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 生活小调二首

（一）
消遣三杯清酒，　　
解渴一壶浓茶。　　
下饭小葱炒豆芽，　　
茄子萝卜黄瓜。
　　
味美不在荤素，　　
讲究何必奢华。　　
五味调和须有法，　　
冷热参半最佳。

（二）
斟上茅台名酒，　　
沏下龙井香茶。　　
满桌摆得多乱杂，　　
鲜肉参菇鱼虾。
　　
菜列山珍海味，　　
味调甜酸辣麻。　　
大家坐下把拳划，　　
醉个头昏眼花！

（梦觉居士）

告别革命

宁大个儿如今成了“孤家寡人”。北京城里的七连知青少说有一、二百人，不见得全都不愿搭理她，但知青聚会上就是看不到她身影。我猜，那是她自己羞于露面，不好意思见人——见那帮三、四十年前一起摸爬滚打过的知青老友们。为什么呢？因为她也许明白，自己当年搞得忒过了，“左”得厉害，伤人不轻。

我太太曾在宁大个儿当排长的女五排做农工。排里评“五好战士”，几乎所有知青都推举我太太，大个儿的脸则拉得五尺长，当庭宣布休会，然后把“骨干”们招到一边窃窃私语。复会后，原先提名我太太的人不是转了向就是低头不语，只有小花狗和李贵娣仍坚持己见。事后，有人把话传给我太太：大个儿说你思想复杂，世界观成问题，不要我们与你多接触。

我太太出身“不好”不假，父亲是原华东局干部，正被押受审。下乡那年，她才十五岁。十五、六岁的青年，不，准确地说，是孩子，能有什么“复杂”思想让大个儿排长如此“忧心”的？是她要“篡党夺权”吗？她连团员都不是。是她想“里通外国”吗？此地离边境尚有三、四百里。是她“怕苦怕累”？她的劳动表现有目共睹。是她“不靠拢组织”？她打了入团报告，是组织嫌弃她。

其实，真正“成问题”的，恐怕不是我太太，而是大个儿自己。秋收割大豆时，每人把一条垄。排长可以不把垄，除了督战外，有时也帮拉后的人割一段；这样，原来拉后的，可以暂时直直腰，喘口气，接着往前割。但大个儿不仅从不帮我太太，扔下她一人在后面“打狼”，而且走过身边时，还会用鼻子狠狠地哼一声说“德性，假来劲儿！”鄙视的眼神，狠毒的语气，甩手离去的身影，象把利剑直刺胸膛，我太太只能把泪水往肚里咽。是什么让大个儿排长如此“憎爱分明”？是什么让大个儿排长如此“冷酷无情”？又是什么让大个儿排长如此“恶言伤人”？

宁大个儿是六四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文革”前下乡的，多数是辍学或考不上学校的“社会青年”，但大个儿据说是在校学生、“有志青年”，放着学校不上，丢下书本不念，“怀一腔革命热血”，下农村、到边疆，“与贫下中农结合”去了。

我们六八年到北大荒时，大个儿那批六四年知青差不多都结婚成家了。他们除了操一口京片子儿外，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几乎与当地人没啥区别。唯大个儿不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列宁装，梳两条发辫，住集体宿舍。她是妇女队长，忙着接待新来的知青们：给女知青扫屋暖炕，为男知青缝被补衣，显得清新，纯朴，且“柔情似水”。

一日，我在豆腐房门前的井台旁洗衣。从小没洗过衣裳，更不懂如何使用搓板，两手死抓着脏衣往搓板上蹭，手指背的皮快蹭红了，衣服上的污垢仍没蹭掉。大个儿路过，微笑，让我起身，拉过板凳，帮我搓起衣服来。见她双手摁住脏衣，轻推两下，然后重新把衣服抖落抖落，接着再推，不一忽儿，衣服就推干净了。我连忙道谢，大个儿说声不谢，笑嘻嘻地走了。

