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夕，我从自己房间里两个堆满各种图书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英语口语手册》和一本《英文书信写作》，连同写字台上早已翻烂的《新英汉字典》，一起塞进装满衣服的旅行箱，回头瞥了一眼书架上两卷本崭新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和有点陈旧的《大英百科全书》。这两个书架上的书籍多数是我十余年在大学读书、教书和做研究买来的，也有依自己的兴趣收集的。我喜欢读八十年代时兴的朦胧诗，所以书桌上总少不了舒婷、北岛、顾城等人的诗集。读他们的诗，就像大热天吃了冰砖般，心底一股凉意油然而生。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也是我读书的偏好，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我都反来复去地读过不至一遍了。这次背井离乡去加拿大留学，不知何时才能同这些读过的和没来得及读的图书再见面？
我来到太平洋彼岸一所有着美丽校园的大学学习教育管理。虽然有资助，可以买书，但经费控制在指导教授手中。他要我们开列书单，然后交由秘书统一购买。我递交的书目有《当代教育哲学》、《教育统计和测量》以及《学校行政史》等，教授看了书单，没言语，照着买来了。拿书时，凑巧看到购书清单上还有一位不相识的中国女子的名字，买的是英语课本，十分好奇。向别人打听后才知道，她是教授在北京结识的女友，由他“资助”来加拿大的，只是教授没敢把她领回家罢了。
后来，我转行读计算机科学，没有奖学金，还得交学费，自己和其他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样，一分钱要掰成两半儿花，能省则省。每学期开学，最大一笔费用就是买教科书。我总是设法从前届老同学那里买旧课本，然而最省钱的办法却是，买一本新教科书，站在复印机旁把整本书复印后，再退还给书店。但有的印刷精美的大学课本，内容充实全面，紧随学科潮流，写得也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适合自学，自己看了心里喜欢，咬咬牙也就买下来了。几年下来积累了一大堆学过的教科书，至今还自豪地插放在我办公室的小书架上，有的上面粘贴着印有买书日期和售价的小标签：《数据结构》90年12月13 日买的，售价是81元2角5分；《系统分析和设计》91年12月买的，售价是69元9角5分。还有象《计算机图像导论》和《数据库建设》等书，虽说旧了，内容也过时了，但有时在公司里做工作报告或技术演讲，我仍会参考一下，学学人家怎么把复杂技术问题讲清楚的本事。
毕业后不久，北美进入所谓“新经济”的疯狂年代，个人电脑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一见钟情，两者天作之合就像干材遇上烈火，转眼间互联网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各种书店里砖头般厚重的电脑图书汗牛充栋。这期间，我左蹦右跳地换了三、四个公司，换一个公司，长一套技术，个人业务能力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公司都十分支持雇员进修业务，因此，我进过不少时新技术的学习班，买了不少电脑参考书，所花费用，公司都给报销。工余周末，我还经常去附近的书店里读书，有时也利用书店的商品退还政策先买下，二个星期内快速读完再原价退书。虽然心中惭愧万分，但技术更新速度快，情况紧急，要养家糊口，也就无可奈何了。
家里也断断续续订阅一些报刊杂志，其中有《时代周刊》和加拿大的“国刊”《麦客林》等。我比较爱读《时代周刊》，文字简明易懂，文章篇幅都不长，却很耐看，时下发生的有影响的事儿，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科学、人文，都有绍介和评论，看一期《时代周刊》，便可把脉世事动态，不至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相较而言，《麦客林》的文章不太好读，虽联系本国实际，但读了往往不得要领，唯最后一页追忆当年因故早逝者生平的短文，系我独爱。文章记载的都是平头百姓，有农夫、货车司机、教师，还有未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等，凡人小事，平铺直叙，读来自然亲切，有掩卷启思之感。
作为业余生活的消遣，我阅读西方文化名作和现代哲学。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的作品，都是哲学和文学结合的典范。奥维德的《变形记》是企鹅出版社的英译本，读后感觉这篇瑰丽迷人的神话长诗的艺术成就绝不亚于三大著名史诗。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剧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千多行简洁的诗句，就把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人类而被钉在高加索山的悲剧呈现在眼前。美国现代文学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描写生动精确，文字简洁，读了对自己的英文写作似有助益。另外，象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没时间从头到尾地细读，但都有涉略。出国前曾看过讨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文章，但未读过原著。库恩的科学哲学直接挑战波普尔的“证伪说”，提出“范式革命”推动科学发展进步。以我对科学史的阅读和了解，完全同意库恩对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
