塑。他是一位与格瓦拉齐名的拉美传奇人物，对他的低调和自制，我甚感意外，看看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们，哪个少得了那一套呵。在参观印第安地洞时，我好奇地向一位六十多岁的当地导游打听革命前后的情况。他很外向，也很善谈，喋喋不休地评论时政，分析着卡翁身后的未来。可当他发现附近有人在摄像录音时，手指突然捂住嘴唇，谈话弋然而至。他面露难色，我当然深表歉意，怕他惹祸上身。其实，那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地下溶洞，况且设施落后，灯光惨谈，丝毫调动不起我观赏的兴趣，但导游的那番谈话，那种表情，却引我进入了这个美丽岛国的灰暗深处。
从多伦多直飞古巴的Varadeo度假机场，需要三个多小时。飞机上有不少美国游客。其实，从迈阿密开游艇去古巴只要一个来小时，但美国政府禁止与古巴往来，所以他们只能绕道而行了。Varadeo机场很简陋，穿制服的警察随处可见，但大多和蔼可亲，尤其对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因为他们几乎认定我们来自中国。中国和古巴“同志加兄弟”，其友谊当然是不可言喻的。在机场可以兑换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古巴外汇卷，我们问导游，哪儿兑换会合算些？机场呢还是宾馆？回答是哪儿都一样。社会主义嘛，哪像资本主义那样“尔虞我诈”的？！
Varadeo是著名度假胜地。那里有三十多公里不间断的漫长海滩，蓝天白云，细沙碧波，泛舟扬帆，十分赏心悦目。都十一月份的季节了，尚温暖如春。娇阳烈日下，却干湿宜人。宾馆都由外资经营，法国的，西班牙的，也有美国的。设施齐备，服务周到。饮食虽不豪华，但亦应有尽有，还富于加勒比海特色。总之，一切宜人宜心宜情。但那只是外国游客的天堂，普通古巴人是不让随便进出的。宾馆内的雇员自然大多是古巴人，可都是有背景的人才能得此“肥差”的。“肥差”当然也不好做。有一次，我们去游船码头转悠，恰巧一批雇员下班。在门口，保安人员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挎包，搜捡完了，才让他们离去。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我的古巴之游，打下了第一个沉重的叹息。其中有一位是不久前载我们出海的船老大，我很为他感到羞辱，不过，那只是杞人自忧，他也许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那位船老大和他的年轻伙伴们，带着我们一行六人，扬帆出航，驶向大海深处的珊瑚岛游玩。船到一片浅海处，一个年轻船老大戴上潜泳脚蹼，嘴含吸管，跳入海里，见他时潜时浮，不大一会儿，抓获了三四十只肥大的活龙蟹。接着，我们也纵身下海，畅游嬉戏，不胜欢快。在珊瑚岛游玩之际，船老大们煮好了龙蟹，斟满了酒杯，等待我们。返航途中，我们大哚快颐，饱餐了一顿。
在Varadeo小住数日后，我们坐上中国恒通制造的崭新大旅游车，在一位古巴女导游的带领下，到包括哈瓦那在内的古岛北部去观光。那位女导游，端庄丰满，是哈瓦那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也许她是位古巴共产党员吧，沿途介绍时，满口“党的政策”，“革命成就”之类的词语。显然，她很为古巴实行的普及教育（每七人中有一名大学生）和全民医疗服务（全包全免，医生上门）感到自豪，但对现在资金缺乏，住房紧张，物价上涨等问题，她也并不违言。在古巴度假的十多天里，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确实没见到过一个沿街乞讨的流浪者，当然，悄悄向我们兜售雪茄的，索要香波，防晒油，甚至圆珠笔的，亦屡见不鲜。因为那些物资都是进口品，只能在为外国人服务的外汇商店里才能买到。古巴居民购物的各类商店都货物奇缺，买什么都得凭票凭证，限量供应。除了少数手工艺行业外，政府还不允许经营任何私营企业。据说革命前哈瓦那有五万多华人，革命后由于不让做生意，如今只剩下三百来人了。唐人街上几乎看不到华人，经营餐馆的，竟都是身着唐装的古巴本地人。
古巴的自然风光是美丽的，但古巴的城市建筑相当陈旧，稍好一点的都是前西班牙殖民者或逃亡的“地富反坏”留下的。诺大的哈瓦那革命广场，水泥地面都有开裂。广场南端的内政部大楼，墙壁驳落，色调灰黯，有些沧桑感。唯有印在外墙上的大幅格瓦拉画像，似乎还提醒着观光客昔日古巴革命的荣光。
人们没有忘记格瓦拉。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里，货摊上，到处可见印有他肖像的汗衫，橄榄帽和各类纪念品。但令人诧异的是，逛了那么多天，游了那么些地方，竟没发现卡斯特罗的一幅画像、一座雕塑。他是一位与格瓦拉齐名的拉美传奇人物，对他的低调和自制，我甚感意外，看看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们，哪个少得了那一套呵。在参观印第安地洞时，我好奇地向一位六十多岁的当地导游打听革命前后的情况。他很外向，也很善谈，喋喋不休地评论时政，分析着卡翁身后的未来。可当他发现附近有人在摄像录音时，手指突然捂住嘴唇，谈话弋然而至。他面露难色，我当然深表歉意，怕他惹祸上身。其实，那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地下溶洞，况且设施落后，灯光惨谈，丝毫调动不起我观赏的兴趣，但导游的那番谈话，那种表情，却引我进入了这个美丽岛国的灰暗深处。
行香子 （送行）
少小出门, 塞北戎耕。
不惑年, 越洋谋生。
何日归来? 只见乡坟。
叹慈母心, 游子情, 断肠恩。
几近黄昏, 但盼曦晨。
儿复行, 负笈英伦。
此去安否? 落梦牵魂。
寻水上舟, 桥下影, 岸边人。
不惑年, 越洋谋生。
何日归来? 只见乡坟。
叹慈母心, 游子情, 断肠恩。
几近黄昏, 但盼曦晨。
儿复行, 负笈英伦。
此去安否? 落梦牵魂。
寻水上舟, 桥下影, 岸边人。
鼠年
Firecrackers explode and bang.
Cymbals and temple bells have rang.
Dragons parade through the street.
Chinese new year, a yearly treat.
Fireworks explode in the skies,
a special treat for everyone's eyes.
Celebrations are all we hear,
for the golden rat of the year.
爆竹声声脆，庙钟铛铛捶。龙舞拥街头，新春又一岁。
烟花满天坠，喜悦千目飞。同声齐祝福，国运金鼠贵。
Cymbals and temple bells have rang.
Dragons parade through the street.
Chinese new year, a yearly treat.
Fireworks explode in the skies,
a special treat for everyone's eyes.
Celebrations are all we hear,
for the golden rat of the year.
爆竹声声脆，庙钟铛铛捶。龙舞拥街头，新春又一岁。
烟花满天坠，喜悦千目飞。同声齐祝福，国运金鼠贵。
圣诞-元旦
Again the festive season's here,
With all that can delight and cheer;
Oh! may you nothing lack each day,
But find fresh blessings strew your way.
Take, our friend, this heartful greeting,
Happy be thy Christmas day,
Faith, and hope, and love here meeting,
Speed thee on thy New Year's way!
又一年，圣诞-元旦悄然而至，
伴随着所有的欢快和欣喜；
呵！愿你每天都过得满意，
更有许多新的祝福等候着你。
请接受，我们的朋友，这衷心的致礼，
幸福即是送给你的圣诞祈赐；
信念，希望和爱聚在一起，
推着你奔向新的年际。
With all that can delight and cheer;
Oh! may you nothing lack each day,
But find fresh blessings strew your way.
Take, our friend, this heartful greeting,
Happy be thy Christmas day,
Faith, and hope, and love here meeting,
Speed thee on thy New Year's way!
又一年，圣诞-元旦悄然而至，
伴随着所有的欢快和欣喜；
呵！愿你每天都过得满意，
更有许多新的祝福等候着你。
请接受，我们的朋友，这衷心的致礼，
幸福即是送给你的圣诞祈赐；
信念，希望和爱聚在一起，
推着你奔向新的年际。
如梦令 （清明）
昨夜小梦身何处？
慈母临别为我哭，
回头只见花无数。
惊起处，
四涯沉寂深夜幕。
阴阳相隔怎无路？
音容笑貌尤在目，
青烟催起忆无数。
风起处，
飞絮且伴珠泪舞。
纵有风情何人诉？
子规啼血声声暮，
万里迢迢异乡路。
求佛祖，
来世轮回子如故。
慈母临别为我哭，
回头只见花无数。
惊起处，
四涯沉寂深夜幕。
阴阳相隔怎无路？
音容笑貌尤在目，
青烟催起忆无数。
风起处，
飞絮且伴珠泪舞。
纵有风情何人诉？
子规啼血声声暮，
万里迢迢异乡路。
求佛祖，
来世轮回子如故。
文书老康
老康做连里的文书，一任八年。尽管连长指导员换好几茬了，但他的职位始终没变。虽说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二，在知青中算是“高知”了，但连里的老高中知青，也不只他一人呀，为什么老康一定是文书的不二人选呢？个中原委，且听我细说。
第一，伯乐相中。选上老康当文书的，是第一任指导员老于。老于喜欢的，绝不是油嘴滑舌，做事浮夸的人。司务长小缪也是老于相中的。这不，小缪和老康都属于那种不善言辞，工作扎实型的。这一点，你只要想想老于本人的秉性，就该明白了。
但光有领导赏识还不够。老康能历经数朝，“大内枢机”的位置不倒，靠的是第二条：忠诚。别看文书的职位不起眼，就拿掌管全连档案资料这一条来说，就够吓唬人的。那年代的档案有多重要呀。每个人都有一本，谁也少不了。“出身不好”的，或犯过什么“错误”的，那档案，还厚着呢！虽说知青们刚出家门，涉世未深，不可能有那么多历史记录，但他们有父母啊，父母的陈年老账也会一笔笔地记录在子女的档案里。调职提干，须查档案；评比考核，也都会归档。但老康忠于职守，嘴紧得很，从不在群众里面搬嘴弄舌，也不会在领导面前拨弄是非。连领导都是些“老粗”，没有白面书生一旁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就像喝酒没下酒菜一样，实难闹腾起来。所以，连里左归左，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似乎日子还得过。试想，如果不是老康，换个“阶级觉悟高”的文书瞧瞧，局面可能会大不一样喽。老康没借工作之便坑人整人，反倒利用工作关系，为知青们办了不少好事。那些年，知青们搞病退困退返城，只要老康去团部走一趟军务股，事情就显见顺利多了，因为他与军务股长熟。
第三条当然是，老康的笔杆子功夫好。他不但能文，而且擅画。连部门口有两块大黑板，那是党支部的“喉舌”，连队的“新闻中心”。它们的“主编”便是老康。每当新一期黑板报出版了，总会有很多人围着看。黑板报上有对时事政治的评论，有对各班排动态的报道，也有表扬各类“好人好事”的。连队的职工，家属和知青们都喜欢看。黑板报上不仅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图文并茂。大家像阅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揣测中央人事变动那样，想从黑板报上嗅出个连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因为黑板报上的一字一句可都是代表连领导声音的哦，“不瞧还中”？！。有一天，新出版的黑板报果然在连里激起了喧然大波。黑板报上斗大的红字写着“大白兔死了”，还配上了漫画。评论里把大白兔之死与饲养员的“阶级意识”联系了起来。今人可能会说，死个把大白兔，咋唬什么？嚯，那个年头，屁大的事儿都能和“阶级斗争”挂起钩来，只要你愿意。你想想，连里饲养大白兔是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表现，兔子死了，岂不违反了党中央的路线？！饲养员小赵是个北京女知青。这一下搞得她担惊受怕，整日哭泣，几乎抬不起头来。平素我也好舞文弄墨，老康出黑板报时，得闲会过去帮帮忙。印象里老康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没见过他那么“激动”的啊？我猜，那是“奉命”之作。那年头，风调雨不顺的，瘟疫多，不是猪病，就是兔亡，连领导想籍此敲山镇虎罢了。这是那年头的通行做法，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老康是个上下都过得去的人，所以他在知青中最早被吸收入党。但他的党籍审批却被搁置了少说四五年，原因是他家里有海外关系。什么海外关系？就是有亲戚在香港。香港什么地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本营”呗！老康自己心里怎么想，外表看不出来。他还是那么兢兢业业，忍辱负重地做着文书份内的活儿。
终于有一天，老康要走了，离任了。七六年，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招收工农兵学员，指定要下乡八年以上，“文革”前高中文化程度的知青，老康都符合。我知道了，当然高兴。他是去学哲学的，好事啊。中国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光政治哲学就占了一大块。老康如能把其中的秘书哲学研究透了，不也是个贡献么？秘书在中国威权政治中的作用有多大啊！过去和现在有多少秘书升了大官的呀。老康没发达，因为他本分。
第一，伯乐相中。选上老康当文书的，是第一任指导员老于。老于喜欢的，绝不是油嘴滑舌，做事浮夸的人。司务长小缪也是老于相中的。这不，小缪和老康都属于那种不善言辞，工作扎实型的。这一点，你只要想想老于本人的秉性，就该明白了。
但光有领导赏识还不够。老康能历经数朝，“大内枢机”的位置不倒，靠的是第二条：忠诚。别看文书的职位不起眼，就拿掌管全连档案资料这一条来说，就够吓唬人的。那年代的档案有多重要呀。每个人都有一本，谁也少不了。“出身不好”的，或犯过什么“错误”的，那档案，还厚着呢！虽说知青们刚出家门，涉世未深，不可能有那么多历史记录，但他们有父母啊，父母的陈年老账也会一笔笔地记录在子女的档案里。调职提干，须查档案；评比考核，也都会归档。但老康忠于职守，嘴紧得很，从不在群众里面搬嘴弄舌，也不会在领导面前拨弄是非。连领导都是些“老粗”，没有白面书生一旁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就像喝酒没下酒菜一样，实难闹腾起来。所以，连里左归左，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似乎日子还得过。试想，如果不是老康，换个“阶级觉悟高”的文书瞧瞧，局面可能会大不一样喽。老康没借工作之便坑人整人，反倒利用工作关系，为知青们办了不少好事。那些年，知青们搞病退困退返城，只要老康去团部走一趟军务股，事情就显见顺利多了，因为他与军务股长熟。
第三条当然是，老康的笔杆子功夫好。他不但能文，而且擅画。连部门口有两块大黑板，那是党支部的“喉舌”，连队的“新闻中心”。它们的“主编”便是老康。每当新一期黑板报出版了，总会有很多人围着看。黑板报上有对时事政治的评论，有对各班排动态的报道，也有表扬各类“好人好事”的。连队的职工，家属和知青们都喜欢看。黑板报上不仅内容通俗易懂，而且图文并茂。大家像阅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揣测中央人事变动那样，想从黑板报上嗅出个连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因为黑板报上的一字一句可都是代表连领导声音的哦，“不瞧还中”？！。有一天，新出版的黑板报果然在连里激起了喧然大波。黑板报上斗大的红字写着“大白兔死了”，还配上了漫画。评论里把大白兔之死与饲养员的“阶级意识”联系了起来。今人可能会说，死个把大白兔，咋唬什么？嚯，那个年头，屁大的事儿都能和“阶级斗争”挂起钩来，只要你愿意。你想想，连里饲养大白兔是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表现，兔子死了，岂不违反了党中央的路线？！饲养员小赵是个北京女知青。这一下搞得她担惊受怕，整日哭泣，几乎抬不起头来。平素我也好舞文弄墨，老康出黑板报时，得闲会过去帮帮忙。印象里老康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没见过他那么“激动”的啊？我猜，那是“奉命”之作。那年头，风调雨不顺的，瘟疫多，不是猪病，就是兔亡，连领导想籍此敲山镇虎罢了。这是那年头的通行做法，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老康是个上下都过得去的人，所以他在知青中最早被吸收入党。但他的党籍审批却被搁置了少说四五年，原因是他家里有海外关系。什么海外关系？就是有亲戚在香港。香港什么地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本营”呗！老康自己心里怎么想，外表看不出来。他还是那么兢兢业业，忍辱负重地做着文书份内的活儿。
