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江

我在《土皇帝》的回忆中，斗胆“骂”了李江。

第一，“骂”他专制独裁，搞一言堂。在班子里，他不把指导员老于放在眼里，轻放待慢，最后借“生活作风问题”把他“撵”走，自己坐正。这从道义上讲都不地道，何况那点“作风问题”，即便有，与今日的贪官污吏比，还不是秃子头上拔毛，没事找事？

第二，“骂”他阶级观念太强。机车保养间失火后，他强力主判当班驾驶员熊昌泗“反革命纵火”罪，致他投入大牢十年之久，若不是妻子小骆不弃不离，那个家如今可能不存在了。熊被关后，曾写过许多申诉信，表白无辜并诉说遭看守毒打的实情。那个年代不讲人道，再多申诉信都白搭，只会石沉大海的。

第三，我“骂”他用兵无度，不讲科学。搞生产不是带兵打仗。一味拼蛮劲使蛮力，只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昔日有民谣云“九连酒，十连蜜，七连农工卖苦力”，形象描绘了李江的用兵之道。有一年，秋高气爽，收大豆完全可用收割机，但李江响应“号召”，发扬“小镰刀精神”，要大家下地弯腰割豆。五千亩地那，骑垄把趟，一刀一刀地割下来。其实，小镰刀打掉的豆夹是否一定比用收割机的少，大可存疑。那年代不崇尚科学，即使胡技术员搞抽样调查算出个数字，又顶个屁用！

“ 骂”完之后，遂又仔细想了想，莫重犯李江主观武断，轻率举判的毛病。想过之后觉得，固然我“骂”李江的那些个东西，都是事实，但起因则当心平气和，历史地和客观地进行分析的。我认为，造成那些问题的主因仍在于当时的大环境，大形势。天下皆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敢开顶风船，逆向行驶？何况李江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不可能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其次，也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贫困与战争造就了他无知无畏，铁血心肠，刚愎自用的个性，那种个性施之于己则无大害，顶多伤了肝气，若施之于人，危害可就大了。

我与李江素无私交。在北大荒那些年里，从未踏进过他的家门，甚至连一次面对面认真交谈的回忆都没有。76年他与时任连长闹矛盾，败走麦城，我接的班，可他离得早，我们也未照面。然而，十年岁月，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人，却非李江莫属。

记得刚到猪舍养猪时，一天在一号地下面的草甸子上放牧，猪仔们在四处寻食玩闹，我趁机找了个草墩坐下来，捧起带着的书看了起来。可能看书入了神，没注意周围情景，突然听到有人说话：“别把猪放跑了！”声调不高，却如闷雷，吓得我一跳，抬头一望，原来是连长李江，头不回，大步流星地从我身旁迈过。大概他下地回连，抄近道穿越草甸才撞见了我。

回猪舍后，我把这事儿对班长老郭讲了。老郭的回答挺有趣：“李队长就那样，别在意。以后看书回来看就是了……” 那分明是我的错，有什么可“在意”的呢？再说干工作三心两意总不对吧。自那以后，我再没做过一心二用的事，干什么都老老实实，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年纪轻，刚出校门踏上社会，不懂工作态度，缺乏自律精神，连长给自己上了第一课，那个“教训”伴随了我一生。

论年纪，李江应该是我父亲那辈的人了。对他那样的老转业官兵，我一向持敬重仰慕的态度。不过，由于李江平时不苟言笑，不好接近，我除了感觉上有点隔膜外，更多的则是“敬”而远之，“冷”眼旁观。可慢慢看多了，才发现，李江左归左，凶归凶，不留情面归不留情面，但他身上却存有一些做领导干部（不管哪个朝代，不管哪种社会）的不可或缺和难能可贵的品质。

第一，他不贪。那年代说实际，一贫如洗，没啥可贪的。转业时李江享中尉级，合地方工资76元，58年那忽儿是“高”薪，要不如何娶得广东高脚女人？但到70年代，他的工资没上调，我们知青下乡就拿32 元，他的虽是我们的一倍多，可他有6个娃崽需扶养，我们则单身光棍，我相信李江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那时候干部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李江主管生产，翻地，播种，夏锄和秋收，农忙时都得跟班作业或下地督战，别人一身汗，他也一身土，干部战士没两样。可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他头上戴的那顶肮脏至极的便帽。日晒雨淋靠它遮阳避雨，流汗沾土用它擦脸掸尘，甚至连擤鼻涕抹鼻子也会用上它，所以那顶便帽蓝里透黑，黑里发亮，颜色几乎都辨不明了。那种艰苦朴素、忘我工作和不计酬劳的精神，不知道现在的农场领导还有没有？

第二，他不占。屯子里的家属房一律四户一幢，大小划一，格式雷同。居中的两间住小户，把头的两间给人口多的大户，因为把头的两户，一，可在房山头建个小仓房，二，用来种菜的园子可略向外扩张些，人口多嘛，多点地也在理。李江的家在第一排的尽东头，靠小树林，屋内也是一个睡房一铺炕，一个外屋地兼灶房。他家六个娃儿，横竖都睡在那一铺炕上，从没听说过连领导的住房可改善一下。偶尔经过他家门口，看到屋前屋后忙活的，都是他的高脚女人。他没时间，一心扑在工作上了。我在连队前后五年多，多数时间在后勤工作，所以逢年过节杀猪卖肉，秋收后分葵花籽、土麦子等，一般都在场。他家来买肉、取所分东西的，一般都是他老婆。他老婆广东口音，利落爽快，从不挑肥拣瘦，拿起东西就走，一点儿都不罗嗦的，不知道现在农场领导的太太夫人们是否也那样？

