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好像免不了会遭遇一些劫难的。我快到耳顺之年，闯荡海外近二十年，这辈子天灾人祸，抢掠窃盗，什么都经历过了。活着，似乎并不容易哦。
最大的劫难，莫过于战争了。一九六八年中苏交恶，为黑龙江上珍宝小岛的主权爆发冲突。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还下达了一号通令，准备开战。我所在的农场离珍宝岛不远，知识青年都给整编起来，除了挖防空洞备战，就是紧急集合在雪地上搞拉练。幸亏后来仗没打起来。仗若打起来的话，在原子武器时代，我们必成炮灰无疑。那样的话，今天的家，老婆，孩子就都不存在了。
除了战争，便是天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三年，全国范围闹灾荒，农村颗粒无收，哀鸿遍地，饿死了千百万人。城里人没米没菜没肉吃，三顿合两顿，在清水面片儿汤里撒点盐糊口。六二年小学毕业前体检时，发现我得了肺结核，营养不良造成的。我是班上优秀生，班主任老师疼爱，拉着我母亲的手掉泪。
其实，那个天灾，有一半也是人祸造成的。自五十年代末始，每年搞运动，上下整肃，人心惶恐；大干快上，好大喜功。老天还不惩罚你？五七年反右派时，年纪还小，但记事了，记得跟爸爸到局机关去，楼上楼下都是大字报，具体内容读不懂，但知道是“反右派”。后来上中学了，管学校阅览室的陆星南老师是摘帽右派，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当右派后被迫离婚，从此再没见到老婆和孩子。
五八年搞大跃进，处处设炼铁炉，说要“超英赶美”。以前家里有一个小铜盆，是我们小孩子洗脸用的，后来不见了。弄堂口的大铁门也给拆掉了。那些东西都被当作“废铜滥铁”上交，大炼钢铁去了。过了一年，彭德怀觉得不对，上书毛泽东。毛泽东龙颜大怒，不但彭元帅挨整，还在全国政府官员中搞清洗。岳父是福建省委干部，因为讲了大跃进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话，被打成右倾，仕途受阻。
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接踵而至。连续十年，不间断的抄家、关押、批判和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死于非命。不计其数啊！究竟死了多少，至今没人能讲出个数字来。老百姓讲不出来，政府如今热衷于大干快上，无心去查，或者有数据报不出口。“文革”中，我家“成分”算好的吧，父亲解放前学徒出身，以后替荷兰电讯公司送电报，属“苦大仇深”之类的，因为是保守派，还有“历史问题”，险些被造反派抄了家，为此我们全家提心吊胆了好多天。学校里老师们受冲击更大了。老师中有的受不了批斗和凌辱，跳楼的，上吊的，还有落井的。老师死了，学校不上课了，我们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用劳动消费青春，用汗水“改造思想”。这一去，不是三年、五年，而是整整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呵！
四十岁那年，有机会出国。来到加拿大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放下身段，一边刻苦攻读，一边打工养家。皇天不负用心人，终于东山再起，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可心的专业工作，买了房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今在加拿大快二十年了，既没遇上什么反右文革，也没碰到什么大干快上，日子过得舒适安逸，平和无虑。人都说加拿大的生活节奏慢。慢有什么不好？快了，反而提心吊胆。快慢都只过一辈子，还是慢点的好。在这儿，国家大法《自由与人权宪章》并不是花瓶，政府也不搞诸如“三个先进”、“八荣八耻”之类的学习运动。你不关心政治，没人说你“思想落后”；你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找你麻烦。赚得多了，没人奈你何，只要按规矩交税。赚少了，日子混不下去了，可以要求政府补助；病了，医疗免费；没房住，申请政府廉租屋。只是我家从没享受过这等福利，因为我们有双勤劳的手，这一二十年，虽没发财，也没饿着，每年还能出国度个假什么的。
这个制度很“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制度也有明显缺点，就是养懒人。有一年圣诞节，太太所在银行大家捐钱买圣诞礼物，太太作代表把礼物送到一个吃社会救济的单亲妈妈家。回来后，太太告诉我，她家的家具比我家高档多了，布置也考究得很。不干活的比干活的人过得好，所以有些人更钻社保的空子，拿纳税人的钱去做吸毒之类的事儿。钱不够用了，毒瘾又挡不住，便挺而走险，拦路抢劫，伤害无辜，扰乱社会治安。本人就曾是此类社会疾病的受害者。
2000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我在公司餐厅吃完饭，觉得有点儿困，到公司大楼对面的中央公园去透透气，换换脑。公园占地九十公顷，古木参天，曲径通幽，是公司职工午餐后散步的好去处。散步时别人喜欢三两成群，我则好独自一人图清静。走着走着，刚拐入一个叉道，突然从树丛中蹦出三人，两女一男。男的凶神恶煞把刀架在我脖颈上，两个女的夹持着我，上下搜索，拿走了我随身携带的皮夹，内有各种证件、信用卡和现金。男的更威逼我说出银行户头的密码，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恰好有人散步过来，三个抢匪立马快速逃逸。等我清醒过来，借路人手机叫来警察，他们早已消失在密林之中，无从找寻了。
其实，即便抢匪被抓获了，繁复的法律程序和宽松的惩戒手段，也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抓了放，放了抓，他们仍会屡教不改的。市政府每年在做预算时，总对纳税人说要增聘警力，改善治安，但多纳了税，增聘了警察，仍收效不大。有一年，我们住在本那比山高尔夫球场边的高层公寓里，从十一楼搬到六楼更宽敞的单元。因为在同一座公寓内搬家，我们没请人帮忙，夫妻俩一批一批地在两个楼面之间移动家具。就在那上下移动的间歇，也就约摸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六楼的门被撬开了，刚搬入的计算机和项链手镯等不翼而飞。警察来了，勘察完现场和验了手印后，就打算跟我们说“bye，bye”。我们怀疑作案者在公寓管理层内，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搬家的时间地点，警察听了，耸耸肩，答曰没证据，离去了，从此再没了案子进展的消息。
近些年来，此类拦路抢劫、打家窃舍的事，只能算小case了。像大麻屋、黑道贩毒、帮派凶杀之类的恶性犯罪案件，在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里，早已屡见不鲜。警察束手无策，政府无能为力，若长此以往，温哥华——“人类最适宜居住城市”的美誉恐将徒有虚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