笑嘻嘻的大个儿变成凶神恶煞的大个儿，大概就是在她当女五排长以后。在连里，女五排是嫡系，女四排是杂牌。“精兵强将”留五排，“老弱病残”都进了四排。从那时起，连里的人发现大个儿带兵狠。譬如，上下工，几十号人列队一起走，尚在理，但大个儿非得要求全排脚步划一，动作整齐，还着女高音小花狗边走边喊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大家跟着喊，一直喊到宿舍门口。大个儿自己呢，不在列，学连长老李头的样，将黑棉袄挂在肩膀上，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瞅着，谁的动作走样了，她会立马喝斥，毫不留情。再如，农忙时季，早晨五点起床出工，已经够早的。但大个儿偏要“独领风骚”，让五排清晨四点起床出工。其他排只能赶紧仿效，因为这是无声命令，谁敢“落后”？！没几天，大个儿的女五排竟然再提早一小时，三点就起床出工了。三更时分的天，还黑朦朦的，“一二一，一二一”的口号声便打破了村落的宁静和安详。大个儿的“疯狂（crazy）”，使全连人都活在心惊胆战之中，不知道她还会出何“奇招”，搞什么“标新立异”。

艰苦的劳动环境，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慢慢地摧损着知青们的健康。越来越多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们，患上了诸如月经失调，腰肌劳损，腱鞘炎，肠胃炎等疾病。大个儿本人也是受害者之一。七五年，她终于因患“干血痨”病退返京了。病退前，她明显气血不济，全身发黄，典型的妇科病状，完全失却了昔日耀武扬威的“革命风采”。

革命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一个人，革命同样也会无情无义地摧毁一个人，不仅在肉体上，更在思想上、精神上。我所认识的大个儿就是一例。人在宗教般革命激情的驱使下，会发生不可理喻的改变。这是从人到非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哲学上叫做“异化”。异化了的人，会像中了邪一般，失去做人的善良，友情，怜悯和仁爱。

所幸，大个儿还没失去一切。病退后，虽然鲜有过去的知青朋友们去探望她，但我太太不计前嫌，返家探亲时路过北京，仍专程去老排长家拜访，令宁大个儿感动不已。如今，分别已有三十多年了，我们仍能想起她，说明她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不可分割的一员。

是时候了，宁大个儿。对过去的事，记取教训就行了，重要的是要重新出发，与时俱进。告别过去，才能面向未来。老天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很多。

反智主义

有人认为，这次美国选举奥巴马获胜标志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挫。

按照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的定义，反智主义是“对理性生活及其崇尚理性生活的人们的一种反感与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理性生活价值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它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对知识、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思辩精神、理性态度和知识分子的反感，敌意，贬低与排斥，以及对作为其对立面，非理性精神、观念与态度的过度推崇。

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反智主义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焚书坑儒与文字狱，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五七干校之类，其实都可以看作反智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方式。所谓“臭老九”、“书愈读愈蠢” 、“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最有知识”等等口号，即是反智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学活用。它是在失去历史合理性的时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愚弄、麻醉和思想阉割。

美国早期移民多为欧洲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哲学上更多地属于英美经验主义而非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他们社会生活中强烈的宗教性不时导致对科学知识（如进化论）的拒斥，他们的民主运作也时有民粹主义因素混杂其中。凡此种种，使反智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并在其政治生活中有时起时伏的表现。大致而言，麦卡锡主义在五十年代盛行一时，标志着反智主义的一个高潮，科学艺术文化界里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从肯尼迪政府开始，反智主义开始衰落。但就最近几次总统选举来看，共和党敢于推出象奎尔，布什和佩林这样“一蟹不如一蟹”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说明反智主义仍有相当的市场。“牛仔”布什得以连续击败温文尔雅的高尔和凯利，证明了这一思潮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有效性，也使其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又一次为共和党所应用。

在共和党今年竞选活动中，包括汽油税暑假，小镇代表美国论，对水管工乔的追捧，以及挑选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等，都是反智主义的表现方式或蓄意操弄。

麦凯恩首倡的汽油税暑假，要求联邦政府于阵亡将士日（２００８年5月26日）至劳工节（２００８年9月1日）期间停征汽油和柴油税。如果供需正常，每个消费者平均能省下最多不超过３０美元。但这一措施却使各州政府失去９０亿美元的收入，从而导致约３０万筑路建桥业工人在夏季失业。面对所有经济界学者异口同声的批评，麦凯恩坚持推销这一典型的收买选票的把戏，诱使选民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长远利益，并完全逃避对美国严重的能源问题的充分正视与全面解决。