第三，他不色。76年兵团杀了两个团长。那两个团长调戏、奸污女知青几十人，惊动了中央。戴领章帽徽的都那么干，这还得了？中央特批，杀一儆百。我们农场也判了两个。一个是21连的李连长，58年转业军官，与李江资历相仿。听说逮捕他的那个晚上，他在礼堂看电影，左拥右抱的还是两位求他帮忙返城的女知青。另一位是开荒连的倪连长，据说抗美援朝时打掉了一个睾丸。但他依然风流，肆意玩弄女知青多人，实在令人发指。与他们相比，李江可谓正人君子，不近女色，作风谨严。在批判两个犯罪连长的会议上，我听过李江的发言，那真是凛然正气，字字句句透露出他对罪恶的不屑和对知青的关爱。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不知道现在的农场领导能否保持那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作风？

写到这里松了口气，觉得把李江写完整了，但仍不知道这样写，他满不满意。这必竟是我个人的看法，一面之词，如果李江健在的话，诚请他老人家不吝指正，并衷心祝愿他晚年幸福。倘若不在同一个世界了，这篇拙作权当我对他的追忆吧。

孰好孰坏，孰是孰非，对于他，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历史毕竟都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对于我，他仍然是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前辈。

斗“私”

从小就学习斗“私”。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受过这样的教育：“私”是万“恶”之源，必须铲草除根，连“一闪念”都不能放过，否则，学习搞得再好，走的仍然是“白专道路”。下面我就讲几件中学时代斗“私” 的经历。

念初中时，我们每年都会下乡一到两周。不知道那是教学大纲里的规定，还是学校贯彻“阶级教育”时外加的一项政治任务？反正那时年纪小，不太搞得明白。不过，对下乡劳动，我们觉得挺新鲜。老在城市里呆着，每天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少了点生气，下下乡，换换空气，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们去的是郊县农村，住在农民家里，睡的是用晒干稻草垫底的地铺，吃的则都由炊事班同学统一做。那里有血吸虫病史，所以炊事班的同学下河洗东西，都得抹上什么防护膏之类的，我们一般就不洗衣服了，反正一两个礼拜，挺一挺就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干的活主要是用锄头铁搭翻土，而农民伯伯的“技术”比我们先进，用水牛套犁耕地。我们的手从小仅握过笔杆，现在要每天举起锄头铁搭劳作，虽只十天半月，仍是不小的考验。但是，考验更大的，还是用手抓起牛粪或用人的屎尿搅拌和沤过的土肥，往地里撒，那气味不好受，下工后，打肥皂使劲挫手上的臭味，恨不得把手搓去一层皮。

下乡归来，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思想小结”，谈谈下乡劳动的体会。我的小结被当成了范文，在课堂上由老师念出来。其中，我写了一个“私心杂念”，大意是：每天劳动很累，心里就盼着下雨，因为天一下雨，我们便不用出工了。接着，我就“批判”那个“活思想”：农民伯伯会有这个想法么？要是天下雨，农民都不下地种粮的话，我们吃什么呢？！结论是：我们与农民伯伯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了。老师说我写得好。这是我最早的一次斗“私”经验。

显然，斗“私”的关键，在于暴露思想。你心里怎么想的，该象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地摊出来，不能有半点隐秘。记得有一位女同学，出身于艺术家庭，母亲是著名越剧演员。她亦能歌善舞，在班上很活跃，又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争取入团就得向组织“如实”汇报思想，据说她向团支书透露了暗恋某男同学的事情，结果她的入团愿望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那件事还被当成“丑闻”在同学中口耳相传，不知道给她平添了多大压力。现在，她已经是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了。

从初中开始，我们每星期都上政治课，学校特地从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政治课的内容仍然是思想教育，不过在斗“私”后面又加上了批“修”二字，意思是，如果不把私心杂念斗掉批臭，就会有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教政治课的老师姓孙，是从苏州的一家毛纺厂调来的，他要我们联系思想写周记，记录每周斗“私” 批“修”的体会。

国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从外校考进高中的。当时考进高中的外校同学多数是工人子弟，家离学校比较远，一般都有半小时以上的路程，但他们每天都步行上学，因此中午饭都在学校吃。学校只提供蒸饭的方便，菜肴都由学生自备。一次周记中，国良“暴露”了自己的爱面子的思想：看到别的同学每天午饭的菜肴有荤有素，而自己带来的却是些咸菜罗卜干，觉得“难为情”。 孙老师看了大加赞赏，在班上举一反三，讲了好几堂课。后来，国良当上学校团委委员，是不是与那次斗“私” 批“修”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国良学习成绩挺好，称得上“品学兼优”，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

班上的女团支部书记就颇招人非议了，因为她过于热衷政治，一天到晚地找同学“谈心”，“交流”思想，没时间搞自己的功课，结果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要不是后来闹“文革”，我怀疑她大学未必能考上。其实，她的功课原来挺好的，尤其是作文，文字平实，却写得活泼生动并有思想性，获过好几次作文竞赛奖。那时，我别的科目成绩都不错，就是作文写不好，想向她取经，却又怕她政治挂帅，被她抓上谈心，耽误学习，所以没敢上门讨教。“文革”中，她是第一批志愿下乡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我知道她身体并不好，印象中曾切除过一个腰子，人又长的弱小，心中不免为她担忧，但我仍然对她怀有某种同情和敬意的。