终于有一天，老康要走了，离任了。七六年，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招收工农兵学员，指定要下乡八年以上，“文革”前高中文化程度的知青，老康都符合。我知道了，当然高兴。他是去学哲学的，好事啊。中国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光政治哲学就占了一大块。老康如能把其中的秘书哲学研究透了，不也是个贡献么？秘书在中国威权政治中的作用有多大啊！过去和现在有多少秘书升了大官的呀。老康没发达，因为他本分。
炕头上的事儿
白妞是车老板刘罗锅的女儿，长得白白净净，做事也勤快，但因为小时候出麻疹没护理好，嘴歪到一边去了，所以老找不到合适的夫家。后来，经人掺合，认识了从四川盲流来农场的蒋瞎子。蒋瞎子黑不溜湫，鼻梁上架着两片比啤酒瓶底还厚的眼镜片。刘罗锅俩口子倒不在乎，愿意招蒋瞎子做过门女婿。蒋瞎子也不嫌白妞嘴儿歪。但白妞不依，怨蒋瞎子长得“埋汰”，“窝囊”，死活不肯嫁。后来不知哪位有能耐的大爷说服了白妞，总算成了亲。成家后，小俩口倒也相安无事。白妞把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蒋瞎子下工后则经常在屋前院后拾缀不歇。可是，日子过久了，闲话便多了。嘴贫的人冲着蒋瞎子逗闷子：“啥时抱娃娃啊？” 蒋瞎子涨红了脸说：“她不让…” “她不让你干哈呀？”大伙儿哄笑起来。
某日晚上，快到入寝的时分。蒋瞎子气呼呼地找到我宿舍，要我去他家“瞧瞧”。同寝室的知青们知道有好戏看，一窝蜂似地跟我到了蒋瞎子的家门口。知青们没让进屋，便凑在窗外听热闹。我一脚迈进屋内，只见白妞已钻进了炕梢的被窝里了，而炕头的被褥却是空的，无疑是蒋瞎子的。我问：“这是咋的啦？”蒋瞎子嘟哝着对我说：“她不让我过去…”我笑着对白妞说：“瞎子想跟你亲热亲热，不挺好么？”白妞狠狠瞪了蒋瞎子一眼道：“瞅你这个埋汰样！”我佯作同情地说：“是啊，是啊，瞎子，你脏不拉几的，白妞爱干净，咋能让你‘糟蹋’了呢？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擦干净喏！”回头又对白妞说：“你仔细检查，哪旮子不合要求，别让他进被窝…”白妞腼腆地笑了。蒋瞎子果真从水缸里舀出水，脱下衣裤洗将起来了。
在连队当头儿的一两年里，对这类炕头上的男女之事，可真管了不少。
有一天，由于白天干活累，晚上睡得很死。半夜里，忽然觉得有一双手摸到我脸上，我猛地惊坐起来，大声喝道：“谁？”来人慌忙把手收了回去，战战兢兢地说：“是，是我”。待我打开手电一看，原来是从农场宣教科下放的干部王荧，便问半夜三更地跑来干什么。王荧说，和老婆打架，被撵出家门了。
王荧下放连队劳动锻炼后，和邻居傅光演家过往甚密。傅光演是六四年北京支边青年，长得个头矮小。他老婆的长相虽不出众，但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在连队里也算得上个引人注目的娘们。那些天，傅光演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回京省亲去了。他老婆便有些春心思动，流目四盼。藉口向王荧借书看，在书中夹上字条，几番往来，行为上就出轨了。那晚，王荧趁老婆熟睡之际，悄悄溜进了傅光演婆娘房间。正当两人在炕上腾云驾雾时，忽然听到有狗爪趴门的声音，王荧偷情心虚，慌忙从后窗户逃了出去，跑回了家。第二天，傅光演婆娘觉得事有蹊跷，抢先一步到连部作了报告，说王荧勾引她，昨夜进了她的家门。王荧哑巴吃黄连，自知做了亏心事，有言难辩。从此以后，王荧两口子的关系一直不好，逢斗嘴吵架，老婆便揭他的老底，动则赶他出家门。这就是那晚王荧无家可归，找我帮忙调解的缘由。
或许是北大荒冬天漫长，生活贫乏的原因吧，所以连里伤风败俗的事儿还不少。多年来，这档子事一般发生在底下职工家属中间，连干部里面倒挺干净，没有拈花弄草的。但终于有一天，一位连领导老婆找到我说“俺老头不要我了……”，我听不懂。“卫生员这个臭不要脸的小婊子，在俺家炕上给老头打针，那个嘻皮笑脸的，骚货！”她绘声绘色地骂开了。我打断她的话问：“逮住了？”她答不上来。
那段时间我和那位连领导的关系不融洽，特别是我参加高考的事，他似乎不满意，嘴上不说，工作上不断给我使绊子。嘿，你小子也有这口嗜好！除非你老婆胡说八道，乱摔醋罐子，不然的话，染指犯人之妻（卫生员丈夫正在服刑），那罪名可大发着呢。我把这事跟支部委员老番通了气，在他那儿备个案。谁知他听了不啃声。于是，我就决定向卫生员本人探个究竟，看她怎么说。到了卫生员家，提起此事，她眼泪汪汪，凄凄然不出声。卫生员不肯说，我则一点法子都没有。不久，我奉调农场中学任职，不能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无奈中向接任的干部作了交代，悻悻然赴任去了。
某日晚上，快到入寝的时分。蒋瞎子气呼呼地找到我宿舍，要我去他家“瞧瞧”。同寝室的知青们知道有好戏看，一窝蜂似地跟我到了蒋瞎子的家门口。知青们没让进屋，便凑在窗外听热闹。我一脚迈进屋内，只见白妞已钻进了炕梢的被窝里了，而炕头的被褥却是空的，无疑是蒋瞎子的。我问：“这是咋的啦？”蒋瞎子嘟哝着对我说：“她不让我过去…”我笑着对白妞说：“瞎子想跟你亲热亲热，不挺好么？”白妞狠狠瞪了蒋瞎子一眼道：“瞅你这个埋汰样！”我佯作同情地说：“是啊，是啊，瞎子，你脏不拉几的，白妞爱干净，咋能让你‘糟蹋’了呢？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擦干净喏！”回头又对白妞说：“你仔细检查，哪旮子不合要求，别让他进被窝…”白妞腼腆地笑了。蒋瞎子果真从水缸里舀出水，脱下衣裤洗将起来了。
在连队当头儿的一两年里，对这类炕头上的男女之事，可真管了不少。
有一天，由于白天干活累，晚上睡得很死。半夜里，忽然觉得有一双手摸到我脸上，我猛地惊坐起来，大声喝道：“谁？”来人慌忙把手收了回去，战战兢兢地说：“是，是我”。待我打开手电一看，原来是从农场宣教科下放的干部王荧，便问半夜三更地跑来干什么。王荧说，和老婆打架，被撵出家门了。
王荧下放连队劳动锻炼后，和邻居傅光演家过往甚密。傅光演是六四年北京支边青年，长得个头矮小。他老婆的长相虽不出众，但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在连队里也算得上个引人注目的娘们。那些天，傅光演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回京省亲去了。他老婆便有些春心思动，流目四盼。藉口向王荧借书看，在书中夹上字条，几番往来，行为上就出轨了。那晚，王荧趁老婆熟睡之际，悄悄溜进了傅光演婆娘房间。正当两人在炕上腾云驾雾时，忽然听到有狗爪趴门的声音，王荧偷情心虚，慌忙从后窗户逃了出去，跑回了家。第二天，傅光演婆娘觉得事有蹊跷，抢先一步到连部作了报告，说王荧勾引她，昨夜进了她的家门。王荧哑巴吃黄连，自知做了亏心事，有言难辩。从此以后，王荧两口子的关系一直不好，逢斗嘴吵架，老婆便揭他的老底，动则赶他出家门。这就是那晚王荧无家可归，找我帮忙调解的缘由。
或许是北大荒冬天漫长，生活贫乏的原因吧，所以连里伤风败俗的事儿还不少。多年来，这档子事一般发生在底下职工家属中间，连干部里面倒挺干净，没有拈花弄草的。但终于有一天，一位连领导老婆找到我说“俺老头不要我了……”，我听不懂。“卫生员这个臭不要脸的小婊子，在俺家炕上给老头打针，那个嘻皮笑脸的，骚货！”她绘声绘色地骂开了。我打断她的话问：“逮住了？”她答不上来。
那段时间我和那位连领导的关系不融洽，特别是我参加高考的事，他似乎不满意，嘴上不说，工作上不断给我使绊子。嘿，你小子也有这口嗜好！除非你老婆胡说八道，乱摔醋罐子，不然的话，染指犯人之妻（卫生员丈夫正在服刑），那罪名可大发着呢。我把这事跟支部委员老番通了气，在他那儿备个案。谁知他听了不啃声。于是，我就决定向卫生员本人探个究竟，看她怎么说。到了卫生员家，提起此事，她眼泪汪汪，凄凄然不出声。卫生员不肯说，我则一点法子都没有。不久，我奉调农场中学任职，不能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无奈中向接任的干部作了交代，悻悻然赴任去了。
远行
下乡那年，我整十八岁。十八岁的年纪，在下乡知青中，不算小了。我大弟到北大荒那年，刚十七。来年二弟到安徽插队，仅十五岁。两年里，家里连续三个孩子下乡，为了准备行装，把母亲陪嫁的两对木箱带走了壹对半。家里本来不宽裕，为了三个孩子出远门，父母几乎倾囊而为，竭尽全力了。
其实，我是提早一年下乡的。那时下乡的主要对象是六六和六七届的初高中学生，而我是六八届高中生，按理说还可等一年。但我很决然，没跟父母好好商量，就约了同学一起到区武装部报名，要求到刚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有些同学生怕去不成，纷纷割破手指，写了血书。我虽然没写，却也递交了很长的决心书。当时一则我觉得下乡是大势所趋，迟早得走，二则弟弟已先走一步，去了黑龙江，兄弟俩就近好互相照顾，三则还是青春期的远游心理，想离开父母出门闯一闯。对于以上三条，父母觉得没什么不妥，便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六八年九月十二日，我们穿着武装部发的黄军装，乘火车离开上海北上了。临走那一天，母亲带了小弟送我到火车站。火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前来送行的家人和同学们，把车站挤的水泄不通，嘈杂不堪。直到火车鸣声驶出的时候，才听见道别的哭声，笑声和歌声。那一瞬间，我看到妈妈用手捂着脸，身体象是软得快站不住了。弟弟只有九岁，幸亏站在一旁来送行的女同学扶住她，才没有倒下。我知道，前后不足三个月，妈妈一连送走两个最大的孩子，心里一定非常，非常难受的。也只有在那时，我含泪默坐在车厢里，似乎领会了家和母爱的温暖，离家远行的牵挂。
下乡后，我们每月有三十二元薪水，扣除伙食费外，还能存上二十来元，我隔几个月把存款邮寄回家。后来，家里来信说，三弟工作了，不用寄了，自己留着用吧。这时我沾上烟酒，花费较以前大了，但仍然想着贴补家里。二弟插队落户，靠挣工分生活，我时常提供一些帮助。正在上学的小弟想买双球鞋，写信来，我立即把钱汇去了。
因为我家有三个孩子下乡，所以三弟得以留城。他被分配在内河疏浚队，经常到农村去挖河泥疏通河道，工作比较辛苦。但三弟很顾家，每回出差回家，都顺道带些河鲜给父母改善生活。临下乡前，父亲曾在旧货摊买了一只俄国手表给我，下乡后，我一直戴着，时快时慢，不很守时。也是三弟听说了，特地花一百二十元买了块新出产的上海牌国产表，送给我。这笔钱在那时来说，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薪水了。
七四年，大弟离开农场，上调到齐齐哈尔工作了。这时，父母又为安徽插队的二弟操起心来。由于农村受灾，工分不值钱，二弟生活无着，只能离开生产队，回到上海家里。回家后，二弟心情不好，整天倒在床上闷睡。父母怕他糊思乱想搞出病来，拿钱给他买了黑管让他学，希望他能在文艺上闯出条路，得以离开农村。二弟学了黑管，却仍然看不到出路。也许是苦尽甜来，七六年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上海工业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下乡生活。
家里只剩下我继续务农了。父亲千方百计地找门路，想把我转到上海附近的乡镇企业。七六年我回上海探亲，母亲高兴地告诉我，等父亲找到门路，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听了觉得那是妈妈安慰我的话。自我回家后，妈妈每天都早起去菜市场买菜，给我补充营养。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我躺着床上，似睡非睡，朦胧中感到妈妈提着菜篮，站在我床边注视了好一阵后，才走开去。妈妈离开后，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枕巾都被热泪浸湿了。
其实，我是提早一年下乡的。那时下乡的主要对象是六六和六七届的初高中学生，而我是六八届高中生，按理说还可等一年。但我很决然，没跟父母好好商量，就约了同学一起到区武装部报名，要求到刚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有些同学生怕去不成，纷纷割破手指，写了血书。我虽然没写，却也递交了很长的决心书。当时一则我觉得下乡是大势所趋，迟早得走，二则弟弟已先走一步，去了黑龙江，兄弟俩就近好互相照顾，三则还是青春期的远游心理，想离开父母出门闯一闯。对于以上三条，父母觉得没什么不妥，便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六八年九月十二日，我们穿着武装部发的黄军装，乘火车离开上海北上了。临走那一天，母亲带了小弟送我到火车站。火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前来送行的家人和同学们，把车站挤的水泄不通，嘈杂不堪。直到火车鸣声驶出的时候，才听见道别的哭声，笑声和歌声。那一瞬间，我看到妈妈用手捂着脸，身体象是软得快站不住了。弟弟只有九岁，幸亏站在一旁来送行的女同学扶住她，才没有倒下。我知道，前后不足三个月，妈妈一连送走两个最大的孩子，心里一定非常，非常难受的。也只有在那时，我含泪默坐在车厢里，似乎领会了家和母爱的温暖，离家远行的牵挂。
下乡后，我们每月有三十二元薪水，扣除伙食费外，还能存上二十来元，我隔几个月把存款邮寄回家。后来，家里来信说，三弟工作了，不用寄了，自己留着用吧。这时我沾上烟酒，花费较以前大了，但仍然想着贴补家里。二弟插队落户，靠挣工分生活，我时常提供一些帮助。正在上学的小弟想买双球鞋，写信来，我立即把钱汇去了。
因为我家有三个孩子下乡，所以三弟得以留城。他被分配在内河疏浚队，经常到农村去挖河泥疏通河道，工作比较辛苦。但三弟很顾家，每回出差回家，都顺道带些河鲜给父母改善生活。临下乡前，父亲曾在旧货摊买了一只俄国手表给我，下乡后，我一直戴着，时快时慢，不很守时。也是三弟听说了，特地花一百二十元买了块新出产的上海牌国产表，送给我。这笔钱在那时来说，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薪水了。
七四年，大弟离开农场，上调到齐齐哈尔工作了。这时，父母又为安徽插队的二弟操起心来。由于农村受灾，工分不值钱，二弟生活无着，只能离开生产队，回到上海家里。回家后，二弟心情不好，整天倒在床上闷睡。父母怕他糊思乱想搞出病来，拿钱给他买了黑管让他学，希望他能在文艺上闯出条路，得以离开农村。二弟学了黑管，却仍然看不到出路。也许是苦尽甜来，七六年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上海工业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下乡生活。
家里只剩下我继续务农了。父亲千方百计地找门路，想把我转到上海附近的乡镇企业。七六年我回上海探亲，母亲高兴地告诉我，等父亲找到门路，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听了觉得那是妈妈安慰我的话。自我回家后，妈妈每天都早起去菜市场买菜，给我补充营养。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我躺着床上，似睡非睡，朦胧中感到妈妈提着菜篮，站在我床边注视了好一阵后，才走开去。妈妈离开后，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枕巾都被热泪浸湿了。
高考
我自小学习用功，上大学是一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文革”前，我在上海育才中学读高中。育才当时是市重点中学，人称“小清华”。但我理想中的大学却并不是清华。那时我沉湎于航空模型，喜爱阅读航空类杂志，所以，北京航空学院是心目中的首选。