小镇代表美国论，在选举后期选情落后的情况下，由佩林在其多次演说中发挥到高峰。佩林坚称只有那些偏远小镇才是真正的美国，那里的居民才是爱国的美国人。其实无论在人口分布，经济贡献以及文化发展各方面，小镇早已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正如最后选举结果所表明的，那里的选民在价值观念与政策取向上更多地倾向于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他们与任何地方的选民一样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但利用他们来打压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大学与研究机构更为集中的都市地区的选民，完全是一种反智主义伎俩。

对水管工乔的追捧，是一种诱使质朴大众以不加思考的身份认同替代严谨政策考量的企图。乔对于奥巴马税收政策的反对，不仅违反他目前作为一个年收入约４万美元的水管工的实际利益，而且还违反他一旦成为小业主后的利益。即使他买下这个仅有7、8个雇员的公司，扣除成本后的纳税收入也不见得有２０万，即奥巴马的“加税线”。说什么奥巴马政策将使他放弃对美国梦的追求，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企业主有谁见过？要求一个严重衰退的经济中千千万万普通人为了有朝一日万一致富后不加税而宁愿放弃目前的减税，就如要求非洲饥民付现钱买他的减肥丸一样，未免欺人太甚。

但今年大选中反智主义的集中表现，无过于共和党挑选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与恶补，在与ABC和CBS的访谈中仍然暴露出她在知识、智力、好奇心与视野上的贫乏。不仅６０％的选民得出她不能胜任的结论，连众多有影响的保守派人士亦无法接受。象布什一样，佩林所持民粹主义偏见使她不仅蔑视自由派的观念，而且蔑视一切理性观念本身。更有甚者，她也象布什一样，对自己在国家事务与历史理解方面的欠缺，竟以傲慢与固执来弥补。佩林之能被选中，说明共和党对反智主义的执着何等严重。殊不知八年前布什得以上台，乃是在性丑闻与弹劾风波引发的“克林顿疲倦症”以后，反其道而行之，找个“非克林顿式”的，而一举得逞的。巧舌如簧的罗德学者不行，就让那个语无伦次的Ｃ学生、愣头青试试。岂知试下来的结果，是四千余人战死伊拉克，数万人伤残，股市狂跌，赤字疯涨，房子被封，工作被炒……当年高尔一叹气，大家反感。抚今追昔，一人叹何如万家哭？今年流行美国的是“布什厌恶症”，布什八年的反智主义实践及其失败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越来越多的论者所指出，布什其人，不仅知识贫乏、视野偏狭，而且严重缺乏智力上的安全感与求知欲，因而导致对一切抽象思维与理性探讨的不加掩饰的敌意与蔑视，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动辄求助于“谁是老板？”式的权力打压。看世界就象小孩看电影，分好人与坏人。好人听上帝召唤，坏人受魔鬼驱使；凡不是无条件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是坏人。对恐怖主义，唯有军事消灭一途，无所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的综合理解和应对之策。对经济，除减税与减少政府监管以外，别无他法。石油不够，唯有打井。至于什么全球气候暖化，我不懂的就不喜欢，我不喜欢的就不存在。

作为布什八年反智主义实践的见证人和受害者，美国选民痛定思痛，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一思潮进行检讨与排斥，从而使它开始失去曾有的信用与市场。识时务者为俊杰，共和党本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但它反而罔顾国内国际形势之严峻与麦凯恩本人之高龄，欲将佩林这样一位女性版的布什强加于今年的选民，其不智亦甚矣。更有甚者，在大败亏输之后，不少人仍以佩林提名后昙花一现的轰动效应作为其四年后再获提名的根据。但短期内自我感觉良好而终至于不可救药，不是中国人所谓“饮鸩止渴”又是什么？然而自我反省精神之缺乏，本身即是反智主义的症状之一，夫复何言。（ff）

找对象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最新数据，加拿大夫妇在2003年的离婚率为38.3％。这个数据在近几年里一直以每年1％－2％的趋势递进。其中，法语城市蒙特利尔的离婚率最高，2003年官方数字为49.7％，这是不是跟法语民族天性浪漫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部门里的同事中有三个是单身母亲。带着前段婚姻留下来的年幼孩子和前夫给孩子们的赡养费，她们常常在咖啡厅或者吃午餐的时候，对尚未结婚的年轻同事“传、帮、带”：结婚可是件大事情呵，你一定得小心；你的白马王子一定要非常合你的意，否则就会像我们一样的结局。