经过十年“文革”，我们才都明白，私和公，原本不应该彼此对立的。公由千千万万个“私”所组成，没有“私”，何来公？但是，私与私之间会产生矛盾，存在差异，所以必须有一个共同体来进行协调，制定契约，实行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公”。因此，不承认私，消灭私，甚至连个人的隐私都不允许存在，公不仅成了无本之源，而且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反过来，只重私利，不讲公义，中饱私囊，弱肉强食，人性就会腐败沉沦，社会必将分崩离析。

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大公无私不存在，自私自利不足取。这道理如此简单明了，枉费了十几年的政治课。

游泳池里的人生

我坚持每天下班后游泳已有两年了。坚持锻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原有的腰背痛，心肺功能弱，口腔溃疡，睡眠不好等毛病不见了，而且三高（血脂，血压，血糖）指标正常，精力比以前充沛，身心感觉年轻了许多。上个月公司提供免费的骨密度测试，规定55岁以上的员工才可享受。这倒不是公司小气，不肯出那份钱，而是年纪轻做测试没必要。可是，当我心安理得地坐到测试器前时，却被医务人员微笑着拒绝了：“Sorry, you are not qualified（对不起，你不够格）!”我掏出驾照给她看，她竟倒抽一口气：“Oh, my God, you look so young（哇，上帝，你看来太年轻啦）!”我的自鸣得意，你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爱搭理人，可在游泳馆内总有一些年轻人，甚至少妇、大嫂、大婶的借故跟我搭讪。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经常游泳变得体格健硕、面目姣好，“吸引”人（可能有点自恋吧）的缘故，而是当她们知道我是个老留学生、老移民的时候，觉得我是她们“一师难求”的好咨询对象，例如英语怎么学才能进步快啦，小孩进哪所学校好哇，工作如何找啊等等，都是她们关心和渴望得到同胞前辈解答的问题。

有一天，我刚在热水池里浸泡完毕爬上来，一位在躺椅上歇息的少妇主动向我打招呼，我便坐到她旁边空着的椅子上。谈话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足足谈了个把小 时，回家都过了晚餐时间。第二天是周末，不成想，那少妇意尤未尽，又往我家打来电话。接电话的是太太。太太一听是清脆悦耳的女人声音，没等对方开讲，一连 串问题就象炮弹似地轰过去了：“你是谁啊？”“怎么认识我先生的？”“认识多久啦？”吓得对方没敢接着往下说，赶紧撂了电话。我批评太太没礼貌。后来我在游泳池里又遇着那位少妇，才知道那天不过邀请我参加他们新移民的聚会而已。

其实，我在游泳池里结交的男性朋友也不少，譬如老孙。老孙是个货柜车司机，隔周出一次车，出车就跑远道，一般都是往东部的纽约或多伦多送货。不出车的那一周便是工休，工休日他就来泳池泡澡和坐桑拿。我挺羡慕他的工作，时常梦幻着开车横贯美洲大陆，特别是穿越中部草原省那一望无际的田野，把车设在恒速驾驶的档 子上，人坐在车里就象坐在一叶扁舟上，在浩瀚的麦海里追波逐浪。因此每当老孙向我描述各种出车的经历时，我都百听不厌，并要他答应以后有机会带我走一趟。他说，一次就够，咱的活不是你们坐办公室的人消受得了的。那话我信，我曾开车南下去过洛杉矶，跑长途真得有点耐力和恒心。

老孙出国前是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吃得起苦，耐得住疲劳和寂寞，所以干货柜车司机这一行，不在话下，况且他还有个贤内助，帮他打理家庭，教育孩子。老孙轮休的日子就带着太太一起来游泳馆，在热水池旁替太太做按摩，做按摩时的那股细心劲儿，别的娘们看了，都快羡慕死了。

有一天，老孙带着一起开货柜车的小马来游泳池见我。小马刚三十出头，过去在国内打篮球，据他讲姚明在上海青年队的时候，他也在，不过他受伤后就远走高飞来加 拿大了。身高近两米的小马是我同乡，苏州人，但他的个性却象闯关东的山东大汉。他到加拿大不过五六年，竟开过两家餐馆，而且都不在都市，而在边远小镇。后来他用开餐馆赚的钱，买了货柜车，自己当老板，专为屠宰厂往东部送猪肉。

老孙年长疼小马，要我在公司里为他找个对象。当货柜车司机常年在外，谈恋爱不容易，结了婚麻烦更多，现在有哪个年轻女人肯安心在家守寂寞的？小马理解这一点，所以要我别多操心，没合适的就拉倒，一辈子独来独往也挺好。他耐得住，可他父母则等不起，就这么个儿子可指望，因此“磕头作揖”地求我帮忙。而我，竟破了金盆洗手不再做love match的誓言，开始为他寻摸对象，只是到现在还不成有眉目。

两年来，我在游泳馆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但大多数就象长途跋涉中过客，有的擦肩几次不见了，有的同路一段告退了，真正不懈往前走的，仍然是少数，所以每次游泳时总能看到一些新面孔，而那些新面孔呢，往往也只是在水中扑腾几下，溅一些水花，便钻进桑拿屋或跳进热水池歇息去了，每天坚持游上一小时的，就我、小郑和老钱三人。

小郑自天津来加拿大才四、五年，不过从他落地的第一天起，就来泳馆游泳。四、五年来，除了回国探亲，一天没拉。去年他因公司缩编裁员，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照常每天来游泳，看不出半点灰头土脸，失去生活乐趣的样子，依然不紧不慢地划动双臂，翻动着不怵不惊的白色水花。我欣赏他的心态，觉得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差不哪儿去，便伸出援手，帮他找到了工作。