谁曾想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大学突然停止招生。对于如我一般的青年学子来讲，不啻如一颗重磅炸弹，无情地摧毁了多年寒窗苦读，孜孜追求的理想。在我们育才中学，一位因学业优秀连跳两级的高三学生，因大学梦破灭而在港区劳动时钻车轮自杀了。我倒不至于那么悲观。六八年下乡后，尽管年复一年的等待，但大学梦始终没有湮灭，心里总觉得，有那么一天，大学校门会重新开放的。
一九七三年，大学终于恢复招生了。这消息仿佛往一潭死水里投入了一块石头。几近被成年累月的辛劳和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知识青年们，重新点燃起了青春火焰。大家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我则更有一股势在必得的劲头。按照最初的招生要求，大学录取必须经过文化考试。尽管已有四，五年没碰课本了，但我毕竟是“文革”前的高中生，知识基础扎实，还怕文化考试吗？果然，参加过考试，才知道考试内容最多仅够得上初中文化程度。心想，连这样的考试都通不过，还读什么大学呢？
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那位名叫张铁生的老兄，不知真的被考试难住了，还是想出风头做“反潮流英雄”，竟在试卷上大批文化考试，说这种考试便宜了不好好劳动的人，其结果只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大学”。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有多少参加考试的人不好好劳动的呢？就我来说，十八岁下乡，在农村足足干了五个年头。五年里仅仅回家探亲过两次，每次在家只待上两个礼拜，就匆匆返乡了。然而，那种无端而滑稽的指控，竟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考试成绩被一风吹了。什么人能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全凭“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所谓“贫下中农推荐”，不过是领导选拔决定的代名词。于是，与所谓“推荐”相伴随的，拉关系，送礼贿赂的风气盛行起来。一些品质不好的领导和有权势的“推荐”者，借机谋私，不仅收贿，更利用上学返城作诱饵，达到卑鄙的私人目的。我所在的农场，就有两个被称为“老革命”的连长，用这套伎俩，分别玩弄和奸污了二十多名女知识青年。
我没有关系，也没什么门路，自然被排除在外了。被剔除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贫下中农需要有知识的人留在农场”。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里恰恰有一个选送北京航空学院导弹专业的名额，被领导“推荐”的，竟是一名因失恋一度精神失常，文化水平颇低的六四年支边女青年。有人因此嘲讽说，“零蛋”学导弹，真他妈瞎扯淡！上面了解情况后，觉得也实在荒唐，才不得不将名额取消。从此以后，我郁郁寡欢，时常借酒浇愁，甚至还染上了烟瘾，一包包劣质烟把两根手指头熏得越来越黄。
这样的日子确实是难以煎熬的。那些年，我时常想，重活累活压不垮人，再苦的日子，也能挺得过去。但当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得由别人来操纵和决定时，那真会叫人沉沦窒息的。好友唐包是与我一同下乡的老高中生，也参加了七三年的文化考试，因同样的理由被排除在“推荐”的门外。自此，他觉得理想之路已绝，找了个兵团毛纺厂工作的姑娘结婚调过去，摆脱了年复一年哈腰撅腚“垦地球”的生涯。以后，他亦曾帮我在那边物色对象，我犹豫再三，还是婉谢了他的好意。
一九七七年，“文革”终于结束，大学招生废除了“推荐”的做法，改为报考。这一改，对我来说，非同小可，好像觉得敲掉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死囚”终有出头之日了，其欢欣鼓舞之情，不可言之。但七七年的高考是“省考”，即全国各省自行出题，自行规定录取办法。黑龙江的做法是，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规定年龄二十五岁以上的考生，限报师范，并且年龄长一岁，录取分数线便抬高十分。以我当时的年纪，需要有高于二十五岁以下考生四十分的成绩，才能与其竞争。这实在是不公平的做法，但对于我们这些老知青来说，毕竟看到了一丝希望，已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初试比较简单，所以无需准备。我成绩不错，名列农场千余名考生的第二名。复试时，正值秋收大忙，白天要照常上工，出勤出力，不敢有丝毫怠慢，晚上时常九，十点钟才能收工。回到宿舍，已是疲惫不堪，捧起借来的书本，看不上几眼，就发困了。遇到停电的日子，只能点起油灯来苦读。尽管如此，复试后我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但发榜后才知道，凭我的成绩，只能被录取在黑龙江地区级的中等师范大专班。心想，这上的是哪门子大学呢？不如不上，来年多作准备，再搏它一次吧。当时热恋中的女朋友已因父母身边无子女，照顾返城回上海了。为了与女朋友团聚，只能孤注一掷，唯上海的大学不去了。
七七年高考后，我被调往农场第一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对我参加第二年高考十分有利。首先，上课下课，工作时间正常，放学后能有较多时间用于复习迎考；其次，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关高考的消息和复习材料，学校里比较容易搞到。更令人高兴的是，七八年高考取消了七七年高考对年岁大考生的一些不合理规定，没有额外加分的要求。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不敢马虎，经过深思熟虑，觉得理科考生多，竞争激烈，转报文科，成功的把握会大一些。参加考试之前，先填报志愿。我本欲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专业，但考虑到这个专业可能比较热门，慎思再三后，改填华东师大教育系，为成功再加上一道保险。
显然，我把这次考试看似一场“生死博斗”。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今后还有什么别的返城机会，改变人生前途的唯一契机就在于此了。大概是努力感动了上天，那次我的高考成绩甚佳，进入了全省前二十五名。等到华东师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时，同办公室的一位知青女教师，不知为我高兴，还是为自己难过，竟哭了起来。自此，整整十年的下乡生活终于宣告结束了。尽管结束得非常的辛苦，但展现在眼前的，似乎是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青春年代”。那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
谁曾想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大学突然停止招生。对于如我一般的青年学子来讲，不啻如一颗重磅炸弹，无情地摧毁了多年寒窗苦读，孜孜追求的理想。在我们育才中学，一位因学业优秀连跳两级的高三学生，因大学梦破灭而在港区劳动时钻车轮自杀了。我倒不至于那么悲观。六八年下乡后，尽管年复一年的等待，但大学梦始终没有湮灭，心里总觉得，有那么一天，大学校门会重新开放的。
一九七三年，大学终于恢复招生了。这消息仿佛往一潭死水里投入了一块石头。几近被成年累月的辛劳和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知识青年们，重新点燃起了青春火焰。大家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我则更有一股势在必得的劲头。按照最初的招生要求，大学录取必须经过文化考试。尽管已有四，五年没碰课本了，但我毕竟是“文革”前的高中生，知识基础扎实，还怕文化考试吗？果然，参加过考试，才知道考试内容最多仅够得上初中文化程度。心想，连这样的考试都通不过，还读什么大学呢？
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那位名叫张铁生的老兄，不知真的被考试难住了，还是想出风头做“反潮流英雄”，竟在试卷上大批文化考试，说这种考试便宜了不好好劳动的人，其结果只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大学”。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有多少参加考试的人不好好劳动的呢？就我来说，十八岁下乡，在农村足足干了五个年头。五年里仅仅回家探亲过两次，每次在家只待上两个礼拜，就匆匆返乡了。然而，那种无端而滑稽的指控，竟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考试成绩被一风吹了。什么人能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全凭“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所谓“贫下中农推荐”，不过是领导选拔决定的代名词。于是，与所谓“推荐”相伴随的，拉关系，送礼贿赂的风气盛行起来。一些品质不好的领导和有权势的“推荐”者，借机谋私，不仅收贿，更利用上学返城作诱饵，达到卑鄙的私人目的。我所在的农场，就有两个被称为“老革命”的连长，用这套伎俩，分别玩弄和奸污了二十多名女知识青年。
我没有关系，也没什么门路，自然被排除在外了。被剔除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贫下中农需要有知识的人留在农场”。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里恰恰有一个选送北京航空学院导弹专业的名额，被领导“推荐”的，竟是一名因失恋一度精神失常，文化水平颇低的六四年支边女青年。有人因此嘲讽说，“零蛋”学导弹，真他妈瞎扯淡！上面了解情况后，觉得也实在荒唐，才不得不将名额取消。从此以后，我郁郁寡欢，时常借酒浇愁，甚至还染上了烟瘾，一包包劣质烟把两根手指头熏得越来越黄。
这样的日子确实是难以煎熬的。那些年，我时常想，重活累活压不垮人，再苦的日子，也能挺得过去。但当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得由别人来操纵和决定时，那真会叫人沉沦窒息的。好友唐包是与我一同下乡的老高中生，也参加了七三年的文化考试，因同样的理由被排除在“推荐”的门外。自此，他觉得理想之路已绝，找了个兵团毛纺厂工作的姑娘结婚调过去，摆脱了年复一年哈腰撅腚“垦地球”的生涯。以后，他亦曾帮我在那边物色对象，我犹豫再三，还是婉谢了他的好意。
一九七七年，“文革”终于结束，大学招生废除了“推荐”的做法，改为报考。这一改，对我来说，非同小可，好像觉得敲掉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死囚”终有出头之日了，其欢欣鼓舞之情，不可言之。但七七年的高考是“省考”，即全国各省自行出题，自行规定录取办法。黑龙江的做法是，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规定年龄二十五岁以上的考生，限报师范，并且年龄长一岁，录取分数线便抬高十分。以我当时的年纪，需要有高于二十五岁以下考生四十分的成绩，才能与其竞争。这实在是不公平的做法，但对于我们这些老知青来说，毕竟看到了一丝希望，已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初试比较简单，所以无需准备。我成绩不错，名列农场千余名考生的第二名。复试时，正值秋收大忙，白天要照常上工，出勤出力，不敢有丝毫怠慢，晚上时常九，十点钟才能收工。回到宿舍，已是疲惫不堪，捧起借来的书本，看不上几眼，就发困了。遇到停电的日子，只能点起油灯来苦读。尽管如此，复试后我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但发榜后才知道，凭我的成绩，只能被录取在黑龙江地区级的中等师范大专班。心想，这上的是哪门子大学呢？不如不上，来年多作准备，再搏它一次吧。当时热恋中的女朋友已因父母身边无子女，照顾返城回上海了。为了与女朋友团聚，只能孤注一掷，唯上海的大学不去了。
七七年高考后，我被调往农场第一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对我参加第二年高考十分有利。首先，上课下课，工作时间正常，放学后能有较多时间用于复习迎考；其次，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关高考的消息和复习材料，学校里比较容易搞到。更令人高兴的是，七八年高考取消了七七年高考对年岁大考生的一些不合理规定，没有额外加分的要求。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不敢马虎，经过深思熟虑，觉得理科考生多，竞争激烈，转报文科，成功的把握会大一些。参加考试之前，先填报志愿。我本欲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专业，但考虑到这个专业可能比较热门，慎思再三后，改填华东师大教育系，为成功再加上一道保险。
显然，我把这次考试看似一场“生死博斗”。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今后还有什么别的返城机会，改变人生前途的唯一契机就在于此了。大概是努力感动了上天，那次我的高考成绩甚佳，进入了全省前二十五名。等到华东师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时，同办公室的一位知青女教师，不知为我高兴，还是为自己难过，竟哭了起来。自此，整整十年的下乡生活终于宣告结束了。尽管结束得非常的辛苦，但展现在眼前的，似乎是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青春年代”。那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
保养间失火案
七零年腊月，一个宁静的夜晚，拖拉机驾驶员熊昌泗和衣躺在机务排知青宿舍里一个空闲铺位上。屋里没多少人，因为是周末，大家伙都串门儿去了，只有他把手枕在脑后糊思乱想着。今晚他当班，午夜后要和助手小李子开拖拉机去一号地耙雪。铺底下火道里散发出来的暖气，把身体烤得懒洋洋的，他觉得有点儿困，但马上使劲晃了晃脑袋，借着炉火的亮光，看了看表。快八点了，该去检查机车的水温了。于是，他披上外套，悄悄出了屋，信步朝机车保养间走去。
进了保养间北侧的边门，因为停电，里面很黑。习惯上，吸烟的人这时都会掏出打火机来照明，但熊昌泗不吸烟，身边自然没有可用来照明的打火机。他低头找了一根细木条，插入火墙的炉眼里。由于木条上有油迹，所以很容易被炉火燃着了。借着跳跃的火光，熊昌泗看清楚仪表上的水温指标，放心地把木条扔到地上，然后用脚踩了几下，转身关门离去了。
八点来钟，在马厩值夜喂牲口的范瘸子打算回家一趟。今夜，雪霁月明，四周清彻可见。他绕过露天的机具场，沿保养间西侧的踩平了积雪的小道，小心翼翼地向北走去。临经保养间时，偶一抬头，看见漆黑的窗户里，有忽明忽暗的亮光在闪烁。他暗自思忖，今晚停电，哪来的亮光呢？但疑问归疑问，总不能进去探个究竟，再说机务上的事，他也不懂。范瘸子的脚步因此没有停下。
时钟刚敲过十下，我正在井台上帮伙房打水，忽然四处嘈杂声，吆喝声骤起，接着是纷至沓来的人群，一批批地朝保养间奔去。井台的地势较高，我举目望去，保养间已经火光冲天，远处传来油箱爆炸的声声巨响，震天惊地。待我跑到那里，保养间南面和东面的大门已被启开了，里面停泊着的三台拖拉机和一辆机动运输车，都被淹没在火海之中。这时，不知谁大喝一声：“进！”小马，王锤子和我一起从北门冲进保养间，企图把靠近东门的运输车推出去。但不幸，车轮被门框卡住了。当我们不约而同地退出时，保养间的房梁已被烧断，屋顶哗地塌落下来，把我们三人的棉帽和棉袄都燃着了。
这场火灾几乎把全连的家底付之一炬。几百平方米的保养间只剩下断垣残壁，拖拉机和运输车也都面目全非，几乎成了一堆废铁。大火惊动了农场，团长政委亲自来坐阵指挥破案了。连续几天，全连停产开会，领导讲得很清楚，要“群众办案”，把破案当作“阶级斗争的大事”来抓。
