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知青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到七十年代末结束，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其中以１９６８－－１９７８这十年的岁月最具代表性和复杂性，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外就有学者研究和评价中国的上山下乡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１９７７年出版的论著《上山下乡》。该书直至１９９３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此作不带政治偏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价值观念及社会地位，都作了分析和研究。并以大量数据和政策文件为据，指出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危机”，明显看出作者侧重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研究上山下乡的立场。

１９８７年张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历史进程角度评价上山下乡。该文认为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属性质完全不同范畴。文革前的知青运动有一定的经济需求因素，在当时情况下确有一定的安置就业成分，但也已带有相当的政治鼓动色彩。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则已完全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应予彻底否定。

九十年代末由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专著中的作者不少是原来中央知青办成员，占有官方历史资料及中央决策过程的权威性，对上山下乡地位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两书的不少观点和立场代表了官方对上山下乡的看法，有相当的局限性。

此外，这段时间问世的书籍还有：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３０００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１９６８》；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

肖复兴、肖复华的《啊，老三届》（１９８８）；白描的《苍凉青春》（１９８９）；以及《知青沉浮录》、《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热血冷泪》、《知青档案》、《命运列车》等，都是纪实性、回顾性的回忆录作品。而这段时间出版的，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知青纪实性文学作品，包括：《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草原启示录》、《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悲欢录》等。这些纪实性的回忆录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在评价知青运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有着较大的分歧。

近二十年来问世的知青影视作品达上百部之多，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蹉跎岁月》、《孽债》、《他们无处安放青春》、《天浴》、《中国知青部落》、《血色浪漫》、《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国内这些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原同名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而这些小说往往在出版时就已在社会及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其中郭小东创作的电视剧《中国知青部落》，通过描写一批知青在边疆度过的艰辛岁月，以及他们回城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表达出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鞭挞。在《中国知青部落》中，他强调了“不能把作为人类悲剧的知青运动与人由逆境而成功的因素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知青运动也有其积极方面”的观点。

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的初澜》（１９５３－１９６８）、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１９６６－１９８０），以及他们俩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均以历史发展的研究方式，分别介绍、分析、总结文革前后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背景和历史地位，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和数据，从理论上深入讨论了上山下乡的过程、问题和影响，不少是鲜为人知的。

总体而言，国内知青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三方面不同看法：

看法一：上山下乡是建国后陆续形成的，带有安置、戍边、调节城乡劳动力目的的运动，它凝聚了几代人建设国家，献身边疆的壮举。尽管它在１９６８年后伴随“最高指示”的发表而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中，带有“惩罚性”色彩，但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当时特定环境下，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必然，知青精神的主流是“青春无悔”，知青精神即“奉献”精神，应予充分肯定。

看法二：上山下乡从主体上是错误的，悲剧性的，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的产物。它荒废了人才，破坏了生产力，甚至摧残了人性，严重扭曲思想，造成社会动荡，是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应予彻底否定。持上述观点的作品对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立足于反思、否定和批判。这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很明显是对立的，持完全不同的立场。

看法三：第三种观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认为上山下乡练就了一代知青群体的坚韧精神，塑造了一种时代动力，甚至形成了新思维、新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山下乡为知青带来了巨大不幸，形成了弱势群体，酿造了家庭悲剧，留下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灾难，有待社会予以补偿。（摘自cnd）

患难同胞

弟弟到北大荒比我早三个月。他原是飞行员预备学校——上海雷锋中学的学生。“文革”中学校解散了，他与一批同学去了兴凯湖边的密山农场，即后来的4师41团。我到北兴农场后才知道，我们农场过去是密山农场的一个分场，两个农场仅一山之隔。秋收后，趁天还没下雪，我与一起下乡的四位同学利用一个周末，徒步翻越七里嘎山，然后搭车到了弟弟的连队。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返回农场了。

一年后，弟弟去了乌苏里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垦荒。那里说是平原，其实是湿地和沼泽。弟弟来信说，他跟着连长去接新到的知青，得穿上筒靴把他们一个个背到爬犁上，然后用拖拉机拉到连队驻地。陷脚，没道，跑不动车，因此农场是从无到有建起来的。74年弟弟被“推荐”进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当煅工，比我离开农场早四年。78年我考进大学返城时，顺道在哈尔滨转车去富拉尔基探望弟弟。我没什么东西送他，就把下乡时妈妈用外公传下来的毛皮改制成的皮袄留给了弟弟。其实那皮袄还是破的，曾在火炕上烤糊了一个窟窿，未必能御寒，留给他，也算是我做哥哥的一片心意吧。弟弟在富拉尔基工作了近三十年，等女儿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后，才退休回到故乡，比我足足晚了二十多年。

