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板

吴老板是个瘦骨嶙峋、面目清癯的老头，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看上去象乡村师爷。我认识吴老板是在他的横滨日餐馆打工的时候。起初做洗碗工。虽说洗碗用机器，但要让厨房用的锅碗瓢盆和前堂客人们用的碗筷酒杯等，都能周转起来，亦非易事。我手脚麻利，不但应付自如，得空还主动给大厨头当下手。大厨头觉得我干活有眼力架，挺满意，完工后犒劳我，开车载我去看脱衣舞，掏钱让我在赌场玩一把。吴老板知道了，担心我会“腐化堕落”，悄悄对我敲“警钟”，我向他拍拍胸脯说：“您老放心吧，咱是从红色中国来的！”

吴老板不放心，为了不让我跟大厨头跑，餐馆打烊后，就留住我喝啤酒，吃生鱼片，边吃边聊，然后送我回家。偶尔餐馆不营业，他还会叫我到家去喝茶。接触多了，我就了解了这位师爷的坎坷经历。

吴老板是出生在柬埔寨的华人后裔。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父亲随滇缅远征军到柬埔寨，给英军当翻译。以后就地结婚生子。西哈努克时期，因为柬埔寨与中国关系好，办了许多中文学校，所以吴老板不但学得一口流利国语，甚至还能把《东方红》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在柬埔寨，吴老板是个成功的商人，家有大小妻室。由于他不是土著柬人，做生意受限制，又找了一个柬埔寨女子当“三奶”。后来，红色高棉上台，不但要“共”他产，还要让他和家人“上山下乡”，接受改造。他抛下第三个老婆，拖家带口地跑到西贡。

在西贡，吴老板企图重打锣鼓另开张，不料，越美战争越演越烈，在美军狂轰滥炸下，活命都困难，别说做买卖了。吴老板花几根金条，买了一条小船，准备带刚成年的侄儿偷渡出海。前后尝试了三次，终于闯关成功，随船飘流到公海。在茫茫大海上，吃的喝的都没了，饥渴难忍，只能饮尿维生。在生死关头，幸亏被马来西亚海军搭救，送到吉隆坡难民营。在难民营生活三年后，受国际难民组织安排，他和侄子移民到了加拿大。

来到加拿大后，吴老板遂与侨居法国的姐姐联系上了。到底是“师爷”，看得远，偷渡前吴老板就设法把做生意多年积攒的钱汇到了他姐姐处。现在人没死，钱就成了进一步营救他全家性命的依靠了。吴老板先把他二太太和女儿搞到澳大利亚居留，接着担保大太太和五女一儿来加拿大团聚。

家庭团聚了，吴老板接着寻找全家营生的行当。经过几番调查后，他选定办餐馆：一来从前在越南经营过饮食店，驾轻就熟，二来大小六个娃儿都长大成人了，因为没念什么书，找工作不容易，办个餐馆可以解决儿女们的就业难题。地处闹市的横滨日餐馆靠近省政府办公楼，平日就餐的政府官员多，生意不错。吴老板亲入“虎穴”，进餐馆打工，以后又让他大女婿和二女儿也加入进来。这样，吴老板在后面厨房里学做日餐，女婿“盯”住寿司吧台，女儿则在前堂当服务员，不出几个月，把餐馆里里外外摸个透，然后说服餐馆的日裔老板，出高价盘下了生意。

我进横滨日餐馆打工时，就在吴老板买下餐馆两个月后。不久，大厨头找到新东家了，当二厨师的是吴老板的侄子，嫌舅舅给的薪水低，也要走。吴老板一时找人困难，就要我顶厨师的活，掌勺做日式铁板烧。前段时间，我给大厨头当下手，对掌勺的活不陌生，挽起袖开干了。厨房缺人，我还介绍朋友老郑进店，接替我的工作。老郑年轻时也下过乡，在农场伙房做饭，练得了一手好刀工。切菜时，他两眼照看炸甜不辣（日式油炸蔬菜）的油锅，双手不停，切刀照常在砧板上飞舞。吴老板高兴极了，不住地感谢我为他找了一个好雇员。

渐渐地，我发现横滨日餐馆的经营大权旁落到吴老板女婿手里了。吴老板女婿是越南难民，为人刁钻精明。当初他缠上吴老板大女儿时，吴老板就不赞成，劝女儿找个正派点的，可女儿不听，等肚子搞大了，不得不匆匆成婚。成婚后，他女婿脸上的鼻子好象跳到眉梢上去了，开始对老丈人不买账。我几次提醒吴老板“传子不传女婿”，吴老板点头说心里明白，却又很无奈，因为他儿子不争气，十七八岁，只知道玩，对家庭生意不上心，再说自己年纪大了，累不起，只能听任女婿在店里任意摆布。

不知道他女婿察觉我在他背后“使坏”，还是有意赶我们走，月末给我和老郑的工资单少了好几个小时的薪水。我们责问他原因，他说店里有记录，不会错。我们给他看我们自己做的记录，并让他老丈人作证，他竟蛮横不讲理，朝他丈人发火，我俩差点揍了他。一气之下，我们要店里补足欠缺的工资后，立刻辞职不干了。临走，吴老板一再跟我说对不住，还悄悄塞给我一张支票。过几天，他又给我来电话，邀我一起吃午茶。以后，我虽然不在吴老板的餐馆打工了，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海外读趣

出国前夕，我从自己房间里两个堆满各种图书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英语口语手册》和一本《英文书信写作》，连同写字台上早已翻烂的《新英汉字典》，一起塞进装满衣服的旅行箱，回头瞥了一眼书架上两卷本崭新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和有点陈旧的《大英百科全书》。这两个书架上的书籍多数是我十余年在大学读书、教书和做研究买来的，也有依自己的兴趣收集的。我喜欢读八十年代时兴的朦胧诗，所以书桌上总少不了舒婷、北岛、顾城等人的诗集。读他们的诗，就像大热天吃了冰砖般，心底一股凉意油然而生。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也是我读书的偏好，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我都反来复去地读过不至一遍了。这次背井离乡去加拿大留学，不知何时才能同这些读过的和没来得及读的图书再见面？

我来到太平洋彼岸一所有着美丽校园的大学学习教育管理。虽然有资助，可以买书，但经费控制在指导教授手中。他要我们开列书单，然后交由秘书统一购买。我递交的书目有《当代教育哲学》、《教育统计和测量》以及《学校行政史》等，教授看了书单，没言语，照着买来了。拿书时，凑巧看到购书清单上还有一位不相识的中国女子的名字，买的是英语课本，十分好奇。向别人打听后才知道，她是教授在北京结识的女友，由他“资助”来加拿大的，只是教授没敢把她领回家罢了。

后来，我转行读计算机科学，没有奖学金，还得交学费，自己和其他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样，一分钱要掰成两半儿花，能省则省。每学期开学，最大一笔费用就是买教科书。我总是设法从前届老同学那里买旧课本，然而最省钱的办法却是，买一本新教科书，站在复印机旁把整本书复印后，再退还给书店。但有的印刷精美的大学课本，内容充实全面，紧随学科潮流，写得也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适合自学，自己看了心里喜欢，咬咬牙也就买下来了。几年下来积累了一大堆学过的教科书，至今还自豪地插放在我办公室的小书架上，有的上面粘贴着印有买书日期和售价的小标签：《数据结构》90年12月13 日买的，售价是81元2角5分；《系统分析和设计》91年12月买的，售价是69元9角5分。还有象《计算机图像导论》和《数据库建设》等书，虽说旧了，内容也过时了，但有时在公司里做工作报告或技术演讲，我仍会参考一下，学学人家怎么把复杂技术问题讲清楚的本事。

毕业后不久，北美进入所谓“新经济”的疯狂年代，个人电脑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一见钟情，两者天作之合就像干材遇上烈火，转眼间互联网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各种书店里砖头般厚重的电脑图书汗牛充栋。这期间，我左蹦右跳地换了三、四个公司，换一个公司，长一套技术，个人业务能力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公司都十分支持雇员进修业务，因此，我进过不少时新技术的学习班，买了不少电脑参考书，所花费用，公司都给报销。工余周末，我还经常去附近的书店里读书，有时也利用书店的商品退还政策先买下，二个星期内快速读完再原价退书。虽然心中惭愧万分，但技术更新速度快，情况紧急，要养家糊口，也就无可奈何了。

家里也断断续续订阅一些报刊杂志，其中有《时代周刊》和加拿大的“国刊”《麦客林》等。我比较爱读《时代周刊》，文字简明易懂，文章篇幅都不长，却很耐看，时下发生的有影响的事儿，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科学、人文，都有绍介和评论，看一期《时代周刊》，便可把脉世事动态，不至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相较而言，《麦客林》的文章不太好读，虽联系本国实际，但读了往往不得要领，唯最后一页追忆当年因故早逝者生平的短文，系我独爱。文章记载的都是平头百姓，有农夫、货车司机、教师，还有未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等，凡人小事，平铺直叙，读来自然亲切，有掩卷启思之感。