连里开办了“破案学习班”。那年头，公（安）检（察院）法（院）都被“砸烂”了，所谓“破案学习班”，就是当时的“审判庭”。熊昌泗一到场，见身穿军服的团长和政委端坐着，脸色陡变，浑身打起哆嗦来。开始，政委讲了一大通“党的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啦，“不遗漏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啦，坐在一旁的团长郑黑子早已听得不耐烦了。政委的话音刚落，连长李江马上站起来厉声责问熊昌泗：“什么出身？”“富农。”“为什么放火烧保养间？”“没…没放火…”，熊昌泗结结巴巴地试图辩解。“不是你放的，谁放的？！” 郑黑子大手一拍桌子：“给我捆起来！” 熊昌泗立刻被五花大绑了起来，随即被押上了从团部开来的吉普车。
以后传来的消息说，熊昌泗作为“反革命纵火犯”，被判了十年徒刑。七八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农场前夕，合江地区法院派人来核查此案。在农场公安局工作的小宋知道我了解当时情况，建议我与法院的人见见面。我一五一十地把当时未经认真调查，草率办案的前后经过作了描述，并郑重其事地表示，此案缺乏证据，应予平反。但法院的人说，他们连队党支部的意见是仍维持原判。后来结果究竟如何，我因返城上学也就无从知晓了。
进了保养间北侧的边门，因为停电，里面很黑。习惯上，吸烟的人这时都会掏出打火机来照明，但熊昌泗不吸烟，身边自然没有可用来照明的打火机。他低头找了一根细木条，插入火墙的炉眼里。由于木条上有油迹，所以很容易被炉火燃着了。借着跳跃的火光，熊昌泗看清楚仪表上的水温指标，放心地把木条扔到地上，然后用脚踩了几下，转身关门离去了。
八点来钟，在马厩值夜喂牲口的范瘸子打算回家一趟。今夜，雪霁月明，四周清彻可见。他绕过露天的机具场，沿保养间西侧的踩平了积雪的小道，小心翼翼地向北走去。临经保养间时，偶一抬头，看见漆黑的窗户里，有忽明忽暗的亮光在闪烁。他暗自思忖，今晚停电，哪来的亮光呢？但疑问归疑问，总不能进去探个究竟，再说机务上的事，他也不懂。范瘸子的脚步因此没有停下。
时钟刚敲过十下，我正在井台上帮伙房打水，忽然四处嘈杂声，吆喝声骤起，接着是纷至沓来的人群，一批批地朝保养间奔去。井台的地势较高，我举目望去，保养间已经火光冲天，远处传来油箱爆炸的声声巨响，震天惊地。待我跑到那里，保养间南面和东面的大门已被启开了，里面停泊着的三台拖拉机和一辆机动运输车，都被淹没在火海之中。这时，不知谁大喝一声：“进！”小马，王锤子和我一起从北门冲进保养间，企图把靠近东门的运输车推出去。但不幸，车轮被门框卡住了。当我们不约而同地退出时，保养间的房梁已被烧断，屋顶哗地塌落下来，把我们三人的棉帽和棉袄都燃着了。
这场火灾几乎把全连的家底付之一炬。几百平方米的保养间只剩下断垣残壁，拖拉机和运输车也都面目全非，几乎成了一堆废铁。大火惊动了农场，团长政委亲自来坐阵指挥破案了。连续几天，全连停产开会，领导讲得很清楚，要“群众办案”，把破案当作“阶级斗争的大事”来抓。
连里开办了“破案学习班”。那年头，公（安）检（察院）法（院）都被“砸烂”了，所谓“破案学习班”，就是当时的“审判庭”。熊昌泗一到场，见身穿军服的团长和政委端坐着，脸色陡变，浑身打起哆嗦来。开始，政委讲了一大通“党的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啦，“不遗漏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啦，坐在一旁的团长郑黑子早已听得不耐烦了。政委的话音刚落，连长李江马上站起来厉声责问熊昌泗：“什么出身？”“富农。”“为什么放火烧保养间？”“没…没放火…”，熊昌泗结结巴巴地试图辩解。“不是你放的，谁放的？！” 郑黑子大手一拍桌子：“给我捆起来！” 熊昌泗立刻被五花大绑了起来，随即被押上了从团部开来的吉普车。
以后传来的消息说，熊昌泗作为“反革命纵火犯”，被判了十年徒刑。七八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农场前夕，合江地区法院派人来核查此案。在农场公安局工作的小宋知道我了解当时情况，建议我与法院的人见见面。我一五一十地把当时未经认真调查，草率办案的前后经过作了描述，并郑重其事地表示，此案缺乏证据，应予平反。但法院的人说，他们连队党支部的意见是仍维持原判。后来结果究竟如何，我因返城上学也就无从知晓了。
长虱子
六八和六九两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蜂拥而至，队里来不及盖房安置知青，只能千方百计地腾出办公室，仓库，甚至家属住房来应急。我刚到时住的就是原来的队部办公室。那可是当时队里唯一的砖瓦房，面积约不到二十平方米。门朝西，窗户向南，另外两边都盘上了炕，铺盖挨铺盖，转圈可睡上七，八个人。炕的上方又搭了二层铺。睡上铺的人，用脚踩住下铺的炕沿，双手使劲向上一撑，才可以爬上去。睡下铺的，在炕上刚够坐起，一不小心，还会磕碰了脑袋。好在大家都年轻，初来乍到，不亦乐乎，谁还在意睡炕还是睡铺？每晚大家济济一堂，操起南腔北调，插科打诨，倒也一时扫却了思家的念头。
但屋里住着十多个毛头小伙子，毕竟显得拥挤些。屋小，光用来睡觉，倒不碍事。躺下后，顶多肩碰肩，背靠背，但放工回来，污头垢面，需要洗涮时，麻烦就来了。天气暖和时，大伙儿尚可到屋外去搞卫生。寒冬来了，屋子中央新添个取暖的火炉，高高耸起的铁炉筒，靠近屋顶处拐个弯，再从南面的窗口伸出屋外。下工回来在屋里擦身洗脚，还得轮番排队，否则，实在转不开身子来。
冬天洗涮，用水都还是个问题。队里有个专供热水的小水房。因为锅炉小，全队一二百个知青，每晚热水供不应求，水房规定每人只能用一盆热水洗刷身子。这一盆水，从头到脚，等到洗刷完毕，已变得乌黑了。勤快的人自个儿打来冷水后，在火炉上烧热了再洗；将就的则凑合着洗毕，钻进被窝里了事。我总是属于那凑合的一拨儿。
来北大荒前，妈妈最担心的，是我料理个人生活的事儿。因为在家时，一切由妈妈代劳，自己从小没做过洗衣换被之类的活儿，现在一切都得自己来了。洗衣服抹完肥皂后，我连挫板也不知怎么用，颇觉困扰。北大荒用的是井水。井深足有二三十米，如遇干旱，还会打不上水来。所以我洗衣时，干脆专选雨天，用肥皂水浸泡脏衣服后，直接把它们晾挂在雨中，企盼依靠雨水来冲净肥皂末。我的“雨天洗衣法”虽一时成为美谈，却没能在知青中得到“推广”，原因是别的知青创造的“脏衣轮换穿”的办法，比我的更为“有效”。天长日久，由于不讲卫生，宿舍里慢慢有人长上了虱子，很快全屋的人也都传染了。
刚从南国滨城来，哪见过什么虱子？起先只觉得裤腰和裤裆里痒痒的，不当回事儿。待翻开衣裤一看，妈呀，只要是打褶的地方，布满了黑惨惨的小颗粒。有人说，这就是“北大荒三件宝（不是人参，貂皮和乌拉草，而是虱子，跳蚤和黑棉袄的三宝）”之一的虱子时，才恍然大悟。以前亲眼见过东北老汉在太阳头底下脱下棉袄抓虱子吃的情景，现在不想自己也与这“宝贝”结伴了，心里真有点儿麻酥酥的啼笑皆非的感觉。
星期天，同宿舍的人下决心把已沾染了虱子的衣裤和被褥都替换下来，放在水桶里煮。煮完了，又用刷子刷，挫板挫，清除遗留下来的污垢。晚上睡觉时，大家都脱光了身子，一丝不挂地钻进被窝。我们把这戏称为“甲级睡眠”：一则可以防止内衣裤重新沾染虱子，二则皮肤紧贴着热炕，舒经活血，睡得更香。若有人搞来自制的白酒和刚宰的狗肉，大家都会立刻赤条条地蹦出被窝，争先恐后地食肉饮酒，戏笑打骂，好生热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地学会料理自己生活和个人卫生了，寝室也变得越来越整洁了。后来知青中有人当上了瓦工和木工。我们就在这些知青瓦工和木工的帮助下，拆除了容易寄生虱子和跳蚤的土炕，搭起了一张张单人木板床，又在床下砌起了红砖火道。炉口也被移到屋外的走廊里，大大减少了室内的烟尘。从此，我们再没遭受虱子和跳蚤之类的侵扰了。
但屋里住着十多个毛头小伙子，毕竟显得拥挤些。屋小，光用来睡觉，倒不碍事。躺下后，顶多肩碰肩，背靠背，但放工回来，污头垢面，需要洗涮时，麻烦就来了。天气暖和时，大伙儿尚可到屋外去搞卫生。寒冬来了，屋子中央新添个取暖的火炉，高高耸起的铁炉筒，靠近屋顶处拐个弯，再从南面的窗口伸出屋外。下工回来在屋里擦身洗脚，还得轮番排队，否则，实在转不开身子来。
冬天洗涮，用水都还是个问题。队里有个专供热水的小水房。因为锅炉小，全队一二百个知青，每晚热水供不应求，水房规定每人只能用一盆热水洗刷身子。这一盆水，从头到脚，等到洗刷完毕，已变得乌黑了。勤快的人自个儿打来冷水后，在火炉上烧热了再洗；将就的则凑合着洗毕，钻进被窝里了事。我总是属于那凑合的一拨儿。
来北大荒前，妈妈最担心的，是我料理个人生活的事儿。因为在家时，一切由妈妈代劳，自己从小没做过洗衣换被之类的活儿，现在一切都得自己来了。洗衣服抹完肥皂后，我连挫板也不知怎么用，颇觉困扰。北大荒用的是井水。井深足有二三十米，如遇干旱，还会打不上水来。所以我洗衣时，干脆专选雨天，用肥皂水浸泡脏衣服后，直接把它们晾挂在雨中，企盼依靠雨水来冲净肥皂末。我的“雨天洗衣法”虽一时成为美谈，却没能在知青中得到“推广”，原因是别的知青创造的“脏衣轮换穿”的办法，比我的更为“有效”。天长日久，由于不讲卫生，宿舍里慢慢有人长上了虱子，很快全屋的人也都传染了。
刚从南国滨城来，哪见过什么虱子？起先只觉得裤腰和裤裆里痒痒的，不当回事儿。待翻开衣裤一看，妈呀，只要是打褶的地方，布满了黑惨惨的小颗粒。有人说，这就是“北大荒三件宝（不是人参，貂皮和乌拉草，而是虱子，跳蚤和黑棉袄的三宝）”之一的虱子时，才恍然大悟。以前亲眼见过东北老汉在太阳头底下脱下棉袄抓虱子吃的情景，现在不想自己也与这“宝贝”结伴了，心里真有点儿麻酥酥的啼笑皆非的感觉。
星期天，同宿舍的人下决心把已沾染了虱子的衣裤和被褥都替换下来，放在水桶里煮。煮完了，又用刷子刷，挫板挫，清除遗留下来的污垢。晚上睡觉时，大家都脱光了身子，一丝不挂地钻进被窝。我们把这戏称为“甲级睡眠”：一则可以防止内衣裤重新沾染虱子，二则皮肤紧贴着热炕，舒经活血，睡得更香。若有人搞来自制的白酒和刚宰的狗肉，大家都会立刻赤条条地蹦出被窝，争先恐后地食肉饮酒，戏笑打骂，好生热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地学会料理自己生活和个人卫生了，寝室也变得越来越整洁了。后来知青中有人当上了瓦工和木工。我们就在这些知青瓦工和木工的帮助下，拆除了容易寄生虱子和跳蚤的土炕，搭起了一张张单人木板床，又在床下砌起了红砖火道。炉口也被移到屋外的走廊里，大大减少了室内的烟尘。从此，我们再没遭受虱子和跳蚤之类的侵扰了。
农忙四则
我所在的七连，是农场中规模较大的农业连队。全连三，四百号劳力，经营着一万六千多亩地。地广人稀，光靠人力不行，连里配备了拖拉机，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农机具，还有一个足有三，四层楼高的粮食烘干塔。七十年代，许多地方都“停产闹革命”，我们那儿，地没荒芜，人没闲着，一年到头为“多产粮食支援世界革命”而忙个不停。遇到收成好的年头，除了上交国家成百上千吨“战备粮”外，还能盈利十五，六万元。这个成绩，就是拿到今天来看，都还是很不错的了。
播种
还在春意料峭的时候，天气稍有些转暖，冰雪刚开始融化，机车排的人们就忙碌起来了。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开着拖拉机，牵引一个大木桩，到地里去耙雪。这样做不仅可以促使积雪尽快融化，而且能起到土壤保墒的作用。
当表层土壤开化至三五公分时，意味着小麦播种应该开始了。为了配合播种，农工排的知青和家属员工们日以继夜地做化肥拌种的工作，以适时供上播种机昼夜作业的需要。后勤人员也能不闲着，杀猪宰鸡，为前方努力改善伙食，供应美味可口的饭菜。所谓美味可口，按那年头的标准，天寒地冻的夜晚，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冻豆腐炖肥肉片，已觉心满意足了。
夏锄
全连上万亩地，作物分布基本实行三三制，即小麦，玉米和大豆各占三分之一。作物长得好不好，除草是关键。麦田的除草工作，完全使用飞机撒药来完成。每年当麦苗长到小腿肚子那么高时，沈阳军区的飞行员就驾着农用飞机，为各连麦田撒药灭草来了。飞机撒药时，需有人手持旗帜作标杆，在麦田里站成一条线，为飞机导航。干这事，真得注意安全。北京女青年高崇就是在飞机俯冲喷药时，被撞上头部，不幸遇难的。
锄草最费时费人力的是玉米。五，六月份的天气，早晨雾獐重重，空气湿度很大，是小咬（一种比蚊子还细小的虫子）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苞米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群集队的小咬。我们虽然扎紧了衣袖和领口，头上用布裹住，只露出一双眼睛，但小咬还是无孔不入，专挑眼角，嘴唇和耳根等处咬，防不胜防。
九，十点钟，太阳出来后，雾气散去，小咬也离去了，但个大如蝇的瞎蜢又进攻上来。除草间苗，运动量大，容易出汗，刚想摘下蒙在头上的布，宽松一下衣裤，瞎蜢就毫不留情地盯上来，麦芒般的毒针狠狠扎进皮肤里。几天下来，脸被咬得变了形，裸露的小腿，手臂上肿块累累。互相见了面，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麦收
八月份的麦收，是全年最忙碌和劳累的季节。指挥收割，宛如指挥打仗一般，哪块地麦子熟了，何时开割，如何调度机车，安排人力，环环紧扣，马虎不得。误了时节，轻则掉穗减产，重则赶上雨季，地湿土粘，收割机动弹不得，只能望着五，六千亩待收的麦田干瞪眼。
要是天气好，麦收的战役一打响，从早到晚，只要露水没下来，是不允许歇一口气的。收割机在浩瀚的麦海里转圈作业，刚割下的麦子，在收割机上马上经过脱粒，通过高高耸起的传输筒，源源不断地倾泻到紧伴一旁的拉粮卡车上。卡车一旦满载，立刻把麦子送到晒场上。晒场上，真是热火朝天。女工们忙着摊晒粮食，灌袋装车；小伙子们肩扛沉甸甸的麻袋，踩着陡峭的跳板，装粮入囤。
傍晚时分，收割机吐下的一堆堆麦秸，燃起一排排火龙，照亮了星光灿烂的夜空，煞是壮观。这边刚烧尽麦秸，那旁拖拉机就拉着翻土机轰隆隆地驶来了。第二天放眼一望，原先金黄色的麦田，一夜之间，像重新梳妆打扮过一样，变成了一片黑油油的沃土。
秋收
秋天到了，冬季便相距不远了。这是北大荒的气候特点。近万亩玉米和大豆，在下雪封冻之前须抢收回来，这是一件不可轻视的任务。
大豆收割基本用机械作业。收割大豆的关键是掌握时机。时机过早，仍然青绿的豆子会被机器绞成浆汁。收割太晚，割刀一碰，枯焦的豆荚就会开炸掉粒，粮食产量便大打折扣了。
掰苞米则全仗人工了。五六千亩玉米地，青帐黑穗，随风摇曳，我们背着树藤编的箩筐，手持撕苞米皮的竹签，每人把一条垅，争先恐后地干起来。两三千米长的垅，这头钻进去，要半晌才能在地那头相聚吃午饭。饭是由伙房送到地里来的。坐在刚收下的黄澄澄的玉米棒堆上，秋风习习，吹干了脸上的汗珠，边就餐，边谈笑，大概是农工们忙碌整年后难得的潇洒时刻吧。
播种
还在春意料峭的时候，天气稍有些转暖，冰雪刚开始融化，机车排的人们就忙碌起来了。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开着拖拉机，牵引一个大木桩，到地里去耙雪。这样做不仅可以促使积雪尽快融化，而且能起到土壤保墒的作用。
当表层土壤开化至三五公分时，意味着小麦播种应该开始了。为了配合播种，农工排的知青和家属员工们日以继夜地做化肥拌种的工作，以适时供上播种机昼夜作业的需要。后勤人员也能不闲着，杀猪宰鸡，为前方努力改善伙食，供应美味可口的饭菜。所谓美味可口，按那年头的标准，天寒地冻的夜晚，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冻豆腐炖肥肉片，已觉心满意足了。
夏锄
全连上万亩地，作物分布基本实行三三制，即小麦，玉米和大豆各占三分之一。作物长得好不好，除草是关键。麦田的除草工作，完全使用飞机撒药来完成。每年当麦苗长到小腿肚子那么高时，沈阳军区的飞行员就驾着农用飞机，为各连麦田撒药灭草来了。飞机撒药时，需有人手持旗帜作标杆，在麦田里站成一条线，为飞机导航。干这事，真得注意安全。北京女青年高崇就是在飞机俯冲喷药时，被撞上头部，不幸遇难的。
锄草最费时费人力的是玉米。五，六月份的天气，早晨雾獐重重，空气湿度很大，是小咬（一种比蚊子还细小的虫子）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苞米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群集队的小咬。我们虽然扎紧了衣袖和领口，头上用布裹住，只露出一双眼睛，但小咬还是无孔不入，专挑眼角，嘴唇和耳根等处咬，防不胜防。
九，十点钟，太阳出来后，雾气散去，小咬也离去了，但个大如蝇的瞎蜢又进攻上来。除草间苗，运动量大，容易出汗，刚想摘下蒙在头上的布，宽松一下衣裤，瞎蜢就毫不留情地盯上来，麦芒般的毒针狠狠扎进皮肤里。几天下来，脸被咬得变了形，裸露的小腿，手臂上肿块累累。互相见了面，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麦收
八月份的麦收，是全年最忙碌和劳累的季节。指挥收割，宛如指挥打仗一般，哪块地麦子熟了，何时开割，如何调度机车，安排人力，环环紧扣，马虎不得。误了时节，轻则掉穗减产，重则赶上雨季，地湿土粘，收割机动弹不得，只能望着五，六千亩待收的麦田干瞪眼。
要是天气好，麦收的战役一打响，从早到晚，只要露水没下来，是不允许歇一口气的。收割机在浩瀚的麦海里转圈作业，刚割下的麦子，在收割机上马上经过脱粒，通过高高耸起的传输筒，源源不断地倾泻到紧伴一旁的拉粮卡车上。卡车一旦满载，立刻把麦子送到晒场上。晒场上，真是热火朝天。女工们忙着摊晒粮食，灌袋装车；小伙子们肩扛沉甸甸的麻袋，踩着陡峭的跳板，装粮入囤。
