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江

我在《土皇帝》的回忆中，斗胆“骂”了李江。

第一，“骂”他专制独裁，搞一言堂。在班子里，他不把指导员老于放在眼里，轻放待慢，最后借“生活作风问题”把他“撵”走，自己坐正。这从道义上讲都不地道，何况那点“作风问题”，即便有，与今日的贪官污吏比，还不是秃子头上拔毛，没事找事？

第二，“骂”他阶级观念太强。机车保养间失火后，他强力主判当班驾驶员熊昌泗“反革命纵火”罪，致他投入大牢十年之久，若不是妻子小骆不弃不离，那个家如今可能不存在了。熊被关后，曾写过许多申诉信，表白无辜并诉说遭看守毒打的实情。那个年代不讲人道，再多申诉信都白搭，只会石沉大海的。

第三，我“骂”他用兵无度，不讲科学。搞生产不是带兵打仗。一味拼蛮劲使蛮力，只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昔日有民谣云“九连酒，十连蜜，七连农工卖苦力”，形象描绘了李江的用兵之道。有一年，秋高气爽，收大豆完全可用收割机，但李江响应“号召”，发扬“小镰刀精神”，要大家下地弯腰割豆。五千亩地那，骑垄把趟，一刀一刀地割下来。其实，小镰刀打掉的豆夹是否一定比用收割机的少，大可存疑。那年代不崇尚科学，即使胡技术员搞抽样调查算出个数字，又顶个屁用！

“ 骂”完之后，遂又仔细想了想，莫重犯李江主观武断，轻率举判的毛病。想过之后觉得，固然我“骂”李江的那些个东西，都是事实，但起因则当心平气和，历史地和客观地进行分析的。我认为，造成那些问题的主因仍在于当时的大环境，大形势。天下皆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敢开顶风船，逆向行驶？何况李江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不可能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其次，也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贫困与战争造就了他无知无畏，铁血心肠，刚愎自用的个性，那种个性施之于己则无大害，顶多伤了肝气，若施之于人，危害可就大了。

我与李江素无私交。在北大荒那些年里，从未踏进过他的家门，甚至连一次面对面认真交谈的回忆都没有。76年他与时任连长闹矛盾，败走麦城，我接的班，可他离得早，我们也未照面。然而，十年岁月，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人，却非李江莫属。

记得刚到猪舍养猪时，一天在一号地下面的草甸子上放牧，猪仔们在四处寻食玩闹，我趁机找了个草墩坐下来，捧起带着的书看了起来。可能看书入了神，没注意周围情景，突然听到有人说话：“别把猪放跑了！”声调不高，却如闷雷，吓得我一跳，抬头一望，原来是连长李江，头不回，大步流星地从我身旁迈过。大概他下地回连，抄近道穿越草甸才撞见了我。

回猪舍后，我把这事儿对班长老郭讲了。老郭的回答挺有趣：“李队长就那样，别在意。以后看书回来看就是了……” 那分明是我的错，有什么可“在意”的呢？再说干工作三心两意总不对吧。自那以后，我再没做过一心二用的事，干什么都老老实实，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年纪轻，刚出校门踏上社会，不懂工作态度，缺乏自律精神，连长给自己上了第一课，那个“教训”伴随了我一生。

论年纪，李江应该是我父亲那辈的人了。对他那样的老转业官兵，我一向持敬重仰慕的态度。不过，由于李江平时不苟言笑，不好接近，我除了感觉上有点隔膜外，更多的则是“敬”而远之，“冷”眼旁观。可慢慢看多了，才发现，李江左归左，凶归凶，不留情面归不留情面，但他身上却存有一些做领导干部（不管哪个朝代，不管哪种社会）的不可或缺和难能可贵的品质。

第一，他不贪。那年代说实际，一贫如洗，没啥可贪的。转业时李江享中尉级，合地方工资76元，58年那忽儿是“高”薪，要不如何娶得广东高脚女人？但到70年代，他的工资没上调，我们知青下乡就拿32 元，他的虽是我们的一倍多，可他有6个娃崽需扶养，我们则单身光棍，我相信李江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那时候干部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李江主管生产，翻地，播种，夏锄和秋收，农忙时都得跟班作业或下地督战，别人一身汗，他也一身土，干部战士没两样。可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他头上戴的那顶肮脏至极的便帽。日晒雨淋靠它遮阳避雨，流汗沾土用它擦脸掸尘，甚至连擤鼻涕抹鼻子也会用上它，所以那顶便帽蓝里透黑，黑里发亮，颜色几乎都辨不明了。那种艰苦朴素、忘我工作和不计酬劳的精神，不知道现在的农场领导还有没有？