男同事们倒都是一些家庭幸福的“好好先生”，办公桌上摆着甜蜜的全家福，偶尔还会带妻子、孩子来公司参观。你问他们当初怎么就爱上了另一半，他们的回答简单得多：挑老婆没什么固定标准。长得好看固然是基本条件，两个人合得来、容易相处更重要。

话虽这么说，哪个爷们的夫人都不是顺手牵羊捡来的。我们项目小组里的乌克兰老弟娶的是一位乌克兰妹妹，说是当年从学校里一大堆“招展”的“花枝”中选拔出来的。乌克兰妹妹的容貌仪态和其他族裔就是不同，一眼望去就能从扎堆的女人中发现她。他俩一见倾心，很快在乌克兰教堂里结了婚。从此，他们不用每天早上为吃英式早餐还是法式早餐而划拳抓阄，吃的肯定是乌克兰的土豆泥饺子——这就是同一族裔结婚的好处。

部门里的德裔老兄崇尚欧洲品牌，开的是大众车，用的是诺基亚手机，穿的是BOSS衬衫，娶的老婆是瑞士裔。瑞士妹妹金发碧眼兼精致纤细，比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女孩多几分优雅。而他沾沾自喜的却是：“我老婆读书的时候可是全A学生哦”。

喜欢黑人爵士乐的法国佬和他的妻子是在一个爵士酒吧相遇的，虽然他们都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他们却相信“音乐之桥”直通心灵。当他们发现对方支持的冰球队都是Canucks以后，他们开始了下一次约会。在几次约会以后，终于在爵士乐、冰球、啤酒中找到了自己的Soul Mate（心灵之友），步入教堂的婚礼就顺理成章了。

公司女同事结婚更是件热闹的事情，因为婚后要冠以夫姓，比如Margaret Wong突然变成了Margaret Lawrence，或者Christy White突然变成Christy Seiruko，开始还以为来了一个新员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伊人出嫁了。你甚至可以从改过的姓氏里知道她嫁给了俄罗斯人，还是意大利人或者是日本人。但是，事情也有例外。去年看到一个女同事改姓，刚要前去道贺，却被其他同事挡住：她不是结婚了，是刚离婚，又改回娘家姓氏。也许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终于恨到要切断与对方的任何联系。这一改非同小可，连带着驾驶执照、护照、健康卡……凡是有名字的法律证件全要改掉。

时间长了，对身边同事们的婚姻状况多少了解了一些，发现加拿大年轻人的择偶标准都很现实，没有一个说寻找“家庭背景好”或者“事业有成”的人。大多数加拿大男性更喜欢“随缘”，在生活中寻找伴侣，绝对没有加拿大女性所说“只求最好”那样的“凌云壮志”。

前些日子，有朋友介绍对象，说有一加拿大年轻才俊只想找“中国美女”。对中国美女的要求不高，条件有三：一是俊俏（注：单眼皮、柴火棍），二是幽默感（注：嬉皮笑脸会打闹），三是不吃鸡爪子。

啃不啃鸡爪都上了找对象的条件。那要求还不高？！（mm）

他们也在另册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中学同学，总共约三十多人，其中不乏“走资派”子女。此为记。

“走资派”的全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革”中伟大领袖发明的专有名词，用于概称过去在政府、企业和学校当权的，“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关押的一大批老干部。昔日是受人尊重、享有特权的共产党“高干”，转眼沦为曾为之效力、乃至献身的党的阶下囚，不但家门被抄，而且他们的后代还被冠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美名”。

