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去古巴看看。邻居艾地年前去那里度假，回来后告诉我，那边很漂亮，购物还便宜。我倒不是冲着购物去的，虽然我早知道古巴有三件宝：雪茄，咖啡和蜜酒。但我一不抽烟，二只饮茶，三少喝酒，所以对去那里购物兴趣不大。我想去古巴，是因为想实地看看那颗被“美帝国主义”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加勒比海上的“社会主义明珠”。记得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个红领巾时，古巴革命刚成功，我们在少年宫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古巴的红领巾们。那一个个黝黑，汗渍满面而朝气勃勃的形象，至今还深印在我脑海里。
从多伦多直飞古巴的Varadeo度假机场，需要三个多小时。飞机上有不少美国游客。其实，从迈阿密开游艇去古巴只要一个来小时，但美国政府禁止与古巴往来，所以他们只能绕道而行了。Varadeo机场很简陋，穿制服的警察随处可见，但大多和蔼可亲，尤其对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因为他们几乎认定我们来自中国。中国和古巴“同志加兄弟”，其友谊当然是不可言喻的。在机场可以兑换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古巴外汇卷，我们问导游，哪儿兑换会合算些？机场呢还是宾馆？回答是哪儿都一样。社会主义嘛，哪像资本主义那样“尔虞我诈”的？！
Varadeo是著名度假胜地。那里有三十多公里不间断的漫长海滩，蓝天白云，细沙碧波，泛舟扬帆，十分赏心悦目。都十一月份的季节了，尚温暖如春。娇阳烈日下，却干湿宜人。宾馆都由外资经营，法国的，西班牙的，也有美国的。设施齐备，服务周到。饮食虽不豪华，但亦应有尽有，还富于加勒比海特色。总之，一切宜人宜心宜情。但那只是外国游客的天堂，普通古巴人是不让随便进出的。宾馆内的雇员自然大多是古巴人，可都是有背景的人才能得此“肥差”的。“肥差”当然也不好做。有一次，我们去游船码头转悠，恰巧一批雇员下班。在门口，保安人员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挎包，搜捡完了，才让他们离去。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我的古巴之游，打下了第一个沉重的叹息。其中有一位是不久前载我们出海的船老大，我很为他感到羞辱，不过，那只是杞人自忧，他也许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那位船老大和他的年轻伙伴们，带着我们一行六人，扬帆出航，驶向大海深处的珊瑚岛游玩。船到一片浅海处，一个年轻船老大戴上潜泳脚蹼，嘴含吸管，跳入海里，见他时潜时浮，不大一会儿，抓获了三四十只肥大的活龙蟹。接着，我们也纵身下海，畅游嬉戏，不胜欢快。在珊瑚岛游玩之际，船老大们煮好了龙蟹，斟满了酒杯，等待我们。返航途中，我们大哚快颐，饱餐了一顿。
在Varadeo小住数日后，我们坐上中国恒通制造的崭新大旅游车，在一位古巴女导游的带领下，到包括哈瓦那在内的古岛北部去观光。那位女导游，端庄丰满，是哈瓦那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也许她是位古巴共产党员吧，沿途介绍时，满口“党的政策”，“革命成就”之类的词语。显然，她很为古巴实行的普及教育（每七人中有一名大学生）和全民医疗服务（全包全免，医生上门）感到自豪，但对现在资金缺乏，住房紧张，物价上涨等问题，她也并不违言。在古巴度假的十多天里，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确实没见到过一个沿街乞讨的流浪者，当然，悄悄向我们兜售雪茄的，索要香波，防晒油，甚至圆珠笔的，亦屡见不鲜。因为那些物资都是进口品，只能在为外国人服务的外汇商店里才能买到。古巴居民购物的各类商店都货物奇缺，买什么都得凭票凭证，限量供应。除了少数手工艺行业外，政府还不允许经营任何私营企业。据说革命前哈瓦那有五万多华人，革命后由于不让做生意，如今只剩下三百来人了。唐人街上几乎看不到华人，经营餐馆的，竟都是身着唐装的古巴本地人。
古巴的自然风光是美丽的，但古巴的城市建筑相当陈旧，稍好一点的都是前西班牙殖民者或逃亡的“地富反坏”留下的。诺大的哈瓦那革命广场，水泥地面都有开裂。广场南端的内政部大楼，墙壁驳落，色调灰黯，有些沧桑感。唯有印在外墙上的大幅格瓦拉画像，似乎还提醒着观光客昔日古巴革命的荣光。
人们没有忘记格瓦拉。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里，货摊上，到处可见印有他肖像的汗衫，橄榄帽和各类纪念品。但令人诧异的是，逛了那么多天，游了那么些地方，竟没发现卡斯特罗的一幅画像、一座雕塑。他是一位与格瓦拉齐名的拉美传奇人物，对他的低调和自制，我甚感意外，看看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们，哪个少得了那一套呵。在参观印第安地洞时，我好奇地向一位六十多岁的当地导游打听革命前后的情况。他很外向，也很善谈，喋喋不休地评论时政，分析着卡翁身后的未来。可当他发现附近有人在摄像录音时，手指突然捂住嘴唇，谈话弋然而至。他面露难色，我当然深表歉意，怕他惹祸上身。其实，那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地下溶洞，况且设施落后，灯光惨谈，丝毫调动不起我观赏的兴趣，但导游的那番谈话，那种表情，却引我进入了这个美丽岛国的灰暗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