第二，他不占。屯子里的家属房一律四户一幢，大小划一，格式雷同。居中的两间住小户，把头的两间给人口多的大户，因为把头的两户，一，可在房山头建个小仓房，二，用来种菜的园子可略向外扩张些，人口多嘛，多点地也在理。李江的家在第一排的尽东头，靠小树林，屋内也是一个睡房一铺炕，一个外屋地兼灶房。他家六个娃儿，横竖都睡在那一铺炕上，从没听说过连领导的住房可改善一下。偶尔经过他家门口，看到屋前屋后忙活的，都是他的高脚女人。他没时间，一心扑在工作上了。我在连队前后五年多，多数时间在后勤工作，所以逢年过节杀猪卖肉，秋收后分葵花籽、土麦子等，一般都在场。他家来买肉、取所分东西的，一般都是他老婆。他老婆广东口音，利落爽快，从不挑肥拣瘦，拿起东西就走，一点儿都不罗嗦的，不知道现在农场领导的太太夫人们是否也那样？

第三，他不色。76年兵团杀了两个团长。那两个团长调戏、奸污女知青几十人，惊动了中央。戴领章帽徽的都那么干，这还得了？中央特批，杀一儆百。我们农场也判了两个。一个是21连的李连长，58年转业军官，与李江资历相仿。听说逮捕他的那个晚上，他在礼堂看电影，左拥右抱的还是两位求他帮忙返城的女知青。另一位是开荒连的倪连长，据说抗美援朝时打掉了一个睾丸。但他依然风流，肆意玩弄女知青多人，实在令人发指。与他们相比，李江可谓正人君子，不近女色，作风谨严。在批判两个犯罪连长的会议上，我听过李江的发言，那真是凛然正气，字字句句透露出他对罪恶的不屑和对知青的关爱。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不知道现在的农场领导能否保持那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作风？

写到这里松了口气，觉得把李江写完整了，但仍不知道这样写，他满不满意。这必竟是我个人的看法，一面之词，如果李江健在的话，诚请他老人家不吝指正，并衷心祝愿他晚年幸福。倘若不在同一个世界了，这篇拙作权当我对他的追忆吧。

孰好孰坏，孰是孰非，对于他，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历史毕竟都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对于我，他仍然是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前辈。

斗“私”

从小就学习斗“私”。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受过这样的教育：“私”是万“恶”之源，必须铲草除根，连“一闪念”都不能放过，否则，学习搞得再好，走的仍然是“白专道路”。下面我就讲几件中学时代斗“私” 的经历。

念初中时，我们每年都会下乡一到两周。不知道那是教学大纲里的规定，还是学校贯彻“阶级教育”时外加的一项政治任务？反正那时年纪小，不太搞得明白。不过，对下乡劳动，我们觉得挺新鲜。老在城市里呆着，每天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少了点生气，下下乡，换换空气，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们去的是郊县农村，住在农民家里，睡的是用晒干稻草垫底的地铺，吃的则都由炊事班同学统一做。那里有血吸虫病史，所以炊事班的同学下河洗东西，都得抹上什么防护膏之类的，我们一般就不洗衣服了，反正一两个礼拜，挺一挺就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干的活主要是用锄头铁搭翻土，而农民伯伯的“技术”比我们先进，用水牛套犁耕地。我们的手从小仅握过笔杆，现在要每天举起锄头铁搭劳作，虽只十天半月，仍是不小的考验。但是，考验更大的，还是用手抓起牛粪或用人的屎尿搅拌和沤过的土肥，往地里撒，那气味不好受，下工后，打肥皂使劲挫手上的臭味，恨不得把手搓去一层皮。

下乡归来，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思想小结”，谈谈下乡劳动的体会。我的小结被当成了范文，在课堂上由老师念出来。其中，我写了一个“私心杂念”，大意是：每天劳动很累，心里就盼着下雨，因为天一下雨，我们便不用出工了。接着，我就“批判”那个“活思想”：农民伯伯会有这个想法么？要是天下雨，农民都不下地种粮的话，我们吃什么呢？！结论是：我们与农民伯伯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了。老师说我写得好。这是我最早的一次斗“私”经验。

显然，斗“私”的关键，在于暴露思想。你心里怎么想的，该象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地摊出来，不能有半点隐秘。记得有一位女同学，出身于艺术家庭，母亲是著名越剧演员。她亦能歌善舞，在班上很活跃，又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争取入团就得向组织“如实”汇报思想，据说她向团支书透露了暗恋某男同学的事情，结果她的入团愿望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那件事还被当成“丑闻”在同学中口耳相传，不知道给她平添了多大压力。现在，她已经是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了。

从初中开始，我们每星期都上政治课，学校特地从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政治课的内容仍然是思想教育，不过在斗“私”后面又加上了批“修”二字，意思是，如果不把私心杂念斗掉批臭，就会有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教政治课的老师姓孙，是从苏州的一家毛纺厂调来的，他要我们联系思想写周记，记录每周斗“私” 批“修”的体会。

国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从外校考进高中的。当时考进高中的外校同学多数是工人子弟，家离学校比较远，一般都有半小时以上的路程，但他们每天都步行上学，因此中午饭都在学校吃。学校只提供蒸饭的方便，菜肴都由学生自备。一次周记中，国良“暴露”了自己的爱面子的思想：看到别的同学每天午饭的菜肴有荤有素，而自己带来的却是些咸菜罗卜干，觉得“难为情”。 孙老师看了大加赞赏，在班上举一反三，讲了好几堂课。后来，国良当上学校团委委员，是不是与那次斗“私” 批“修”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国良学习成绩挺好，称得上“品学兼优”，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