这美名也是领袖恩赐，但不好消受。按当时政治标准，“走资派”子女去生产建设兵团是不够“资格”的。那边是“防修、反修”前线，怎能让“走资派”子女掺乎其中、乱了阵脚？！但是，这些同学的决心实在太大了，差不多都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表明自己“背叛家庭”、“脱胎换骨”、“走革命道路”的心迹。他们从小家境优渥，不愁吃穿，无须为五斗米折腰，但这时却只有忍辱负重，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被批准去生产建设兵团。掌握批准权的是区武装部，部长也是老干部，惺惺相惜，才“破格”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些同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李军。李军原名匡瑾，是“文革”中最早被“抛”出来、在全国党报党刊上“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女公子。不幸的是，李军到北大荒只一年，为解救落水女知青，献出了含苞待放的青春。那是个麦收季节，酷热难忍，工间休息时，女知青们一块儿跳入附近的金沙河游泳解暑。其中一位不识水性，被河底水草缠住，在水面上时浮时沉，自小善泳的李军赶紧搭手相救。落水知青得救了，她却被湍急的河水吞去了生命。李军去世后，她哥哥李鲁达从江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继承妹妹遗志屯垦戍边”。李鲁达彪悍孔武，在妹妹连队当司务长，经常持枪带犬，进深山老林猎取野物，为知青改善伙食，受知青爱戴。七八年高考时，李鲁达以３７０多分好成绩被南大哲学系录取，其时匡亚明已官复原职，所以他的录取通知书比我的４０８分还早到了一个多月。对当时迟迟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心里虽然有些着急，但没有丝毫抱怨。李鲁达３７０分足够进南大了，通知书早到个把月，看在家庭不幸和妹妹早逝的份上，也算是迟到的“补偿”。

除了李军，赵咏萍的身世也挺“显赫”，不过只是在“文革”前。她父亲闻捷是“革命诗人”，与李季、郭小川等齐名。书香门第，干部家庭，当然十分荣耀。但“文革”中，赵咏萍家噩运接着噩运。先是赵咏萍母亲不堪折磨，自杀身亡，随后她父亲又被隔离、关押。关押期间，岂料闻捷与专案组长戴厚英擦出感情火花，这就罪加一等，闻捷因之殉情。“文革”后，戴厚英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成名，且在人道主义思想讨论中名噪一时，那都是后话。赵咏萍读中学时与我妻子同班同学，“文革”中我们又参加了同一个“革命组织”，所以熟识。她是个漂亮、热情、执著而又有点刚烈的女青年。在农场我们不属一个连队，听说她因为看不惯连干部的作风，与领导关系不好，所以一气之下离开北大荒，跑到江西老区找他爸爸的老战友，在那里插队落户。77年恢复高考，赵咏萍一举中榜，考入江西医学院，毕业后做了医生。我们出国后，曾经接获过她的来信，但由于彼此忙于事业和生活，联系没能继续下去，现在想起她，真是很怀念的。

熊宁宁也是干部子弟。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寒冬，我和熊宁宁在金沙河小龙头挖河修水利。帐篷统铺上我俩齐头并肩睡。每晚歇工后，我总看到他往鼻子里滴药水，他说患鼻炎，不好受。除了鼻炎，他还受肠炎的困扰，因此身体显得单薄清癯。但他是个副班长，抡镐刨冻土，身先士卒，不落人后。几年后，由于身体实在适应不了北大荒的严寒天气，熊宁宁转插到了江苏苏北农场。在那里，他被推荐上南京中医学院。“文革”后，又继续攻读，拿下了中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医术精湛的肾科专家。八十年代初，我曾两次到南京师大讲学，都特地到熊宁宁家造访。那时，他女儿还小，家务、工作十分忙碌，仍抽出时间陪我参观他的诊所。去年，我和太太带儿子回国到南京玩，除宁宁夫人亲自导游中山陵外，宁宁还特地引见了他九十多岁的老父。他父亲是前上海隧道公司的负责人，“文革”前的浦江隧道就是在他父亲领导下完成的，“文革”后上海四通八达的地铁干线之所以能够自主建成，恐怕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技术基础。可以说，宁宁的父亲是上海地下世界的“开山鼻祖”。

在北大荒那些年里，我最接近、交往时间最长的，该是汪氏姐妹。姐姐汪晓音到连队后，即被分配到马号清圈。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连简单的家务活儿都不曾干过，站在臭气冲天的马粪牛粪堆里清扫、整理，没有丝毫犹豫。后来，连里派人去三江平原修路，她又主动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妹妹汪三三一直在猪舍养猪，每天起圈、喂食、放牧，裤腿沾满了污垢，手背上布满了开裂后愈合留下的疤痕。十七、八岁的似花年纪，谁没爱美之心？谁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她们也都天生丽质，但是，她们似乎没有爱美的权利，她们不可能、也不敢有此奢望。在时代加在她们身上的“原罪”面前，她们想的更多的恐怕是如何“赎罪”。70年秋，下乡整整两年后，我们有了第一次探亲假，小三、晓音和我相约一起回家。回到上海后，我总算有个团圆的家，但她们的父母仍被隔离着，不能见面。十天后，我们必须返回北大荒了。为了节省路费，我们买了九元钱一张的海轮底舱票，坐船从上海到大连，再改换火车往北。临走那天，到轮船码头给她俩送行的，只有她们的哥哥。轮船最底层的大统舱里，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我们和衣躺在冰冷的地铺上，昏昏欲睡，却又睡不着。夜晚，起海风了，大船剧烈摇晃，晓音和小三开始呕吐；我虽然没呕吐，但也被晃得晕晕乎乎。海轮继续在黑色的大海上航行，无边无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岸。晓音和小三仍然呕吐不止，我的脑袋则越来越昏昏沉沉……