老钱是个台湾人，五十岁上下，早早结束大陆的生意后，就回温哥华退休“养老”来了，但他仍很忙碌。每周两天与朋友结伴爬山，两天去学校学英语，两天参加慈济 基金会组织的志愿活动：不是到社区食物银行义务劳动，就是去粥棚为流浪汉们煮饭送餐。做完那些事后，他都来泳池游完两千米，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健康，也非常有意义。

短短两年时间，不过是小小的生命旅程。游泳，象做别的任何事一样，开始只是兴趣，接着是认真，后来是坚持，再后来就是习惯。两年下来，我熟悉了泳池里的每一块瓷砖，以及它们在不同光线中反射的差别。蓝白相间的缝隙就像记载岁月的标签，把我这两年多在这里从兴趣，认真，坚持到习惯一一做了精准的划分。

短短两年时间，是又一个人生的开始。每天下班后，进了泳池，就象进了疗养院，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水流的亲吻和爱抚。春天来了，它给我带来春的色彩和妩媚；夏天到了，它帮我去除酷暑的烦躁和郁闷；秋令时分，流水带走了象在落叶中行走的伤感；寒冬来临，水花在奋力拍击中蒸腾出新的希望。

人生如游泳，贵在认真，贵在坚持。做任何事，只要认真和坚持，一定会有成果。

一九四九

痖弦的一九四九

最近我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书中记载了诗人痖弦的一段遭遇：

一九四八年，痖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痖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国军，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 的！”六十年后，痖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痖弦现居温哥华。温哥华有很多这样的国民党“老兵”。那年代的国共战争把他们抛向了海峡彼岸，一去便不能复返，宛若天地之隔。半个世纪后，虽然国共和解了，但那揪人心肺的亲情乡谊却如早已褪了色的船票邮票一样，在记忆的沧桑中逝去了。他们选择更遥远的第三地度过余生。

老张的一九四九

老张是我的忘年交，我认识他纯属偶然。那是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课余我替蓝夫露卫生保健公司当Truck Driver，开车到各家老人院接收替换下来的脏衣裤被褥，洗净后再送回去。西区的老人院我经常去，每次去，与我做交接的都是老张。起初我以为他是香港人，因为他操一口流利广东话。后来熟了才知道我们是上海老乡。老张说，四九年上海“沦陷”前随外国公司迁往香港，六十年代香港闹暴动，人心惶惶，他便带着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没回过出生地上海。一次到他家做访，老张兴奋地告诉我，打算明年退休后回去看看，上海的哥哥早去世了，但还有两个侄女在。

第二年，老张退休了，我们仍有联系。我关心他的上海之旅，每次问起他，他总显得那么兴致勃勃。可是有一天，老张太太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老张住院了。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老张因发现脑部肿瘤动了手术。深夜，我守在病床前安慰他。老张攥着我的手，流着泪喃喃地说，“回不去了，上海回不去了，侄女们都还等着我呢。”

三个月后，老张去世了。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世——那个漂泊了一生的人世。

我的一九四九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一是因为头胎，母亲没经验，二是生在兵荒马乱之际，所以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听妈妈说，我出生后成天啼哭，不得安宁，可见我从小身体不好。身体不舒服，才会哭闹的。

那时我家住在虹口棚户区，好婆开了家烟纸店，据说曾遭溃退的逃兵抢劫一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长孙的健康平安。于是，好婆默默准备了香烛，到南市的城隍庙烧香磕头去了。因此，我是在好婆的关爱和城隍老爷的保佑下长大的。好婆一直视我为“心肝”，不愿我离她半步。

但我还是离开了。我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在“文革”。不只我，全国上千万在学青年都得离开家门，离开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后人常会问，你们那时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它不是一道选择题，用非此即彼的答案能够说清楚的。我想，模糊的回答可以是：既是“自愿”的，也是“强迫”的，因为那个年代，自愿与强迫几乎是同义词。准确的回答应该是：那至少不是自由的。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恐怕没有什么人愿意不上学去做苦力，不留城而上山下乡的。要不当“文革”结束允许知青返城时，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不跑回城市的呢？

我第二次离开家门，准确讲，离开国门，是在不惑之年。那次离家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当时有没有挣扎？也有。结束十年农村生活后，差不多又花了十年，立了业成了家，孩子尚小，父母垂老，但受出国潮的裹挟，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也为了自己学业发展和孩子的未来，毅然跨出了国门。出国后才知道那也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在学业最紧张的时刻，母亲病重过世了，我竟没能赶回去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这么多年来，母亲去世前在国际长途中的叮嘱经常在耳边回响：“不要回来，别把学业耽误了……”这时我总会涕留满面。

痖弦，老张和我都是游子。不同时代，不同原因，我们走了相同的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所有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大多因为形势所“迫”。那形势可以是政治的（如痖弦），可以是经济的（如老张），也可以是文化教育的（如吾等之辈）。个人拗不过形势，在大形势的逼迫，驱使甚而诱惑之下无可奈何，不由自主，只得顺势而为。但由此而生的生离死别，离情别绪，便发生在一个码头，一个车站，或一个机场——上了船，上了车，或上了飞机，便是一段难以抚平的历史。

历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不堪承受的重负，因为我们的历史从来就是形势支配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势的历史。什么时候人不再受形势支配，人能够驾驭形势了，历史才会真正治愈自身的伤痛。