班上的女团支部书记就颇招人非议了，因为她过于热衷政治，一天到晚地找同学“谈心”，“交流”思想，没时间搞自己的功课，结果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要不是后来闹“文革”，我怀疑她大学未必能考上。其实，她的功课原来挺好的，尤其是作文，文字平实，却写得活泼生动并有思想性，获过好几次作文竞赛奖。那时，我别的科目成绩都不错，就是作文写不好，想向她取经，却又怕她政治挂帅，被她抓上谈心，耽误学习，所以没敢上门讨教。“文革”中，她是第一批志愿下乡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我知道她身体并不好，印象中曾切除过一个腰子，人又长的弱小，心中不免为她担忧，但我仍然对她怀有某种同情和敬意的。

经过十年“文革”，我们才都明白，私和公，原本不应该彼此对立的。公由千千万万个“私”所组成，没有“私”，何来公？但是，私与私之间会产生矛盾，存在差异，所以必须有一个共同体来进行协调，制定契约，实行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公”。因此，不承认私，消灭私，甚至连个人的隐私都不允许存在，公不仅成了无本之源，而且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反过来，只重私利，不讲公义，中饱私囊，弱肉强食，人性就会腐败沉沦，社会必将分崩离析。

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大公无私不存在，自私自利不足取。这道理如此简单明了，枉费了十几年的政治课。

游泳池里的人生

我坚持每天下班后游泳已有两年了。坚持锻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原有的腰背痛，心肺功能弱，口腔溃疡，睡眠不好等毛病不见了，而且三高（血脂，血压，血糖）指标正常，精力比以前充沛，身心感觉年轻了许多。上个月公司提供免费的骨密度测试，规定55岁以上的员工才可享受。这倒不是公司小气，不肯出那份钱，而是年纪轻做测试没必要。可是，当我心安理得地坐到测试器前时，却被医务人员微笑着拒绝了：“Sorry, you are not qualified（对不起，你不够格）!”我掏出驾照给她看，她竟倒抽一口气：“Oh, my God, you look so young（哇，上帝，你看来太年轻啦）!”我的自鸣得意，你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爱搭理人，可在游泳馆内总有一些年轻人，甚至少妇、大嫂、大婶的借故跟我搭讪。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经常游泳变得体格健硕、面目姣好，“吸引”人（可能有点自恋吧）的缘故，而是当她们知道我是个老留学生、老移民的时候，觉得我是她们“一师难求”的好咨询对象，例如英语怎么学才能进步快啦，小孩进哪所学校好哇，工作如何找啊等等，都是她们关心和渴望得到同胞前辈解答的问题。

有一天，我刚在热水池里浸泡完毕爬上来，一位在躺椅上歇息的少妇主动向我打招呼，我便坐到她旁边空着的椅子上。谈话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足足谈了个把小 时，回家都过了晚餐时间。第二天是周末，不成想，那少妇意尤未尽，又往我家打来电话。接电话的是太太。太太一听是清脆悦耳的女人声音，没等对方开讲，一连 串问题就象炮弹似地轰过去了：“你是谁啊？”“怎么认识我先生的？”“认识多久啦？”吓得对方没敢接着往下说，赶紧撂了电话。我批评太太没礼貌。后来我在游泳池里又遇着那位少妇，才知道那天不过邀请我参加他们新移民的聚会而已。

其实，我在游泳池里结交的男性朋友也不少，譬如老孙。老孙是个货柜车司机，隔周出一次车，出车就跑远道，一般都是往东部的纽约或多伦多送货。不出车的那一周便是工休，工休日他就来泳池泡澡和坐桑拿。我挺羡慕他的工作，时常梦幻着开车横贯美洲大陆，特别是穿越中部草原省那一望无际的田野，把车设在恒速驾驶的档 子上，人坐在车里就象坐在一叶扁舟上，在浩瀚的麦海里追波逐浪。因此每当老孙向我描述各种出车的经历时，我都百听不厌，并要他答应以后有机会带我走一趟。他说，一次就够，咱的活不是你们坐办公室的人消受得了的。那话我信，我曾开车南下去过洛杉矶，跑长途真得有点耐力和恒心。

老孙出国前是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吃得起苦，耐得住疲劳和寂寞，所以干货柜车司机这一行，不在话下，况且他还有个贤内助，帮他打理家庭，教育孩子。老孙轮休的日子就带着太太一起来游泳馆，在热水池旁替太太做按摩，做按摩时的那股细心劲儿，别的娘们看了，都快羡慕死了。

有一天，老孙带着一起开货柜车的小马来游泳池见我。小马刚三十出头，过去在国内打篮球，据他讲姚明在上海青年队的时候，他也在，不过他受伤后就远走高飞来加 拿大了。身高近两米的小马是我同乡，苏州人，但他的个性却象闯关东的山东大汉。他到加拿大不过五六年，竟开过两家餐馆，而且都不在都市，而在边远小镇。后来他用开餐馆赚的钱，买了货柜车，自己当老板，专为屠宰厂往东部送猪肉。