这只是我们青春年代的一个旅程。在那个时代，人生就像一叶小舟在凶猛的海涛中飘浮，摇晃，没有终点，不知去向。时隔近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那个旅程，至今难忘。在儿子临上大学前，我们登上“激励（Inspiration）”号五星级豪华巨轮，在风光漪丽的加勒比海上遨游。望着儿子意气风发的神态，我又一次想起，他那个年纪，我和同伴们蜷曲在海轮底舱甲板上度过的那个不眠之夜。

青春有悔

（一）
上山下乡，有违天良，
名为志愿，实乃清场。
红色恐怖，关闭学堂，
锣鼓上门，掐断口粮。
火车呜咽，辞别爹娘，
家人心碎，知青凄惶。
少小出门，老大回坊，
一去十载，青春沦丧。

（二）
严寒边陲，荒蛮山庄，
耕地锄草，挖河盖房。
偷鸡摸狗，非我所长，
抽烟喝酒，聊慰愁肠。
朦胧爱情，转眼夭亡，
出身害人，死不见伤。
白日苦干，夜晚彷徨，
黄金岁月，似水流淌。

（三）
欲读无书，功课废荒，
手抄相传，斥为色黄。
推荐上调，巧取豪抢，
处女失贞，恶头霓墙。
病退返城，转插游荡，
无奈扎根，满目桑沧。
空有雄心，思之神恍，
天下之大，路在何方？

（四）
大学门开，始见微光，
拼死一搏，侥幸上榜。
游学彼岸，自由初尝，
光阴倏忽，两鬓已苍。
返乡情怯，踌躇举觞，
昔日插友，掷杯厅堂。
晚婚失学，四十下岗，
虚度年华，谁来补偿？

围城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未必料到他所刻画的“外边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往外冲”的情境，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每个人都可能碰上。

我们有生之年，最大的围城莫过于“文革”。“文革”初起，差不多每个人都往里冲，不管想的通，还是想不通。尽管当时很多人觉得事情来得突兀、一时感到茫然：搞革命，不搞生产，不上课，对吗？文批，武斗，搞得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行吗？但有谁会，或者敢，怀疑英明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挨了批斗、受了冲击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们，除受不了“阴阳头”、“喷气式”等刑罚的羞辱外，内心恐怕仍在责备自己没能“紧跟”，“站错队”了，诚心诚意地作交代写检查呢。许多知识界精英，象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人，由于受不了身心折磨，不得不选择自尽的不归路，但他们临死前留下的字条（连象样的遗书、绝笔都谈不上）上，除了为保姆撇清“知情不报”的罪名外，有的更不忘亲笔写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曾在各自领域里做出不朽贡献的、高智商的人杰，就这么冤死在“文革”的围城里了，不但往外冲的机会没能等到，而且连自己的死因都没弄清。

“文革”后，说要“反思”、“拨乱反正”了，大家便争先恐后地从围城里“往外冲”。一边冲，一边又你推我捅，互相使绊脚、搞倾轧。那时，我在上海一所高校读书、教书，亲眼目睹了后“文革”时期你争我斗的百丑图。高等学府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竟不顾体面，丢尽斯文，拉破脸撕烂嘴地埋汰、诋毁昔日的对立派，其手法之低劣，用心之狠毒，堪与“文革”恶行相“媲美”。敝系有一位“文革”中受冲击的老教师，“文革”后鹞子翻身，当上了系副主任，还一个劲儿争取入党。入党后，一面自吹自擂，冒充“学术权威”（其实，终其一生不过写了几篇听课笔录，收集别人文章编了几部文集而已），另一面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搞党同伐异、派系斗争。系里的教师们不得不面临重新“站队”的选择，分“左、中、右”，别“敌、我、友”，好像回到了另一次“文革”。当时的我，旁观之，不胜唏嘘：这围城，一旦冲进去了，很难再出得来的呀。