作为业余生活的消遣，我阅读西方文化名作和现代哲学。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的作品，都是哲学和文学结合的典范。奥维德的《变形记》是企鹅出版社的英译本，读后感觉这篇瑰丽迷人的神话长诗的艺术成就绝不亚于三大著名史诗。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剧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千多行简洁的诗句，就把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人类而被钉在高加索山的悲剧呈现在眼前。美国现代文学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描写生动精确，文字简洁，读了对自己的英文写作似有助益。另外，象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没时间从头到尾地细读，但都有涉略。出国前曾看过讨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文章，但未读过原著。库恩的科学哲学直接挑战波普尔的“证伪说”，提出“范式革命”推动科学发展进步。以我对科学史的阅读和了解，完全同意库恩对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

身在海外，读中文书反而更方便了，许多国内不能出版或发表的书或文章，都能看到。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后，我拜读了他的《灵山》。坦白讲，读不懂。不知我水平差还是他太深奥，总之读了，没动心。不能动心的文学作品，难说是部好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读不懂，但读了动心，觉得它是一部不朽的科学名作。我对中国文学发展一直很失望，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还难见到真正有诺贝尔奖水准的作家和作品。倘若把这全归罪于文化专制也不尽然，同样文化专制的苏联为什么还出了一个肖洛霍夫和一本《静静的顿河》，更无庸说后来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了。是中国的“故事”少吗？是中国的“故事”不够惨烈吗？都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余秋雨的一些书曾在国内文化界撩起一丝波澜，我读了觉得比读学术专著轻松，又比一般随笔闲杂文字耐读，但读多了，乏味，因为雷同。最近还看到国内风行于丹和易中天的书，感到好奇，回国探亲时买了。易中天的书我尚能读完，然而那位“女圣人”于丹的书，看了几页，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时下歌有流行歌，音乐有流行音乐，难道思想也有流行思想的吗？流行的思想，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操作，它们终究不会有多大价值的。

从互联网上搜索有阅读价值的文章，也是我工作之余的一大嗜好。前些年，王伯庆讲北美生活故事的小文，得篇必读；近一阵子，马悲鸣的政论短文，刊之总先睹为快。两人都是80年代大陆留学生，学而有成，文笔和见识俱佳，所写文章，读来饶有趣味。李南映（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和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写他们母亲的文章，读了则有悲天悯人的凄凉感。他们的文章揭示了两个扭曲了的母性：为了政治正确，她们竟能斩断亲情，背叛伦理；在革命至上的名义下，对自己生育的子女也可以铁血心肠、冷酷有加。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变成了丧心病狂的政治动物；《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本不是清纯娴淑的乖女子，甫志高原型却是谦谦君子北大教授张中行。

近些年，我还读了不少海外出版的中文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李志绥和张戎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书。一位香港移民的地产经纪看了后询问我的意见，我只告诉他，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坏事不假，但他基本上算个崇尚皇权的理想主义者，决不是痞子流氓，更不是酒囊饭袋。张戎父亲官至省委宣传部长位，“文革”中受冲击而死。她爱之既深，恨之愈烈，容易理解，不过带着情绪写书，毕竟站不住脚。（张戎的另一本书《鸿》记录了她母亲一家三代人的变迁，值得一读。）同样出身于共产党宣传部长家庭的杨小凯，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在“文革”初期因文字祸入狱十年，狱中苦学数学和英语，“文革”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自创了新边际经济学理论。如果不是五十多岁患癌病去世，学界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人。他的书和文章，我大都看过，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同龄学子。他如果没在青年时期被囚十年，因而健康没受损害的话，中国就不会失去这样一位将会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智慧的经济学家了。杨小凯的短暂一生结束了，但他留下了值得我们一读的书和思想，有价值的书和思想是不会随肉体逝去的。

有道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我想，那是对立志做官的人说的，悬梁刺股，为的是功名及第，仕途腾跃。这种读书态度，今人实在要不得的。培根讲，“读书才能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完善的人，应该是有情趣和思想丰富的人，而不该只是以追逐官禄为生的书虫。因此，我把这对联改了两字：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边思作舟。趣与思，才是我们读书、学习的原动力。

送报

出国前接待维多利亚大学迪克逊博士来访，随行的有他读小学的女儿。在他们住宿的金沙江酒店大厅里，我看到他女儿兑换了三百加元的人民币，便好奇地问：钱是她自己挣的吗？迪克逊答，不错，她自个儿送报攒的。当时我心里想，还是国外小孩好，这么小年纪就知道干活赚钱了。

到维多利亚后才知道，这个城市的市报《时代和殖民者日报》几乎全由中小学生派送。报社根据地区划分送报线路，每条路线约送三十来份报纸。清晨，报社先用卡车把扎了捆的报纸分送到各条线路的交接点上，然后由报童们（paper boys or girls）把报分送到各订户家门口。此外，报童们还得负责收报费。原则是先看报，后收费，每两周收一次。收到报费后，按每天送一份报纸留一角钱的比例作报酬，其余的上交报社。

那时留学生不能出校园打工，但送报的活可以做，因此一些奖学金不敷支出的留学生也早起送报。孙逊是上海来学英语的留学生，给我住所对面的两栋老年公寓送报，每栋公寓三十多份报，电梯上下，用不着半小时就可送完，不耽误上课。送一个月报，收入差不多有近二百元，足够抵充伙食费的了。孙逊后来跟计算机系留学生小卢热恋，不久他们决定同居，另觅住处了。新住处比较远，孙逊不可能继续送报，就把这“工作”让给了我。

为了送报，我在住家旧货摊（Garage Sale）上花五元钱买了一辆旧脚踏车。每天天还没亮，我在报社交接点上拿到报纸后，将一捆报纸斜背肩上，另一捆搁在车把子上，骑车时两手夹紧了，将报纸小心运到公寓楼前；然后扔下车，点清报纸份数，搭电梯直奔顶层，由上往下送。公寓楼很大，过道灯光昏暗，人们尚在熟睡中，我将一份份报纸搁放在各单元门前的地毯上。楼里也有早起的订户，听到我的脚步声，猜出送报的来了，便开门对我说声早上好，取过报纸回屋了。

弗雷德是我送报的小伙伴，才十一岁，独子，父母亲都是律师。他给公寓楼后面的独立屋派报。有一天，他对我说，王先生，我要和爸妈出外度假两个礼拜，您能代劳吗？我爽朗地答道：“没问题，祝你度假快乐！”接着，弗雷德认认真真地将各家各户的情况对我作了交代，末了，又“老练”地与我谈起了报酬问题。他说，代劳两周的报费，您收您留，另外我再补贴您10元钱作为酬谢费。嗨，我从小到大没做过生意，想不到生平第一笔“商务往来”竟是和这十一岁的小“外商”在加拿大谈成的。弗雷德度假回来后说读书忙不再送报了，想把他的活让给我。我接受了，并送了他一个国内带来的工艺品。他对我说了声“祝您好运（good luck）！” 高兴地走了。

清晨送报，一般见不着订户的面，两个星期登门收一次报费，才真正是与报纸订阅者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西人待客诚恳，也很热情，尤其是那些老人们，每回上门，他们多会请你进屋让座，熟了，还会给你一个拥抱，然后嘘寒问暖。这倒是我练习英语口语的好机会。可有一个单元住的胖老太太，每回我收报费，她都仅仅打开一条门缝，小心翼翼把早准备好了的报费递给我，然后说声谢谢，随即把门关上了。后来有一周，又该收报费了。连续几天我到她家敲门，都没人应。外出了？！报社的报费不能拖欠啊，这咋办？我找公寓的管理员。他告诉我，老太太不久前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你送的报都是她妹妹代收的。我问，怎么才能见到她妹妹呢？公寓管理员要我明天晚上来。第二天，我按时上门。象往常一样，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胖乎乎的脑袋，把准备好的钱递给我。我愣住了，惊得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她不活着吗？！老太太低声说是她妹妹，我才醒过神来。

冬天来了，下雪了，起伏不平的路面上有冰棱子。我的脚踏车是跑车型的，车身轻，车轱辘窄，不但上坡时推车费劲儿，下坡不小心，还容易滑倒，跌伤腿，擦破皮。多亏年轻时下乡吃过苦，那点伤痛，还受得住，但难熬的是在报社交接点上等报纸，冬天事故多，报社的报纸经常晚点。因为送报这体力活容易出汗，所以出门不敢多穿衣裳，站在刺骨寒风中等待报社大卡车送来当天报纸，浑身打哆嗦。我的交接点在一家小卖店门口，店主是华人。清晨出门溜狗，他看到我抖抖索索的，总在店里冲杯巧克力热饮料给我御寒。

