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剑桥

儿子去年夏天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进入了博士课题的研究。为了使我们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重游剑桥，他将他的硕士学位典礼放到了今年五月（剑桥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而今年恰恰又是剑桥大学成立800周年，所以，这个时候重访剑桥，实在是件兴意盎然的事。

剑桥以剑河闻名。剑河是一条南北走向，微微弯曲，垂柳掩岸的小河。坐着儿子亲自用篙点撑的小船，慢慢欣赏大学城的风景点。剑河很浅，清澈见底，水上鸭儿从容游弋。日暮黄昏之际，这里也是划独木舟的好地方。河畔草地和小径，又是情侣双双漫步，静坐谈心的好去处。

剑桥大学的一些著名学院，都座落在剑河两岸。其中气势最宏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教堂。那耸入云霄的尖塔，早已成为这座大学城的地标。教堂从1446年开始兴建，历经四个朝代，花了近七十年才完工。国王学院教堂诗班的圣诞节演唱，每年都通过电台和电视向全世界广播。教堂边典雅庄重的Senate House是剑桥大学每年举办学生毕业典礼的场所。

紧连着国王学院的北边，就是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剑桥大学总共产生了八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其中的三十位就出于这个学院。学院最早是在1546年由英王亨利八世决定合并两所学院建立的。三一学院学生最津津乐道的一件趣闻掌故，就是三一学院大门顶上亨利八世的雕像，曾被一位调皮学生，趁酒后胆大，夜晚将国王右手中的权杖偷偷换上了一条椅腿。第二天学生们发现后，原以为校方会大发雷霆严格查办。没想到校长反而认为剑桥学生见解行为与众不同，虽然大胆放肆却又调皮可爱，没有追究这件事。这从此成为剑桥流传至今的美谈。

三一学院门口还有一棵小小的苹果树，这棵不起眼的苹果树却大有来头。原来它的祖宗老苹果树，在某个夏天将果子砸在牛顿脑袋上，使牛顿悟出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对于当年那棵老苹果树，英国人进行过无数考证，甚至出版了专门书籍说明树的位置，在哪一天掉落了苹果，在哪一年寿终正寝，以及哪些树是它的后代。如今，只有两棵树被公认系它所传，三一学院的这棵便是其一。苹果树后面是牛顿曾住过的卧室，现在这间卧室里有学生住，据说数学考得最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入住这个房间，他可以每天站在牛顿卧室的窗前观赏苹果树。

座落在三一学院上方的，是闻名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它的左边有一座建于1831年景致如画的叹息桥。叹息桥又称失意桥，相传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从桥上跳进剑河自尽而得名。恐怕那些失恋者亦喜欢来桥上叹息，想不通时便可一头栽进剑河里。后来圣约翰学院专门请人将这座桥用铁栏围起，便有了如今的廊桥样式。

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座落在国王学院下方，它是由两位皇后建立的。慕名而来的游客，一定不愿错过看看相传是由牛顿设计和建造的木质桁架桥——“数学桥”。传说最早的数学桥没有使用一根螺钉，学生为了探究这座桥的奥秘，曾把它拆开剖析，却又无法复原，于是只好用钉子重新固定成现在的样子。事实上牛顿是不可能建造这座桥的。数学桥建于1749年，而牛顿则于1727年就已辞世了。只能说剑桥人对牛顿太过钟爱，总把很多故事与他联系起来罢了。

提起剑桥，不能不说到徐志摩的那首诗《再别康桥》。游人背诵着徐志摩的诗，穿梭在剑河上的一座座小桥之间，寻找“河畔的金柳”，看看哪片水域“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一首诗让游人眼中的小桥小河变得亲切生动起来，甚至为当年徐志摩追慕林徽因的无果恋情而叹息。后人在剑桥河边所立的石碣，为诗人的浪漫情操留下了见证。

剑桥之美融合了乡间的宁静，古典建筑的精美和现代设计的风采，突显出它跨越时代的特质。这里充满着对比，新旧结合，景色四季多变。狭窄幽静的小巷，有时豁然开朗，通入宽大的庭院。闹市与庄严的学府，比邻而居。小河两边，散落的牛羊与古老教堂，相映成趣。都铎王朝建筑的丰采，在小城依然可见。逛街的时候你会猛然意识到自己所见到的，所体会到的，正是当年鼓舞牛顿、达尔文、米尔顿、拜伦、凯恩斯、李约瑟、霍金等前辈们追求学术精致的环境。人和历史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和明显，思古之悠情徒然而生。