我们这一代人，遇上的另一个围城是“上山下乡”。当年不管写了血书的，自愿报名的，还是在“一片红”浪潮的裹挟下不得已出走的，都进了这围城。这围城的英文名，叫“Labour Camp”，中文可直译为“劳动营”或“劳改营”。这是通过体力劳动达到“兴无灭资”、改造思想为目的的集中营。那时，处在青春逆反期的年轻人，在革命狂热的煽动下，摘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扛起行囊，一窝蜂一窝蜂地冲进了这围城。围城自有围城的革命激情，围城更有围城的“革命纪律”。一旦激情不再，围城戒严的时候，无休止的“整肃”和“批判”，终于使这群天真浪漫的青年人，饱尝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整风时所遭整肃的“酸甜苦辣”。四十年代的革命知青王实味是被砍了脑袋的，六七十年代下乡的激情年青人未必遭此恶运，不过他们本用以自由、独立思想的头颅，实际上早被抹去了，不管整肃者，还是被整者，概莫能外。

所以，这围城最终不是被围城里挣扎着的青年人冲破的，而是被继位最高领导人的“白猫黑猫”捣烂的。中国的可悲不在于亿万国人的“沉睡”，而在于他们的“觉醒”有待于最高领导者的“点拨”和“指引”，因此，这种“觉醒”是不是真的“觉醒”，实在很难说。

如今，这“上山下乡”的围城不存在了，当年的红卫兵-知青们也都步入了晚年，但从连篇累牍的知青回忆、意兴未尽的集体返乡、以及诸如“青春无悔”、“知青情结”和“魂系热土”的激情口号中，我仍能望见那围城的影子。物质的围城尚易冲破，思想的围城却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在集体主义意识垄断的围城里生活久了，出了围城又迫于生计和养家糊口的人，是不习惯独立思想和自由生活的，缺了激情的玛啡，少了集体的三温暖，日子反而过不舒坦。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代人的激情依旧，因为这一代人毕竟老了，昔日的激情终究会随这一代人的逝去而消退的，而且不用担心它会传染于下一代。但自由思想的种子总要出土、发芽、开花，自由思想的接力棒总应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曾被愚弄，走过弯路，遭罪患难的一代人，有责任告诉后人那“史无前例的”围城真相。红卫兵-知青，文革-上山下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被定位在错误的、丑陋的一边，这是无可争辩的。

天体海滩

刚来温哥华，每次对新认识的朋友提到想去海边晒太阳，他们总会告诉我关于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里面那个天体海滩的种种传闻。每个人说起来总是绘声绘色，可是当我认真拜托他们和我一起去时，朋友们不是不好意思，就是用有“色”的眼光来看我，彷佛我是什么偷窥狂似的。而且他们总会告谏说：“要脱衣服的呀！你敢不敢？”当然敢，有什么不敢的？! 反正又没人认识我，更何况自己的确想好好地让全身晒晒太阳。这个海滩真正的名称叫做“沉船滩﹝Wreck Beach﹞”，从地图上看，它的位置就在UBC校区西南侧，距离公路并不远。于是，当初夏第一个高温的周日来临时，我决定自己去寻找这传说中的天体海滩。

从铁道镇坐49路电巴到顿巴交换站，再走到对面换41路或480路电巴往UBC。现在这个时候，这条路线不很忙碌，我悠闲地坐在巴士后座，手中读着Jeph翻译的《迷幻异域》。电巴前行了不久，经过两旁高耸的防风森林，这是隔开大学校区与市区的天然屏障太平洋精神公园﹝Pacific Spirit Park﹞，之后就正式进入校区了。