傍晚时分，收割机吐下的一堆堆麦秸，燃起一排排火龙，照亮了星光灿烂的夜空，煞是壮观。这边刚烧尽麦秸，那旁拖拉机就拉着翻土机轰隆隆地驶来了。第二天放眼一望，原先金黄色的麦田，一夜之间，像重新梳妆打扮过一样，变成了一片黑油油的沃土。
秋收
秋天到了，冬季便相距不远了。这是北大荒的气候特点。近万亩玉米和大豆，在下雪封冻之前须抢收回来，这是一件不可轻视的任务。
大豆收割基本用机械作业。收割大豆的关键是掌握时机。时机过早，仍然青绿的豆子会被机器绞成浆汁。收割太晚，割刀一碰，枯焦的豆荚就会开炸掉粒，粮食产量便大打折扣了。
掰苞米则全仗人工了。五六千亩玉米地，青帐黑穗，随风摇曳，我们背着树藤编的箩筐，手持撕苞米皮的竹签，每人把一条垅，争先恐后地干起来。两三千米长的垅，这头钻进去，要半晌才能在地那头相聚吃午饭。饭是由伙房送到地里来的。坐在刚收下的黄澄澄的玉米棒堆上，秋风习习，吹干了脸上的汗珠，边就餐，边谈笑，大概是农工们忙碌整年后难得的潇洒时刻吧。
水利会战
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在金沙河边的水利工地上度过的。
北大荒的严冬，冰天雪地，气温时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上。北风呼啸的时候，风卷着雪，铺天盖地，什么都看不见，这叫“刮烟泡”。刮“烟泡”时，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裤，仍挡不住那刺骨的冷风。不要说出门了，就是待在屋里，还得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才不至于冻着。在这样一个传统“猫冬”的季节里，天黑的特早，北大荒人除了干些生活上必需的活之外，基本上就是聚首热炕头，饮酒划拳唠闲嗑了。
可是自从陈永贵来了一趟黑龙江后，那“猫冬”的习惯被打破了。农场制定了“农业学大寨”的“宏伟蓝图”：在贯穿农场的金沙河下游名叫小龙头的地区，挖渠引水，来年建成水稻田。那年头，干什么事都雷厉风行的。腊月时分，各连先后进驻包干的区域，安营扎寨，干开了。
七连是农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连”，且与小龙头接邻，水利工程一旦建成，势必首先得益，所以紧锣密鼓，闻风先动。连里把百十来号知青编成两个排，班排长都由连里机务排的老转业官兵和包车组长们担任，副职才从知青中选拔。拿我所在的二排二班来讲，班长是机车长老孙，副班长则是北京来的女知青卿尚莲。班里的战士除了来自哈尔滨，上海和浙江等地之外，也有当地出生的青年。
我们的任务是在荒草甸子上掘出五六米宽，两米见深的沟渠。作业的方式是，先在地面上用钢钎打竖眼，灌上炸药后，放冲天炮，撕裂冰冻的地表；接着抡铁镐，揭开平均足有两尺多厚的冻层，直至鲜土；最后使筒锹，挖土出渠。
那活真他妈叫累！哈腰撅殿，抡镐甩锹，你没一刻喘气儿的机会，因为在那撕筋裂骨的严冬，若稍有停息，冰风呼啸，你马上就会被冻得双唇打抖瑟的。寒雪溯风之中，我们仅身穿单衣，干得面红耳赤，满身大汗。脸上散发出的热气，蒸腾在发梢和眉须上，马上又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晚上下工后，回到棉帐篷里，那双湿了冻，冻了又湿的脚丫子似乎失却了知觉，靠近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才慢慢地缓过劲儿来。这时，我们累得不行，饭也顾不得吃了，和衣躺在由树杆和草帘搭成的架子床上，动弹不得了。班长老孙连脚都没歇，出去不一忽儿，抱回一大捆草甸子里割来的乌拉草。他先把每个人的棉胶鞋烤干，然后在鞋底厚厚地铺上了一层鲜和的草垫。
工程进行到过半，农场为了鼓劲，加快进度，举办了水利运动会。所谓的水利运动会，就是要求各连分别派出两人组成的代表队，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由冻层干起，看哪个队挖出的土方量多。我连的代表队是由二排长老朱和一排的宁波知青张家瑞组成。老朱是连里出了名的“铁人”，那年四十出头，干什么活都拼死命。家瑞则年方十八，体格健硕，动作敏捷，出手麻利。他们怎么干的，我不得见。但后来听介绍，一天十二个小时，他们手不离镐锹，中午饭十多个肉包子，也是连吃带吞，没耽误了干活。评选结果公布后，全农场参赛的二十多个队，他们得了第一，不仅土方量最多，而且挖出的沟渠也最平整。
水利会战结束后，宛延十几里的人工沟渠挖成了。望着那平坦的渠底和一式六十五度的斜坡，仿佛两岸稻穗摇曳中的一条清渠已在眼前浮现了。可是，美梦并未成真。来年开春后，原来在冻层上挖成的沟渠，在冻层融化后，堤坝塌陷，整条沟渠呈现出一片支离破碎，处处断流的景象。然而，当年稻谷飘香的丰收景象，我们虽然没能领略到，但那“大干苦干”的经历，在我们一生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北大荒的严冬，冰天雪地，气温时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上。北风呼啸的时候，风卷着雪，铺天盖地，什么都看不见，这叫“刮烟泡”。刮“烟泡”时，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裤，仍挡不住那刺骨的冷风。不要说出门了，就是待在屋里，还得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才不至于冻着。在这样一个传统“猫冬”的季节里，天黑的特早，北大荒人除了干些生活上必需的活之外，基本上就是聚首热炕头，饮酒划拳唠闲嗑了。
可是自从陈永贵来了一趟黑龙江后，那“猫冬”的习惯被打破了。农场制定了“农业学大寨”的“宏伟蓝图”：在贯穿农场的金沙河下游名叫小龙头的地区，挖渠引水，来年建成水稻田。那年头，干什么事都雷厉风行的。腊月时分，各连先后进驻包干的区域，安营扎寨，干开了。
七连是农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连”，且与小龙头接邻，水利工程一旦建成，势必首先得益，所以紧锣密鼓，闻风先动。连里把百十来号知青编成两个排，班排长都由连里机务排的老转业官兵和包车组长们担任，副职才从知青中选拔。拿我所在的二排二班来讲，班长是机车长老孙，副班长则是北京来的女知青卿尚莲。班里的战士除了来自哈尔滨，上海和浙江等地之外，也有当地出生的青年。
我们的任务是在荒草甸子上掘出五六米宽，两米见深的沟渠。作业的方式是，先在地面上用钢钎打竖眼，灌上炸药后，放冲天炮，撕裂冰冻的地表；接着抡铁镐，揭开平均足有两尺多厚的冻层，直至鲜土；最后使筒锹，挖土出渠。
那活真他妈叫累！哈腰撅殿，抡镐甩锹，你没一刻喘气儿的机会，因为在那撕筋裂骨的严冬，若稍有停息，冰风呼啸，你马上就会被冻得双唇打抖瑟的。寒雪溯风之中，我们仅身穿单衣，干得面红耳赤，满身大汗。脸上散发出的热气，蒸腾在发梢和眉须上，马上又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晚上下工后，回到棉帐篷里，那双湿了冻，冻了又湿的脚丫子似乎失却了知觉，靠近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才慢慢地缓过劲儿来。这时，我们累得不行，饭也顾不得吃了，和衣躺在由树杆和草帘搭成的架子床上，动弹不得了。班长老孙连脚都没歇，出去不一忽儿，抱回一大捆草甸子里割来的乌拉草。他先把每个人的棉胶鞋烤干，然后在鞋底厚厚地铺上了一层鲜和的草垫。
工程进行到过半，农场为了鼓劲，加快进度，举办了水利运动会。所谓的水利运动会，就是要求各连分别派出两人组成的代表队，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由冻层干起，看哪个队挖出的土方量多。我连的代表队是由二排长老朱和一排的宁波知青张家瑞组成。老朱是连里出了名的“铁人”，那年四十出头，干什么活都拼死命。家瑞则年方十八，体格健硕，动作敏捷，出手麻利。他们怎么干的，我不得见。但后来听介绍，一天十二个小时，他们手不离镐锹，中午饭十多个肉包子，也是连吃带吞，没耽误了干活。评选结果公布后，全农场参赛的二十多个队，他们得了第一，不仅土方量最多，而且挖出的沟渠也最平整。
水利会战结束后，宛延十几里的人工沟渠挖成了。望着那平坦的渠底和一式六十五度的斜坡，仿佛两岸稻穗摇曳中的一条清渠已在眼前浮现了。可是，美梦并未成真。来年开春后，原来在冻层上挖成的沟渠，在冻层融化后，堤坝塌陷，整条沟渠呈现出一片支离破碎，处处断流的景象。然而，当年稻谷飘香的丰收景象，我们虽然没能领略到，但那“大干苦干”的经历，在我们一生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养猪
六九年初春的一天，我正在水利工地上抡大镐，刨冻土。连指导员老于忽然来工地找我，要我明天去猪舍上班。我当即满口答应后，心里却暗暗思忖，自下乡来，我参加了一个秋收。接着整个冬季，不是上山伐木或采石，就是下河套运河沙，没一样是轻活，每天累得腰酸背疼的，胳膊子都抬不起了，却还不能露出半点儿怕苦怕累的样子来。这回倒“美”了，养猪那活，脏归脏，可怎么也比干农工活轻松多了。
第二天，我满心喜悦地去猪舍上班。养猪班长老郭告诉我，选你来当畜牧练习生的。嚯，养猪就养猪呗，咋还给个头衔呢。其实，这头衔不是白给的。畜牧练习生不同于一般饲养员，他得负责大小千来头猪的防疫管理工作。这可不是件小事。首先你得学一些兽医学方面的知识，其次对猪的选种，繁殖，防疫和饲料调配等都要有一套实际操作的经验。听老饲养员说，养猪怕猪瘟，搞不好，猪会成批成批地死，这可是畜牧练习生的责任。我着实给吓了一跳。但又想，打不得退堂鼓，既然来了，只能横下一条心来，把活干好。
谁知当天晚上，有一批母猪要分娩。班长指派我和饲养员小梁值夜班接生。我心里有点儿打怵。接生的活，这辈子见都没见过，别说亲手去干了。班长老郭心知肚明，用他的话讲，城里的娃儿是坐课堂的。但为了锻炼我，就得让我从头学起。好在小梁是个有经验的饲养员，我的心也就稍微踏实些了。
第一头母猪下仔时，我蹲在一旁看。每当母猪生下一头猪仔时，小梁小心地捧起仔猪，用细软的麦秸擦干净它身上的血迹，然后用手指抠出它嘴里的粘液，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到母猪的奶头旁，帮助它吮上第一口奶。接着，这条小生命便渐渐地活跃起来了。
老实讲，看别人干容易，待轮到自己的时候，望着血哩糊叽的小猪仔，还真不敢下手呢。但那时有两头母猪同时开始产仔了，小梁和我只能各看护一头。起初，我照顾的那头母猪生得挺顺利。照着小梁的法子，我一下一下地做。但当那母猪生下十来头猪仔后，大概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突然站起来，换了个位置重新躺下。这一挪可不好，把几头仔猪压在肚底下了。听到仔猪吱吱的叫声，我傻眼了，竟不知如何办好，便大声召唤小梁。待小梁过来，只见他重重地拍了母猪几下，母猪只得站起来，小梁趁机把被压的小猪仔挪了出来。当母猪重新躺下后，再把它们放回母猪的奶头旁。母猪又接着生产了。
约莫两个来月后，这批仔猪变成“小克郎”了。白花花，圆滚滚的，每头足有一二拾斤重。白天在绿色草甸子上放牧，望着它们欢奔乱跳的样子，心里十分高兴。“克郎”期的仔猪，经过挑选，除了一部分留作种猪苗和生产用母猪外，其余都作肉用猪来饲养。为了使它们生长得更快，且肉质细嫩，这时到了该阉割它们生殖器官的时候了。我们把这称作“撬猪”。撬猪这活累不说，而且需要一定的技术。小公猪的睾丸裸露在外，还容易阉割。小母猪则不同。你得在它肚上开一刀，刀口要小，下刀要准，否则它的卵巢和输卵管不会自动蹦出来，你还得扩大刀口，用手指去抠。万一刀口的位置不正，还容易切断血管，大出血，小猪就会死亡。干这一行，小梁仍然是我的师傅。刚开始干时，不要说母猪，阉割小公猪都不是件易事。小睾丸圆又滑，你得使劲用手指捏住，下刀需敏捷，要不然，很容易割破自己的手指。至今，我的左手虎口上仍留着当年初学撬猪时失误的伤痕。
养猪这活的确很脏。每天煮猪食，喂猪，起粪，清扫猪圈，衣裤上尽是粘上的猪食猪粪。下班后很累，又懒得洗，换下后扔在一旁，第二天接着穿。同寝室的知青们直朝我嚷嚷说臭，我只好在猪舍换了工作服后再回宿舍。几个月后，由于我肯学，不怕脏，终于赢得了老饲养员们的好评。班长老郭高兴地告诉我，连里已经与农场兽医站联系好了，马上可以送我去学习兽医知识了。我听了后高兴万分，夜里竟失眠了，睡不着。
第二天，我满心喜悦地去猪舍上班。养猪班长老郭告诉我，选你来当畜牧练习生的。嚯，养猪就养猪呗，咋还给个头衔呢。其实，这头衔不是白给的。畜牧练习生不同于一般饲养员，他得负责大小千来头猪的防疫管理工作。这可不是件小事。首先你得学一些兽医学方面的知识，其次对猪的选种，繁殖，防疫和饲料调配等都要有一套实际操作的经验。听老饲养员说，养猪怕猪瘟，搞不好，猪会成批成批地死，这可是畜牧练习生的责任。我着实给吓了一跳。但又想，打不得退堂鼓，既然来了，只能横下一条心来，把活干好。
谁知当天晚上，有一批母猪要分娩。班长指派我和饲养员小梁值夜班接生。我心里有点儿打怵。接生的活，这辈子见都没见过，别说亲手去干了。班长老郭心知肚明，用他的话讲，城里的娃儿是坐课堂的。但为了锻炼我，就得让我从头学起。好在小梁是个有经验的饲养员，我的心也就稍微踏实些了。
第一头母猪下仔时，我蹲在一旁看。每当母猪生下一头猪仔时，小梁小心地捧起仔猪，用细软的麦秸擦干净它身上的血迹，然后用手指抠出它嘴里的粘液，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到母猪的奶头旁，帮助它吮上第一口奶。接着，这条小生命便渐渐地活跃起来了。
老实讲，看别人干容易，待轮到自己的时候，望着血哩糊叽的小猪仔，还真不敢下手呢。但那时有两头母猪同时开始产仔了，小梁和我只能各看护一头。起初，我照顾的那头母猪生得挺顺利。照着小梁的法子，我一下一下地做。但当那母猪生下十来头猪仔后，大概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突然站起来，换了个位置重新躺下。这一挪可不好，把几头仔猪压在肚底下了。听到仔猪吱吱的叫声，我傻眼了，竟不知如何办好，便大声召唤小梁。待小梁过来，只见他重重地拍了母猪几下，母猪只得站起来，小梁趁机把被压的小猪仔挪了出来。当母猪重新躺下后，再把它们放回母猪的奶头旁。母猪又接着生产了。
约莫两个来月后，这批仔猪变成“小克郎”了。白花花，圆滚滚的，每头足有一二拾斤重。白天在绿色草甸子上放牧，望着它们欢奔乱跳的样子，心里十分高兴。“克郎”期的仔猪，经过挑选，除了一部分留作种猪苗和生产用母猪外，其余都作肉用猪来饲养。为了使它们生长得更快，且肉质细嫩，这时到了该阉割它们生殖器官的时候了。我们把这称作“撬猪”。撬猪这活累不说，而且需要一定的技术。小公猪的睾丸裸露在外，还容易阉割。小母猪则不同。你得在它肚上开一刀，刀口要小，下刀要准，否则它的卵巢和输卵管不会自动蹦出来，你还得扩大刀口，用手指去抠。万一刀口的位置不正，还容易切断血管，大出血，小猪就会死亡。干这一行，小梁仍然是我的师傅。刚开始干时，不要说母猪，阉割小公猪都不是件易事。小睾丸圆又滑，你得使劲用手指捏住，下刀需敏捷，要不然，很容易割破自己的手指。至今，我的左手虎口上仍留着当年初学撬猪时失误的伤痕。
养猪这活的确很脏。每天煮猪食，喂猪，起粪，清扫猪圈，衣裤上尽是粘上的猪食猪粪。下班后很累，又懒得洗，换下后扔在一旁，第二天接着穿。同寝室的知青们直朝我嚷嚷说臭，我只好在猪舍换了工作服后再回宿舍。几个月后，由于我肯学，不怕脏，终于赢得了老饲养员们的好评。班长老郭高兴地告诉我，连里已经与农场兽医站联系好了，马上可以送我去学习兽医知识了。我听了后高兴万分，夜里竟失眠了，睡不着。
扑山火
下乡十余年间，曾扑过许多次山火。每年的初春时季，草木尚未吐绿，如遇气候干旱，农场四周的群山密林里，极易发生火灾。那个时季恰恰又在作物播种的节骨眼上，连里连外，个个忙得脚打后脑勺。然而再忙，只要上面传来扑火的通知，火警如山倒，全连除了后勤和机务工作人员外，几乎倾巢出动。
某天，我们农工班正在场园上拌种（把种子和一定比例的农药拌在一起），忽然听到挂在伙房井台旁的铁垂子钟敲响了，接着有人在吆喝：“快上车，扑火去啊！”我们来不及回宿舍更换衣裤，马上被隆隆轰鸣着的尤特（连里跑运输的机动车）拉走了。
车直奔农场东侧的七里嘎山，远远望去，股股浓烟从山林里腾升起来。不到半小时，车开到了山脚下的十一连驻地，我们跳下车就往山上跑。跑着跑着，我才察觉脚上穿着一双大头棉皮鞋，皮鞋重得很，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只能脱下鞋，手提着，光脚丫子，随大伙儿接着跑。最初，尚且注意避开地上扎脚的东西，跑到后来，累得快不行了，哪还顾得上扎不扎脚哩。
快到山顶时，前面有条小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男的三蹦两跳地跃过去了，女的干脆淌水走过冰雪初融的溪流。突然，扑通一声，跑在我身旁的同班哈尔滨女青年小原，大概脚下踩着了活动的河卵石，不小心，整个身子扑倒在寒冷的水流里，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冷水。我赶紧过去，一把将她拉起来。她满脸涨得通红，边呛边喘地又跟着我们跑开了。