匆匆一游的过客，或许会回想剑河的柔波、河边的垂柳、河面上的游船、国王学院后院的黄水仙、三一学院的牛顿苹果树、基督学院内弥尔顿亲手植下的樱桃树、皇后学院的数学桥、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格朗切斯特果园的下午茶、鹰之吧里的美食、ABC剧院的节目单……

负笈远游的学子，或许会怀念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业有专攻的名师、设施先进的实验室、长达八十二人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以菲茨威廉博物馆为主体的剑桥博物馆群……这一切的一切，自然都是我们重游剑桥的兴趣所在，但是，剑桥良好的学术氛围则令我们别有一番感触。

剑桥大学历史悠久，特别以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研究闻名全世界。学生有机会向博学多闻的学者教授请教，对他们的专业学习有非常大的益处。同时，剑桥的学生分属各个学院，学院提供他们食衣住行各方面的服务。他们有很多机会与各科系的同学互相学习，扩大知识的范围，结交许多朋友。这里无论学习环境、图书馆设备和藏书，都十分理想，学生可以专心读书，在学业上争取最好的表现。

儿子在世界著名科学家霍金担任Lucasion讲座教授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念完了硕士学位，接着获得欧盟医学会、剑桥大学和加拿大政府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会的高额奖学金，开始了关于基因与心血管病关系的科学研究。在这个名师林立，人才济济的学府里，牛顿回答了苹果何以落地的问题，霍金回答了时间为什么向前的问题。我们衷心希望，儿子在探索基因奥秘的征程中，也能作出他的一份贡献。

剑桥浓郁的学术氛围，如一坛陈年佳酿，历久弥醇；又如蜿蜒而去的剑河水，在妩媚的柔波下，隐藏着无边乾坤。两年之后，当我们再游剑桥的时候，希望看到它变得更加芬芳，更加伟岸。这是我的祝福，也是我的梦之所系。

母爱

Mother's Love

Her love is like
An island in life's ocean,
Vast and wide.

Her love is like
A peaceful, quiet shelter,
From the wind, the rain, the tide.

'Tis bound on the East by Hope,
By tender Counsel on the West,
By Patience on the South，
And on the North by Rest.

Above it like a beacon light,
Shine Faith, and Truth, and Prayer;
And thro' the changing scenes of life,
I find a haven there.

母爱
象一座人生海洋中的岛屿，
博大而宽广。

母爱
象一个平和宁静的避护所，
躲开了狂风、骤雨和骇浪。

母爱的东面是期待，
母爱的西面是忠告，
母爱的南面是忍耐，
母爱的北面是安靠。

母爱呵
更象一柱灯塔，
照亮心中的信念、真理和祈愿；
透过人生的千变万化，
我在那里寻找停泊的港湾。

(写于母亲节)

我的小学班主任

教过我的小学老师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唯独两位用心哺育我成长，让我有难忘童年的班主任的姓名，不但牢牢记住了，而且半个世纪过去后，她们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依然是鲜活、鲜活的。

杜丽君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她有我母亲那般年纪，还有两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孩，经常由她在药厂做技术工作的丈夫带到学校来玩。一家人惺惺相惜，互敬如宾，其乐融融，在我幼嫩的记忆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使我从小就开始懂得家与爱的含义。

杜老师待我如子。在小学头五年里，她都让我当班长（加入少先队后变成中队主席），没替换过。记得升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我换二道杠为三道杠，做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杜老师不同意，坚持把我留在班上。她怕我有想法，领我到她家里吃饭，在饭桌上慢条斯理地把她的想法讲给我听。十来岁的孩子懂什么？当时只知道，那是杜老师疼我，爱我，喜欢我，舍不得我。我把这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他们也都支持杜老师的决定，并要我不但不能有想法，而且还要加倍努力把班里的工作做好，少让老师操心。

其实，杜老师虽然爱生如子，但平时却是个不苟言笑的严师。上书法课时，班上同学们都在专心写毛笔字，杜老师会冷不防从背后抽拔我们手中的毛笔，测试我们写字的时候笔握得紧不紧。她教导我们，写字时笔没捏紧，说明没用心；不用心，字就写不好，写不出骨架，写不出力量来。杜老师也拔过我的笔，但每次都没有“得逞”，她很满意，脸上会露出不经意的笑容。后来，她得知我正学练柳公权字帖。她告诉我，学书法不仅要勤练，还要多“读帖”，经常花些时间琢磨帖上的字，看好在哪儿，应该怎么写，然后闭上眼睛用心回想一下字的形状结构。按照杜老师教我的方法去做，我的毛笔字果然长进了不少。