圣诞节到了。它是全民喜庆的节日，我照常送报。许多订户都会在房门外放上圣诞贺卡和礼物，贺卡上指名给Paper Boy（送报人）的。节前上门收报费，不少订户还会付给加倍的报费作酬劳，还有成为朋友的订户知道我在加拿大单身一人，便热忱邀请我到他们家里一块儿吃圣诞晚餐。我推车走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四处静悄悄，从张灯结彩的窗户里，看到有人坐在壁炉旁看报，心里真是甜丝丝的。

洞庭西山：太湖明珠

我老家在洞庭东山，与洞庭西山对峙，两地相隔只数里湖面。小时候住在东山渡村外婆家，由表姐引路翻过东山，然后坐小船摆渡到西山玩。虽然忘记游了哪些景致，但还记得为免外婆牵挂，当天回到外婆家吃的晚饭。

是次自加拿大返国探亲，到洞庭西山乃应表哥之邀，去他的湖边别墅度假的。表哥特地让司机开车来上海接我们。从上海到苏州，穿过太湖大桥到西山，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太湖明珠洞庭西山，是太湖中的第一大岛，也是中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太湖大桥，宛如长虹卧波，把西山与苏州连为一体。桥体简捷明快，轻巧新颖，与太湖山水相得益彰，如一条飞舞的银链，飘落在太湖群岛之间，蜿蜒起伏。车过太湖大桥，只见远山近水、峰峦坞谷、湖湾人家，一一映入眼帘，把人带入“水抱青山山抱花，花幽深处有人家”的诗情画意之中。

石公山、林屋洞和明月湾是洞庭西山的三大美景。在那里，景与诗、自然与人文、古典与现代，融合一体，美不胜收。这次到故乡一游，不仅观赏了美景，更陶冶了情操，实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旅。特将游时所见、游后所闻，录记如下，既为自己留存，也为推介予未去之客。

石公山

石公山是一座青石山。它背倚丛岭，斗突太湖；山衬水映，美景天成。山上怪石嶙峋，岩壁陡峭，洞穴众多。

归云洞，坐北朝南，面向烟波浩瀚的太湖，遥天螟色、幻形恍惚，景致美丽动人。“朝随白云飞，暮共白云宿。千峰回斜阳，顷刻变紫绿。松顶奏笙竽，石根喧琴筑。欲知动生静，此心即虚谷。”这是明代万历进士沈琼给归云洞的写照。

夕光洞，洞口亦朝南，顶部有两条裂隙。其中一条裂隙呈东西走向，每当太阳西下时，阳光透过树隙射到洞里，色彩浓淡有致、褶褶生辉。明人沈琼《夕光洞口观落日》诗曰：“天光射水水射天，万象摇动群峰前。日车似避水伯怒，欲落不落空中悬。金波百道流血鲜，上下两镜断欲连。转瞬两镜成一镜，阳乌轩翥金雅联。云霞红紫态万千，瞑色忽销苍苍烟。黯惨休嗟景不延，回头月出东山巅。”夕光洞的落日之美，给人以不饮自醉的感觉。

一线天，在石公山中部南坡，原名“风弄穿云涧”。两壁青苍，石隙成缝，狭小仅容一人上下。有阶石五十三级，取佛教“五十三参，参参见佛”之意。明人沈伯英《一线天》诗云：“须臾盘折出木杪，如晦而卧日方晓。人生休歌引路难，历尽崎岖见坦道。”

云梯，在石公山东侧。一块巨石直上山顶。上有不规则的天然石蹬，状如梯子，故名云梯。清末林屋散人秦敏树《云梯》诗云：“山梯若苔迹，直上浮云端。青天亦可阶，独立愁高寒。”“云梯”摩刻，系严徵所书。

林屋洞

林屋洞位于西山东部林屋山下，为一石灰岩溶洞，由太湖水冲积而成，深数百米，因幽邃奇绝，号称“天下第九洞天”。林屋山上有道观，是古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自汉以来，曾不断有道教高士隐居于此。洞内奇石成林，景观奇幻。

石芽，是洞底板上突起的基石。形成石林，自成一格，在全国溶洞中独树一帜。

石堑，是溶洞底板上的沟槽，状若战壕。它的特点是深度大于宽度。石堑或直或曲，或长或短，深浅不一，变化多端。《五行》书称石堑为地脉，它连通地下暗河，源远流长，终年不涸。明镜一般的水面倒映着巉岩峭壁，风韵别致、美意至多。

石台，是洞壁上挑出的一块水平基岩，道教称它为仙人床。北宋末年的吏部尚书刘珏听了道士的传言，写了一首神游石床的诗：琼液新水贮满瓢，洞天深处姿消遥。长歌隐士紫芝曲，相和神仙碧玉箫。月照石床云不断，风生嘉树叶皆飘。蟠桃忽报花如锦，飞渡瑶池酒未消。

石龛，是洞壁上的洞中洞，形状好象庙里供奉佛像的小阁子。道教称它为神龛。天沟，是嵌在洞顶板中部的曲槽。它的断面水平宽度大于垂直高度。天沟长约20多米，在沟体上伴有起伏多变的石纹且有龙的形象，道教称它为神龙。

洞内无形的泉眼许许多多，有形的泉眼有两个：乳泉和紫隐泉。乳泉之水，白如乳汁，俗称奶奶泉。它的特点是雨季水多，激烈奔放，状如瀑布；旱季水少，轻柔徐缓，形似细线。紫隐泉，水源充沛，终年不断。明朝大学士王鏊的《紫隐泉》诗曰：“洞口有深井，云浆湛虚空。我来携一罂，会与仙源通。”

林屋洞不仅以石多、涧多、泉多而闻名，更是西山观赏梅花的最佳去处。每年正月，登高可观“林屋梅海”。 初春时节，西山万亩梅林，竞相怒放，白如花、金如银，丛香果里，暗香浮动。登上驾扶阁，但见太湖烟波浩淼，湖光山色，孤帆远影，八百里太湖浩浩荡荡，气象万千。

明月湾

它有一个如诗一般的名字，是一处像画一样的村落。古村位于洞庭西山南端石公山西两公里处，南濒太湖，背倚青山，地形宛如一钩明月，故称明月湾。“明月湾，吴王玩月于此”。《苏州府志》记载：相传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美女西施，曾经在此共赏明月，古村便由此得名。村后石排上仍保留着西施当年洗妆的画眉泉遗址。

明月湾古村处处展示出独特的江南乡村风貌，阡陌纵横，屋舍俨然。虽历经风雨，然而“败石残址，也入图画”。古村在布局上，南北走向有两条主要街道，由西向东渐次升高，曲折并行，流畅舒展。多条小巷与之垂直相交，构成棋盘格局。路人穿行其间，四通八达。街面由花岗岩条石铺设成街面，上可行人，下为泄水渠道。每遇大雨，山洪从渠沟中迅速排出。道路整齐清洁。民谚有“明湾石板街，雨后着绣鞋”之说。

明月湾的古建筑，大多重建于明清鼎盛时间，近年来又多有更新。建筑以二层为多，普遍是二到三进，外貌古朴简洁，内部精细文雅。不滥施装修，大多只在梁架、门楼等关键处略加雕琢，作传神点睛之笔，充分显示出明月湾人崇尚简朴，又不失风雅的文化风尚。明月湾向有“无处不载花，有地皆种桔”的习俗。房前屋后，甚至在塌废的宅基地上，也大多栽种柑桔、石榴、桃杏等花卉果木。花开季节煦丽烂漫，香飘四溢。现在，栽桔、捕鱼等副业劳作至今已成为明月湾人的主要传统经济产业。

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明月湾村名依旧，村址仍存，村落的格局也未有多大变动，千年古村文化绵延不绝，是村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盛唐诗歌中的明月湾，有白居易的“掩映桔林千点火，泓澄潭水一盆油”、 皮日休的“晓培桔栽去，暮作鱼梁还”、 陆龟蒙的“择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等等，诗人们对隐于湖山深处的明月湾印象深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浩翰的唐代诗歌中，所写村落指名道姓的并不多见，大加赞誉的不可多得，经诗人题咏赞美，越千年岁月延续至今，风光依旧的，更是难能可贵，这就是明月湾最为珍贵之处！

天水相接，一碧万顷，是明月湾古村的最大特色，而环境是古村落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明月湾的周边环境，是山水相依，得湖山之胜。明代顾炎武指出，明月湾村落，皆得益于太湖山水，其环境大多美不胜收，非同寻常。历史名人王铚认为明月湾村落的环境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远胜于其它村落，简直是人间仙境。站在明月湾的古码头上，面朝太湖，夕阳拖着长长的倒影，一直从天边延续到自己的脚边，落日熔金，天边的颜色像被晕开的一样。此时的落日，成了太阳最后的余辉，染红了波光鳞鳞的湖面；远山，在依稀朦胧中变成了镜头中大大的色块；民居炊烟，正袅袅旋升，渲染着这片古村落的勃勃生机。一幅多么美好的山水风光画啊！

当“工贼”