身在海外，读中文书反而更方便了，许多国内不能出版或发表的书或文章，都能看到。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后，我拜读了他的《灵山》。坦白讲，读不懂。不知我水平差还是他太深奥，总之读了，没动心。不能动心的文学作品，难说是部好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读不懂，但读了动心，觉得它是一部不朽的科学名作。我对中国文学发展一直很失望，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还难见到真正有诺贝尔奖水准的作家和作品。倘若把这全归罪于文化专制也不尽然，同样文化专制的苏联为什么还出了一个肖洛霍夫和一本《静静的顿河》，更无庸说后来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了。是中国的“故事”少吗？是中国的“故事”不够惨烈吗？都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余秋雨的一些书曾在国内文化界撩起一丝波澜，我读了觉得比读学术专著轻松，又比一般随笔闲杂文字耐读，但读多了，乏味，因为雷同。最近还看到国内风行于丹和易中天的书，感到好奇，回国探亲时买了。易中天的书我尚能读完，然而那位“女圣人”于丹的书，看了几页，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时下歌有流行歌，音乐有流行音乐，难道思想也有流行思想的吗？流行的思想，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操作，它们终究不会有多大价值的。
从互联网上搜索有阅读价值的文章，也是我工作之余的一大嗜好。前些年，王伯庆讲北美生活故事的小文，得篇必读；近一阵子，马悲鸣的政论短文，刊之总先睹为快。两人都是80年代大陆留学生，学而有成，文笔和见识俱佳，所写文章，读来饶有趣味。李南映（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和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写他们母亲的文章，读了则有悲天悯人的凄凉感。他们的文章揭示了两个扭曲了的母性：为了政治正确，她们竟能斩断亲情，背叛伦理；在革命至上的名义下，对自己生育的子女也可以铁血心肠、冷酷有加。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变成了丧心病狂的政治动物；《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本不是清纯娴淑的乖女子，甫志高原型却是谦谦君子北大教授张中行。
近些年，我还读了不少海外出版的中文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李志绥和张戎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书。一位香港移民的地产经纪看了后询问我的意见，我只告诉他，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坏事不假，但他基本上算个崇尚皇权的理想主义者，决不是痞子流氓，更不是酒囊饭袋。张戎父亲官至省委宣传部长位，“文革”中受冲击而死。她爱之既深，恨之愈烈，容易理解，不过带着情绪写书，毕竟站不住脚。（张戎的另一本书《鸿》记录了她母亲一家三代人的变迁，值得一读。）同样出身于共产党宣传部长家庭的杨小凯，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在“文革”初期因文字祸入狱十年，狱中苦学数学和英语，“文革”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自创了新边际经济学理论。如果不是五十多岁患癌病去世，学界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人。他的书和文章，我大都看过，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同龄学子。他如果没在青年时期被囚十年，因而健康没受损害的话，中国就不会失去这样一位将会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智慧的经济学家了。杨小凯的短暂一生结束了，但他留下了值得我们一读的书和思想，有价值的书和思想是不会随肉体逝去的。
有道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我想，那是对立志做官的人说的，悬梁刺股，为的是功名及第，仕途腾跃。这种读书态度，今人实在要不得的。培根讲，“读书才能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完善的人，应该是有情趣和思想丰富的人，而不该只是以追逐官禄为生的书虫。因此，我把这对联改了两字：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边思作舟。趣与思，才是我们读书、学习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