回想起来，我们的小学生活（56-62年）还是挺快乐的，不象现在，小小年纪就被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课外活动都没时间搞，失却了许多童真的乐趣。那时候我们的课程也很多，早八点至晚四点排满了各式各样的课，但放学后，老师仍然带领我们举办各种少先队活动，比如在教室里出墙报、搞书法、绘画和歌咏比赛等等。记得大跃进年代，学校允许学生在学校里养小球藻、养蚕茧，甚至养小白兔。每天清晨，我们就把妈妈隔夜积攒好的淘米水灌在玻璃瓶里，或者用口袋装上家里废弃的菜叶子，带到学校去。现在国内的小学校不可能再搞这类活动了，小学生的眼睛里只有书本，看不到活蹦乱跳的动物和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直到我儿子进小学后，看到他的班主任老师麦克妮尔女士经常带领全班小朋友到野外踏青，去儿童动物园玩耍时，不由得会想起自己童年的欢乐。

我升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杜老师与我们告别，接一年级新生去了。班主任换了一位刚从中师毕业的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教师。她教我们语文，上课第一天，就在黑板上用龙飞色舞的粉笔字写下她的姓名：蔡导璋。蔡老师长得好漂亮哦！梳两条乌黑闪亮的辫子，说话的声音就象唱歌似的，十分悦耳动听。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朗读课文时常常充满感情，再平淡的文字，从蔡老师嘴里出来，都是诗，都是歌。也许从小受她影响吧，我性格上也慢慢滋长了诗的情趣和歌的灵动。我身上的“情商”多半是从蔡老师那里“遗传”来的，因为从我父母身上找不到那类“基因”。

蔡老师的家在南市文庙附近。文庙内有魁星閣和藏书楼，楼里有明清状元匾額和抱柱联，都是仿曲阜孔庙设计的。蔡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去文庙参观，给我们讲解一些当时尚似懂非懂的读书做人的道理。她就象大姐姐一样，与她在一起，我们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周末，我们小伙伴们相约步行去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踢小足球。蔡老师听说了，只要她有空，也一定会陪我们一块儿去，为我们添劲加油。回家路上，她还会打开挎包，拿出一袋袋盐晶枣、白糖桃板和大白兔奶糖等儿童食品犒劳我们。

小学毕业前，我突然被查出患了肺结核。蔡老师带着我到学校附近我母亲工作的托儿所，拉着母亲的手一起掉眼泪，那幕情境，我终生难忘。所幸我的病发现的早，没到开放期，所以可以边学习边治疗。不出三个多月，在父母和蔡老师的精心配合和调养下，肺部结核很快钙化了，没影响中考，而且由于成绩好，我还考上了市重点中学，蔡老师得知后竟又喜极落泪。

二十多年过去后，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了。那年暑假，我突发奇念，想去探望这两位小学班主任。二十多年没联系过，到哪儿去寻找她们呢？抱着一丝希望，我就给原来读书的小学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两位老师的下落。约摸半个月后，早已退休的杜老师果然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让我去她家里会面。那天，我到她家时，她和年迈的老伴，以及两个早已成年的儿子，都在等着我，见面时的盛情和欢愉，使我感动得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好象久别的孩子又回到了家的怀抱。临别时，我将刊登我论文的两本杂志作为礼物送给杜老师。她抚摸着杂志的封面，深情地看着我，说了声谢谢，我则从她眼睛里看到了那记忆犹新的敦厚、殷切和慈祥的母爱！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找到蔡老师。尽管我不知道蔡老师在哪儿，但她永远在我心里。现在我虽已年届花甲，但还会时常想起她，仿佛在遥远的回忆中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感受那如诗如歌的激情和亲如姐弟的关爱。

育才校长段力佩

“文革”之初，上海育才中学有反段与保段两派。同学黄国良是当时保段派中最有名的，被造反派冠以“铁杆老保”的称号。造反派的大字报上，曾写有红卫兵冲进段家时国良躲在校长家壁橱里喝牛奶的“故事”，那自然是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事。段校长家就在学校里。“文革”前十七年，他一家住在教学楼通往大礼堂拐角的一间由盥洗室改建的小屋里，屋内没壁橱。加之“文革”闹那么凶，无休止抄家批斗，段校长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喝牛奶了。当时，我跟着国良当“保皇派”。他出谋划策，我替他挥毫抄大字报，“反击”造反派。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反派反段校长，出于什么恨，我们不了解。我们保段校长，出于什么爱，其实也不十分清楚，不过是些笼笼统统的感觉罢了：段校长做得不错嘛。究竟怎么“不错”呢？没问过国良，他一定有他的体会。而我，当然也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我是一九六二年考进育才的。当时上海的地区差别十分明显。我从“下只角”的南市区考进地处市中心的育才中学时，马上被那里优雅的学习氛围和同窗学友的上乘学养震撼了。别的不表，单说同学们习练书法，篆隶行草，颜王欧柳，各色字体，无奇不有。班上举办小小书法展，挑了八个同学的作品，我的柳体字敬陪末座。课余，同学们的娱乐活动也以围棋和桥牌为主。那些玩艺儿，自己从前没碰过。中学那几年里我耳濡目染，跟着大伙儿一起玩，渐渐就上手了。