大陆知青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到七十年代末结束，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其中以１９６８－－１９７８这十年的岁月最具代表性和复杂性，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外就有学者研究和评价中国的上山下乡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１９７７年出版的论著《上山下乡》。该书直至１９９３年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此作不带政治偏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价值观念及社会地位，都作了分析和研究。并以大量数据和政策文件为据，指出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危机”，明显看出作者侧重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研究上山下乡的立场。

１９８７年张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历史进程角度评价上山下乡。该文认为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属性质完全不同范畴。文革前的知青运动有一定的经济需求因素，在当时情况下确有一定的安置就业成分，但也已带有相当的政治鼓动色彩。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则已完全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应予彻底否定。

九十年代末由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专著中的作者不少是原来中央知青办成员，占有官方历史资料及中央决策过程的权威性，对上山下乡地位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两书的不少观点和立场代表了官方对上山下乡的看法，有相当的局限性。

此外，这段时间问世的书籍还有：曹淳亮主编的《知青故事》；孔慧云主编的《知青生活回忆》；王大闻主编的《客树回望成故乡》；信群主编的《岁月留痕》、《无悔年华》；胡发云等主编的《沧桑人生》；木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录》；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３０００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王曾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１９６８》；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晓剑、郭小东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

肖复兴、肖复华的《啊，老三届》（１９８８）；白描的《苍凉青春》（１９８９）；以及《知青沉浮录》、《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热血冷泪》、《知青档案》、《命运列车》等，都是纪实性、回顾性的回忆录作品。而这段时间出版的，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知青纪实性文学作品，包括：《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草原启示录》、《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悲欢录》等。这些纪实性的回忆录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在评价知青运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有着较大的分歧。

近二十年来问世的知青影视作品达上百部之多，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蹉跎岁月》、《孽债》、《他们无处安放青春》、《天浴》、《中国知青部落》、《血色浪漫》、《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等。国内这些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原同名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而这些小说往往在出版时就已在社会及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其中郭小东创作的电视剧《中国知青部落》，通过描写一批知青在边疆度过的艰辛岁月，以及他们回城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表达出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鞭挞。在《中国知青部落》中，他强调了“不能把作为人类悲剧的知青运动与人由逆境而成功的因素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知青运动也有其积极方面”的观点。

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的初澜》（１９５３－１９６８）、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１９６６－１９８０），以及他们俩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均以历史发展的研究方式，分别介绍、分析、总结文革前后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背景和历史地位，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和数据，从理论上深入讨论了上山下乡的过程、问题和影响，不少是鲜为人知的。

总体而言，国内知青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三方面不同看法：

看法一：上山下乡是建国后陆续形成的，带有安置、戍边、调节城乡劳动力目的的运动，它凝聚了几代人建设国家，献身边疆的壮举。尽管它在１９６８年后伴随“最高指示”的发表而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中，带有“惩罚性”色彩，但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当时特定环境下，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必然，知青精神的主流是“青春无悔”，知青精神即“奉献”精神，应予充分肯定。

看法二：上山下乡从主体上是错误的，悲剧性的，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的产物。它荒废了人才，破坏了生产力，甚至摧残了人性，严重扭曲思想，造成社会动荡，是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应予彻底否定。持上述观点的作品对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立足于反思、否定和批判。这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很明显是对立的，持完全不同的立场。

看法三：第三种观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认为上山下乡练就了一代知青群体的坚韧精神，塑造了一种时代动力，甚至形成了新思维、新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山下乡为知青带来了巨大不幸，形成了弱势群体，酿造了家庭悲剧，留下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灾难，有待社会予以补偿。（摘自cnd）

患难同胞

弟弟到北大荒比我早三个月。他原是飞行员预备学校——上海雷锋中学的学生。“文革”中学校解散了，他与一批同学去了兴凯湖边的密山农场，即后来的4师41团。我到北兴农场后才知道，我们农场过去是密山农场的一个分场，两个农场仅一山之隔。秋收后，趁天还没下雪，我与一起下乡的四位同学利用一个周末，徒步翻越七里嘎山，然后搭车到了弟弟的连队。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返回农场了。

一年后，弟弟去了乌苏里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垦荒。那里说是平原，其实是湿地和沼泽。弟弟来信说，他跟着连长去接新到的知青，得穿上筒靴把他们一个个背到爬犁上，然后用拖拉机拉到连队驻地。陷脚，没道，跑不动车，因此农场是从无到有建起来的。74年弟弟被“推荐”进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当煅工，比我离开农场早四年。78年我考进大学返城时，顺道在哈尔滨转车去富拉尔基探望弟弟。我没什么东西送他，就把下乡时妈妈用外公传下来的毛皮改制成的皮袄留给了弟弟。其实那皮袄还是破的，曾在火炕上烤糊了一个窟窿，未必能御寒，留给他，也算是我做哥哥的一片心意吧。弟弟在富拉尔基工作了近三十年，等女儿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后，才退休回到故乡，比我足足晚了二十多年。

如此曲折离合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举不胜举。记得北京知青李莉的妹妹也在北安那边的农场务农，有一年来我们农场探望姐姐，住了个把礼拜。李莉在北大荒成的家，生了女儿。那时我不敢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却十分渴望家庭的温暖，便常去她家“蹭”饭。知青大批返城时，因为李莉丈夫小缪是上海知青，他们办了假离婚证书。李莉带着女儿回北京，然后找北迁的知青“换”户口，才到上海与丈夫团圆。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一天在校园里突然遇见李莉，原来她在学校的后勤服务公司当打字员。以后公司倒闭，李莉又去浙江驻沪办事处工作，业余时间帮着小缪办服装厂。现在她和丈夫都已退休，女儿则去澳大利亚留学，留在那儿工作了。