老孙年长疼小马，要我在公司里为他找个对象。当货柜车司机常年在外，谈恋爱不容易，结了婚麻烦更多，现在有哪个年轻女人肯安心在家守寂寞的？小马理解这一点，所以要我别多操心，没合适的就拉倒，一辈子独来独往也挺好。他耐得住，可他父母则等不起，就这么个儿子可指望，因此“磕头作揖”地求我帮忙。而我，竟破了金盆洗手不再做love match的誓言，开始为他寻摸对象，只是到现在还不成有眉目。

两年来，我在游泳馆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但大多数就象长途跋涉中过客，有的擦肩几次不见了，有的同路一段告退了，真正不懈往前走的，仍然是少数，所以每次游泳时总能看到一些新面孔，而那些新面孔呢，往往也只是在水中扑腾几下，溅一些水花，便钻进桑拿屋或跳进热水池歇息去了，每天坚持游上一小时的，就我、小郑和老钱三人。

小郑自天津来加拿大才四、五年，不过从他落地的第一天起，就来泳馆游泳。四、五年来，除了回国探亲，一天没拉。去年他因公司缩编裁员，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照常每天来游泳，看不出半点灰头土脸，失去生活乐趣的样子，依然不紧不慢地划动双臂，翻动着不怵不惊的白色水花。我欣赏他的心态，觉得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差不哪儿去，便伸出援手，帮他找到了工作。

老钱是个台湾人，五十岁上下，早早结束大陆的生意后，就回温哥华退休“养老”来了，但他仍很忙碌。每周两天与朋友结伴爬山，两天去学校学英语，两天参加慈济 基金会组织的志愿活动：不是到社区食物银行义务劳动，就是去粥棚为流浪汉们煮饭送餐。做完那些事后，他都来泳池游完两千米，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健康，也非常有意义。

短短两年时间，不过是小小的生命旅程。游泳，象做别的任何事一样，开始只是兴趣，接着是认真，后来是坚持，再后来就是习惯。两年下来，我熟悉了泳池里的每一块瓷砖，以及它们在不同光线中反射的差别。蓝白相间的缝隙就像记载岁月的标签，把我这两年多在这里从兴趣，认真，坚持到习惯一一做了精准的划分。

短短两年时间，是又一个人生的开始。每天下班后，进了泳池，就象进了疗养院，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水流的亲吻和爱抚。春天来了，它给我带来春的色彩和妩媚；夏天到了，它帮我去除酷暑的烦躁和郁闷；秋令时分，流水带走了象在落叶中行走的伤感；寒冬来临，水花在奋力拍击中蒸腾出新的希望。

人生如游泳，贵在认真，贵在坚持。做任何事，只要认真和坚持，一定会有成果。

一九四九

痖弦的一九四九

最近我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书中记载了诗人痖弦的一段遭遇：

一九四八年，痖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痖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国军，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 的！”六十年后，痖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痖弦现居温哥华。温哥华有很多这样的国民党“老兵”。那年代的国共战争把他们抛向了海峡彼岸，一去便不能复返，宛若天地之隔。半个世纪后，虽然国共和解了，但那揪人心肺的亲情乡谊却如早已褪了色的船票邮票一样，在记忆的沧桑中逝去了。他们选择更遥远的第三地度过余生。

老张的一九四九

老张是我的忘年交，我认识他纯属偶然。那是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课余我替蓝夫露卫生保健公司当Truck Driver，开车到各家老人院接收替换下来的脏衣裤被褥，洗净后再送回去。西区的老人院我经常去，每次去，与我做交接的都是老张。起初我以为他是香港人，因为他操一口流利广东话。后来熟了才知道我们是上海老乡。老张说，四九年上海“沦陷”前随外国公司迁往香港，六十年代香港闹暴动，人心惶惶，他便带着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没回过出生地上海。一次到他家做访，老张兴奋地告诉我，打算明年退休后回去看看，上海的哥哥早去世了，但还有两个侄女在。

第二年，老张退休了，我们仍有联系。我关心他的上海之旅，每次问起他，他总显得那么兴致勃勃。可是有一天，老张太太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老张住院了。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老张因发现脑部肿瘤动了手术。深夜，我守在病床前安慰他。老张攥着我的手，流着泪喃喃地说，“回不去了，上海回不去了，侄女们都还等着我呢。”

三个月后，老张去世了。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世——那个漂泊了一生的人世。

我的一九四九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一是因为头胎，母亲没经验，二是生在兵荒马乱之际，所以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听妈妈说，我出生后成天啼哭，不得安宁，可见我从小身体不好。身体不舒服，才会哭闹的。

那时我家住在虹口棚户区，好婆开了家烟纸店，据说曾遭溃退的逃兵抢劫一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长孙的健康平安。于是，好婆默默准备了香烛，到南市的城隍庙烧香磕头去了。因此，我是在好婆的关爱和城隍老爷的保佑下长大的。好婆一直视我为“心肝”，不愿我离她半步。

