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乡读

下乡时,我带在身边的书,只有“文革”前夕在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买下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册。下乡后,工余或周末空闲时间,背靠在火炕被褥上,以读书为快。有一阵子心血来潮,竟然对唐诗宋词产生了兴趣,一股脑儿地钻研平仄格律,学写起古体诗词来着。如今,虽然自己的诗词写作了无成就,但回头看去,当年并没有因为下乡失学而虚度年华,尚觉庆幸。

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所谓“平民政治家”时代,原因是当时西方各国当选的政治领袖,如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美国总统卡特、法国的蓬皮杜和英国的希思等,都出身于平民家庭。“文革”时期,尽管出版社不再公开发行介绍西方社会的书籍,但内部却刊印了这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只是平头百姓不容易看到罢了。同乡知青金龙也爱读书。他是连里跑运输的机动车驾驶员,经常到农场场部或别的连队拉货,交友广,所以能搞来一些“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书。每回只要他的书到手,我都能分享。因为书来之不易,为了一睹为快,有时躲在被窝里,持手电读至通宵达旦。第二天清早,洗把冷水脸,匆匆上工去了。

读传记,对青年人成长有助益。我读了田中传记后,触动较深,对他从小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毅力十分钦佩。书中写道,田中为了克服性格上羞却内向和自信心不足的弱点,经常在野林荒原上大声喊叫,刻意培养勇敢无畏的精神。我觉得自己也有这方面弱点,克服这个弱点,并非一定采用田中的方法,但田中自我煅练的精神却值得仿效。当时我在猪舍工作。猪舍地处距离连队营地三四里远的漫岗上,夜晚经常有野狼出没,因此需要有人值夜,保护猪群。为了锻炼自己,我就主动要求打夜班,以此增强自己胆魄。

除了读人物传记,就是读兽医学方面的书。在农场兽医站举办的学习班上,我对老兽医们讲解的动物解剖学,营养学和药物学等知识,十分感兴趣,每次下课后,捧着讲义,孜孜有味地读到深夜。回上海探亲时,又特地到书店、医药公司寻觅兽医手册之类的工具书,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兽医水平。

当然,下乡以后读得最多的,仍然是马列著作。马列的书,不敢说全都读了,起码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曾“下功夫”啃了多遍,因此对马列的思想体系、理论来源和主要观点,不谦虚地说,当时已能了然在胸,尽管在理解上,不可避免带有许多“文革”时代的“左倾”影响。没想到七十年代对马列著作的研读,居然为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师大执教时,受校长刘佛年教授指点,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进行研究,并结合研究生课程,指导研究生学习、翻译了著名“西马”教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金蒂斯和鲍尔斯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九八九年,中译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为《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我在译序中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现代教育变革的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的出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翻译该书,除了需要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下乡期间,“雄文”四卷里的文章,我都一篇不拉地读了,包括没出版的,也都“拜读”过。毛泽东的白话文实在出色,在民国转型的那一代人里,堪称一流。毛著中常常小词大用,对问题的论述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其语言的简明和思想的鼓动性、宣传力,近代政客学者,无人能及其项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火红惨烈的“共产革命”,用请客吃饭、写文章和绘画绣花等生活小事来反衬,真是“绝笔”。此类隐喻,在《老三篇》中更俯首可拾。素朴寻常的语句,深不可测的含义,确是“一辈子都学不透”的。毛泽东早期诗词也气势磅礴,有帝王之势。“昔秦王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怪不得蒋中正当年读了,会顿时目瞪口呆, 立刻“傻闭”的。一首词,能产生那么大力量,古往今来,未曾有过。不过,毛泽东晚年的诗词真“不咋地”。“继续革命”革昏了头,连“不许放屁”之类的话都能入诗,诗味就很不正了。

下乡最初几年,人人都狂热得发烧。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还把毛林当菩萨供起来,吃饭前也要对他们表“三忠于、四无限”。每逢毛“最新指示”或诗词发表,连里会连夜敲锣打鼓,甚至放鞭炮,以示庆祝。第二天,开大会消化学习又是少不了的。那可是我出风头的时候。连领导们都是老粗,了解我的“马列功力”,常让我给全连男女老少做“理论讲解”。我毕竟下乡经年,北方话虽说不地道,但无伤大雅。引经据典,掉些书袋,我还在行,加上“活学活用”、“上挂下联”的“文革”新法,配以插科打诨、逗闷调笑的民间土方,亦能把“课”上得满堂“彩”。讲得多了,嘴皮子就练出来了。有一年,华罗庚推广“优选法”,连里也让我讲解。我把那“黄金分割”的道道说得“天花乱坠”,全连人,识字的或不识字的,都当了回“数学家”。我呢,则惺惺然、醉汹汹地,过了把嘴皮子瘾。

一九七三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领导说,贫下中农需要他留下来讲马列,硬没让我撞那好运。聪明反被聪明累,因为耍嘴皮做秀,却误了自己的大学梦,岂不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