育才是上世纪初开办的租界教会学校，解放后自共产党接管学校那日起，段力佩就当校长。从此，校长成了他终身的岗位，育才便是他矢志不移的事业。53年他调任区长时，还兼做校长，数年后更辞去区长职，专任校长。他是上海市唯一行政12级的中学特级校长，组织上几次让他搬出学校，迁到更好的住处去，他都以一句“学校里蹲惯了”的话予以婉拒。其执著与专注，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年过半百的校长在我们学生眼里非常威严，见了都有点怕。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厕所里解手时打闹，往同学蹲坑的小隔间里扔纸球，哪知扔错了地方，里面传出一声苏北话“同学！”听出是校长的声音，吓得赶紧捂嘴，转身作鸟兽散。段校长常年居住在学校里，天天在校园内、教学大楼里巡视，看着我们上课、出操、活动，以至于访客经常在校长室里见不到他踪影。一天，某位来访者几次找他未遇，便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来客见童子，问段哪里去？只在此校中，人多不知处。”

一九六四年春，段校长锐意教改，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发动师生从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教改经验，全国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部位报道，影响很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来校参观学习。记得那时候在课堂里观摩听课的老师，比我们上课的学生还多。

段校长提倡“茶馆式”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解课文，甚至反对老师在黑板上大写板书而让学生埋首笔记。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要是让他看到了，一定会闯进教室刮老师胡子。因此，教改后，每堂课开始，老师先不作讲解，而要同学们自行看书，然后鼓励我们提出问题来。问题提出后，老师也不立即作答，而交由同学们一起讨论。所以课堂上，我们做学生的不仅可以随时发问，还能够自由地与前后左右邻座的同学交头接耳，切磋和研讨课题。随堂听课的老师们也被我们活跃的学习气氛所感染，不由自主地参加到我们的课堂讨论中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茶馆式”教学方法，一反传统做法，变被动的单向授受为师生之间的双向或多向互动，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而且锻炼了学生主动探索学问，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从段校长倡导的教改中获益匪浅。中学时代得到培养的自学自主自立的精神，在我其后下乡、回炉深造和出国留学、定居的一生中，都发挥了莫大的影响。

育才教改的好处还不限于此。段校长在重视教学方法改革、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他甚至规定，下课铃一打响，老师不能拖堂，学生必须马上合上课本，立刻走出教室。一开始，师生们都不习惯，这时，段校长一定会走到教学大楼的走廊上，厉声吆喝，把老师和学生们“撵”出教室去，直至大家下课后都能自觉地到户外或操场上散步、活动。慢慢地，大家养成了习惯，也尝到了劳逸结合的好处。在这方面，我的感触尤深。进中学前，我肺病初愈，体质赢弱。但初中三年里，因为得益于教改，学得生动活泼，所以身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真是知识、健康双丰收，为以后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文革”后，段校长七十多岁了。他重返育才，领导全校师生“拨乱反正”，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并以新的面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

逝者如斯夫，段校长以九十七高龄谢世。据说谢世前，他仍每周必到学校一次。晨昏之际的上海山海关路上，人们时常可以见到他与老伴互相搀扶、蹒跚而行的身影。这位终身教书育人、作育英才的教育家，走完了自己素朴无华而又流芳百世的一生。

巧的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加拿大西部留学时，段校长的儿子段津正在温哥华总领事任上。我与段津有一面之交。记得“文革”初，国良与我趁“革命串联”之便到北京，专程去段津在外交学院的府上拜访，试图搜寻一些所谓“保段”的资料。二十年后，在温哥华段总领事会见中国留学生的会议上，我曾想主动上前重提往事，但马上打消了主意。星移斗换，物是人非，何必再为那些荒唐岁月的荒唐往事牵肠挂齿呢？随即在笔记本上信手涂鸦，凑合四句，以抒胸怀：

少时拂面教诲深，寒窗熏染几重温。
语寄门前高飞雁，籽植万里念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