如此曲折离合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举不胜举。记得北京知青李莉的妹妹也在北安那边的农场务农，有一年来我们农场探望姐姐，住了个把礼拜。李莉在北大荒成的家，生了女儿。那时我不敢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却十分渴望家庭的温暖，便常去她家“蹭”饭。知青大批返城时，因为李莉丈夫小缪是上海知青，他们办了假离婚证书。李莉带着女儿回北京，然后找北迁的知青“换”户口，才到上海与丈夫团圆。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一天在校园里突然遇见李莉，原来她在学校的后勤服务公司当打字员。以后公司倒闭，李莉又去浙江驻沪办事处工作，业余时间帮着小缪办服装厂。现在她和丈夫都已退休，女儿则去澳大利亚留学，留在那儿工作了。

那个年代还有许许多多哥俩、姐俩、兄妹和姐弟一块儿下乡的，有的更同在一个连队里。68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文森和连森是哥俩，可哥俩的长相差别很大：文森高个、魁梧、英俊，连森矮胖、敦厚、朴实。个性也不同：文森阳光、明朗、热忱，连森内向、沉着、斯文。文森在连里当瓦匠。一个屯里哪少得了瓦工？年年要盖房，盖房时灌地基，脱坯，烧砖，垒墙，都是瓦匠的活。寒冬来临前，各家各户、知青宿舍都需要盘炕，通烟道，那也是瓦匠的活。因此，瓦匠一年四季都很忙，加上文森为人热情，乐于助人，东家请，西家邀，他招之即去，从不推诿。连森是炊事班长。在烟雾缭绕的锅台旁，透过那被蒸汽蒙蔽的眼镜片，你就能看到他专注工作的神情；在冰霜复盖的井台上，默默无语、躬背弯腰奋力打水的，也准是连森。可是，从这一对在连里被公认为“劳动模范”的兄弟俩身上，你很难发见他们内心的隐痛：在他俩下乡的同时，父母也被当作“专政对象”赶出了北京。今天的青年人恐怕更难想象，教育出如此优秀后代的父母，祖国首都竟然不让安身立命！

晓音和三三是姐俩。她们的父亲原任上海造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母亲是市妇联的部长。“文革”中父母都被当作“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强迫劳动改造。姊妹两人一起写了血书“争取”到北大荒，一个在马厩清圈，一个在猪号养猪。从家境优越的千金到从事社会底层的劳役，不管出于“自愿”还是“无奈”，都是因为“巨人挥手”的革命驱使或“脱胎换骨”的政治教唆，也是由于青年人自身的天真无知和狂热盲从。有人至今还在赞美这种“知青精神”，我不懂这样的“精神”，到底是文明的沉沦还是提升，是社会的倒退还是前进，是历史的反动还是进步？八年后，晓音和三三一同“转插”回到了安徽老家，由于有亲戚照顾，境况稍为好转。“文革”结束后，当别的干部子女因为父母翻身得道而重叨荣耀的时候，她们却仍在为解决如何“回家”的问题转辗颠沛。三三先去河北涿县油田，后来因为结婚才回上海，婚后一家人棲居在与邻居板壁相隔的斗室里。晓音则从安徽调到浙江舟山沿海的军工厂工作，以后为了照顾年迈双亲才得以进上海船厂就职，做的仍然是普通职员的办公室工作。

我在武装连的时候，曾有个连副叫胡捷，也是个干部子弟。父亲是原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领导，死于“文革”期间。七五年秋我调回七连时，业已返城上学的胡捷送妹妹胡达跃下乡。他把达跃和一同下乡的胡忆汛（团宣传队胡宗奇的妹妹）带到我跟前，托付我关照。忆汛面腆，达跃爽朗，都讨人喜欢。哈尔滨姑娘嘴甜，从此管我叫“王哥”，以后熟了还会“没大没小”地与我打闹。在我眼里，她们天真烂漫，少不更事，象小了我一辈似的。前不久看到朋友电邮传来忆汛的照片，她做了上海媳妇。我打去电话，称赞她依然年轻漂亮，她说都年过半百啦。这让我唏嘘啧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真教人感叹。我也与达跃通了电话，电话中打趣地问她：是不是还象年轻时那么胖啊？她在电话那头一再“认真”地向我辩白：“不介，现在瘦多了，可漂亮了！”我忍不住畅怀大笑，一张热情奔放、活泼可爱的脸蛋顿时浮现在眼前。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讲不完。在我熟悉的知青中，恩渊和恩洁是兄妹，静娴和军虎是姐弟，洁华和君华是姐妹，国平和国建是哥俩……我就不一一叙述了，留给他们自个儿说去吧。我写这篇短文，只是为了缅怀那曾经离家远行、患难与共的不幸和友谊。