05年春夏之交，由于劳资合约谈判破裂，研科电话公司（TELUS）的一万四千多名工会工人罢工了。罢工的工人主要集中在西部卑诗省和阿尔伯特省。他们是各地电话维修站的安装和修理工人，以及电话服务中心的接线员们。由于劳资谈判已经旷日持久，所以公司高层早有准备。当工会宣布罢工之后，公司马上压缩业务，抽调出四千余名非工会的专业和管理人员顶上第一线，还从受罢工影响较轻的东部各省招募有经验的临时工，到西部来接替罢工工人的工作。

我被调派到列治文市的柔文维修站顶班。我的任务和其他被抽调出来的经理们一样，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周七天不休息，带着一名招聘来的临时工，开工程车到居民住宅或企业单位安装和修理电话。我的搭档叫Don。他来自多伦多，是东部贝尔电话公司的退休经理。

第一天中午，我俩开车到2号路和布兰黛尔街交叉口的汽车加油站。加油站的多通道智能电话有故障，我们正鼓捣着检查原因，突然，加油站人声鼎沸，来了十多个罢工工人。他们手持标语牌，大声向我们嚷嚷，要我们“提高阶级觉悟”，站到他们这边来，停止作业。我们不理睬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就封锁了加油站的两个出入口，加油的车辆进不来，出不去，乱作一团。这时，加油站老板急了，赶紧对我俩说，得了，别修了。再搞下去，我的生意就没了！我们只好收拾工具，开车离开了。

次日清晨，我开车上班，看到维修站大门口站满了示威的罢工工人。他们不但高呼口号，还对我们破口大骂，说我们是被戴伦（公司总裁）收买的“工贼（scabs）”。继而用他们的车堵住大门，不让我们进出了。后来警察奉法庭之命来疏通现场，但警察来了，这边说说，那边聊聊，拖拖拉拉，显然行动不力，大门照样被工人们堵着。Don告诉我，警察也是有工会的，这工会同情那工会，他们就差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咯。

因为法庭有裁决，罢工工人不能封锁维修站的出入口。他们便改变了策略，开自己的车，尾随每辆工程车，在路上“围追堵截”。工程车车体大，车身上有公司标志，很容易辨认。罢工工人只要在路上看到了，用手机联络，就可立即招人来围堵。公司打算针缝相对，弃用工程车，改用没标志的小车上门服务，这样工人不易察觉，但法庭不同意。为了不让工人们跟随我们到顾客处，妨碍顾客的生活或生意，我们开车外出，只要发现有工人的车跟随，就掉头冲上高速公路，加大马力朝城外驶去，试图甩掉他们。工人们开自己的车，烧的是自己的汽油钱，所以跟一段路也就作罢了。我们甩掉尾巴后，再到顾客处做事儿。

不久，工会开始补贴罢工工人的油费，我们冲高速公路这一招也就不中用了。于是，我们和工人们又在路上“斗智斗勇”起来。法庭规定，行驶中，工人的车必须与工程车保持三个车位的距离。我们把车开得时快时慢，工人们不好控制车速，一旦靠近工程车，我们立即用照相机拍下来，把照片递交法庭，指控工会违规。有时车到十字路口，我们有意放慢速度，在黄灯转红灯前一霎那冲过路口，尾随的工人们被红灯堵住，看着我们开溜，只能干瞪眼。但他们也把我们“闯红灯”的景头照下来，到法庭说某某经理违章驾驶。如此一来一往，工人们和我们顶班经理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

每当我们露天作业时，罢工工人们会把我们团团围住，高声叫骂，搞得我们左右不是，十分狼狈。只有到居民家里修电话，工人们仅能在屋外嚷嚷，我们眼不见为净，尚能安心工作。 但有一次，我们到一家住宅登门服务，男主人恰恰是罢工工人。我们一跨进家门，他没让我们立刻检查故障，却对我们开讲起来，上“政治课”了。我们只好“洗耳恭听”，随他的意。他滔滔不绝，正讲到兴头上，他太太回来了，见电话仍不能用，对着丈夫张口便骂：操你妈的，都罢工了，你就不用电话啦？！我们“趁火打劫”，问他还让不让我们把电话修好，他张口结舌，开脚溜走了。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这边厢，劳资双方在政府指派的仲裁员协调下，一轮接一轮地谈判着，那边厢，我们不管烈日当头还是风吹雨淋，没日没夜地干，试图把因罢工而拉下的活都给补回来。列治文市这些年发展很快，建了不少新居民住宅。居民们都等着安上电话，可以搬入新居。他们看到我们起早贪黑地忙着解决他们的困难，很感动。有的想方设法为我们打掩护，使我们工作避受干扰；有的捧出冰镇啤酒给我们解暑；更有的塞给我们钱作小费。虽然我们觉得很疲惫，有时挨骂感到很委屈，但看到居民和顾客们的笑脸，那些疲惫和委屈也就不在乎了。

房与家

中西文化在对待房与家的态度上，似乎有些不同。

比如，现在国内小青年成家，一定得先买房。买房，自己财力不够，便靠父母“捐赠”。这儿的青年人结婚，租房住的，有的是；至于靠父母买房成家的事，他们恐怕连想都不成想过的。去年，儿子到剑桥读书，奖学金没到位，我拿出五万元送给他。他跟我申明是借的，毕业后一定还。后来奖学金齐了，他就把钱还了我。试想，连上学读书都不要他老爸的钱，今后结婚买房还能要？！

再如，现在国内来的新移民，飞机一落地，张罗的第一件事也是买房，好像没房就不能安家似的。但买了房又怎样？放不下国内生意或找不到体面工作，男的就回流，把老婆孩子扔在这儿，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哪还象个家？！

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糊口都紧巴巴的，没有钱买房，所以我们走的是先家后房的道。把家先安下后，经过打拼，待有了稳定的工作，才买房子。买了房，家有了更稳固的基础，有了可靠的根据地，家庭生活也就越来越幸福了。二十来年后，回想在异国他乡走过的这条路，虽属不易，却也是蛮有滋味的。

刚到加拿大，教授安排我住在他朋友家里。他朋友的家在半山坡上，说不上豪华，但保养得很整洁。我的屋不大，却也舒适安静，还有一扇法式玻璃门，直通侧院游泳池。池内碧波荡漾，常勾起我思家的心绪。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孤老太太。几年前，她丈夫和大儿子在驾驶自家飞机时，失事去世了。小儿子在外地大学读书，周末假日才回来探视。她闲聊无趣，便喜好“盯梢”我和同住留学生的行踪，看我们每天忙些什么，不时地也会在我们餐桌上放上买回的糕点等，表示她的关爱。

后来我搬到一位中学体育教师家住。他叫肯尼，喜欢结交中国留学生。楼上除了他和我以外，还住着一位北京中科院来的，因为老婆跟别人走了，垂头丧气，连书都不念了，只等打工挣够钱回国去。楼下住着肯尼头婚的成年儿子，整天鼓捣车子，地库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另部件。肯尼酗酒成瘾，每天回家，坐在电视机前，烈酒一瓶，喝得醉汹汹的，昏睡在沙发里。就是因为他酗酒，现任太太带着两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搬出去住了。只有周末，太太和女儿回来住一晚。也只有那一天，肯尼不但不喝酒，而且洗刷干净，穿戴得整整齐齐，象家有贵客来似的。

九一年，我太太带着儿子从日本来定居了。我要搬出去住了，肯尼让我到他地库里，看有什么旧家具合用的，然后要他儿子开卡车把我选中的家具，送到我租借的公寓里。太太和儿子刚到加拿大，住进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公寓楼，高兴极了。儿子说象住宾馆，太太直埋怨住得太“奢华”了。我能想象出她们在日本居住的情况。太太告诉我，她们住的屋只够放一张席子，躺下后就没有空余的地方了，厕所和厨房也都是公用的。

当时，我们都还在读书和打工，为了节省开支，太太动员我们搬到与人合租的房子住。与我们一起住的是一位快退休的德裔中学老师。其实，这房是他从住在美国加里福尼亚的房东租来的。他是二房东，住楼上，再把楼下的屋子出租给我们。楼上的厅和厨房，大家合用，只是他很少用，仅仅煮个晚餐而已，煮得了，端回屋里吃。老头离婚多年了，儿女也都长大成人，没什么负担，但过得很节俭，每晚吃的都是牛肝清水煮红卷心菜，再加几根胡罗卜，连盐都不放。他平日没什么娱乐活动，只有星期六晚上，穿上西装，系好领带，戴上礼帽，开车去市政府工作的女朋友（lady friend）家过周末。儿女们很少来看望他，有一次，住在中部草原省的儿子儿媳带着领养的六个小孩来访，让我们开了眼界。这六个小孩分别从亚、非、拉美不同国家领养来的，不同肤色，不同长相，个个活泼可爱，嬉戏调皮象亲兄弟姐妹一样；见了爷爷，携手攀背，亲昵极了。这样的国际家庭，我们以前从没见过。