到了山上，由于先前到达的各连人马及时围堵，火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焦树残枝上，继续燃着火苗；榛材林里，草木丛中，仍然余烬处处。如不及时把这些隐患清除干净，一旦再起风，必将死灰复燃，酿成新的火灾。
我们中有的带来了铁锹，正好用来铲土压火；有的折断树枝，拨开灰烬，然后用脚踩灭残存的火星；有的更脱下了外衣，挥打重新窜起的火焰。在火场上，用不着有人指挥，哪里有火，就冲向那里，全然顾不得身上划破的和灼痛的伤痕。忘却了劳累和口干唇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快把火扑灭，“不让人民财产受损失”。
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无私无畏，恐怕是后来人所难理解的。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由于远离家庭和失学，精神生活也不甚愉快，但在国家利益面临受损的情况下，知识青年所付出的牺牲和奉献，真是可歌可泣的。
七五年初秋，农场北部完达山脉的森林大火连续烧了一个星期了，被调去救火的各连知青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在火场上。晚上十点多钟，我奉命搭乘卡车往六道湾的火场送饭。饭送到了，大家刚围过来，还来不及把热气腾腾的包子放进嘴里，前面传来火势正向这边发展的消息。我们赶紧分散到已经打好的防火道的外侧，监视火情的发展，随时准备扑灭可能跃过防火道的火苗，不让它继续蔓延。
不一忽儿，火驾着风，风推着火，雷霆万钧般地扑来了。然而，数十米宽的防火道有效地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大火。火头总算给压住了，但由于风势强劲，仍然有些火苗跃过了火道。我们马上呼喊着，冲上去扑打那流窜的火焰。本来我们是顺着风，追着火尾扑打的。谁知，此时风向突变，火头立刻掉转身，数股流焰汇成一团，反朝我们扑来。机警的赶忙闪开，但动作迟疑的立即被裹入了重新发作的火海之中。烈火像恶魔一般地扬长而去了，留下的是浑身灼伤的知青们。
山火扑灭之后，农场医院的病房里，住满了烧伤的人，当然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不免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某天，我们农工班正在场园上拌种（把种子和一定比例的农药拌在一起），忽然听到挂在伙房井台旁的铁垂子钟敲响了，接着有人在吆喝：“快上车，扑火去啊！”我们来不及回宿舍更换衣裤，马上被隆隆轰鸣着的尤特（连里跑运输的机动车）拉走了。
车直奔农场东侧的七里嘎山，远远望去，股股浓烟从山林里腾升起来。不到半小时，车开到了山脚下的十一连驻地，我们跳下车就往山上跑。跑着跑着，我才察觉脚上穿着一双大头棉皮鞋，皮鞋重得很，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只能脱下鞋，手提着，光脚丫子，随大伙儿接着跑。最初，尚且注意避开地上扎脚的东西，跑到后来，累得快不行了，哪还顾得上扎不扎脚哩。
快到山顶时，前面有条小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男的三蹦两跳地跃过去了，女的干脆淌水走过冰雪初融的溪流。突然，扑通一声，跑在我身旁的同班哈尔滨女青年小原，大概脚下踩着了活动的河卵石，不小心，整个身子扑倒在寒冷的水流里，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冷水。我赶紧过去，一把将她拉起来。她满脸涨得通红，边呛边喘地又跟着我们跑开了。
到了山上，由于先前到达的各连人马及时围堵，火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焦树残枝上，继续燃着火苗；榛材林里，草木丛中，仍然余烬处处。如不及时把这些隐患清除干净，一旦再起风，必将死灰复燃，酿成新的火灾。
我们中有的带来了铁锹，正好用来铲土压火；有的折断树枝，拨开灰烬，然后用脚踩灭残存的火星；有的更脱下了外衣，挥打重新窜起的火焰。在火场上，用不着有人指挥，哪里有火，就冲向那里，全然顾不得身上划破的和灼痛的伤痕。忘却了劳累和口干唇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快把火扑灭，“不让人民财产受损失”。
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无私无畏，恐怕是后来人所难理解的。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由于远离家庭和失学，精神生活也不甚愉快，但在国家利益面临受损的情况下，知识青年所付出的牺牲和奉献，真是可歌可泣的。
七五年初秋，农场北部完达山脉的森林大火连续烧了一个星期了，被调去救火的各连知青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在火场上。晚上十点多钟，我奉命搭乘卡车往六道湾的火场送饭。饭送到了，大家刚围过来，还来不及把热气腾腾的包子放进嘴里，前面传来火势正向这边发展的消息。我们赶紧分散到已经打好的防火道的外侧，监视火情的发展，随时准备扑灭可能跃过防火道的火苗，不让它继续蔓延。
不一忽儿，火驾着风，风推着火，雷霆万钧般地扑来了。然而，数十米宽的防火道有效地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大火。火头总算给压住了，但由于风势强劲，仍然有些火苗跃过了火道。我们马上呼喊着，冲上去扑打那流窜的火焰。本来我们是顺着风，追着火尾扑打的。谁知，此时风向突变，火头立刻掉转身，数股流焰汇成一团，反朝我们扑来。机警的赶忙闪开，但动作迟疑的立即被裹入了重新发作的火海之中。烈火像恶魔一般地扬长而去了，留下的是浑身灼伤的知青们。
山火扑灭之后，农场医院的病房里，住满了烧伤的人，当然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不免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访贫问苦
七十年代，凡喝过点墨水的下乡青年，都被统称为知识青年。根据“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在城里长大，读了些书，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深，容易变成“修正主义接班人”，因此有必要把他们送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访贫问苦”就是这种“再教育”的一个手段。它要求知识青年多与工人农民接触，了解他们过去的苦难生活，作新旧社会对比，增强“无产阶级感情”。
最初，对这套理论，我们笃信无疑。尤其初下乡来，觉得什么都新鲜，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越发感到自己“书愈读愈蠢”，非来个“脱胎换骨”不成了。那阵子，“出身好”的农场职工家里，真是门庭若市，十分抢手。下工后，知识青年争先恐后，串门子“访贫问苦”，接受“再教育”。
木匠陶国舟家最受欢迎。人人都知道老陶苦大仇深，他母亲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被抓去，被鬼子用铁丝串过肩胛。所以，老陶家每晚济济一堂，听他“忆苦思甜”。老陶的确能讲，一串串故事儿，道来栩栩如生。但慢慢地听的回数多了，有人便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回讲的跟上回讲的不一样啊？有点儿出入倒也罢了，谁能保证过去的事，件件记得那么清楚呢？但老陶讲多了，嘴着实变油了，添枝加叶的成份越来越多。慢慢地，“陶大牛皮”的绰号也就不翼而飞了。
那年头，信口开河，只要不踩了“纲线”，没大关系的；但有时照实说了，反倒惹祸。据说二连有一位劳模，报社记者采访，问他为什么那么能干呀，他不绕弯子，径直说来：“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干过来的，没啥新鲜的。过去小鬼子时我这么干，国民党时代也这么干，现在共产党领导不那么干，对得起谁啊！”不用说，他犯了“混淆阶级立场”的错误，劳模的帽子恐怕也保不住了。
对访贫问苦的事，我起先也挺积极。因为当畜牧练习生，我与猪舍饲养员和马号车老板们熟识，所以挑选了几个称得上“贫下中农”的家庭去访问。但奇怪的是，每次出访回来，身上总被跳蚤咬得奇痒难忍。跳蚤咬人，跳一行，咬一溜儿。回宿舍后，把衣裤抖净了，赶走了跳蚤，才不挨咬了。然而我皮肤天生过敏，即便这样做了，过后几天，日子仍不好过，总觉得浑身有跳蚤，连抓带挠，搞得心神不定，食宿不安，以后再也不敢贸然去串门了。
久不串门，怕引来非议，于是物色了住在寝室隔壁的单身老胡头，作我“访贫问苦”的对象。老胡头是雇工出身，成份上绝对“可靠”，但他脾气倔，好骂人，且没妻没后，连里私底下都管他叫“老绝户”。老胡头和我们寝室的人好像不太对付。原因是，寒冬腊月时，男知青们半夜里到屋外解手怕受冻，都对着门缝往外撒尿。第二天清晨，尿冻成了冰，把紧挨着的老胡头的房门给堵住了。他只得用热水由里往外灌门缝化尿冰，引来阵阵臊臭，直至把黄腾腾的尿冰给溶化了，方能把门启开。以后，老胡头每晚听到我们对着门缝撒尿，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我们便在隔壁哈哈大笑，照尿不误。
当然，我既然有心和老胡头接近，就得想方设法同他套近乎。头回生，两回熟，我俩慢慢热络起来了。老胡头在知青食堂里当炊事员，烧得一手好菜。隔三叉五，总会邀我过去，在他的小屋里对酌。他几杯白酒下肚，眼底泛红，话就多起来了。老胡头祖籍山西大同，年轻时被日本人抓了劳工，送到东北煤矿当矿工。从此，他浪迹天涯，出入矿山，码头，车站，扛大包，卖苦力。年轻时因为逛窑子，他得过性病（听说烂了半截鸡巴头子），所以终身未娶。谈起过去，他嬉笑怒骂，只是从没掉过一滴眼泪。我虽年轻，对上一辈的事不得眼见，只是耳闻，但老胡头的故事，听了却觉得真实可信。
也许是底层阶级的生活，养成了老胡头特有的机警和猜忌。譬如，他有一手和面炸油果子的本事，可就是不愿传给伙房工作的知青们。每回和面时，他都偷着自己干，唯恐被别人瞧见了。似乎别人会干了，他的饭碗就会没了。有一回，我借着酒兴，趁机刺激他：你那鸡巴果子不好吃。他头不抬地骂道：操他妈的，不爱吃，甭吃。我笑着答道，爹妈不在，没得吃，只能赖上您这个老绝户的了。然后话锋一转，我说：嘿，老胡头，赶明儿，你死了，要是没人会做油果子，我们吃谁的去呀？他眨眨眼，没吱声。过不多久，听人说，老胡头开始教食堂工作的知青和面炸油果子了。我心知肚明，以后和老胡头的关系更近乎了。
最初，对这套理论，我们笃信无疑。尤其初下乡来，觉得什么都新鲜，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越发感到自己“书愈读愈蠢”，非来个“脱胎换骨”不成了。那阵子，“出身好”的农场职工家里，真是门庭若市，十分抢手。下工后，知识青年争先恐后，串门子“访贫问苦”，接受“再教育”。
木匠陶国舟家最受欢迎。人人都知道老陶苦大仇深，他母亲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被抓去，被鬼子用铁丝串过肩胛。所以，老陶家每晚济济一堂，听他“忆苦思甜”。老陶的确能讲，一串串故事儿，道来栩栩如生。但慢慢地听的回数多了，有人便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回讲的跟上回讲的不一样啊？有点儿出入倒也罢了，谁能保证过去的事，件件记得那么清楚呢？但老陶讲多了，嘴着实变油了，添枝加叶的成份越来越多。慢慢地，“陶大牛皮”的绰号也就不翼而飞了。
那年头，信口开河，只要不踩了“纲线”，没大关系的；但有时照实说了，反倒惹祸。据说二连有一位劳模，报社记者采访，问他为什么那么能干呀，他不绕弯子，径直说来：“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干过来的，没啥新鲜的。过去小鬼子时我这么干，国民党时代也这么干，现在共产党领导不那么干，对得起谁啊！”不用说，他犯了“混淆阶级立场”的错误，劳模的帽子恐怕也保不住了。
对访贫问苦的事，我起先也挺积极。因为当畜牧练习生，我与猪舍饲养员和马号车老板们熟识，所以挑选了几个称得上“贫下中农”的家庭去访问。但奇怪的是，每次出访回来，身上总被跳蚤咬得奇痒难忍。跳蚤咬人，跳一行，咬一溜儿。回宿舍后，把衣裤抖净了，赶走了跳蚤，才不挨咬了。然而我皮肤天生过敏，即便这样做了，过后几天，日子仍不好过，总觉得浑身有跳蚤，连抓带挠，搞得心神不定，食宿不安，以后再也不敢贸然去串门了。
久不串门，怕引来非议，于是物色了住在寝室隔壁的单身老胡头，作我“访贫问苦”的对象。老胡头是雇工出身，成份上绝对“可靠”，但他脾气倔，好骂人，且没妻没后，连里私底下都管他叫“老绝户”。老胡头和我们寝室的人好像不太对付。原因是，寒冬腊月时，男知青们半夜里到屋外解手怕受冻，都对着门缝往外撒尿。第二天清晨，尿冻成了冰，把紧挨着的老胡头的房门给堵住了。他只得用热水由里往外灌门缝化尿冰，引来阵阵臊臭，直至把黄腾腾的尿冰给溶化了，方能把门启开。以后，老胡头每晚听到我们对着门缝撒尿，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我们便在隔壁哈哈大笑，照尿不误。
当然，我既然有心和老胡头接近，就得想方设法同他套近乎。头回生，两回熟，我俩慢慢热络起来了。老胡头在知青食堂里当炊事员，烧得一手好菜。隔三叉五，总会邀我过去，在他的小屋里对酌。他几杯白酒下肚，眼底泛红，话就多起来了。老胡头祖籍山西大同，年轻时被日本人抓了劳工，送到东北煤矿当矿工。从此，他浪迹天涯，出入矿山，码头，车站，扛大包，卖苦力。年轻时因为逛窑子，他得过性病（听说烂了半截鸡巴头子），所以终身未娶。谈起过去，他嬉笑怒骂，只是从没掉过一滴眼泪。我虽年轻，对上一辈的事不得眼见，只是耳闻，但老胡头的故事，听了却觉得真实可信。
也许是底层阶级的生活，养成了老胡头特有的机警和猜忌。譬如，他有一手和面炸油果子的本事，可就是不愿传给伙房工作的知青们。每回和面时，他都偷着自己干，唯恐被别人瞧见了。似乎别人会干了，他的饭碗就会没了。有一回，我借着酒兴，趁机刺激他：你那鸡巴果子不好吃。他头不抬地骂道：操他妈的，不爱吃，甭吃。我笑着答道，爹妈不在，没得吃，只能赖上您这个老绝户的了。然后话锋一转，我说：嘿，老胡头，赶明儿，你死了，要是没人会做油果子，我们吃谁的去呀？他眨眨眼，没吱声。过不多久，听人说，老胡头开始教食堂工作的知青和面炸油果子了。我心知肚明，以后和老胡头的关系更近乎了。
兽医张胖子
兽医站长张胖子是从部队转业来农场的，五十来岁，身高体胖，脸上的一对鱼泡眼，唠嗑打趣时，会上下左右翻滚，加上插科打诨，绘声绘色，常逗得听众捧腹大笑。
农场方圆几十里，提起兽医张胖子，谁人不知，何人不晓！？时间长了，人们更获知，张胖子除了有高超的兽医技术外，还拥有一套祖传的中医术，尤擅妇科。每回下连队来，连里的职工家属们都会闻讯赶来，要他号脉诊病，而他总是来者不拒，让每个人都满意而归。有一回，张胖子为一位年轻少妇诊病。他抬头仰视，举手搭脉。少许，忽见他鼓了鼓鱼泡眼，一本正经地问：“你家掌柜的外出啦？”那少妇初一愣，经旁人提示后才答道：“开荒去了。” 张胖子又一句：“好久没回家干那事儿了吧？”众人窃笑，少妇脸上马上泛起红晕，不好意思起来。有胆大好奇的问：“张兽医咋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张胖子回头冲着那个发问的娘们说：“来，我给你摸摸脉。” 众人吃吃地捂了嘴笑，那问话的娘们羞得赶紧躲进围观的人群里去了。张胖子这才笑呵呵地开了药方给那少妇，并传授了一些调经受孕的诀窍。
张胖子曾经许诺要把他祖传的中医术传给我，由于别的原因，这个诺言没能兑现，但我的兽医技术却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为了使我们这些初学兽医的人尽快成材，他不但经常下连队，进行现场指导，而且还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方式，给我们具体讲解牛马羊等牲畜的生理结构和作病例分析。张胖子以前在部队军马站服役，因此对马匹的饲养和使用很有经验。他说，由于马的内脏器官，尤其消化系统，非常精细，因此，饲料的选择和调配，要求很高。譬如，肠痉挛是马的多发病。它就是由于喂了不新鲜的豆饼或麦麸，加上饮水不够，缺少喂料后的运动造成的。得了这种病的马，肚胀如鼓，疼得满地打滚。有经验的车老板，抄起鞭子，朝它猛抽几鞭，逼它狂奔一阵，待放了屁，就没事儿了。但如处理不当，却会不治而死的。懂得了这些道理后，我帮助马车班建立了合适的饲料选配制度，并要求饲养员在喂料后放马在栏杆围起来的马场上运动半至一小时，休息天更是如此。这样做后，马的肠痉挛病明显减少了。