那个年代还有许许多多哥俩、姐俩、兄妹和姐弟一块儿下乡的，有的更同在一个连队里。68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文森和连森是哥俩，可哥俩的长相差别很大：文森高个、魁梧、英俊，连森矮胖、敦厚、朴实。个性也不同：文森阳光、明朗、热忱，连森内向、沉着、斯文。文森在连里当瓦匠。一个屯里哪少得了瓦工？年年要盖房，盖房时灌地基，脱坯，烧砖，垒墙，都是瓦匠的活。寒冬来临前，各家各户、知青宿舍都需要盘炕，通烟道，那也是瓦匠的活。因此，瓦匠一年四季都很忙，加上文森为人热情，乐于助人，东家请，西家邀，他招之即去，从不推诿。连森是炊事班长。在烟雾缭绕的锅台旁，透过那被蒸汽蒙蔽的眼镜片，你就能看到他专注工作的神情；在冰霜复盖的井台上，默默无语、躬背弯腰奋力打水的，也准是连森。可是，从这一对在连里被公认为“劳动模范”的兄弟俩身上，你很难发见他们内心的隐痛：在他俩下乡的同时，父母也被当作“专政对象”赶出了北京。今天的青年人恐怕更难想象，教育出如此优秀后代的父母，祖国首都竟然不让安身立命！

晓音和三三是姐俩。她们的父亲原任上海造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母亲是市妇联的部长。“文革”中父母都被当作“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强迫劳动改造。姊妹两人一起写了血书“争取”到北大荒，一个在马厩清圈，一个在猪号养猪。从家境优越的千金到从事社会底层的劳役，不管出于“自愿”还是“无奈”，都是因为“巨人挥手”的革命驱使或“脱胎换骨”的政治教唆，也是由于青年人自身的天真无知和狂热盲从。有人至今还在赞美这种“知青精神”，我不懂这样的“精神”，到底是文明的沉沦还是提升，是社会的倒退还是前进，是历史的反动还是进步？八年后，晓音和三三一同“转插”回到了安徽老家，由于有亲戚照顾，境况稍为好转。“文革”结束后，当别的干部子女因为父母翻身得道而重叨荣耀的时候，她们却仍在为解决如何“回家”的问题转辗颠沛。三三先去河北涿县油田，后来因为结婚才回上海，婚后一家人棲居在与邻居板壁相隔的斗室里。晓音则从安徽调到浙江舟山沿海的军工厂工作，以后为了照顾年迈双亲才得以进上海船厂就职，做的仍然是普通职员的办公室工作。

我在武装连的时候，曾有个连副叫胡捷，也是个干部子弟。父亲是原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领导，死于“文革”期间。七五年秋我调回七连时，业已返城上学的胡捷送妹妹胡达跃下乡。他把达跃和一同下乡的胡忆汛（团宣传队胡宗奇的妹妹）带到我跟前，托付我关照。忆汛面腆，达跃爽朗，都讨人喜欢。哈尔滨姑娘嘴甜，从此管我叫“王哥”，以后熟了还会“没大没小”地与我打闹。在我眼里，她们天真烂漫，少不更事，象小了我一辈似的。前不久看到朋友电邮传来忆汛的照片，她做了上海媳妇。我打去电话，称赞她依然年轻漂亮，她说都年过半百啦。这让我唏嘘啧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真教人感叹。我也与达跃通了电话，电话中打趣地问她：是不是还象年轻时那么胖啊？她在电话那头一再“认真”地向我辩白：“不介，现在瘦多了，可漂亮了！”我忍不住畅怀大笑，一张热情奔放、活泼可爱的脸蛋顿时浮现在眼前。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讲不完。在我熟悉的知青中，恩渊和恩洁是兄妹，静娴和军虎是姐弟，洁华和君华是姐妹，国平和国建是哥俩……我就不一一叙述了，留给他们自个儿说去吧。我写这篇短文，只是为了缅怀那曾经离家远行、患难与共的不幸和友谊。

“摘帽右派”陆先生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反右”没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刚上小学，少不更事。不过，“反右”那年曾去过父亲工作的机关大楼，所以依稀记得跨进大门后的大厅里，一张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悬吊在穿越半空的一条条绳索上，楼梯一侧的高墙上也刷满了标语口号。当时的感觉是，整个气氛就象自己学校附近的道观，给死人做道场时扬幡挂榜，头顶悬绕，只是缺了鼓号和诵经，因而显得更加压抑和肃穆。

老实讲，新鲜出炉的“右派分子”，我真没见过，见到的只是后来“摘了帽”的，而且还是若干年之后的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考进中学后，不知从哪里听说，管学校阅览室的老师是“摘帽右派”，姓陆，长相有点象韩国人（仅是现在回忆，当时鲜见外国人，更别说韩国人）。他个头不高，短腿，国字脸，扁嘴，看书写字时已开始用老花眼镜了。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生都管老师叫“先生”，因此我们也尊称他陆先生。陆先生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那当然很早，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呢。我们虽然知道陆先生是“摘帽右派”，但并不“歧视”，可能那时我们“狼奶”喝得不多，不怎么懂“右派”的“可恶”之处，所以做不出“另眼相待”的行为来。