以后，我们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太太在当地银行当储蓄员。我们在城北新开发的公园街小区内买了新房。小区里，各幢小楼外观造型都不一样，但都有绿盈盈的草地和五颜六色的花圃。小区里居住的差不多都是白人，很少见有其他肤色的。我家右侧邻居，男的在皇家骑警做内勤，女的在市立医院当护士，一双女儿都在念中学，一家人过得非常和谐。小街对面一家，夫妇俩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官，开警车进出，大狼狗随行，十分威武。我家有警察“把门”，治安是无需忧虑的了。左侧邻居叫杰夫。杰夫继承了父母遗产，不用干活，够吃喝一辈子了。他有个游艇，经常约了朋友出海垂钓，要不，就在家做园艺，把后院整治得象小花园一般。有一天傍晚，我和儿子在临街阳台上休憩，顺小街望去，邻居们或聊天，或玩街球，或拾掇院子。太太散步回来，沿街与这家打个招呼，和那家寒暄几句，笑声不断，其乐融融，我俩都佩服她的外向和交际能力。

三年后，我们来到温哥华。儿子正上中学。我们考虑居所的首要条件是挑选一所好中学。我那时在本那比山上的西蒙.菲沙大学上班，附近的北本那比中学在年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我们就在这个学区找住所。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没有买，就在山脚的高层公寓租了一个单元。公寓内设施完备，有游泳池，桑纳屋，健身房，乒乓室等。我们在那里一住四年，没挪地儿。岳母来了，也和我们一起住。沿街绿树成荫，有宽阔的人行道，离高尔夫球场又不远，她老人家自个儿外出散步，空气新鲜，觉得既写意，又安全。

我们在温哥华买房是在儿子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房市开始由底转高，我们在鹿湖和本那比湖之间，买了一栋房龄三十年的独立屋，占地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居住面积也有近三百。房前有两颗大樱花树，房后十多棵参天松柏，把房子掩蔽在绿荫之中。房子的前主人是波音公司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格瑞博士夫妇。他们肯花钱，出售前把房和院子都做了更新保养，我们搬进去不用再做什么，只是亲自动手，把墙壁粉刷了一遍。儿子喜爱运动，我们在后院立了篮球架，家里还留出一个屋放上健身器，他学习累了，便可活动一下筋骨，调剂一下精力。

至今我们在那里居住六、七年了，附近邻居多是退休老人，虽不经常往来，但关系都很不错。右侧住着一对貌似印度人的老夫妇，他们说来自斐济。女儿在市政府工作，隔三叉五地携外孙来探望老人。老人外出度假，也会嘱托我们留心家门，代拾报纸邮件之类。左侧艾迪一家是租房。艾迪原是省政府土著印第安人事务官员，后来政府精简，他提早退休了。艾迪一家和我家的关系比较近。我家后院种着栌笋，栌笋维生素丰富，是酿酒的好材料，艾迪拿去酿了酒，就送给我们。后来艾迪在内陆奥克纳根湖边买了房，搬走了，我们挺想念这位老朋友的。我家后巷北面也住着一家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广东移民来的。他们的房子是这一带最早建造的，因此目睹了这个地区半个来世纪的发展。这家的男主人经常在后巷清扫垃圾，我也会在那儿收拾断枝落叶，一回生，二回熟，碰面就聊聊这一带的房市变化。前年秋冬某晚，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把他家后院的树墙劈倒了一段，本来修缮很整齐的树墙变得有点儿破败了。来年初春，几个月没见着那位老先生了，我看到他女婿清扫后巷，就上前询问他岳丈情况，才获知老人肝癌无治，不久前去世了。望着那破败的树墙，我心里感叹：真是生命无常，世事难料呵！

这些年，房市的变化也难料。我们买下的房子，当年还嫌贵呢，哪知第二年就上涨近十万。现在若放到市场上卖，可以翻上一倍。今年开始，温哥华的房市有些滞后，但房价仍在长。新移民来，买房更困难了。太太是银行房屋贷款经理，找她贷款的新移民很多，太太总是尽其所能，以尽量低的利率贷出所需之款，帮助他们买上房子，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安下家来。当然房价高，是难不倒那些国内来的暴发户和贪官污吏们的，他们掷金如土，买得起豪宅。但家有豪宅，就一定会幸福吗？

跳槽

在Teranet工作两年有余了。公司搬到市中心一座架在海湾上的楼房里，我办公室临窗，推窗远眺，蔚蓝色的海面上点点白帆，天空中有几只海鸥飞翔，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叫声。多么舒适的工作环境呵！可是我心头却有一丝烦躁。

不久前，同事Josko走了，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不仅薪水陡增两万，公司还提供购股优惠。Josko临别时那个喜笑颜开的神态，对我刺激太大了。树挪死，人挪活，咱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哦。表面上我不动声色，私底下让职业介绍公司的经纪人为我物色新雇主。

不出半个月，设在温哥华的阿卡特尔加拿大分公司（Alcatel Canada）来电话（phone interview），询问我的学经历和有关的技术问题。阿卡特尔是法国最大的电讯公司，但它的加拿大分公司却以研发城市地铁自动控制系统而闻名，温哥华八五年世博时的第一条轻轨系统就是它开发的，十多年里，公司业务遍及南北美和亚欧大陆，最近又承包了英国伦敦Jubilee地铁工程。因为工期紧，任务重，所以公司急需增加人手。由于我过去在其他公司参加过研发伦敦Dockland轻轨监控系统的相关经验，阿卡特尔认为我合适，马上要我到公司面试。

整个面试过程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先是一个小时的技术和心理逻辑方面的笔试（skills & psychological test），公司着人阅卷后认为不错，公司总经理和人事部主任便分别与我交谈，谈话内容主要是商议（negotiate）雇佣合约，涉及职级，工资待遇和与医疗保险等有关的福利，因为阿卡特尔提供的跟我所预期的相差不大，所以没费多大劲儿，合约就拍板定案了。接着要商讨的是进哪个部门接什么活了。公司安排机车控制部门和中央系统部门的两位经理分别和我见面。不料在与机车控制部门经理洽谈时，擦出了火花。这是个尖牙利嘴的女人，连串问题，象连发子弹，向我射来，让我应接不暇，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听她口音象来自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巴尔干半岛人脾性火爆，我早知道，男人如此，怎么女人也这样呢！好几次，我正在回答问题，她急不可耐地打断我的话，提出下一个问题。不得已，我严肃而又礼貌地对她讲：请你等我讲完了再发问，行吗？！她哑然失语，十分尴尬。余下的谈话便索然无味了。最后公司征求我去哪个部门，尽管我对机车控制方面的业务有兴趣，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系统部门。

我要去阿卡特尔工作的消息在Teranet传开后，公司管理层才着急起来，马上派人找我谈话，希望通过加薪留住我。其实，对我的走，太太不很赞同。她在当地银行工作，买了新房，社区好，离海边不远，舍不得。但我从长远职业生涯考虑，觉得大城市机会多，发展快。太太留恋熟地，家可以暂时不动，等我在新地方工作生活稳定了，再把家搬过去。说服太太后，我婉谢了Teranet的好意，单枪匹马去温哥华上班了。

在阿卡特尔的中央系统部门工作，我主要负责中央控制室大屏幕显示的设计。在温哥华我单身一人，没有家庭拖累，一心扑在工作上，加上组里的同事们也都配合，不出几个月，设计蓝图就有了眉目。公司头头们对我的工作效率很满意，大会小会地表扬我。但我听了，不觉高兴，反而对公司的工作环境心生芥蒂了。首先，公司地处闹市口，楼面窄，新招收的雇员多，工作室紧缩再紧缩，办公条件比起原来公司差了很多。其次，阿卡特尔是国际管理标准（ISO9000）认证的公司，工作流程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打一份技术文献都得层层审批。过去我长期在小公司工作，习惯了呼风唤雨的，干什么都得心应手，现在觉得梆手梆脚，很难适应。最后使我产生去意的是，公司领导阶层对雇员的工作负担和身体健康关心不够。组里有一位女工程师感冒发烧，才休息一天就回来上班了，因为公司不给帮手，自己的任务还得自己完成。我向经理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但他们似乎都不很在意。

正在这时，IBM控股的ISM系统管理公司向我招手。ISM设在西蒙.菲沙大学内，环境优美，承接政府、企业和银行信息系统的支持和管理业务，是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公司。我有意转换跑道。ISM要我尽快报到，因为一个大项目等着上马。我向阿卡特尔提出了辞呈，总经理立刻到我办公室，问我有什么要求，明摆着不让我走。我急不择言地对他说，家人生病，需要回家照顾病人。总经理知道我的家仍在外地，不好辩解什么，只说公司准你假，回去安顿好家事再来上班，多长时间都可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交待完工作，与同事们说声再见，离去了。

在ISM工作一个多月后，太太来电话说，阿卡特尔寄来了问候卡，卡片上有公司上下十几号人的签名。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赶紧给阿卡特尔去电话，除感谢他们的问候外，并再次提出口头辞呈，不回阿卡特尔了。