但我还是离开了。我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在“文革”。不只我，全国上千万在学青年都得离开家门，离开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后人常会问，你们那时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它不是一道选择题，用非此即彼的答案能够说清楚的。我想，模糊的回答可以是：既是“自愿”的，也是“强迫”的，因为那个年代，自愿与强迫几乎是同义词。准确的回答应该是：那至少不是自由的。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恐怕没有什么人愿意不上学去做苦力，不留城而上山下乡的。要不当“文革”结束允许知青返城时，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不跑回城市的呢？

我第二次离开家门，准确讲，离开国门，是在不惑之年。那次离家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当时有没有挣扎？也有。结束十年农村生活后，差不多又花了十年，立了业成了家，孩子尚小，父母垂老，但受出国潮的裹挟，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也为了自己学业发展和孩子的未来，毅然跨出了国门。出国后才知道那也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在学业最紧张的时刻，母亲病重过世了，我竟没能赶回去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这么多年来，母亲去世前在国际长途中的叮嘱经常在耳边回响：“不要回来，别把学业耽误了……”这时我总会涕留满面。

痖弦，老张和我都是游子。不同时代，不同原因，我们走了相同的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所有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大多因为形势所“迫”。那形势可以是政治的（如痖弦），可以是经济的（如老张），也可以是文化教育的（如吾等之辈）。个人拗不过形势，在大形势的逼迫，驱使甚而诱惑之下无可奈何，不由自主，只得顺势而为。但由此而生的生离死别，离情别绪，便发生在一个码头，一个车站，或一个机场——上了船，上了车，或上了飞机，便是一段难以抚平的历史。

历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不堪承受的重负，因为我们的历史从来就是形势支配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势的历史。什么时候人不再受形势支配，人能够驾驭形势了，历史才会真正治愈自身的伤痛。

大陆知青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到七十年代末结束，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其中以１９６８－－１９７８这十年的岁月最具代表性和复杂性，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外就有学者研究和评价中国的上山下乡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１９７７年出版的论著《上山下乡》。该书直至１９９３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此作不带政治偏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价值观念及社会地位，都作了分析和研究。并以大量数据和政策文件为据，指出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危机”，明显看出作者侧重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研究上山下乡的立场。

１９８７年张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历史进程角度评价上山下乡。该文认为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属性质完全不同范畴。文革前的知青运动有一定的经济需求因素，在当时情况下确有一定的安置就业成分，但也已带有相当的政治鼓动色彩。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则已完全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应予彻底否定。

九十年代末由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专著中的作者不少是原来中央知青办成员，占有官方历史资料及中央决策过程的权威性，对上山下乡地位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两书的不少观点和立场代表了官方对上山下乡的看法，有相当的局限性。

此外，这段时间问世的书籍还有：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３０００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１９６８》；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

肖复兴、肖复华的《啊，老三届》（１９８８）；白描的《苍凉青春》（１９８９）；以及《知青沉浮录》、《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热血冷泪》、《知青档案》、《命运列车》等，都是纪实性、回顾性的回忆录作品。而这段时间出版的，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知青纪实性文学作品，包括：《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草原启示录》、《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悲欢录》等。这些纪实性的回忆录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在评价知青运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有着较大的分歧。

近二十年来问世的知青影视作品达上百部之多，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蹉跎岁月》、《孽债》、《他们无处安放青春》、《天浴》、《中国知青部落》、《血色浪漫》、《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国内这些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原同名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而这些小说往往在出版时就已在社会及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其中郭小东创作的电视剧《中国知青部落》，通过描写一批知青在边疆度过的艰辛岁月，以及他们回城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表达出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鞭挞。在《中国知青部落》中，他强调了“不能把作为人类悲剧的知青运动与人由逆境而成功的因素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知青运动也有其积极方面”的观点。

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的初澜》（１９５３－１９６８）、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１９６６－１９８０），以及他们俩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均以历史发展的研究方式，分别介绍、分析、总结文革前后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背景和历史地位，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和数据，从理论上深入讨论了上山下乡的过程、问题和影响，不少是鲜为人知的。

总体而言，国内知青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三方面不同看法：

看法一：上山下乡是建国后陆续形成的，带有安置、戍边、调节城乡劳动力目的的运动，它凝聚了几代人建设国家，献身边疆的壮举。尽管它在１９６８年后伴随“最高指示”的发表而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中，带有“惩罚性”色彩，但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当时特定环境下，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必然，知青精神的主流是“青春无悔”，知青精神即“奉献”精神，应予充分肯定。

看法二：上山下乡从主体上是错误的，悲剧性的，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的产物。它荒废了人才，破坏了生产力，甚至摧残了人性，严重扭曲思想，造成社会动荡，是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应予彻底否定。持上述观点的作品对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立足于反思、否定和批判。这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很明显是对立的，持完全不同的立场。

看法三：第三种观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认为上山下乡练就了一代知青群体的坚韧精神，塑造了一种时代动力，甚至形成了新思维、新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山下乡为知青带来了巨大不幸，形成了弱势群体，酿造了家庭悲剧，留下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灾难，有待社会予以补偿。（摘自cnd）

