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接待维多利亚大学迪克逊博士来访，随行的有他读小学的女儿。在他们住宿的金沙江酒店大厅里，我看到他女儿兑换了三百加元的人民币，便好奇地问：钱是她自己挣的吗？迪克逊答，不错，她自个儿送报攒的。当时我心里想，还是国外小孩好，这么小年纪就知道干活赚钱了。
到维多利亚后才知道，这个城市的市报《时代和殖民者日报》几乎全由中小学生派送。报社根据地区划分送报线路，每条路线约送三十来份报纸。清晨，报社先用卡车把扎了捆的报纸分送到各条线路的交接点上，然后由报童们（paper boys or girls）把报分送到各订户家门口。此外，报童们还得负责收报费。原则是先看报，后收费，每两周收一次。收到报费后，按每天送一份报纸留一角钱的比例作报酬，其余的上交报社。
那时留学生不能出校园打工，但送报的活可以做，因此一些奖学金不敷支出的留学生也早起送报。孙逊是上海来学英语的留学生，给我住所对面的两栋老年公寓送报，每栋公寓三十多份报，电梯上下，用不着半小时就可送完，不耽误上课。送一个月报，收入差不多有近二百元，足够抵充伙食费的了。孙逊后来跟计算机系留学生小卢热恋，不久他们决定同居，另觅住处了。新住处比较远，孙逊不可能继续送报，就把这“工作”让给了我。
为了送报，我在住家旧货摊（Garage Sale）上花五元钱买了一辆旧脚踏车。每天天还没亮，我在报社交接点上拿到报纸后，将一捆报纸斜背肩上，另一捆搁在车把子上，骑车时两手夹紧了，将报纸小心运到公寓楼前；然后扔下车，点清报纸份数，搭电梯直奔顶层，由上往下送。公寓楼很大，过道灯光昏暗，人们尚在熟睡中，我将一份份报纸搁放在各单元门前的地毯上。楼里也有早起的订户，听到我的脚步声，猜出送报的来了，便开门对我说声早上好，取过报纸回屋了。
弗雷德是我送报的小伙伴，才十一岁，独子，父母亲都是律师。他给公寓楼后面的独立屋派报。有一天，他对我说，王先生，我要和爸妈出外度假两个礼拜，您能代劳吗？我爽朗地答道：“没问题，祝你度假快乐！”接着，弗雷德认认真真地将各家各户的情况对我作了交代，末了，又“老练”地与我谈起了报酬问题。他说，代劳两周的报费，您收您留，另外我再补贴您10元钱作为酬谢费。嗨，我从小到大没做过生意，想不到生平第一笔“商务往来”竟是和这十一岁的小“外商”在加拿大谈成的。弗雷德度假回来后说读书忙不再送报了，想把他的活让给我。我接受了，并送了他一个国内带来的工艺品。他对我说了声“祝您好运（good luck）！” 高兴地走了。
清晨送报，一般见不着订户的面，两个星期登门收一次报费，才真正是与报纸订阅者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西人待客诚恳，也很热情，尤其是那些老人们，每回上门，他们多会请你进屋让座，熟了，还会给你一个拥抱，然后嘘寒问暖。这倒是我练习英语口语的好机会。可有一个单元住的胖老太太，每回我收报费，她都仅仅打开一条门缝，小心翼翼把早准备好了的报费递给我，然后说声谢谢，随即把门关上了。后来有一周，又该收报费了。连续几天我到她家敲门，都没人应。外出了？！报社的报费不能拖欠啊，这咋办？我找公寓的管理员。他告诉我，老太太不久前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你送的报都是她妹妹代收的。我问，怎么才能见到她妹妹呢？公寓管理员要我明天晚上来。第二天，我按时上门。象往常一样，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胖乎乎的脑袋，把准备好的钱递给我。我愣住了，惊得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她不活着吗？！老太太低声说是她妹妹，我才醒过神来。
冬天来了，下雪了，起伏不平的路面上有冰棱子。我的脚踏车是跑车型的，车身轻，车轱辘窄，不但上坡时推车费劲儿，下坡不小心，还容易滑倒，跌伤腿，擦破皮。多亏年轻时下乡吃过苦，那点伤痛，还受得住，但难熬的是在报社交接点上等报纸，冬天事故多，报社的报纸经常晚点。因为送报这体力活容易出汗，所以出门不敢多穿衣裳，站在刺骨寒风中等待报社大卡车送来当天报纸，浑身打哆嗦。我的交接点在一家小卖店门口，店主是华人。清晨出门溜狗，他看到我抖抖索索的，总在店里冲杯巧克力热饮料给我御寒。
圣诞节到了。它是全民喜庆的节日，我照常送报。许多订户都会在房门外放上圣诞贺卡和礼物，贺卡上指名给Paper Boy（送报人）的。节前上门收报费，不少订户还会付给加倍的报费作酬劳，还有成为朋友的订户知道我在加拿大单身一人，便热忱邀请我到他们家里一块儿吃圣诞晚餐。我推车走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四处静悄悄，从张灯结彩的窗户里，看到有人坐在壁炉旁看报，心里真是甜丝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