上海知青顾吊

顾吊是上海知青，而且是典型的上海知青。

他个头高挑，皮肤白皙。灵动的双目，陪衬着稍带鹰勾的鼻梁，投射出思维的快捷，机智和些许执着。天生微曲的黑发，额前飘拂，略显风流倜傥。

他开口说北方话，明显舌头打不了弯，讲“吃肉”，听起来象“刺日”，且语速较快。

他平日里服饰整齐，比较注意仪表。即便干力气活，也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优雅和潇洒。

顾吊的父亲是中学老教师，七二年参加上海教师赴黑龙江知青慰问团，顺道来农场探望儿子。老先生入乡随俗，和我们一起睡大炕通铺，吃饭也跟大家一样用大锅瓢盆，高高兴兴的，没半点计较。临走时，他礼貌地与相识的知青们告别。我是顾吊的排长，老先生轻声对我说一句：“再会，小王。麻烦侬（你）照顾俄尼（我的）金龙（顾吊大名）”，离去了，看得出来他对儿子十分恋恋不舍。那时，我想说，老先生有所不知啦。他儿子已经不是家中娇宠的么子了。虽说顾吊下乡只两三年，却早已融入了这黑土地的随意，粗犷，和厚浑，以其上海知青特有的敏锐，勤快和聪明，活跃在田间地头，穿梭于农舍乡里了。

顾吊初来时，在农工排干活。后来，他怂恿我设法把他调进马号班赶车。调进马号班后，起先给车老板老孙头当跟车的。谁知没出个把月，操大鞭的，经常是顾吊，老孙头反倒象跟车的了。再后来，范瘸子病了，老孙头主动要求接替范瘸子值夜喂牲口，顾吊便名正言顺地成了马车老板。整个“抢班夺权”过程，在我记忆里，好像没几个月。

七四年，我做连领导了。顾吊忽然又要我“斡旋”，把他调去开尤特（连里的小机动运输车），因为开车的隋大腚当司务长了。尤特不归我管，我觉得有些为难。顾吊宽解我道，没事的，你只要在班子会上提出来就是了。班子会讨论驾驶员候选人时，我提出顾吊的语音还未落地，竟有好几位连领导马上呼应说“行”、“中”。好小子，顾吊，你都串通好了哇！我心里暗自“惊叹”顾吊“头仔活络”，竟然把领导班子会都给“运筹帷幄”了。

顾吊当上尤特驾驶员后，如鱼得水，“头仔”更加“活络”了。连里若有人想顺道稍带东西，或出门图个便利，好在手上有台车，顾吊一般都有求必应，十分爽快。那年头，开车的是“大爷”，搭车还得递上烟。顾吊不好烟，他“图”的是搞好关系，“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子”。

顾吊交友广。他交友，讲义气。朋友的事，只要能帮上忙的，都会放在心上。他经常开车去团部仓库进货，与大库主任老李熟。老李掌握分发连队物资的“生杀”大权。不为朋友为连队，顾吊“识时务”，顺手捎上一袋土麦子伍的，作“伴手礼”，话自然就好说多了。兽医站长张胖子也与顾吊谈得来，属忘年交。兽医站是清水衙门，不打粮不产蔬果，除了生驴病牛，没别的。秋收完了，顾吊便会给他拉点豆秸，送些柴禾，或者从自己分得的葵花籽里匀出一部分，与他分享。

以后团里成立了足球队，顾吊是主力队员。他球技了得，远近闻名，团里踢足球的，都知道七连有个顾吊。从此，顾吊的朋友更多了，“路道”更宽广了。可是，人生就像在社会这个大场子上踢足球，中场盘带好比结交朋友，寻找机会，最终为的是临门一脚。但那年月，尽中场盘带了，却找不到球门，仿佛人生没有目标，随波逐流，混一天，算一天。要不，凭顾吊的素质，依他的机灵劲儿，指不定有多大出息了！顾吊是有大理想的。他的理想绝不止于开那辆破尤特。

多元文化的团队

我在Teranet智能公司工作时的团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团队。全队五个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有不同肤色，不同的文化习惯，不同的个性特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个目标不是别的，就是公司再三强调的团队精神：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取长补短，和衷共济。

我们团队担负公司核心产品Modelware的开发和改进任务。Modelware 是在分析历史数据基础上产生的数学模型，经编制在系统程序中后，对现行过程进行实时监察，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向。因此，它是一个高科技产品，加上数据转换的配套软件后，便可以应用于不同行业。它既可监控生产流程，及早发现故障，也可分析股市，探测未来走势。经过两年研发后，产品基本定型，开始对外销售了。

团队中，弗拉德米尔是数学家，主管数学模型的建构；我负责图形见面部分（G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的编程，约斯科则承担数据转换工作。另外还有两位测试工程师。金哲对我负责，检测图形功能；安东尼.张则对弗拉德米尔负责，调试数学模型。我们一起工作，有斩获成功的欢乐，也有遭遇挫折时的争吵；有不经意的猜疑，更有孩童般的赌气，但我们建立了友谊，并将这种友谊持续至今。虽然已经分手十多年了，我们偶尔碰面，发个伊妹儿，或打个电话，追忆当年情景，竟还言犹未尽，回味无穷。

弗拉德米尔是个“老毛子”。不过，他是出生在前苏联的犹太人。苏联瓦解后，他和他的家人移居以色列；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又移民到加拿大。弗拉德米尔加入团队，纯属偶然。公司原先物色的是一位前苏联著名科学家，但他另有高就，到达拉斯一家国际公司任职去了。为了表达歉疚，遂绍介了弗拉德米尔。听与弗拉德米尔一同加入公司的DBA（数据库主管）娜塔莎说，弗拉德米尔过去参加过前苏联的航天研究，得过奖，授过勋，还当过 “苏维埃英雄”什么的。但是，这位“苏维埃英雄”的脾气特糗，一句话不投机，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喝叫起来。有一次，我在调试图形功能时，不经意发现数学模型的一个小瑕疵，随手作了修正。哪知道，弗拉德米尔获悉后，脸一拉，毫不客气地对我说：“You wanna take it over?!（你想接管我的工作吗？！）” 咱来自毛泽东故乡，当然也不会对这位“苏联老大哥”示弱，马上回应：“没问题，我们可以交换工作么，只要你愿意！”弗拉德米尔虽被我一句话噎住，但仍虎视眈眈，就差赫鲁晓夫那般，脱鞋拍桌子了。此时，我见好就收，来个毛泽东的“敌进我退”，转身干自己的活儿去了。真所谓不打不相识，从此以后，我俩成了好朋友。我离开公司后，弗拉德米尔仍“坚守岗位”，后来他儿子到温哥华的大学上学，才动了挪窝的念头。他给我发了伊妹儿，托我找工作，我就把他介绍给为我服务多年的职业经纪人了。

约斯科是从南斯拉夫来的，南斯拉夫现今也不存在了。他告诉我，他家乡在塞尔维亚，而他太太的老家则在克罗地亚，现在变成两个国家了。虽说约斯科在贝尔格来德大学计算机系读过硕士，但南斯拉夫的高科技不行，约斯科的技术水平也比较差。工作中，他和弗拉德米尔不太对付。弗拉德米尔经常指点约斯科做这做那的，就像斯大林指挥铁托一样；约斯科技术上虽然不过硬，却不服气弗拉德米尔的“指教”，便表现出铁托般的自主精神。他俩工作中磕磕碰碰，时常有矛盾。我呢，则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做好本职工作，不掺入他们的“鸡鸡狗狗”。有一回，公司招聘项目经理，约斯科跟我说他想申请。我心里犯嘀咕，你老兄本职工作做得不咋样，眼睛还往高处看，没听说公司正考虑调整你的工作吗？便直截了当劝他：算了吧，轮到弗拉德米尔，也轮不到你。想另谋高就的话，不如换个公司好了。不久，约斯科到本地最大的一家系统服务公司谋职去了，是我们五人中最早离开公司的。临走，我把大家请到中餐馆吃饭，为约斯科饯行。

测试工程师金哲和安东尼，都比我们年轻。金哲是南韩人，加入公司时才从理工学院毕业。因为经常一块儿工作，私下谈话也多。他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时常拿来与他的“大韩”文化作比较，言谈中虽不敢明说，但也能体味出他偏狭的民族“优越感”，所以我老要“丑化”他的“大韩”文化。“丑化”它一下，他的“优越感”才有所收敛。不过，金哲这小伙子工作上十分有钻研精神。他自己动脑筋，制作了自动化测试工具。那工具不但使用起来简单方便，而且还能把测试结果自动录存下来，经过分析，用图表显示出来。后来，他申请美国摩托罗拉的工作，这套测试工具起了作用。我做他的工作证人（reference），摩托罗拉公司打来电话，我实事求是地为他“美化”了一通。