患难同胞

弟弟到北大荒比我早三个月。他原是飞行员预备学校——上海雷锋中学的学生。“文革”中学校解散了，他与一批同学去了兴凯湖边的密山农场，即后来的4师41团。我到北兴农场后才知道，我们农场过去是密山农场的一个分场，两个农场仅一山之隔。秋收后，趁天还没下雪，我与一起下乡的四位同学利用一个周末，徒步翻越七里嘎山，然后搭车到了弟弟的连队。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返回农场了。

一年后，弟弟去了乌苏里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垦荒。那里说是平原，其实是湿地和沼泽。弟弟来信说，他跟着连长去接新到的知青，得穿上筒靴把他们一个个背到爬犁上，然后用拖拉机拉到连队驻地。陷脚，没道，跑不动车，因此农场是从无到有建起来的。74年弟弟被“推荐”进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当煅工，比我离开农场早四年。78年我考进大学返城时，顺道在哈尔滨转车去富拉尔基探望弟弟。我没什么东西送他，就把下乡时妈妈用外公传下来的毛皮改制成的皮袄留给了弟弟。其实那皮袄还是破的，曾在火炕上烤糊了一个窟窿，未必能御寒，留给他，也算是我做哥哥的一片心意吧。弟弟在富拉尔基工作了近三十年，等女儿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后，才退休回到故乡，比我足足晚了二十多年。

如此曲折离合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举不胜举。记得北京知青李莉的妹妹也在北安那边的农场务农，有一年来我们农场探望姐姐，住了个把礼拜。李莉在北大荒成的家，生了女儿。那时我不敢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却十分渴望家庭的温暖，便常去她家“蹭”饭。知青大批返城时，因为李莉丈夫小缪是上海知青，他们办了假离婚证书。李莉带着女儿回北京，然后找北迁的知青“换”户口，才到上海与丈夫团圆。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一天在校园里突然遇见李莉，原来她在学校的后勤服务公司当打字员。以后公司倒闭，李莉又去浙江驻沪办事处工作，业余时间帮着小缪办服装厂。现在她和丈夫都已退休，女儿则去澳大利亚留学，留在那儿工作了。

那个年代还有许许多多哥俩、姐俩、兄妹和姐弟一块儿下乡的，有的更同在一个连队里。68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文森和连森是哥俩，可哥俩的长相差别很大：文森高个、魁梧、英俊，连森矮胖、敦厚、朴实。个性也不同：文森阳光、明朗、热忱，连森内向、沉着、斯文。文森在连里当瓦匠。一个屯里哪少得了瓦工？年年要盖房，盖房时灌地基，脱坯，烧砖，垒墙，都是瓦匠的活。寒冬来临前，各家各户、知青宿舍都需要盘炕，通烟道，那也是瓦匠的活。因此，瓦匠一年四季都很忙，加上文森为人热情，乐于助人，东家请，西家邀，他招之即去，从不推诿。连森是炊事班长。在烟雾缭绕的锅台旁，透过那被蒸汽蒙蔽的眼镜片，你就能看到他专注工作的神情；在冰霜复盖的井台上，默默无语、躬背弯腰奋力打水的，也准是连森。可是，从这一对在连里被公认为“劳动模范”的兄弟俩身上，你很难发见他们内心的隐痛：在他俩下乡的同时，父母也被当作“专政对象”赶出了北京。今天的青年人恐怕更难想象，教育出如此优秀后代的父母，祖国首都竟然不让安身立命！

晓音和三三是姐俩。她们的父亲原任上海造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母亲是市妇联的部长。“文革”中父母都被当作“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强迫劳动改造。姊妹两人一起写了血书“争取”到北大荒，一个在马厩清圈，一个在猪号养猪。从家境优越的千金到从事社会底层的劳役，不管出于“自愿”还是“无奈”，都是因为“巨人挥手”的革命驱使或“脱胎换骨”的政治教唆，也是由于青年人自身的天真无知和狂热盲从。有人至今还在赞美这种“知青精神”，我不懂这样的“精神”，到底是文明的沉沦还是提升，是社会的倒退还是前进，是历史的反动还是进步？八年后，晓音和三三一同“转插”回到了安徽老家，由于有亲戚照顾，境况稍为好转。“文革”结束后，当别的干部子女因为父母翻身得道而重叨荣耀的时候，她们却仍在为解决如何“回家”的问题转辗颠沛。三三先去河北涿县油田，后来因为结婚才回上海，婚后一家人棲居在与邻居板壁相隔的斗室里。晓音则从安徽调到浙江舟山沿海的军工厂工作，以后为了照顾年迈双亲才得以进上海船厂就职，做的仍然是普通职员的办公室工作。

