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时候，农场已改制为团，团长和政委都是戴领章挂帽徽的现役军人。象部队一样，团部设司政后，司政后机关一把手，无一例外都是部队来的，副职才是原农场的干部。下乡第二年，改制工作进行到生产队，从此，生产队被称为连队了。按照规定，连级干部的产生，先由党支部提出候选人，然后经过全连职工和知青们投票选举，再报送团部机关批准。
那时“文革”运动正方兴未艾，干部任用需经过“民主选举”，这符合当时的“革命大方向”。但在七连搞选举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波。
原来，党支部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中，连长，指导员和机务副连长是原生产队的干部，一名副指导员和一名副连长则都从下乡知青中选拔，这也符合当时的流行做法，毕竟知青占了全连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嘛。对其他候选人，大家没有太大异议，问题出在那个知青副连长的候选人上。党支部提名的是六八年北京知青侯子贞。侯子贞下乡前是学生干部，“文革”中是校革委成员。他待人处事比较正经八摆，且不苟言笑，让人有不太容易亲近的感觉。选举结果公布后，侯子贞在知青中几乎全军覆没，大多数知青选票都跑到了当时连里还默默无闻的一个上海知青头上。他是谁？不是别人，即是敝下。
这下麻烦大了，党支部提名的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还得了！无疑，选举结果很“自然”地被宣布无效，作废了。接着几天看到的是紧锣密鼓的各种会议，从党到团，从贫下中农到知青骨干，层层发动，级级落实......
其实，不要说当时，就是在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那次选举中如此受知青们的青睐。我不但对选举结果颇感惊讶，而且觉得头皮麻酥酥的，有点儿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不久前，我刚接到了父亲从上海青浦五七干校寄来的信。信里告诉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父亲因为解放前的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信是父亲在被隔离前匆匆发出的。这显然给了我一个信号：当心受牵连。过去我算得上一个“出身好”的兵团战士，今后可能不是那样了。出身有问题，连兵团战士的资格都值得考虑，怎么还能当什么干部呢？
正在我提心吊胆时候，坏消息接踵而来。有人在知青和职工中宣传，我曾在去年与八六和老康私办油印小报，“攻击领导”，是“阶级立场不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样的人不配当干部。我明白，话虽是底下人放出来的，代表的却是党支部的意见啊，我忧心重重，心里很苦闷。猪舍离连队驻地有两三里路远，我整天躲在猪圈里，避免与人接触，试图用孤独来去除自己心中的烦恼。
接着举行了第二次选举。第二次选举的结果符合党支部的愿望，五名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我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但仍出乎意料的是，党支部在随之公布的班排长名单中，竟把我添甄为后勤排长。这也许是为了弥补选举程序的“不当”，或者是因为顾忌“民意”，他们才这样做的。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反倒使我刚放下了的心，又紧绷起来。至于领导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作如此安排，我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所思虑的是由此引起的干部审查，会把父亲被隔离的问题暴露出来，让自己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急忙找新当选的连指导员老于，陈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各种理由。指导员蛮和气地对我说，不行就慢慢学么，这是领导和群众对你的信任，你可不能辜负哦。话说到这个地步，我无言以对，心里却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几个月后，家里又来信了。从信里得知，父亲被解除隔离了。虽然我还不十分了解父亲被抓被放的底细，但看了信，心里就象久憋着的一口气吐了出来，顿时觉得轻松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