安东尼自小从香港到英国读中学，然后来加拿大读的大学。安东尼虽然年轻，处事却老道圆润。弗拉德米尔脾气臭，但安东尼把他“哄”得服服贴贴：既把程序中的毛病挑出来了，修正了，弗拉德米尔还满脸高兴，吱吱夸奖安东尼做得好。五人中，我和安东尼是华人，关系也比其他人更接近些。他单身未婚，周末闲暇无趣，我就把他接到我家，搞点吃的，唱唱卡拉OK。以后我跳槽到温哥华工作，家没搬，租屋住。安东尼父母家在温哥华，他就从家里搬来微波炉，电视机等，送给我。再后来，他也跳槽到我的公司工作了。虽然不在一个部门共事，但工休时间，我们经常会在公司餐厅里聚一聚，或喝杯咖啡，或共进午餐。

夏威夷：海上天堂

夏威夷群岛位于海天一色、浩瀚无际的中太平洋北部。俯瞰夏威夷，就像一串光彩夺目的珠链，在白云悠悠、海水深碧的茫茫大洋上熠熠生辉。那里，碧波环绕，椰林婆娑，更有一片金光灿灿的海滨沙滩。

海

檀香山是一座名城，也是一个海岛，周围被湛蓝湛蓝的海水包围，海水前面则是金黄色的环岛沙滩，是世界驰名的游泳与冲浪胜地。沿着环岛公路行走或驱车，你的目光无法不被色彩特别美丽的海水所吸引。海水无限深远，望不到边,水的颜色极有层次——近处是蓝色的，时有白色的浪花飞溅，远处呈现出湖绿色，而更远的远处则是一片淡紫色。这极有层次的色彩，使你觉得大海无限美艳，也无限神秘。

在檀香山，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大海。无论是在山坡上，还是在下榻的高楼里，只要登高一望，湛蓝湛蓝的海景就会展现在眼前，绚丽无比。而你的心情仿佛也被海水涤荡过一样，格外宁静与怡然。每当休息日到来，金黄色的海滩上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游人。在威基基，在汉娜鸟娜玛贝湾，在孔龙湾，他们架起五颜六色的帐篷，或坐或躺，或谈话或嬉戏，或游泳或冲浪，面对着浩瀚的大海，尽情享受阳光、海水、沙滩、彩色带给他们的快乐。

山

夏威夷的山也很特别，因为这些山都是火山的熔岩形成的，它们既不同于石头山，也不同于土山。若干年前，火山喷出了熔岩，待这些熔岩冷却了之后，就形成了一层坚硬的岩石；以后，又有火山喷出了下一批熔岩，再冷却形成了又一层坚硬的岩石；周而复始，火山不断地喷发，不断地冷却，渐渐的，在海滩的上面就出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山。这山的山石极有层次，一层接一层，好像是一层台阶接着一层台阶；不过由于熔岩的流淌，这层次虽然鲜明却并不平坦。它们的颜色也很特别，带些深棕，又带些土红，与我们常见的山峰不大一样。多少年前，这些山石还在地下，是炽热的液体，是大自然的变化莫测，让它们转换成能量，从地面下的深层喷射出来，变成为今日看到的顽石。

花

夏威夷的花堪称世界之最。其中最美的花应属“天堂鸟花”。这种花的花朵很大，酷似一只准备展翅高飞的鸟。它有四个花瓣，这四个花瓣的形状和组合就是鸟的翅膀。花瓣的颜色有的是黄色的，但有深橙色的边；有的是深橙色的，但有黄色的边。在四个花瓣组成的翅膀中间长着两支紫色的花蕊，一前一后，恰似鸟的头脖和身体，这紫色的花蕊中心还长着米色和深橙色的蕊心。更绝妙的是，这朵花被一个很硬的花茎托住，这花茎是深绿色的，上面还有深紫色与红色的线条。茎的顶部长着一个斜坡，这个斜坡有丰富的色彩，它由橙色、红色和紫色构成。这个斜坡把那只酷似鸟儿的花朵托起，仿佛是天堂鸟飞向空中的跳板。

文字的遭遇

最近在国内新浪网上写博客，我的几篇小文，大概触犯了什么禁忌，竟然被连“砍”了四次。后来我把博客搬了家，在北美的谷歌上继续写，国内的砍刀是够不上了，但他们来绝的：封锁。国内的网友们就看不到我的博客了。可是，在我抽下那几篇犯忌的小文后，网路又通了。这类文字警察的把戏，真让人啼笑皆非。其实，此类把戏并不新鲜。出国前，我在大学读书教书十余年。十余年里，著书，撰稿，早已有过此类遭遇，不妨在这里略说一二。

八零年，我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系里让我兼职担任八零级学生的辅导员。像所有专职辅导员一样，新生报到前，我已经“圈定”了班干部和团干部，挑中的自然都是中学时期的“老”学生干部。开学后不久，上面让选送留日学生，条件是除了高考总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外，外语考试成绩必须在六十分以上。根据要求，我带的班里只有一名男同学入选。名单公布后，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的女学生找我，毫无掩饰地“责问”：为什么她没选上？我说，你的总分够了，但外语成绩不够。她气冲冲地甩手关门走了。我很生气，向系里作了汇报。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说，她在中学时是团委书记，有点傲，可能一时想不开，再“做做工作”。我想，年轻人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有些情绪也难免，找她谈谈吧。不料，她非但不“领情”，反而说要撂挑子不做学生干部了。嗨，这把我惹恼了：小小年纪已经学会“拿一把”了，以后若做了大官，还不耀武扬威哇。那也好，今后班干部就不再由辅导员来选任，改由全班同学选举产生。接着，我在班上宣布，打今儿起，大家要把当班干部看成大学期间锻炼自己领导才能的好机会。只要你愿意，同学们信任，就可以当班干部。同学们都一致赞成。为了让更多同学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大家还同意，班干部一年一任，不得连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效果挺好。不但那些“老”学生干部们下岗后，放下架子，贴近了“群众”心声，而且许多并不起眼的同学，当了班干部后，发挥了才能，做得还真不比那些“老”干部差。八一年，我给《文汇报》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班干部要轮流当”。文章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生干部轮流做是贯彻“教育机会平等”的重要内容。第二，大学生今后都是社会栋梁，让每个大学生培养和锻炼领导才能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课程。第三，破除“干部选任”，“干部世袭”的习惯做法是教育改革的社会责任。《文汇报》接稿后很感兴趣，让我前后字斟句酌地修改了三次校样。校样确定后，最终还是没能刊登出来，因为当时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我的稿子不见得能套上什么“精神污染”的帽子，但“干部轮流做”的说法会触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天条，倒是有可能的。与我接洽的编辑也道不明文章没有刊登的原因，只说上面给卡住了。

八二年，我在学习中西教育思想史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理论界关于“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人的发展与教育的理论探讨”，对过去教育上不把受教育者当“人”看，不讲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强调“思想改造”，“人格塑造”的做法作了辨析。论文投寄给北京中央教育研究所的《教育研究》杂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接着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进行了批判，挞伐。八四年，由于胡赵插手，运动才算有了平息。这时，《教育研究》杂志社忽然给我来信，说准备发表我两年前的稿子了，并解释当初没发表的原因，是“出于对作者的保护”云云。这让我有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感觉：我的文章怎么又和“自由化”挂上钩了呢？八十年代中期，适逢国内政治宽松，思想开放，文章发表后，教育理论界反映不错，不少师范院校邀请我前往作学术讲演。八五年，文章还被系里推荐到学校，评为青年学者优秀论文二等奖。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学术“遭遇”，对个人而言，实微不足道。但放大了看，思想受政治控制，学术只能随政治风向走，却是十分悲哀的事。

魁北克城：浪漫之都

这里被形容为“浪漫之都”。身穿古服、梳上经典的发型、倚偎在老旧城墙大门旁、行走在碎石街石板路上、住进传统的灰石屋宅里、坐在马车上仰望庄严的教堂……这里的每一道风景都注满18世纪的独特浪漫风情。这就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城(Quebec City)。

1608年7月3日，法国探险家兼皮草商人萨姆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从圣罗伦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登陆，在陡峭的高原上，设立了毛皮交易所，并建立了一个法国人的居住区。而这儿恰好位于圣罗伦斯河的开口处，因而他给这座城市命名为魁北克城，来自当地的土著语，就是“峡湾”之意。

整个魁北克城分为新旧两部分。新城商业繁荣，拥有现代都市风貌，一样的北美景致。旅游区在魁北克古城，差不多有一半的房屋建于1850年前。旧市区一直保存着18世纪法国城市的景观，进入城墙之下的商业区，沿着蜿蜒的石板路，两旁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店铺。每拐一个弯，你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不一样的画：古典优雅的欧式建筑，17、18世纪的霓虹灯牌，起伏不平的街道，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欧陆气息。

