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种子

1. 我出国那年，儿子青青才四岁多。太太带着他送我到机场。进候机厅前，我抱起儿子，想跟他告别。他把嘴贴近我的耳朵说：“爸爸，侬勿要走好勿啦？”我安慰道：“爸爸去加拿大留学，很快会回来的。”他不说话，小手搂紧了我的脖子。

2. 太太相继去日本留学后，青青寄养在好婆家。一年后，太太回上海接儿子去日本。才分别一年，太太在好婆家见到儿子，抱着他泪流满面。青青显示出很懂事的模样安慰妈妈：“青青现在已经不大想妈妈了。”太太脸上的泪更止不住地流下来。

3. 两年后，我们在加拿大团聚了。我仍在读书，太太在市中心一家酒吧洗碗，挣钱养家。晚上九点多，我带着青青开车去接他妈妈下班。进酒吧厨房，我们能看到酒吧大厅的哄闹场面。回家路上，青青认真地“嘱咐”他妈妈：“妈妈，在那里工作要当心，不要出事噢！”太太答：“青青放心，妈妈会小心的。”

4. 外公外婆来加拿大探亲时，青青才上小学三年级，见到外公外婆可高兴了。他知道外公打了一辈子太极拳，在学校手工劳作课上，把太极两个字的英文刻写在一块木板上，送给外公。外公生前一直珍藏着。外公去世后，我们把它带回加拿大，留作纪念。

5. 外公病重住院那年，青青正读高中。我们原本打算暑假带他去欧洲旅游，给他增长见识的。但青青说，欧洲以后还可以去的，不回去看外公，可能看不到了。青青回去见了外公最后一面。往后，每次青青回国，都会去龙华公墓给外公献花，致敬。

6. 阿爹（苏州人对爷爷的称呼）癌症晚期的消息传来，正值国内沙斯高峰期。青青一再要求跟我们回去探望阿爹，但他正处在临近高中毕业的紧张关头，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由我代表回国探视，太太留家照顾青青生活。阿爹去世后，青青为此对我很有意见，生气、抱怨了很长一段时间。

7. 青青进大学读书了。他心里惦记着国内生病住院的外婆，计划在放假时回去探望。但不幸的是，外婆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太太从国内打来电话的时候，青青正好放学回家。在上楼时，我对他说了外婆去世的消息，他初一愣，然后一言不发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等了好大一会儿，我见他在屋里不出来，便轻轻推开门，看到他双腿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头埋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又悄悄地把门关上，没敢惊动他。

8. 青青有个洋外公，快九十岁了。去年，青青要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了，临行前，他特地买了水果糕点，开车，坐渡轮，到岛上去探望他的洋外公。洋外公的父亲曾在剑桥读过书，这一老一少很谈得来。他们之间往来的电子邮件，比给我们的详实多了。

9. 自青青能通过打工和做Co-op等挣些钱起，每逢节日，他都会悄悄地买了礼物，送给爸爸和妈妈，事先都不声张。去年母亲节时，他在英国从网上订购了一个花篮，递送到家，他妈妈高心极了。今年父亲节，青青正忙着做硕士论文，还特地打来电话表示问候。上个月我生日那天，他不但打来电话，还寄来了在莫斯科旅游时买的一顶别满了勋章的军帽。他不认识中文，更不会写，但他通过查字典，居然在贺卡上歪歪扭扭地写道：“爸爸，生日快乐！您快到老年纪了，所以我要祝您身体健康！因为你喜欢帽子，请收这个苏联带来的礼物。”

劫难

人的一生好像免不了会遭遇一些劫难的。我快到耳顺之年，闯荡海外近二十年，这辈子天灾人祸，抢掠窃盗，什么都经历过了。活着，似乎并不容易哦。

最大的劫难，莫过于战争了。一九六八年中苏交恶，为黑龙江上珍宝小岛的主权爆发冲突。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还下达了一号通令，准备开战。我所在的农场离珍宝岛不远，知识青年都给整编起来，除了挖防空洞备战，就是紧急集合在雪地上搞拉练。幸亏后来仗没打起来。仗若打起来的话，在原子武器时代，我们必成炮灰无疑。那样的话，今天的家，老婆，孩子就都不存在了。

除了战争，便是天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三年，全国范围闹灾荒，农村颗粒无收，哀鸿遍地，饿死了千百万人。城里人没米没菜没肉吃，三顿合两顿，在清水面片儿汤里撒点盐糊口。六二年小学毕业前体检时，发现我得了肺结核，营养不良造成的。我是班上优秀生，班主任老师疼爱，拉着我母亲的手掉泪。