UBC的田野和建筑分布在道路两侧，就像一座典型的北美小镇，转过几个弯，来到小镇的终点站：University Loop。下了公车，很自然往设在路旁的校区地图栏走去，藉由地图上那个“Here You Are”的箭头，我弄清楚了自己站在大学街﹝University Blvd.﹞位置上，而这条大道的尽头，就是通向我要去的海滩。往海边的一段路全是下坡，风景优美，并不难走，但身旁呼啸而过的轮鞋族提醒我，有的路并不一定非得用脚“走”的。幸运的是，经过几栋教学大楼和宿舍建筑，就到了大学西侧出口的西南滨海路﹝S.W Marine Drive﹞，马路旁边停了许多小汽车、脚踏车，在一个隐密的森林入口边，就是通往 Wreck Beach 的步道了。步道相当陡峭，两旁不时可见被海风吹倒的巨木，这一段路彷佛走在深山丛林里，令人心中浮现一丝不自主的兴奋：彷佛这条全程约五至十分钟、由密林之中穿过、蜿蜒往下的步道，通向一个神秘的世外桃源。终于在步道底端绕过路旁的简易厕所之后，传说中的Wreck Beach就在眼前了。

这是位于UBC正下方的一个狭长沙滩，面对着大平洋和乔治亚海峡，由于两端和腹地都被茂密高大的森林隔绝，因而形成一个隐密性极高的海滩，但并不像人们口中的那般神秘。Wreck Beach事实上是个Clothing Optional的海滩：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穿或不穿衣服，不是非得一丝不挂的；也不像传说中看到的都是老翁老妇，整个沙滩上老中青三代分布均匀，也有全家大小一起来反璞归真、享受日光浴的。

因为不熟悉环境，我不知道那一个个用树干围成方块区域的沙滩是否专属于某个族群，为了寻找一个较不受打扰﹝也不打扰别人﹞的空位，我穿著背心、赤脚走过半个沙滩；然而，坦白说，此刻的我早已恨不得脱个精光，否则总觉得自己是个冒失的闯入者。后来找到一段树干旁的一个空位，礼貌性地询问一旁正在互相按摩、涂抹防晒油的中年夫妇“我可以坐这儿吗？”获得亲切热情的微笑回答之后，就从背包中取出大浴巾往地上一摊，没两下就把身上的衣物全部脱了，那真是言语难以形容的快感啊！

在我身后正好有三个看似东南亚留学来的男生，光了上身、穿著长裤、带着墨镜，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当时觉得自己坦荡多了，至于自己的身材有多烂，这会儿早就忘光光了。就这样，我身无寸褛地半躺下来，开始用笔记述这一路下来的历程。四点多的阳光依然炙人，但晒在那过去数十年不见天日的跨间，只觉无以言喻的舒坦。沙滩上不时传来吉他弹唱的美妙歌声，放眼望去绝大多数是白人，而少数的黑人、印地安原住民以及如我一般的亚洲人夹杂其中，人人怡然自得；感觉比起一般穿泳装的海滩更自然、更干净。

在入口处，我拿了一张Wreck Beach夏日祭活动表，上面列着每隔两、三天就举办的活动日程、以及清理海滩的日子。7 月 13 日将是第二十一届“Wreck Beach Day”，届时将有沙雕、人体彩绘与裸舞等比赛和节目，忽然有预感今年将会是生命中难得的一个美丽长夏。比较有意思的是，偶而会有个愤怒的裸汉站起来，义愤填膺地高声向整个沙滩发表演说，话题不外是“加拿大该不该加入美国佬的战争”云云。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只是一笑置之，比较捧场一点的会回上几句：“No Politics!﹝不谈政治！﹞”或者“Hey，Hey，Smile!﹝嗨嗨，笑一个﹞”过一会儿，这位怒汉自然就没趣地躺回去“晒鸟”了。

在海滩上，看到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莫过于一群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在浅浅的海水中打排球、嬉戏。他们或许是兄妹、邻居、同学，完全洋溢着毫无做作的青春气息。这个年纪正是白种人的黄金时期，身材、皮肤、脸蛋，都好看得不得了。卖巧克力和饮料的女贩在沙滩上穿梭兜售，身上除了必要配备的钱包，其它都是多余的。

我就这么不断变换着姿势，让胸前背后都晒了个够，直到七点多，太阳慢慢西沉时才起身着装离开海滩。在这种环境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除非你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否则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当然，任何的快乐都是有代价的。在这个天堂般的海滩躺了一下午的代价，就是你必须沿着来时的步道爬上公路去。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步道从UBC旁穿过Pacific Spirit Park陡峭山崖、茂密的丛林垂直而下，现在要回去，可没那么容易了。尽管有木头修成的阶梯，走了几步还是觉得“天昏地暗”，原本以为自己还是个“勇少年”，回头一看沿路都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的裸泳同志，才真正体认到，这就是世外桃源的代价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