“摘帽右派”陆先生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反右”没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刚上小学，少不更事。不过，“反右”那年曾去过父亲工作的机关大楼，所以依稀记得跨进大门后的大厅里，一张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悬吊在穿越半空的一条条绳索上，楼梯一侧的高墙上也刷满了标语口号。当时的感觉是，整个气氛就象自己学校附近的道观，给死人做道场时扬幡挂榜，头顶悬绕，只是缺了鼓号和诵经，因而显得更加压抑和肃穆。

老实讲，新鲜出炉的“右派分子”，我真没见过，见到的只是后来“摘了帽”的，而且还是若干年之后的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考进中学后，不知从哪里听说，管学校阅览室的老师是“摘帽右派”，姓陆，长相有点象韩国人（仅是现在回忆，当时鲜见外国人，更别说韩国人）。他个头不高，短腿，国字脸，扁嘴，看书写字时已开始用老花眼镜了。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生都管老师叫“先生”，因此我们也尊称他陆先生。陆先生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那当然很早，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呢。我们虽然知道陆先生是“摘帽右派”，但并不“歧视”，可能那时我们“狼奶”喝得不多，不怎么懂“右派”的“可恶”之处，所以做不出“另眼相待”的行为来。

学校的阅览室不大，师生共用，不过学生用得不多，也许是课业负担重吧，很少有去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的。但我经常去，原因是我喜欢看地理杂志。中外各地的名山大川，美景奇观，都是我学习之余消遣的爱好。阅览室去多了，渐渐引起陆先生的注意。起初，每当我走进阅览室，他只是向我行注目礼。稍后，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指引新到的期刊。再后，还会介绍一些夹了书签或做了标记的图片文章让我看。

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在陆先生引导下培养起来的那个“游山玩水”的兴趣，确实影响了我一辈子。年轻时我就喜欢轻装简履，到处漫游。脚踩青山绿水，放眼碧波云海，羡慕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文革”中下了乡，每次探亲回家，我不象别的知青那样，扛起大包小包土特产猴急忙慌地往家赶，而是背起个小书包，顺铁道线“走码头”，到一站，玩一处，等东西南北逛了一圈之后，才回家见父母。出国后，旅行更方便了。每年休假，我都会选择各国名胜古迹作休假地，把旅游看成是劳逸结合、增长见识，享受人生的一大乐趣。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陆先生曾经教过我们地理课。他口才不怎么好，讲课不动听，又喜欢板书，所以我们上课时得忙着记笔记；下课后他还会留下满黑板作业，让我们抄下来。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学生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地，把前者看成大三门，后者是小三门，常常在小三门的课上，偷着做大三门的习题。这下不行了，非但不能“偷工减料”，还要“加班加点”，大家当然不满意，有冲动的同学就跑去教务处把教务主任叫来了。陆先生忙不迭地向我们点头哈腰“致谦”，还把黑板上的作业全都抹掉了。当时我呆坐在课椅上，停住了正抄写着的手，对陆先生顿生“怜悯”之心，暗暗责备告状同学的不是：那多让人下不了台啊！必竟是老师耶。

念高中后，我很少去阅览室了，偶尔在校园里看到陆先生的时候，是他从食堂打水打饭后匆匆走回教工宿舍的身影。自被打成“右派”后，陆先生离了婚，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以校为家，切断了与子女亲情的联系。同学中也有因父母一方被打成“右派”而拆散家庭的，但“摘帽”后为子女着想又重新复合。我不知道陆先生和他的家庭是否如此，但在我离开学校下乡之前，记忆中他一直住在学校里，不曾离开过。

其实，他是不可能离开学校的。“文革”一开始，陆先生和另一位教化学的“摘帽右派”娄先生被关进牛棚，还剃了阴阳头。娄先生是一位女教师，仍存“廉耻”之心，只要不在批斗会上，总戴着帽子，以避其“丑”。陆先生则全然不顾，头顶羞辱，淡漠的眼神里读不出一丝一毫悲喜哀乐的表情来。有一天，我经过教学大楼的拐脚处准备上楼，突然看到陆先生在清扫那里的垃圾，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陆先生好！”他先一楞，警觉地朝我瞥了一眼，随即点头哈腰地应声道：“好…好…”，拣起垃圾袋，转身扫地去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回忆起中学的那段生活，总忘不了陆先生其人其事。虽然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比如他究竟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又如 “文革”后境遇如何，冤案平反了吗？家庭团圆了吗？我都一概不知，甚而没了“知”的愿望。亡羊补牢，何足为训？对陆先生和数百万无辜受难的人来说，失去的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想知道的却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对不住那些诚挚善良的人们？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试图寻找有关陆先生的片言只语，没什么收获，找到的仅仅是他在红十字会遗体捐赠网页上留下的记录：1999年登记，2003年捐献。血色映红的网页上，看不到鲜花，看不到墓碑。我知道，陆先生已经一无保留地离别了人世，离别了这个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世。