风湿症也是北方高寒地区的马的常见病。致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使用不当，拉伤了肌腱，且治疗不及时，外加风寒侵入，是致病最重要的原因。与其它动物不同，马的特殊的骨骼和肌肉结构，使得健康的马匹，即使休息时，也不用卧倒或躺下的。一旦发现马儿经常卧倒或躺下，便有问题了。当年连里的大洋马就是如此。过去，大洋马是车老板们最喜欢的辕马。它身高蹄大，拉车沉稳有力。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儿，夜里经常发现它或卧或躺，有时竟连站立起来都有些费劲了。经诊断，它患了风湿症。在张兽医的帮助下，我用针灸配合药物的办法，对大洋马的风湿症开始了治疗。三寸多长的银针，从靠近尾椎的穴位扎进去，不是易事。由于马背高，需要垫上凳子，才能够得着。夜晚，为了密切观察病情，我就睡在马号，半夜起来为大洋马灌药，喂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看和治疗，大洋马居然不再经常卧倒或躺下了。慢慢地，它恢复了过去的“战斗力”，重新驾辕拉车了。
连里另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牛舍，饲养着四，五十头牛。有一天，我在牛圈里，为一头才一岁多的牛产犊接生。正忙得不亦乐乎时，张兽医来了。牛小产门窄，不管它多么使劲，牛犊儿就是出不来。我只好修了指甲，双手抹上肥皂，插进产门，顺着劲儿，往外拉牛犊。张胖子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呵呵笑，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囔：“牛娃产仔，新鲜事哇！”等我忙完了，他才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怎么能让牲畜乱交配乱繁殖呢？这方面应该注意加强管理啊！听了他的批评，我脸立刻红了。因为牲口选种，交配和繁殖的管理，正是我的工作职责。经与老饲养员们商议后，我们马上建立起了一套有关的制度。
在张兽医的帮助下，我的技术提高很快。七三年，我成为农场最早评定的首批兽医助之一。以后他逢人便夸：“眼镜儿（张胖子给我的雅号）有一手。” 其实，为了使我得到“那一手”，兽医张胖子还真费了不少心血。
农场方圆几十里，提起兽医张胖子，谁人不知，何人不晓！？时间长了，人们更获知，张胖子除了有高超的兽医技术外，还拥有一套祖传的中医术，尤擅妇科。每回下连队来，连里的职工家属们都会闻讯赶来，要他号脉诊病，而他总是来者不拒，让每个人都满意而归。有一回，张胖子为一位年轻少妇诊病。他抬头仰视，举手搭脉。少许，忽见他鼓了鼓鱼泡眼，一本正经地问：“你家掌柜的外出啦？”那少妇初一愣，经旁人提示后才答道：“开荒去了。” 张胖子又一句：“好久没回家干那事儿了吧？”众人窃笑，少妇脸上马上泛起红晕，不好意思起来。有胆大好奇的问：“张兽医咋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张胖子回头冲着那个发问的娘们说：“来，我给你摸摸脉。” 众人吃吃地捂了嘴笑，那问话的娘们羞得赶紧躲进围观的人群里去了。张胖子这才笑呵呵地开了药方给那少妇，并传授了一些调经受孕的诀窍。
张胖子曾经许诺要把他祖传的中医术传给我，由于别的原因，这个诺言没能兑现，但我的兽医技术却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为了使我们这些初学兽医的人尽快成材，他不但经常下连队，进行现场指导，而且还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方式，给我们具体讲解牛马羊等牲畜的生理结构和作病例分析。张胖子以前在部队军马站服役，因此对马匹的饲养和使用很有经验。他说，由于马的内脏器官，尤其消化系统，非常精细，因此，饲料的选择和调配，要求很高。譬如，肠痉挛是马的多发病。它就是由于喂了不新鲜的豆饼或麦麸，加上饮水不够，缺少喂料后的运动造成的。得了这种病的马，肚胀如鼓，疼得满地打滚。有经验的车老板，抄起鞭子，朝它猛抽几鞭，逼它狂奔一阵，待放了屁，就没事儿了。但如处理不当，却会不治而死的。懂得了这些道理后，我帮助马车班建立了合适的饲料选配制度，并要求饲养员在喂料后放马在栏杆围起来的马场上运动半至一小时，休息天更是如此。这样做后，马的肠痉挛病明显减少了。
风湿症也是北方高寒地区的马的常见病。致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使用不当，拉伤了肌腱，且治疗不及时，外加风寒侵入，是致病最重要的原因。与其它动物不同，马的特殊的骨骼和肌肉结构，使得健康的马匹，即使休息时，也不用卧倒或躺下的。一旦发现马儿经常卧倒或躺下，便有问题了。当年连里的大洋马就是如此。过去，大洋马是车老板们最喜欢的辕马。它身高蹄大，拉车沉稳有力。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儿，夜里经常发现它或卧或躺，有时竟连站立起来都有些费劲了。经诊断，它患了风湿症。在张兽医的帮助下，我用针灸配合药物的办法，对大洋马的风湿症开始了治疗。三寸多长的银针，从靠近尾椎的穴位扎进去，不是易事。由于马背高，需要垫上凳子，才能够得着。夜晚，为了密切观察病情，我就睡在马号，半夜起来为大洋马灌药，喂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看和治疗，大洋马居然不再经常卧倒或躺下了。慢慢地，它恢复了过去的“战斗力”，重新驾辕拉车了。
连里另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牛舍，饲养着四，五十头牛。有一天，我在牛圈里，为一头才一岁多的牛产犊接生。正忙得不亦乐乎时，张兽医来了。牛小产门窄，不管它多么使劲，牛犊儿就是出不来。我只好修了指甲，双手抹上肥皂，插进产门，顺着劲儿，往外拉牛犊。张胖子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呵呵笑，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囔：“牛娃产仔，新鲜事哇！”等我忙完了，他才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怎么能让牲畜乱交配乱繁殖呢？这方面应该注意加强管理啊！听了他的批评，我脸立刻红了。因为牲口选种，交配和繁殖的管理，正是我的工作职责。经与老饲养员们商议后，我们马上建立起了一套有关的制度。
在张兽医的帮助下，我的技术提高很快。七三年，我成为农场最早评定的首批兽医助之一。以后他逢人便夸：“眼镜儿（张胖子给我的雅号）有一手。” 其实，为了使我得到“那一手”，兽医张胖子还真费了不少心血。
刘兰兰
初见刘兰兰，就被她那美丽的容貌，典雅的神情和素净的打扮，吸引住了。每回见到她，总忍不住多看她几眼。
那时，她刚从别的连队调来，被分配在农工女排。我与女工排长熟识，听她讲，每天无论下地干活，还是在寝室休息，刘兰兰总是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的。即使去伙房打饭，也不象其他女青年们那样，结团成伙，一路谈笑风生，而是快去快回，不苟言笑。闲下来时，她也不爱去老职工家串门，静静地坐在炕上，专心编织缝补。同寝室的女伴们都夸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
有一回，凑巧和她一起并肩割麦。见她弯腰挥镰，动作干净利落，割下的麦子，整整齐齐地倒在她的手脖子里，然后，被结结实实地打成捆儿，地上不见一棵遗漏的麦穗儿。中午休息时，望着她额上微露的细汗，我关切地问她累不累。她微微一笑，细声说不累，便不再言语了。傍晚收工，我们每个人都污头垢面，疲惫地走在回营地的土道上。只见刘兰兰依然衣冠整齐，乌黑油亮的发辫，好像重新梳理了一遍似的。我惊叹不已，竟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
刘兰兰在我的眼里，在我的心中，仿佛是个谜。这个谜，在我被暂调到团军务股工作后，终于被揭开了。那里有一卷关于刘兰兰的档案。原来，刘兰兰是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说是“知青”，其实不过是“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生，“文革”中没读什么书，十五，六岁下乡，调来我连那年才不过十七八。材料说，来农场后，她与同母异父哥哥分在一个连队，跟哥哥“谈情说爱，乱搞男女关系”。她哥哥受了处分，挨了批判，而她则被调离连队。至于怎样“谈情说爱”，如何“乱搞男女关系”的呢，材料则语焉不详。读罢材料，联想起刘兰兰平素言语不多，行为拘谨的模样，却怎么也和那“多情”，“乱搞”的形象，挂不起钩来。
几个月后，工作结束，回到连队，听到的第一桩新闻是，刘兰兰定婚了。出乎意料的很，对象竟是职工老郑的妻弟小瓦匠。小瓦匠是从河北农村投奔他姐姐来的。那人没文化，倒还老实，长相却不敢恭维，一口烟熏火燎的黄板牙。这件婚事是由老郑婆娘一手操办的。神不知，鬼不觉，等在农场登了记，刘兰兰的行李箱子搬进了老郑家，连里人才恍然大悟。但刘兰兰提出一个条件：同居前，让她先回北京一趟。老郑家满口答应，还拿出百十来元给刘兰兰作路费。其后，我调任其他连队工作，对这门婚事也就不甚了然了。
两年后，我又被调回七连当指导员。时值麦收大忙季节，刘兰兰回来的消息，在连里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的。原来，刘兰兰两年前回北京探亲后，一直未归，这次是手持病退调令回来办关系的。某晚十一点来钟，我自麦田回到连部，洗刷完毕，正准备就寝。外面一阵你追我赶的脚步声和吵嚷声，把我从炕上折腾起来。还未等开门探个究竟，刘兰兰一头扎进来，后面紧跟着老郑家一大帮人。此时，只见刘兰兰衣冠不整，头发散乱。老郑一大家人则怒气冲冲，吆喝着要把刘兰兰拉回家去。我问咋回事儿，刘兰兰流着泪，不吭一声。老郑婆娘则高声嚷嚷道“做了人家的老婆，就由不得她了……”
后来经了解情况后，我才知道，刘兰兰回连队后依然住在知青宿舍里，老郑婆娘三番两次地要她回家住，不成，便设计把她骗到家中，让小瓦匠趁机把她“干了”，“让她怀上崽，就再跑不了啦”。刘兰兰被反锁在屋内，压倒在地上，挣扎中，抓了把炉钩子，才脱身出门。面对老郑一家人的喧嚣，我胸中顿时有如烈火中烧，不可遏止，朝着他们，我像狮子般地怒吼：“抄你妈的！再瞎鸡巴吵吵，我对你们不客气！”围观的人群，霎时静了下来。这时， 正在连队蹲点的团保卫股房股长，凑在我耳边轻声说：“人家可是办了手续的呀。” 我愤愤问道：“就是他老婆，也能这么干吗？！”
第二天，我把小瓦匠和刘兰兰找到一块，要他们拿个主意，分手呢还是一起过。他们都说分手。我遂对刘兰兰吩咐道，把人家给你的东西，一样不少都还了。刘兰兰连声说是，却又欲言欲止。我挥挥手说，你们那些鸡巴吊子事儿，我听都不想听，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她感激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让刘兰兰办妥了离婚和返城的手续。临别农场前，她流着泪找到我，说了句谢谢，走了。当时我看她像一头受伤的小羊，仿佛觉得自己还算得上一个放羊归家的怜悯农夫，竟一时语塞，只道声珍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何处，不知她还过得好么？
那时，她刚从别的连队调来，被分配在农工女排。我与女工排长熟识，听她讲，每天无论下地干活，还是在寝室休息，刘兰兰总是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的。即使去伙房打饭，也不象其他女青年们那样，结团成伙，一路谈笑风生，而是快去快回，不苟言笑。闲下来时，她也不爱去老职工家串门，静静地坐在炕上，专心编织缝补。同寝室的女伴们都夸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
有一回，凑巧和她一起并肩割麦。见她弯腰挥镰，动作干净利落，割下的麦子，整整齐齐地倒在她的手脖子里，然后，被结结实实地打成捆儿，地上不见一棵遗漏的麦穗儿。中午休息时，望着她额上微露的细汗，我关切地问她累不累。她微微一笑，细声说不累，便不再言语了。傍晚收工，我们每个人都污头垢面，疲惫地走在回营地的土道上。只见刘兰兰依然衣冠整齐，乌黑油亮的发辫，好像重新梳理了一遍似的。我惊叹不已，竟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
刘兰兰在我的眼里，在我的心中，仿佛是个谜。这个谜，在我被暂调到团军务股工作后，终于被揭开了。那里有一卷关于刘兰兰的档案。原来，刘兰兰是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说是“知青”，其实不过是“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生，“文革”中没读什么书，十五，六岁下乡，调来我连那年才不过十七八。材料说，来农场后，她与同母异父哥哥分在一个连队，跟哥哥“谈情说爱，乱搞男女关系”。她哥哥受了处分，挨了批判，而她则被调离连队。至于怎样“谈情说爱”，如何“乱搞男女关系”的呢，材料则语焉不详。读罢材料，联想起刘兰兰平素言语不多，行为拘谨的模样，却怎么也和那“多情”，“乱搞”的形象，挂不起钩来。
几个月后，工作结束，回到连队，听到的第一桩新闻是，刘兰兰定婚了。出乎意料的很，对象竟是职工老郑的妻弟小瓦匠。小瓦匠是从河北农村投奔他姐姐来的。那人没文化，倒还老实，长相却不敢恭维，一口烟熏火燎的黄板牙。这件婚事是由老郑婆娘一手操办的。神不知，鬼不觉，等在农场登了记，刘兰兰的行李箱子搬进了老郑家，连里人才恍然大悟。但刘兰兰提出一个条件：同居前，让她先回北京一趟。老郑家满口答应，还拿出百十来元给刘兰兰作路费。其后，我调任其他连队工作，对这门婚事也就不甚了然了。
两年后，我又被调回七连当指导员。时值麦收大忙季节，刘兰兰回来的消息，在连里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的。原来，刘兰兰两年前回北京探亲后，一直未归，这次是手持病退调令回来办关系的。某晚十一点来钟，我自麦田回到连部，洗刷完毕，正准备就寝。外面一阵你追我赶的脚步声和吵嚷声，把我从炕上折腾起来。还未等开门探个究竟，刘兰兰一头扎进来，后面紧跟着老郑家一大帮人。此时，只见刘兰兰衣冠不整，头发散乱。老郑一大家人则怒气冲冲，吆喝着要把刘兰兰拉回家去。我问咋回事儿，刘兰兰流着泪，不吭一声。老郑婆娘则高声嚷嚷道“做了人家的老婆，就由不得她了……”
后来经了解情况后，我才知道，刘兰兰回连队后依然住在知青宿舍里，老郑婆娘三番两次地要她回家住，不成，便设计把她骗到家中，让小瓦匠趁机把她“干了”，“让她怀上崽，就再跑不了啦”。刘兰兰被反锁在屋内，压倒在地上，挣扎中，抓了把炉钩子，才脱身出门。面对老郑一家人的喧嚣，我胸中顿时有如烈火中烧，不可遏止，朝着他们，我像狮子般地怒吼：“抄你妈的！再瞎鸡巴吵吵，我对你们不客气！”围观的人群，霎时静了下来。这时， 正在连队蹲点的团保卫股房股长，凑在我耳边轻声说：“人家可是办了手续的呀。” 我愤愤问道：“就是他老婆，也能这么干吗？！”
第二天，我把小瓦匠和刘兰兰找到一块，要他们拿个主意，分手呢还是一起过。他们都说分手。我遂对刘兰兰吩咐道，把人家给你的东西，一样不少都还了。刘兰兰连声说是，却又欲言欲止。我挥挥手说，你们那些鸡巴吊子事儿，我听都不想听，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她感激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让刘兰兰办妥了离婚和返城的手续。临别农场前，她流着泪找到我，说了句谢谢，走了。当时我看她像一头受伤的小羊，仿佛觉得自己还算得上一个放羊归家的怜悯农夫，竟一时语塞，只道声珍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何处，不知她还过得好么？
土皇帝
称李江为“土皇帝”，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第一，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四六年当兵，担任机枪手，随四野一口气打到海南，官至中尉付连。然后娶了个广东媳妇，五八年转业来北大荒。第二，他仅粗通文字，但训起人来，或演讲起来，不仅口若悬河，气势逼人，而且比喻生动，逻辑不乱。无论何地何处，会场，田地，抑或当路一站，听他讲上一两个小时，是决不会感到“乏味”的。第三，他机警过人，嗅觉特别敏感，因此多疑。他的意见，不等你说同不同意，他早从你眼神里瞅出来了。谁如与他不谋合，迟早会遭殃。轻则日子不好过，重则挨批判，受处罚，甚至被扫地出门。十八般武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只要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