学校的阅览室不大，师生共用，不过学生用得不多，也许是课业负担重吧，很少有去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的。但我经常去，原因是我喜欢看地理杂志。中外各地的名山大川，美景奇观，都是我学习之余消遣的爱好。阅览室去多了，渐渐引起陆先生的注意。起初，每当我走进阅览室，他只是向我行注目礼。稍后，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指引新到的期刊。再后，还会介绍一些夹了书签或做了标记的图片文章让我看。

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在陆先生引导下培养起来的那个“游山玩水”的兴趣，确实影响了我一辈子。年轻时我就喜欢轻装简履，到处漫游。脚踩青山绿水，放眼碧波云海，羡慕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文革”中下了乡，每次探亲回家，我不象别的知青那样，扛起大包小包土特产猴急忙慌地往家赶，而是背起个小书包，顺铁道线“走码头”，到一站，玩一处，等东西南北逛了一圈之后，才回家见父母。出国后，旅行更方便了。每年休假，我都会选择各国名胜古迹作休假地，把旅游看成是劳逸结合、增长见识，享受人生的一大乐趣。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陆先生曾经教过我们地理课。他口才不怎么好，讲课不动听，又喜欢板书，所以我们上课时得忙着记笔记；下课后他还会留下满黑板作业，让我们抄下来。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学生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地，把前者看成大三门，后者是小三门，常常在小三门的课上，偷着做大三门的习题。这下不行了，非但不能“偷工减料”，还要“加班加点”，大家当然不满意，有冲动的同学就跑去教务处把教务主任叫来了。陆先生忙不迭地向我们点头哈腰“致谦”，还把黑板上的作业全都抹掉了。当时我呆坐在课椅上，停住了正抄写着的手，对陆先生顿生“怜悯”之心，暗暗责备告状同学的不是：那多让人下不了台啊！必竟是老师耶。

念高中后，我很少去阅览室了，偶尔在校园里看到陆先生的时候，是他从食堂打水打饭后匆匆走回教工宿舍的身影。自被打成“右派”后，陆先生离了婚，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以校为家，切断了与子女亲情的联系。同学中也有因父母一方被打成“右派”而拆散家庭的，但“摘帽”后为子女着想又重新复合。我不知道陆先生和他的家庭是否如此，但在我离开学校下乡之前，记忆中他一直住在学校里，不曾离开过。

其实，他是不可能离开学校的。“文革”一开始，陆先生和另一位教化学的“摘帽右派”娄先生被关进牛棚，还剃了阴阳头。娄先生是一位女教师，仍存“廉耻”之心，只要不在批斗会上，总戴着帽子，以避其“丑”。陆先生则全然不顾，头顶羞辱，淡漠的眼神里读不出一丝一毫悲喜哀乐的表情来。有一天，我经过教学大楼的拐脚处准备上楼，突然看到陆先生在清扫那里的垃圾，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陆先生好！”他先一楞，警觉地朝我瞥了一眼，随即点头哈腰地应声道：“好…好…”，拣起垃圾袋，转身扫地去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回忆起中学的那段生活，总忘不了陆先生其人其事。虽然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比如他究竟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又如 “文革”后境遇如何，冤案平反了吗？家庭团圆了吗？我都一概不知，甚而没了“知”的愿望。亡羊补牢，何足为训？对陆先生和数百万无辜受难的人来说，失去的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想知道的却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对不住那些诚挚善良的人们？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试图寻找有关陆先生的片言只语，没什么收获，找到的仅仅是他在红十字会遗体捐赠网页上留下的记录：1999年登记，2003年捐献。血色映红的网页上，看不到鲜花，看不到墓碑。我知道，陆先生已经一无保留地离别了人世，离别了这个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世。

“人杰”

他叫人杰。他被称为“人杰”。

人杰之被称为“人杰”，是因为他留过洋，吃过两年洋面包；又因为他“按时”回国，把“用剩”的外汇上交而“光荣”入党；还因为他能从洋文书刊上摘译、杜撰和炮制出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所谓学术文章来。

所以，人杰入了党，评了副教授，还当上了系主任。

人杰之为“人杰”的“地位”、“身份”和“荣誉”都一应俱备了。学生仰慕，同事讨好，领导恩宠，我人杰还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只欠把荣耀变“实惠”，把“付出”变“回报”了。上海“小开”是深谙黄浦滩“白相人”门道的。

于是，人杰开始偷“腥”了。他似乎有性饥渴的病。

正闹离婚的办公室主任小他十多岁，说不上漂亮，但怎么也比自家的糟糠老妻强多了。他对她说，自己工作忙，“顾”不了家，每天睡在书房的单人床上。他又对她说，你丈夫不体贴，家庭生活不“性”福，我有“同感”。他还说，你能力强，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委屈了你，我提拔你当系主任助理。

她慌忙说不可。人杰把手搭到她大腿上，眯眼淫笑地说：“怕什么？！现在是系主任负责制，我说了算！”这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办公室主任，当上了他的“助理”。

她离了婚。他没离婚，本来就没离婚的打算。系里无人不晓，他老婆就是他当年突击学洋文的老师。现在他学了洋文发达了，抛弃发妻，不遭天谴？他怕天谴。遭了天谴，剥了“人杰”的外皮，怕再“玩”不转了。

当年为了学洋文，人杰“不在乎”老师的尊容长相，“毅然”娶其为妻。娶了老师后的人杰，果然洋文大有长进。那年头闹“改革开放”，有一门外文多吃香呀。人杰聪明，也许觉得这笔生意“划”得来。可他不知道，人生是不能按“生意”计算的。人杰之“聪明”，是把做学问当成做生意。