其实，那个天灾，有一半也是人祸造成的。自五十年代末始，每年搞运动，上下整肃，人心惶恐；大干快上，好大喜功。老天还不惩罚你？五七年反右派时，年纪还小，但记事了，记得跟爸爸到局机关去，楼上楼下都是大字报，具体内容读不懂，但知道是“反右派”。后来上中学了，管学校阅览室的陆星南老师是摘帽右派，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当右派后被迫离婚，从此再没见到老婆和孩子。

五八年搞大跃进，处处设炼铁炉，说要“超英赶美”。以前家里有一个小铜盆，是我们小孩子洗脸用的，后来不见了。弄堂口的大铁门也给拆掉了。那些东西都被当作“废铜滥铁”上交，大炼钢铁去了。过了一年，彭德怀觉得不对，上书毛泽东。毛泽东龙颜大怒，不但彭元帅挨整，还在全国政府官员中搞清洗。岳父是福建省委干部，因为讲了大跃进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话，被打成右倾，仕途受阻。

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接踵而至。连续十年，不间断的抄家、关押、批判和斗争，多少人，家破人亡，死于非命。不计其数啊！究竟死了多少，至今没人能讲出个数字来。老百姓讲不出来，政府如今热衷于大干快上，无心去查，或者有数据报不出口。“文革”中，我家“成分”算好的吧，父亲解放前学徒出身，以后替荷兰电讯公司送电报，属“苦大仇深”之类的，因为是保守派，还有“历史问题”，险些被造反派抄了家，为此我们全家提心吊胆了好多天。学校里老师们受冲击更大了。老师中有的受不了批斗和凌辱，跳楼的，上吊的，还有落井的。老师死了，学校不上课了，我们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用劳动消费青春，用汗水“改造思想”。这一去，不是三年、五年，而是整整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呵！

四十岁那年，有机会出国。来到加拿大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放下身段，一边刻苦攻读，一边打工养家。皇天不负用心人，终于东山再起，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可心的专业工作，买了房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今在加拿大快二十年了，既没遇上什么反右文革，也没碰到什么大干快上，日子过得舒适安逸，平和无虑。人都说加拿大的生活节奏慢。慢有什么不好？快了，反而提心吊胆。快慢都只过一辈子，还是慢点的好。在这儿，国家大法《自由与人权宪章》并不是花瓶，政府也不搞诸如“三个先进”、“八荣八耻”之类的学习运动。你不关心政治，没人说你“思想落后”；你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找你麻烦。赚得多了，没人奈你何，只要按规矩交税。赚少了，日子混不下去了，可以要求政府补助；病了，医疗免费；没房住，申请政府廉租屋。只是我家从没享受过这等福利，因为我们有双勤劳的手，这一二十年，虽没发财，也没饿着，每年还能出国度个假什么的。

这个制度很“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制度也有明显缺点，就是养懒人。有一年圣诞节，太太所在银行大家捐钱买圣诞礼物，太太作代表把礼物送到一个吃社会救济的单亲妈妈家。回来后，太太告诉我，她家的家具比我家高档多了，布置也考究得很。不干活的比干活的人过得好，所以有些人更钻社保的空子，拿纳税人的钱去做吸毒之类的事儿。钱不够用了，毒瘾又挡不住，便挺而走险，拦路抢劫，伤害无辜，扰乱社会治安。本人就曾是此类社会疾病的受害者。

2000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我在公司餐厅吃完饭，觉得有点儿困，到公司大楼对面的中央公园去透透气，换换脑。公园占地九十公顷，古木参天，曲径通幽，是公司职工午餐后散步的好去处。散步时别人喜欢三两成群，我则好独自一人图清静。走着走着，刚拐入一个叉道，突然从树丛中蹦出三人，两女一男。男的凶神恶煞把刀架在我脖颈上，两个女的夹持着我，上下搜索，拿走了我随身携带的皮夹，内有各种证件、信用卡和现金。男的更威逼我说出银行户头的密码，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恰好有人散步过来，三个抢匪立马快速逃逸。等我清醒过来，借路人手机叫来警察，他们早已消失在密林之中，无从找寻了。

其实，即便抢匪被抓获了，繁复的法律程序和宽松的惩戒手段，也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抓了放，放了抓，他们仍会屡教不改的。市政府每年在做预算时，总对纳税人说要增聘警力，改善治安，但多纳了税，增聘了警察，仍收效不大。有一年，我们住在本那比山高尔夫球场边的高层公寓里，从十一楼搬到六楼更宽敞的单元。因为在同一座公寓内搬家，我们没请人帮忙，夫妻俩一批一批地在两个楼面之间移动家具。就在那上下移动的间歇，也就约摸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六楼的门被撬开了，刚搬入的计算机和项链手镯等不翼而飞。警察来了，勘察完现场和验了手印后，就打算跟我们说“bye，bye”。我们怀疑作案者在公寓管理层内，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搬家的时间地点，警察听了，耸耸肩，答曰没证据，离去了，从此再没了案子进展的消息。