他当生产连长时，指导员老于资格比他老，而且温和亲民，不以势压人，因而较受群众欢迎。李江便觉得眼不顺，好象自己不再是老大，说话不好使了。于是，在公开场合，凡发表意见，或作决定，他都一概当仁不让，丝毫不把老于放在眼里。在干部会上，则时常话中带话地敲打老于：什么干部不能“右倾”啦，“做群众遗巴”啦。后来，连里有人传言，老于和连里运输车驾驶员的娘们有勾搭。他不仅开会影射，而且把状告到农场领导。不久，老于终于被免职，还害得那位运输车驾驶员觉得无脸面见人，带着妻子奔走他乡了。
据说李江是“三代雇农”出身，因而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似乎有着“天生”的反感。熊昌泗是连里的拖拉机驾驶员，从小由姐姐一手带大，姐夫也是位转业军官。但熊昌泗的出身不好，因此在李江眼里，是个身上有“反骨”的人。两人即使在路上相遇，李江也不会正眼相视。七零年深冬的晚上，连里保养间突然起火，烧毁了停靠在内的拖拉机和运输车。当晚偏偏熊昌泗当班值夜。他承认曾去过保养间检查机车。这一下强烈刺激了李江头脑里的“阶级斗争弦儿”。在急风暴雨般的批判会上，李江刀锋所向便是熊昌泗，放火者非他莫属。为什么？因为他是富农子弟，总“跟党三心二意的”。在那个年头，纲上到这个程度，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熊昌泗硬被判了十年刑。入狱后，熊昌泗虽反复申诉，但只要土皇帝仍大权在握，申诉信转辗上下，最终还会落入他的手中。这案是怎么也翻不过来的。
李江是行伍出身，转业后十多年来一直是生产队（连）长。后来老于被免职后，他干脆弃武从文，自任指导员起来。打那以后，他一改以往挺胸开怀，圆目怒视的武夫形象，终日衣冠齐整，随手攥起《红旗》杂志，猩猩然一付文官架式了。连里开大会，他不再开门见山，张口道来，而往往先翻开杂志，结结巴巴地念上一段，然后开始“断章取义”地发挥他的“上挂下联”的宏论。不仅如此，他不惜工本，盖起了当地少有的，经过连里能工巧匠精雕细刻的大礼堂；更从知青中找来几个笔杆子，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从此礼堂里不是这月有展览，就是下月搞演出。知青中也真有会吹捧的，搞了个以李江身世为题材的歌舞剧，他竟贵手高抬，照演不误。公正地说，李江这人生性耿直，并不喜好别人的吹捧。但那时，他也许觉得“多少搞点个人崇拜”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吧，因而虽不反对，自己则不去观看。
凡土皇帝，其下场总是不甚愉快的，李江也难逃此例。他当了一二十年连领导，从没挪过窝。他把连队看成是自己的家，自己的营地，自己的地盘，压根儿没有想到离开过。但终于有一天，他不得不离去了。把他“逼”走的，并非别人，正是他亲手挑选和培养的接班人武方兰。
武方兰是河北支边青年，略有文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而有机谋。李江与当时的机务排长冯大个不融洽，于是看中了武方兰，把他从机务排机车驾驶员的职位，一下提拔为机务副连长，目的是架空冯大个。以后，李江自任指导员，又一手保荐武方兰当了连长。但三年媳妇熬成婆。武方兰羽翼丰满后，开始不甘当傀儡。而李江多年的专制统治，尤积怨甚多。武方兰便趁势一鼓足气，借着处理问题上的做法不同，轰走了李江。
自李江被调离到基建连后，我再没见过他了。返城上学那阵儿，因为事儿多，也顾不上去向他告别。出国前几年，从农场传来消息说，李江退休了。脱下“战袍”的他，日子一定不很好过。家中子女多，虽说他老婆还能干，但自己已积劳成疾，干不动重活了。瞧着别人发家致富，奈何不得，承包了个养鱼池，聊补“无米之炊”。如此英雄一生，终有偃旗息鼓的时候。怜悯是没有用的。祝愿他能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他当生产连长时，指导员老于资格比他老，而且温和亲民，不以势压人，因而较受群众欢迎。李江便觉得眼不顺，好象自己不再是老大，说话不好使了。于是，在公开场合，凡发表意见，或作决定，他都一概当仁不让，丝毫不把老于放在眼里。在干部会上，则时常话中带话地敲打老于：什么干部不能“右倾”啦，“做群众遗巴”啦。后来，连里有人传言，老于和连里运输车驾驶员的娘们有勾搭。他不仅开会影射，而且把状告到农场领导。不久，老于终于被免职，还害得那位运输车驾驶员觉得无脸面见人，带着妻子奔走他乡了。
据说李江是“三代雇农”出身，因而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似乎有着“天生”的反感。熊昌泗是连里的拖拉机驾驶员，从小由姐姐一手带大，姐夫也是位转业军官。但熊昌泗的出身不好，因此在李江眼里，是个身上有“反骨”的人。两人即使在路上相遇，李江也不会正眼相视。七零年深冬的晚上，连里保养间突然起火，烧毁了停靠在内的拖拉机和运输车。当晚偏偏熊昌泗当班值夜。他承认曾去过保养间检查机车。这一下强烈刺激了李江头脑里的“阶级斗争弦儿”。在急风暴雨般的批判会上，李江刀锋所向便是熊昌泗，放火者非他莫属。为什么？因为他是富农子弟，总“跟党三心二意的”。在那个年头，纲上到这个程度，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熊昌泗硬被判了十年刑。入狱后，熊昌泗虽反复申诉，但只要土皇帝仍大权在握，申诉信转辗上下，最终还会落入他的手中。这案是怎么也翻不过来的。
李江是行伍出身，转业后十多年来一直是生产队（连）长。后来老于被免职后，他干脆弃武从文，自任指导员起来。打那以后，他一改以往挺胸开怀，圆目怒视的武夫形象，终日衣冠齐整，随手攥起《红旗》杂志，猩猩然一付文官架式了。连里开大会，他不再开门见山，张口道来，而往往先翻开杂志，结结巴巴地念上一段，然后开始“断章取义”地发挥他的“上挂下联”的宏论。不仅如此，他不惜工本，盖起了当地少有的，经过连里能工巧匠精雕细刻的大礼堂；更从知青中找来几个笔杆子，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从此礼堂里不是这月有展览，就是下月搞演出。知青中也真有会吹捧的，搞了个以李江身世为题材的歌舞剧，他竟贵手高抬，照演不误。公正地说，李江这人生性耿直，并不喜好别人的吹捧。但那时，他也许觉得“多少搞点个人崇拜”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吧，因而虽不反对，自己则不去观看。
凡土皇帝，其下场总是不甚愉快的，李江也难逃此例。他当了一二十年连领导，从没挪过窝。他把连队看成是自己的家，自己的营地，自己的地盘，压根儿没有想到离开过。但终于有一天，他不得不离去了。把他“逼”走的，并非别人，正是他亲手挑选和培养的接班人武方兰。
武方兰是河北支边青年，略有文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而有机谋。李江与当时的机务排长冯大个不融洽，于是看中了武方兰，把他从机务排机车驾驶员的职位，一下提拔为机务副连长，目的是架空冯大个。以后，李江自任指导员，又一手保荐武方兰当了连长。但三年媳妇熬成婆。武方兰羽翼丰满后，开始不甘当傀儡。而李江多年的专制统治，尤积怨甚多。武方兰便趁势一鼓足气，借着处理问题上的做法不同，轰走了李江。
自李江被调离到基建连后，我再没见过他了。返城上学那阵儿，因为事儿多，也顾不上去向他告别。出国前几年，从农场传来消息说，李江退休了。脱下“战袍”的他，日子一定不很好过。家中子女多，虽说他老婆还能干，但自己已积劳成疾，干不动重活了。瞧着别人发家致富，奈何不得，承包了个养鱼池，聊补“无米之炊”。如此英雄一生，终有偃旗息鼓的时候。怜悯是没有用的。祝愿他能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八六
八六死了。我是在九五年太太回国探亲时，才得知这个消息的。他是患鼻咽癌去世的。听说去世前，还在为他年幼的儿子“多留些钞票”而奔走忙碌着。去世那年，他才四十多岁。
八六是我中学同学，一块儿下乡去北大荒的。因他身高一米八十六，故得此雅号。八六不但身高体壮，而且敢打敢冲，凡事爱出个头，叫个劲儿，所以，不管到哪里，都十分引人注目。
“文革”时，他因为出身好，当了学校“刺刀红兵团”的头头。那时，学校分“造反”和“保皇”两派。他独树一帜，成了第三派。批判会上，“造反”派和“保皇”派，为该批斗谁和不该批斗谁，争得你死我活，他呢，飞身上台，干脆把“牛鬼”们掳去，辩言别人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此事得由他来定夺，因而平息了争斗。后来学校里山头林立，各派互不相让。他则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宣布别人的组织为“非法”，占了人家的地盘，平了人家的山头。到了所谓“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时候，各造反组织都为争官夺位而闹得不可开交时，他却带头“上山下乡”了。
下乡后，八六依旧是我们知青的头儿。凡重活累活，他不落人后：锄地割麦，冲锋在先；扛粮入囤，数他肩上的袋子沉；上山采石伐木，他专挑危险的干。论能干，知青中没人可与八六相比的，但他偏偏不讨领导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无组织纪律”，凡事爱较个理儿。什么掌权的多吃多占啦，当官的办事不公啦，一旦让八六知道了，他都不会轻易放过，留什么情面的。在领导们看来，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能那么“傲”啊。
说他“傲”，还是轻的。一次，党员木匠小杨子突然向连领导“告发”：八六解手时用刊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擦了屁股。说实在的，那年头哪有擦屁股用手纸的，图便捷，大家都撕报纸当手纸，至少男知青们都是那么干的。而问题是，那时候报纸上哪一天不载有舵手毛的画像呢？所以小杨子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对他越来越“不感冒”的连领导们，还管什么青红皂白，抓住这件事，对八六展开批判，还撤了他的付排长职务，企图借此打掉八六的“傲气”。
被撤了职的八六，依然故我，凡事仍喜欢追个究竟，讨个明白。知青们都管他叫“傻冒”，领导们则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二里屯至抚远的战备公路开筑，便把他送去修路。修路回来，又被调到农场尽北端的开荒连。从此，哥儿们就很少见到他了。即使偶尔遇他下山来办事，也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们见了一面。虽然他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学校的大专班，却又为留在农场的妻子即将分娩而犯愁。哈尔滨和七台河远隔数百里，无奈的他，只能利用课余假期两头跑。七九年，妻儿随知青返城潮回到了上海，他毕业后则被分配在哈尔滨的一所厂校里当数学教师。妻儿返城后，无房无收入，只能栖居在他丈人家中，因为彼此生活不便，渐渐引来了丈人的不快。八六远在千里之外，闻讯后心急如焚，竟口吐鲜血。问医后，方知患了鼻咽癌。
手术后承蒙厂校照顾，八六得以返沪养病。这样，家算是团圆了，他却又为生活操起心来。一期化疗刚完，八六便拖着病体，做起贩卖西瓜的生意来。他独自下乡从农村运来一船西瓜，正待出售时，恰逢阴雨连绵，满船西瓜几乎烂尽。他心如刀割，致癌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医院。
就这样，八六拿着自己的命儿作赌注，支撑着这个家庭。出了院，他继续想方设法，寻找各种养家糊口的门路。八六售过服装，卖过冰棍，凡能挣钱的活路，他都尝试了。那些年，我们每每见到他，依旧是一付北大荒装束，破旧的毡帽遮在脸上，身子用棉袄紧紧地裹住，仍然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生前，八六十分钟爱自己的独子。他儿子长得聪颖活泼，象他一样擅长数学，下得一手好棋。在八六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从他那愁苦脸上能见到的鲜有笑容，是发自为父的骄傲和对儿的期望。“给儿子多留些钞票”，这就是八六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八六是我中学同学，一块儿下乡去北大荒的。因他身高一米八十六，故得此雅号。八六不但身高体壮，而且敢打敢冲，凡事爱出个头，叫个劲儿，所以，不管到哪里，都十分引人注目。
“文革”时，他因为出身好，当了学校“刺刀红兵团”的头头。那时，学校分“造反”和“保皇”两派。他独树一帜，成了第三派。批判会上，“造反”派和“保皇”派，为该批斗谁和不该批斗谁，争得你死我活，他呢，飞身上台，干脆把“牛鬼”们掳去，辩言别人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此事得由他来定夺，因而平息了争斗。后来学校里山头林立，各派互不相让。他则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宣布别人的组织为“非法”，占了人家的地盘，平了人家的山头。到了所谓“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时候，各造反组织都为争官夺位而闹得不可开交时，他却带头“上山下乡”了。
下乡后，八六依旧是我们知青的头儿。凡重活累活，他不落人后：锄地割麦，冲锋在先；扛粮入囤，数他肩上的袋子沉；上山采石伐木，他专挑危险的干。论能干，知青中没人可与八六相比的，但他偏偏不讨领导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无组织纪律”，凡事爱较个理儿。什么掌权的多吃多占啦，当官的办事不公啦，一旦让八六知道了，他都不会轻易放过，留什么情面的。在领导们看来，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能那么“傲”啊。
说他“傲”，还是轻的。一次，党员木匠小杨子突然向连领导“告发”：八六解手时用刊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擦了屁股。说实在的，那年头哪有擦屁股用手纸的，图便捷，大家都撕报纸当手纸，至少男知青们都是那么干的。而问题是，那时候报纸上哪一天不载有舵手毛的画像呢？所以小杨子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对他越来越“不感冒”的连领导们，还管什么青红皂白，抓住这件事，对八六展开批判，还撤了他的付排长职务，企图借此打掉八六的“傲气”。
被撤了职的八六，依然故我，凡事仍喜欢追个究竟，讨个明白。知青们都管他叫“傻冒”，领导们则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二里屯至抚远的战备公路开筑，便把他送去修路。修路回来，又被调到农场尽北端的开荒连。从此，哥儿们就很少见到他了。即使偶尔遇他下山来办事，也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们见了一面。虽然他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学校的大专班，却又为留在农场的妻子即将分娩而犯愁。哈尔滨和七台河远隔数百里，无奈的他，只能利用课余假期两头跑。七九年，妻儿随知青返城潮回到了上海，他毕业后则被分配在哈尔滨的一所厂校里当数学教师。妻儿返城后，无房无收入，只能栖居在他丈人家中，因为彼此生活不便，渐渐引来了丈人的不快。八六远在千里之外，闻讯后心急如焚，竟口吐鲜血。问医后，方知患了鼻咽癌。
手术后承蒙厂校照顾，八六得以返沪养病。这样，家算是团圆了，他却又为生活操起心来。一期化疗刚完，八六便拖着病体，做起贩卖西瓜的生意来。他独自下乡从农村运来一船西瓜，正待出售时，恰逢阴雨连绵，满船西瓜几乎烂尽。他心如刀割，致癌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医院。
就这样，八六拿着自己的命儿作赌注，支撑着这个家庭。出了院，他继续想方设法，寻找各种养家糊口的门路。八六售过服装，卖过冰棍，凡能挣钱的活路，他都尝试了。那些年，我们每每见到他，依旧是一付北大荒装束，破旧的毡帽遮在脸上，身子用棉袄紧紧地裹住，仍然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生前，八六十分钟爱自己的独子。他儿子长得聪颖活泼，象他一样擅长数学，下得一手好棋。在八六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从他那愁苦脸上能见到的鲜有笑容，是发自为父的骄傲和对儿的期望。“给儿子多留些钞票”，这就是八六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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