我在武装连的时候，曾有个连副叫胡捷，也是个干部子弟。父亲是原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领导，死于“文革”期间。七五年秋我调回七连时，业已返城上学的胡捷送妹妹胡达跃下乡。他把达跃和一同下乡的胡忆汛（团宣传队胡宗奇的妹妹）带到我跟前，托付我关照。忆汛面腆，达跃爽朗，都讨人喜欢。哈尔滨姑娘嘴甜，从此管我叫“王哥”，以后熟了还会“没大没小”地与我打闹。在我眼里，她们天真烂漫，少不更事，象小了我一辈似的。前不久看到朋友电邮传来忆汛的照片，她做了上海媳妇。我打去电话，称赞她依然年轻漂亮，她说都年过半百啦。这让我唏嘘啧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真教人感叹。我也与达跃通了电话，电话中打趣地问她：是不是还象年轻时那么胖啊？她在电话那头一再“认真”地向我辩白：“不介，现在瘦多了，可漂亮了！”我忍不住畅怀大笑，一张热情奔放、活泼可爱的脸蛋顿时浮现在眼前。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讲不完。在我熟悉的知青中，恩渊和恩洁是兄妹，静娴和军虎是姐弟，洁华和君华是姐妹，国平和国建是哥俩……我就不一一叙述了，留给他们自个儿说去吧。我写这篇短文，只是为了缅怀那曾经离家远行、患难与共的不幸和友谊。

“摘帽右派”陆先生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反右”没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刚上小学，少不更事。不过，“反右”那年曾去过父亲工作的机关大楼，所以依稀记得跨进大门后的大厅里，一张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悬吊在穿越半空的一条条绳索上，楼梯一侧的高墙上也刷满了标语口号。当时的感觉是，整个气氛就象自己学校附近的道观，给死人做道场时扬幡挂榜，头顶悬绕，只是缺了鼓号和诵经，因而显得更加压抑和肃穆。

老实讲，新鲜出炉的“右派分子”，我真没见过，见到的只是后来“摘了帽”的，而且还是若干年之后的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考进中学后，不知从哪里听说，管学校阅览室的老师是“摘帽右派”，姓陆，长相有点象韩国人（仅是现在回忆，当时鲜见外国人，更别说韩国人）。他个头不高，短腿，国字脸，扁嘴，看书写字时已开始用老花眼镜了。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生都管老师叫“先生”，因此我们也尊称他陆先生。陆先生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那当然很早，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呢。我们虽然知道陆先生是“摘帽右派”，但并不“歧视”，可能那时我们“狼奶”喝得不多，不怎么懂“右派”的“可恶”之处，所以做不出“另眼相待”的行为来。

学校的阅览室不大，师生共用，不过学生用得不多，也许是课业负担重吧，很少有去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的。但我经常去，原因是我喜欢看地理杂志。中外各地的名山大川，美景奇观，都是我学习之余消遣的爱好。阅览室去多了，渐渐引起陆先生的注意。起初，每当我走进阅览室，他只是向我行注目礼。稍后，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指引新到的期刊。再后，还会介绍一些夹了书签或做了标记的图片文章让我看。

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在陆先生引导下培养起来的那个“游山玩水”的兴趣，确实影响了我一辈子。年轻时我就喜欢轻装简履，到处漫游。脚踩青山绿水，放眼碧波云海，羡慕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文革”中下了乡，每次探亲回家，我不象别的知青那样，扛起大包小包土特产猴急忙慌地往家赶，而是背起个小书包，顺铁道线“走码头”，到一站，玩一处，等东西南北逛了一圈之后，才回家见父母。出国后，旅行更方便了。每年休假，我都会选择各国名胜古迹作休假地，把旅游看成是劳逸结合、增长见识，享受人生的一大乐趣。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陆先生曾经教过我们地理课。他口才不怎么好，讲课不动听，又喜欢板书，所以我们上课时得忙着记笔记；下课后他还会留下满黑板作业，让我们抄下来。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学生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地，把前者看成大三门，后者是小三门，常常在小三门的课上，偷着做大三门的习题。这下不行了，非但不能“偷工减料”，还要“加班加点”，大家当然不满意，有冲动的同学就跑去教务处把教务主任叫来了。陆先生忙不迭地向我们点头哈腰“致谦”，还把黑板上的作业全都抹掉了。当时我呆坐在课椅上，停住了正抄写着的手，对陆先生顿生“怜悯”之心，暗暗责备告状同学的不是：那多让人下不了台啊！必竟是老师耶。

念高中后，我很少去阅览室了，偶尔在校园里看到陆先生的时候，是他从食堂打水打饭后匆匆走回教工宿舍的身影。自被打成“右派”后，陆先生离了婚，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以校为家，切断了与子女亲情的联系。同学中也有因父母一方被打成“右派”而拆散家庭的，但“摘帽”后为子女着想又重新复合。我不知道陆先生和他的家庭是否如此，但在我离开学校下乡之前，记忆中他一直住在学校里，不曾离开过。

其实，他是不可能离开学校的。“文革”一开始，陆先生和另一位教化学的“摘帽右派”娄先生被关进牛棚，还剃了阴阳头。娄先生是一位女教师，仍存“廉耻”之心，只要不在批斗会上，总戴着帽子，以避其“丑”。陆先生则全然不顾，头顶羞辱，淡漠的眼神里读不出一丝一毫悲喜哀乐的表情来。有一天，我经过教学大楼的拐脚处准备上楼，突然看到陆先生在清扫那里的垃圾，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陆先生好！”他先一楞，警觉地朝我瞥了一眼，随即点头哈腰地应声道：“好…好…”，拣起垃圾袋，转身扫地去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回忆起中学的那段生活，总忘不了陆先生其人其事。虽然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比如他究竟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又如 “文革”后境遇如何，冤案平反了吗？家庭团圆了吗？我都一概不知，甚而没了“知”的愿望。亡羊补牢，何足为训？对陆先生和数百万无辜受难的人来说，失去的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想知道的却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对不住那些诚挚善良的人们？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试图寻找有关陆先生的片言只语，没什么收获，找到的仅仅是他在红十字会遗体捐赠网页上留下的记录：1999年登记，2003年捐献。血色映红的网页上，看不到鲜花，看不到墓碑。我知道，陆先生已经一无保留地离别了人世，离别了这个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世。