“人杰”

他叫人杰。他被称为“人杰”。

人杰之被称为“人杰”，是因为他留过洋，吃过两年洋面包；又因为他“按时”回国，把“用剩”的外汇上交而“光荣”入党；还因为他能从洋文书刊上摘译、杜撰和炮制出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所谓学术文章来。

所以，人杰入了党，评了副教授，还当上了系主任。

人杰之为“人杰”的“地位”、“身份”和“荣誉”都一应俱备了。学生仰慕，同事讨好，领导恩宠，我人杰还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只欠把荣耀变“实惠”，把“付出”变“回报”了。上海“小开”是深谙黄浦滩“白相人”门道的。

于是，人杰开始偷“腥”了。他似乎有性饥渴的病。

正闹离婚的办公室主任小他十多岁，说不上漂亮，但怎么也比自家的糟糠老妻强多了。他对她说，自己工作忙，“顾”不了家，每天睡在书房的单人床上。他又对她说，你丈夫不体贴，家庭生活不“性”福，我有“同感”。他还说，你能力强，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委屈了你，我提拔你当系主任助理。

她慌忙说不可。人杰把手搭到她大腿上，眯眼淫笑地说：“怕什么？！现在是系主任负责制，我说了算！”这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办公室主任，当上了他的“助理”。

她离了婚。他没离婚，本来就没离婚的打算。系里无人不晓，他老婆就是他当年突击学洋文的老师。现在他学了洋文发达了，抛弃发妻，不遭天谴？他怕天谴。遭了天谴，剥了“人杰”的外皮，怕再“玩”不转了。

当年为了学洋文，人杰“不在乎”老师的尊容长相，“毅然”娶其为妻。娶了老师后的人杰，果然洋文大有长进。那年头闹“改革开放”，有一门外文多吃香呀。人杰聪明，也许觉得这笔生意“划”得来。可他不知道，人生是不能按“生意”计算的。人杰之“聪明”，是把做学问当成做生意。

受“性丑闻”困扰的人杰，决意举家南迁，到更开放的南粤特区去。兴许到那里，他可以开劈另一块“新”天地。此时适逢特区“招聘人才”，特区领导想在“纸醉金迷”上泼点“香水”。人杰够“香水”的标准，被聘去当了研究所长、“博导”教授和决策“顾问”之类。每月五千大洋，外配小车和司机，这样人杰就又抖起来了。

重新抖擞起来的人杰，讲起话来更眉飞色舞，写起文章更笔下生花了。他是研究教育的“专家”，对“当前学术界的腐败现象”，针伐时弊，义正词严。什么“改革开放下的教育高标准”啦，什么“新时期中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啦，他大声疾呼，毫不气短，俨然一副正人君子、道德卫士的架式。

可私底下恶习难改，一对色眼又瞄上了自己的办公室女主任。但这一次人杰“与时惧进”，变了手法：在自己论文上添加了她的名字，准备带着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去。如此寡廉鲜耻的“创举”，连那位同样只具中学文化水平的女主任，见了人都羞愧难当，而年届七旬的人杰却根本不当回事儿。在小车里激情燃烧的时候，竟顾不得司机在场，肆无忌惮地上下其手起来。

这还不够，女研究生们也成了他捕捉的猎物。你要学位吗？那好，请你作点“奉献”。如若不从，不但没你的鲜果果吃，还得让你吃不住兜着走：“她不求上进”、“她无可造就”、“她不尊重导师”。十八般武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直至把你搞“臭”。人杰不愧为“人杰”：他有如簧的巧舌，他有煽风点火的能耐，他有上串下跳的本事。谁惹了他，谁便会遭殃。

看官注意，这个时候，人杰玩的再不是什么权色“交易”了，而是货真价实的权色“胁迫”！因为“交易”还得讲两厢情愿，可在人杰的“学术字典”里，恐怕连“交易”二字都不存在，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笔者迄今在“万恶”资本主义社会里混迹了二十余年，并在政府及学术机构，公营和私营企业中任过职，还真没见过如此明目张胆、肆意枉为的“官员”、“学者”、和“专家”。

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告诉我，一次人杰随大陆访问团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看到一位长相可人的台湾女学者，竟“情不自禁”地抓住人家的手企图非礼，斯文扫地，丢尽了大陆同胞的颜面。我听了，除了叹息，别无他语。那就是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共过事并略有领教的“人杰”。那时只觉得他生理上可能有点毛病，如甲状线亢进之类，说话办事常见他歇斯底里反复无常，想不到，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已在染缸里变得如此腐朽不堪了。

人杰披着“人杰”的外皮，距禽兽，仅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