近些年来，此类拦路抢劫、打家窃舍的事，只能算小case了。像大麻屋、黑道贩毒、帮派凶杀之类的恶性犯罪案件，在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里，早已屡见不鲜。警察束手无策，政府无能为力，若长此以往，温哥华——“人类最适宜居住城市”的美誉恐将徒有虚名了。

威尼斯：水都情调

到过威尼斯两次了。记得第一次迈下渡轮，踏上威尼斯的岸边时，心脏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压力锅。众河环绕，它似一个即将沉没的小城，在未来的绝望中，守护着今日的繁华。繁华即将如梦，小巷恰似迷宫，纤纤弱水上，处处是不系之舟。

第一眼我就开始惊叹了。这多么像我梦中的城市啊。马可.波罗游历天下，却难忘这神秘的水乡。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像它那么多愁善感，像它那么脆弱。只要到意大利，就能听到它的召唤。它召唤着具有某种共同心理特质的人，对爱情仍然充满渴望的人们。我看过很多以威尼斯为背景的故事，不是充满绝望，就是充满危险。那些故事都像开在山崖边的罂粟，而采摘它的人们，都在激情之中，刹车不及，倏忽之间，冲入山谷。

威尼斯像一只有金黑色羽毛的大鸟，悄悄张开它的欲望之翼，翅膀不大，也不厚实，却能煽起情感的疾风骇浪。如果我能为它说几句话，那么，请不要用地图了解威尼斯，不要用美食和血拼了解威尼斯，更不要用贡多拉了解威尼斯，请用故事记起威尼斯：它是一个为你捡回原始本能的水都。

说到故事，每一部涉及威尼斯的电影，都是令人心碎的，再怎么美艳，都很悲伤。像《情定日落桥》，两个小情人相约来到威尼斯，他们天真地相信一个传说：只要在叹息桥下，在日落时分，深情一吻，就永远永远不会分开了。那是一个很久远的电影故事，具体情节都已淡忘了，但那女孩对爱情的执着，那种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的坚决，是多么的令人震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浪漫。在广袤世界里，渺小生命中，浪漫的人不顾别人反对，众人嘲谑，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在他人雾霭朦胧的凝视中，孤注一掷，留下了自己的传说。

叹息桥似乎是为这悲情的浪漫而设的。它只是一座窄窄的封闭式的小桥，小到让喧哗的游客都会错过了。别的桥，向天空敞开双臂，而它永远昏天暗地，连小小的窗户，都加上了铁栏杆。不幸身陷其中的人们只能伸出手指，向今生无缘再相见的爱人含泪告别。阳光与爱情，都会成为下一辈子的渴望。人生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是绝望，在一个人的生命与意志力逐渐在阴暗的无人角落里，失助，黯淡，消磨，衰弱。叹息桥不是死亡之桥，而是绝望之桥。绝望的威力，远胜过死亡。

威尼斯就是那么一个充满神秘的激情之城。在它阳光灿烂时，如同一位穿着华丽的雍容少妇，在它阴雨蒙蒙时，足以在刹那间，掀起你生命中种种你自以为早已忘却的忧伤。

有人说，威尼斯，只适合跟情人去。

我以为，这是对的，确实的。

如果，你和情人去过威尼斯，那么，下一次，也只能跟情人去，不管他（她）是谁。这是避免在威尼斯忧伤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一个人漫步在阴雨威尼斯的小巷细桥上……

虽然，那样的忧伤是沉重而难忍的，但在日后的记忆里，一定会幻化成最柔美的惘然。

同与不同

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开幕式上，三千“孔门弟子”手舞竹简，动作划一，齐声呐喊；在现代科技遥控的灯光音响衬托下，缓缓舒展的画卷上重重打出一个“和”字，以此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五千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

突出这个“同”字和“和”字，显然为了呼应胡温“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论语上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意思是说，先王之道以和谐为美，而达成和谐的办法就是“用礼”，小事大事都依“礼”而行，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举止，各守分际，才能和睦共处。

那么，究竟什么是“礼”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礼”不管怎么变化，都是经过统治者认可的、孔孟和后来的主流思想家们极力宣扬的一整套处理差别，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的礼乐典章制度。礼制的前提是，人生下来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必须想方设法，把这种不自由、不平等控制在“等级差别的”的“合理”范围内，不至于闹出乱子来。这实际上也是礼治的意思。礼治区别于军队，监狱等“硬”的统治手段，主张通过“礼教”的“软”方法，和风细雨，潜移默化，使人民接受现实的等级差别，相信统治者“明天会更好”的许诺。

