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秋冬之交，我被调往农场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调我去的原因，无外乎有两个：其一，中学是营级单位。农场连以上干部中，有较高文化的，寥寥无几。我虽仅高中程度，但山中无老虎，猴子可以称大王，选我去补缺，勉强还说得过去。其二，当时正赶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整顿校风校纪是当务之急。调我去学校这块是非之地，想必是要借我的手，达整顿之速效。就我个人而言，脱离农业连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学校工作，有利于为来年自己参加高考做准备，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这个调动甚合我意，没怎么犹豫，便卷起铺盖，走马上任了。
北兴农场共有中学三所，一中地处农场场部，是三所中学的龙头。说它是“龙头”，不仅因为一中学生人数多，师资较强，而且农场许多头头脑脑的子女都在这所中学就读，学校里的一举一动，用不着打报告，可以一下子捅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反过来，那些头儿们也挺“看重”一中，大学中专已经恢复招生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跳上这个“龙门”。
想跳龙门并不是坏事。但连跳的本事都没有，这龙门怎能过得去呢？我刚到学校那阵子，学校纪律松懈，教学秩序很乱，隔三叉五地有老师来告状，不是挨了学生的漫骂，就是课上不下去了，搞得我很头疼。学校名义上有个校长，中小学一起管，但对中学部分的事基本不过问。我与副教务主任陈惠业商量：学校不象学校，总得想个法子治治吧？她面有难色地点头称是。陈惠业是一位老教师，办事勤恳，为人友善，但说起整顿校风校纪，则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要我出头去搞。
我知道整顿的事不那么容易。要改变学校乱象，首先必须使老师们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他们明白“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才是学校的主角，“文革”中那套随意处置和批斗老师的情况，决不容许再发生了。刘士其和李芳五都是五八年从军队转业的老教员，长期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老知识分子不受信任，因此他们情绪消沉，工作劲头不高。我多次找他们谈话，虚心向他们讨教，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在学校工作中发挥作用。谈话后，刘士其老师主动请求担任学风较差的初三五班的班主任；李芳五老师则负责毕业班的物理迎考工作，为后来七八年高考取得好成绩做出了贡献。学校数学教学骨干殷老师，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高材生，“文革”中因莫须有罪名被赶出北京，流放到北大荒的劳改农场，后来虽然平反后到学校任教，但工作中总是谨言慎行，放不开手脚。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我有意识地在教师和学生中宣扬他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成绩，树立他的威信。他见我诚恳待人，开始经常找我吐露心头话，成了我的好朋友。青年女教师谈大妹带的班个别学生素质差，经常在课堂上闹事，甚至侮辱老师。我亲自到班上训导，严肃批评了那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责令他们向老师赔礼道谦。从此，谈老师在我的支持下，敢抓敢管，班级的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在全校树立尊师守纪的学风，我还适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讲解培养良好学风，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尊敬老师；二. 不打人骂人；三. 测验考试不作弊。这三条纪律虽然很基本，但在当时真正贯彻下去却不容易。譬如，禁止考试作弊这一条，做起来就很难。那时作弊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农场头头们的子女带头作弊，老师们都奈何不得。为了刹住这股歪风，我决心带个头。有一次，农场场长的儿子和女儿不管学校三令五申，在考试时公然作弊。我知道后，马上到班上，宣布考试成绩无效，决定他们停课写检查，并知会了他们的家长。因为我管校严格，并戴着一付黑框眼镜，所以调皮的学生们私下里管我叫“渡边”（电影《地道战》里一位凶神恶刹的日本鬼子）。老师们见我敢管，真抓，也就放开手来了。
以后，当学校工作基本走上正规，风气逐步端正起来时，我和陈惠业老师又在全校建立和健全了学生早自习制度。每天清晨，我都巡视各个教室，了解学生早自习的情况，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为了迎接七八年高考，我们不但为毕业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而且从高中一年级学生中，破格选拔了一些拔尖的，让他们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那一年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在七八年高考时，取得很好的成绩。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他们都遍布全国各地，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还出国留学，成为有关领域的专家。九八年，仅在温哥华一地，我就遇见了四位过去曾在北兴农场第一中学学习过的学生。王英当年考上鸡西煤矿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以后随丈夫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不列颠西哥伦比亚大学采矿专业的硕士学位。金霞和金大庆姐弟俩都在日本荣获博士学位。姐姐金霞毕业后在日本从事纺织材料的科学研究，后来移居加拿大。弟弟金大庆当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后来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任高工。在烈治文市开设中药制剂公司的马迎春，则原是武汉中药学院的副教授，在英国进修后来到加拿大创业的。虽然他们中不都是当年直接受业于我的学生，但三四十年前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播下的文化教育种子，在北大荒这块沃土上，孕育了不少人才，恐怕是不争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