“人杰”

他叫人杰。他被称为“人杰”。

人杰之被称为“人杰”，是因为他留过洋，吃过两年洋面包；又因为他“按时”回国，把“用剩”的外汇上交而“光荣”入党；还因为他能从洋文书刊上摘译、杜撰和炮制出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所谓学术文章来。

所以，人杰入了党，评了副教授，还当上了系主任。

人杰之为“人杰”的“地位”、“身份”和“荣誉”都一应俱备了。学生仰慕，同事讨好，领导恩宠，我人杰还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只欠把荣耀变“实惠”，把“付出”变“回报”了。上海“小开”是深谙黄浦滩“白相人”门道的。

于是，人杰开始偷“腥”了。他似乎有性饥渴的病。

正闹离婚的办公室主任小他十多岁，说不上漂亮，但怎么也比自家的糟糠老妻强多了。他对她说，自己工作忙，“顾”不了家，每天睡在书房的单人床上。他又对她说，你丈夫不体贴，家庭生活不“性”福，我有“同感”。他还说，你能力强，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委屈了你，我提拔你当系主任助理。

她慌忙说不可。人杰把手搭到她大腿上，眯眼淫笑地说：“怕什么？！现在是系主任负责制，我说了算！”这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办公室主任，当上了他的“助理”。

她离了婚。他没离婚，本来就没离婚的打算。系里无人不晓，他老婆就是他当年突击学洋文的老师。现在他学了洋文发达了，抛弃发妻，不遭天谴？他怕天谴。遭了天谴，剥了“人杰”的外皮，怕再“玩”不转了。

当年为了学洋文，人杰“不在乎”老师的尊容长相，“毅然”娶其为妻。娶了老师后的人杰，果然洋文大有长进。那年头闹“改革开放”，有一门外文多吃香呀。人杰聪明，也许觉得这笔生意“划”得来。可他不知道，人生是不能按“生意”计算的。人杰之“聪明”，是把做学问当成做生意。

受“性丑闻”困扰的人杰，决意举家南迁，到更开放的南粤特区去。兴许到那里，他可以开劈另一块“新”天地。此时适逢特区“招聘人才”，特区领导想在“纸醉金迷”上泼点“香水”。人杰够“香水”的标准，被聘去当了研究所长、“博导”教授和决策“顾问”之类。每月五千大洋，外配小车和司机，这样人杰就又抖起来了。

重新抖擞起来的人杰，讲起话来更眉飞色舞，写起文章更笔下生花了。他是研究教育的“专家”，对“当前学术界的腐败现象”，针伐时弊，义正词严。什么“改革开放下的教育高标准”啦，什么“新时期中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啦，他大声疾呼，毫不气短，俨然一副正人君子、道德卫士的架式。

可私底下恶习难改，一对色眼又瞄上了自己的办公室女主任。但这一次人杰“与时惧进”，变了手法：在自己论文上添加了她的名字，准备带着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去。如此寡廉鲜耻的“创举”，连那位同样只具中学文化水平的女主任，见了人都羞愧难当，而年届七旬的人杰却根本不当回事儿。在小车里激情燃烧的时候，竟顾不得司机在场，肆无忌惮地上下其手起来。

这还不够，女研究生们也成了他捕捉的猎物。你要学位吗？那好，请你作点“奉献”。如若不从，不但没你的鲜果果吃，还得让你吃不住兜着走：“她不求上进”、“她无可造就”、“她不尊重导师”。十八般武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直至把你搞“臭”。人杰不愧为“人杰”：他有如簧的巧舌，他有煽风点火的能耐，他有上串下跳的本事。谁惹了他，谁便会遭殃。

看官注意，这个时候，人杰玩的再不是什么权色“交易”了，而是货真价实的权色“胁迫”！因为“交易”还得讲两厢情愿，可在人杰的“学术字典”里，恐怕连“交易”二字都不存在，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笔者迄今在“万恶”资本主义社会里混迹了二十余年，并在政府及学术机构，公营和私营企业中任过职，还真没见过如此明目张胆、肆意枉为的“官员”、“学者”、和“专家”。

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告诉我，一次人杰随大陆访问团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看到一位长相可人的台湾女学者，竟“情不自禁”地抓住人家的手企图非礼，斯文扫地，丢尽了大陆同胞的颜面。我听了，除了叹息，别无他语。那就是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共过事并略有领教的“人杰”。那时只觉得他生理上可能有点毛病，如甲状线亢进之类，说话办事常见他歇斯底里反复无常，想不到，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已在染缸里变得如此腐朽不堪了。

人杰披着“人杰”的外皮，距禽兽，仅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