论语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是讲，为和而和，一团和气，稀里糊涂和稀泥，也是不行的。和是有原则的。和必须通过“礼节”的方法才能达到，即以符合统治者需要的礼乐典章制度，节制社会人际关系。君臣父子，长幼尊卑，井然有序，才是“和”的状态。说白了，“礼节行和”就是要教导全民上下追随统治者，安份守纪，唱同一支歌，迈同一个步伐，齐声同气，不敢有半点僭越、非分之想。可见，在这种“礼之用，和为贵”政治理想下，整齐，步调一致，恢宏壮观，就是所谓“斯为美”的“先王之道”，也是一以贯之的中华美学传统，张艺谋的美学观再现代，恐难置身其外。

这套以礼造和的理论，改头换面，贯彻到今天，在政治学上提倡的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在社会学上主张的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小民何来大道理？唯有国家利益才至高无上，唯有举国体制才能彰显国家荣誉。然而，我们进一步要问，什么是国家呢？国家是谁呢？在一次管理学课上，主讲的卡特教授向听众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国家为人民呢还是人民为国家？国家是集体，人民是个体；国家是虚名，个人才是实体。牺牲了个人，抹杀了个人利益，哪还有什么集体、国家利益呢？！太太从前在银行柜台服务，一天有抢匪上柜台递字条要钱，太太觉得要保护银行财产，装着看不懂字条上的英文，与他周旋。事后，银行头头对太太直言：抢匪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你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值钱的！这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搞了一个林貌杨音的把戏，这本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但在记者会上导演却强调，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尚经政治局委员拍板定案。文艺、体育也能和国家利益如此挂起钩来，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不是讲“同一个世界”么，何以有“国家利益”之争？在我看来，这把戏换来的不过是林女日后更多的广告费，然而在杨女幼小的心灵上则可能留下一生不可磨灭的阴影。再者，如果不搞这套“换头术”的积习，即便让全世界看到了杨女换牙的真相，何以损害到国家的利益呢？

论语中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孔子在倡导礼节和贵的同时，还是看到了同与和的区别。同的实义是统。以同代和，不会是真和，只能是“小人”的和，虚假的和，表面的和，或者说是“强制”的和。和只有以不同、不统为基础，承认差别，存异求同，才能达到“君子”的和，真心的和。从这一点看，北京奥运的主题似有缺陷，因为它容易让人产生以同为和的误解。首先，世界怎会只有一个呢？毛泽东不早就提出过三个世界的说法吗？就国际关系而言，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各国利益之间的你争我斗什么时候停息过？其次，就人类心理学而言，人类怎么可能有相同的理想？要是中国十三亿人只能有一个理想，当全世界四十多亿人都追求同一个梦想的时候，我想，中国和世界的丰富多彩就不会存在了，人类朝气勃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中国和世界的丰富多彩，人类的朝气勃勃，绝不在于同，而在于不同。希望北京下一次主办奥运会的时候，选择的主题会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Many Worlds, Many Dreams）。那样，我们看到的中国，才真正是一个扬眉吐气而不骄奢浮躁，雍容大度而又海纳百川的文明古国。

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尽管会长久一些。明代又一位哲贤朱熹曾在他的《论语集注》中对「礼之用，和为贵」有一句注云：“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体虽严，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可贵”。和的真谛在于顺乎自然和从容不迫。只有顺乎自然，才能从容不迫。什么是自然呢？自然的本质恰恰在于不同，在于异，在于千差万别。因此，只有承认不同，尊重差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开始。

祝福中沉思

Instead of counting candles,
Or tallying the years,
Contemplate your blessings,
As your birthday near.

Consider special people
Who love you, and who care,
And others who’ve enriched your life
Just by being there.

Think about the memories
Passing years can never mar,
Experiences great and small
That have made you who you are.

Another year is a happy gift,
So cut your cake, and say,
“Instead of counting birthdays,
I count blessings every day!”

不在意多少支烛火燃起，
不记得多少个岁月流逝；
生日来临之时，
我仅在祝福中沉思。

想起钟爱和关心我的人们，
还有前来祝福的友朋；
是他们，
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盈丰。

点点滴滴的回忆，
让逝去的岁月不会褪迹；
大大小小的经历，
成就了我这个独特的个体。

新的一年即是最好的礼物，
切下一片蛋糕自祝：
“记不得过了多少个生日，
只在意每天都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