魁北克城官方语言为法语，整个城市无论是电视、电台、报纸还是街头的菜单，都用法语版本。就连街头遇到一名当地人，与你的对答几乎都是法语。这种感觉彷佛印证了一句话：“如果说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法国，那么魁北克城就是法国的法国。” 魁北克城的车牌，上面都印着一句法语：“Je me souviens”，中文意思是“我会永远记住”，这是当年法裔居民作主权抗争的口号，它表示永远记住牺牲的勇士。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坐上高头大马牵引的老式马车，走在鹅卵石铺成的旧式街道上，触摸古老的砖墙，休息时躲进路边古色古香的咖啡馆，欣赏远处街头艺人悠扬的琴声，你也会“永远记住”──记住这美丽浪漫的历史古城。

魁北克城的地标建筑是芳堤娜城堡饭店(Chateau Frontenac)，远远望去，这是一座城中最为夺目和高耸的建筑。青铜色的屋顶，配上红砖色的外墙，似乎是一座守护着圣罗伦斯河的中世纪城堡。在芳堤娜城堡附近还有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小巷Rue du Trsor，延续了欧洲风情，当地不下20余名画家聚集这里，他们摆售描绘魁北克四季景致，风格不同的画作，令小巷成为了游客们最流连忘返的地方之一。

魁北克市最著名的观光街道叫做小尚普兰街(Rue du Petit-Champlain)，这小街被冠以“北美最古老的繁华街”的称号。全长百余米的小尚普兰街四周林立着不同的小商店，精致的商品目不暇接，带着闲适的脚步，你会感到浓郁的法式情调和优雅的生活方式。

傍晚时分，不大的古城广场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各种肤色的人群摩肩接踵，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露天演唱会。星光下，游客，情侣，少女，老人，无不兴奋异常。他们在歌声中亲吻，拥抱，欢笑，起舞。多么美好的时光，多么浪漫的人生呵！

维多利亚：花园城市

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市(Victoria)，是以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1862年正式建市的。如果说温哥华是个喧闹的大都市，维多利亚则是一个悠闲、温文尔雅的小城，她以美貌，赢来了“花园之都”，“小英国” ，“退休乐园”等美名。长久以来，维多利亚深受欧洲文明的洗礼，不论在建筑、文化、风俗习惯上，都显得很“英国”。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维多利亚就像是一朵开在加拿大国土的英伦玫瑰。

登上前往维多利亚的渡轮，阳光温柔地撒在甲板上，仿佛还没有睡醒。海风轻轻袭来，仿佛要拥你入怀。海浪轻轻摇曳，波光粼粼，神秘莫测。海鸥随船起舞，仿佛和我们一样兴致勃勃。远处错落的岛屿，复盖着浓郁而神秘的植被，不由得让人猜测是否曾有鲁宾逊的光顾。稀稀落落地掩映在茂密松柏间的西式建筑，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这边的天气只要是晴天，就永远是天高云淡。一朵朵云彩构成一幅幅奇异图案，让人浮想连翩。连绵起伏的远山宛如一道坚实的城墙，将这自然的城池保护得固若金汤。

下了渡轮，最先来到風景怡人的布查花园。它建於1904年，面积35公頃，是維多利亚最美丽宁靜的人間仙境。布查夫妇原本经营加拿大及美国波特兰水泥生产。為实現他們對园艺的热爱与钟情，起初，他們將荒蕪的石灰矿废墟改成低窪花园专植玫瑰，之後又慢慢扩展出迷人的罗斯噴泉、玫瑰园、日本庭园與意大利花园等，讓布查花园的每一個角落，都散發着醉人的美丽。

参观完布查花园，来到坐落在市中心内港一侧的省议会大厦。大厦前面大面积的草坪把建筑衬托得宏伟而气派；省议会的部分大厅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里面不算富丽堂皇，但也庄严肃穆。有人定时讲解大厦的历史。墙壁上有很多照片和绘画记录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省政府的历程。如果适逢省议会正在开会，便可现场观看会议实况，这时你也许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开放而瞠目。

议会大厦对面有一个蜡像馆。门口身着传统英国战士服饰的大鼻子，绅士而和蔼。他不会到路边拉游客入馆参观，但也会拒绝游客合影的要求。蜡像馆中有许多历史人物，有许多历史事件，有童话故事，有历史名著的片段等等。而且还会定期有新的作品和人物推出。

缩微世界博物馆在著名的Empress酒店东侧。它利用缩微技术重塑本地土著人生活，二战残酷的场景，加国铁路建设，采矿和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等等。看到那些栩栩如生和惟妙惟肖的人物和场景，仿佛自己就置身于其中。

在港湾和附近的商业街上漫步，路边卖艺的，乐队伴奏演唱的，画人物肖像的，表演杂耍的等等，丰富多彩。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马车在街上往来穿梭，欧洲的风情，皇室的气氛，处处可见的历史遗迹，俊伟的古堡大楼，现代化的城市设计，以及悠闲的生活情怀，都令维多利亚成为游客必到之处。

在回程的渡轮上，沐浴在夕阳中，放缓思绪；静静地坐在舷窗边，不时举起手中的望远镜，重温海岛上的奇丽风情，想象着，今后是否还有机会来到这块远离人群的静土？

组党

朋友老陈是做地产经纪的。他在温哥华自组了一个政党，叫“民族联盟党”。今年是他的党成立一周年，邀请我们参加周年庆祝晚会。我不太有兴趣，但做房屋贷款经理的太太与他有业务往来，不好推辞，便去替他捧场。

会上，老陈介绍一年前申请组党的经过，我听了有些感触。当初，老陈是前后填写了三次文件表格，才完成注册手续的。第一次想当然地填写完所有文件，结果没批准。接着，他收集了许多政党资料，研究一番后，递交了第二份申请。政党登记处的官员问他，究竟为什么组党？答曰，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啊。官员说，那只要成立社团就够了，何必政党呢？老陈答不上来。官员接着问，你打算怎么行动达成目标呢？参选参政呗，老陈不假思索地回答。官员马上说，这不结了，把它写上哇。老陈把参选参政的话填上后，他的党马上被批准了。显然，成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参选参政。参选，当然是要争取掌权做官，当个议员市长什么的。老陈也许在中国的“文化酱缸”里泡久了，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野心”亮出来。其实，搞政治就是因为有“野心”，老陈有“野心”才会想着去搞政治的。在这一点上，用不着“韬光养晦”。最初，老陈若简简单单填上组党为了做议员当市长，不再做他的地产经纪，不再到处开车陪顾客兜风看房子，他的注册手续用不着三次，一次就行了。

老陈说，参选参政是为少数族裔，明确地说就是为华裔，争取权益。对这个说法，我也感到有点费解。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是为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服务的。没听说成立政党是代表某个族群的，倒听说某个族群为争取自己权益，裂疆割土，闹独立的。譬如魁北克的法语族裔，就是一例。按照魁省的做法，老陈完全不必费心去组党参选，不如干脆在华裔居民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列治文市搞独立，成立国家算了。万一成功，老陈当上的便不是什么议员市长之类，而是总统了。显然，老陈没闹清阶级与族群，政党与国家的区别。这点道理，《毛选》里都有。老陈出国前，没把《毛选》学好。此其一。

其二，从加拿大的政治版图看，基本上是三党逐鹿：代表大公司，大财团的保守党，代表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和代表“劳苦大众”的新民主党。加拿大中产阶级基数大，所以自由党执政时间最长。然而权力容易使人腐败。自由党执政久了，必出丑闻。借自由党丑闻上台的，一般是保守党，轮不到新民主党。保守党强调节税和治安，而新民主党若上台，不是征税，便是“杀”富济贫。这是我在加国生活近二十年的政治经验。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那边贫富悬殊，阶级差别大，所以一直是两党政治。近一二十年，美国国内有人老想搞第三党，企图打破两党格局，但总没成功。究其原因，政党只能是经济利益再分配和阶级分化改组的自然产物，不是什么人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况且，加拿大有一百多个族裔，若都象老陈那样拉大旗成立政党的话，会有多少个代表不同族裔的党？温哥华有来自两岸三地四五十万华裔，他们的经济基础，文化特质和政治诉求都不相同，老陈的民族联盟党怎能把他们一锅端起呢？

其三，西方国家的从政者，一般都是家底殷实的富人。他们不是老板出身，就是收入优厚的律师，至少也是解决了温饱，生活无后顾之忧者们。象老陈这样，靠替人买卖房屋过活，现在房市旺的时候，能小赚一把，将来房市走下坡路，连糊口的钱都难挣出来，还有心思去搞政治？至于那些做传销的，开小酒坊或经营小卖店的，跃跃欲试，准备参选，我实实在在奉劝一句，穷人参政只有一条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的路走不通，只有等发了家再做你们的从政梦罢。其实，从政当个议员什么的，没多少实惠，年薪满打满不过十来万，当省长市长的，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企望从政致富，或做官捞一把的，不如趁早打消念头的好。在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的岗位上，你是既发不了，也贪不得的。老陈决不是个贪者，是个老实人。他似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我只是觉得，他的经济基础太薄弱，他的政治理想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