受“性丑闻”困扰的人杰，决意举家南迁，到更开放的南粤特区去。兴许到那里，他可以开劈另一块“新”天地。此时适逢特区“招聘人才”，特区领导想在“纸醉金迷”上泼点“香水”。人杰够“香水”的标准，被聘去当了研究所长、“博导”教授和决策“顾问”之类。每月五千大洋，外配小车和司机，这样人杰就又抖起来了。

重新抖擞起来的人杰，讲起话来更眉飞色舞，写起文章更笔下生花了。他是研究教育的“专家”，对“当前学术界的腐败现象”，针伐时弊，义正词严。什么“改革开放下的教育高标准”啦，什么“新时期中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啦，他大声疾呼，毫不气短，俨然一副正人君子、道德卫士的架式。

可私底下恶习难改，一对色眼又瞄上了自己的办公室女主任。但这一次人杰“与时惧进”，变了手法：在自己论文上添加了她的名字，准备带着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去。如此寡廉鲜耻的“创举”，连那位同样只具中学文化水平的女主任，见了人都羞愧难当，而年届七旬的人杰却根本不当回事儿。在小车里激情燃烧的时候，竟顾不得司机在场，肆无忌惮地上下其手起来。

这还不够，女研究生们也成了他捕捉的猎物。你要学位吗？那好，请你作点“奉献”。如若不从，不但没你的鲜果果吃，还得让你吃不住兜着走：“她不求上进”、“她无可造就”、“她不尊重导师”。十八般武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直至把你搞“臭”。人杰不愧为“人杰”：他有如簧的巧舌，他有煽风点火的能耐，他有上串下跳的本事。谁惹了他，谁便会遭殃。

看官注意，这个时候，人杰玩的再不是什么权色“交易”了，而是货真价实的权色“胁迫”！因为“交易”还得讲两厢情愿，可在人杰的“学术字典”里，恐怕连“交易”二字都不存在，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笔者迄今在“万恶”资本主义社会里混迹了二十余年，并在政府及学术机构，公营和私营企业中任过职，还真没见过如此明目张胆、肆意枉为的“官员”、“学者”、和“专家”。

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告诉我，一次人杰随大陆访问团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看到一位长相可人的台湾女学者，竟“情不自禁”地抓住人家的手企图非礼，斯文扫地，丢尽了大陆同胞的颜面。我听了，除了叹息，别无他语。那就是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共过事并略有领教的“人杰”。那时只觉得他生理上可能有点毛病，如甲状线亢进之类，说话办事常见他歇斯底里反复无常，想不到，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已在染缸里变得如此腐朽不堪了。

人杰披着“人杰”的外皮，距禽兽，仅一步之遥。

今天我生日

“虎父无犬子”

昨日，儿子从英国寄来了生日贺卡和丝质领带。贺卡上他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字写下了对我六十岁寿辰的祝词。儿子不识中文，借助互联网上英译中软件的帮忙，搜肠刮肚写下来的，无非是些“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之类的套话。不过，当爸爸的，看着那一笔一划费力刻下的中文字，不管内容如何，单挑那份苦心，就应知足了。

但是，在祝词的最后一行，也就是他签名上方，居中，豁然跳入我眼帘的还有“虎父无犬子”五个大字，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诠释了。手捧着贺卡，端详着五个大字，我仔细啄磨开了儿子的用意。

首先，我有点“怀疑”儿子真懂那五个字的涵意，抑或他用错了词，词不达意，没能正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然而，这点疑虑很快被打消了。儿子必竟是剑桥博士生，做的都是些DNA和基因方面的精细研究，虽不谙中文，也不至于犯那种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的。

接着，我又“猜测”儿子是否想说，爸爸象只大老虎，“凶猛”、“厉害”，做儿子的决不会象小狗那样“示弱”。这个猜测随即又被对自己天真、幼稚的自嘲取代了。做父亲的对儿子从小要求严格不假，做儿子的何以误解为父的良苦用心呢？退一万步讲，儿子即使有抱怨，也不至于在父亲的生日贺卡上“伺机报复”哇。

最后，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我才真正感觉到，那五个大字其实是儿子对我六十岁生日的最大祝福。虎父无犬子，意思是说英雄的父亲不会有窝囊废的儿子的。儿子在贺卡上写这五个字，首先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崇仰和敬意，因为他把爸爸看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其次表达了他不会让父亲失望以及努力做出成绩的决心和信心。

那一夜，我竟象孩童般怀揣着儿子的贺卡进入了梦乡，甜蜜而满足。不是么，世界上还有什么礼物比那五个字更为珍贵的呢？

为阿姨送行

一周前，住在近邻的胡医生的妈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了。自与胡医生一家结识以来，我一直管她妈妈叫阿姨。阿姨生前待我如子，人前人后地夸我，连她女儿听了都说，我妈妈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婿啦。

其实，我也把阿姨看成自己早已过世的母亲的化身：仁慈、善良、勤劳、质朴、凡事以人为先、尽力照顾他人。每回我到阿姨家小坐，她总拿出鲜果糕点招待我，要不就送给我国内带来的礼品。有一次，也许一时没能找到款待我的东西，她就亲手沏了一杯滚烫滚烫的茶水，颤颤巍巍地端到我跟前。我不渴，没喝，但我明白阿姨端来的不只是一杯茶水，而且是待我的一片热忱、关爱和体贴的心意。

今天是阿姨的追悼会。阿姨的远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人都赶来了。几天前，她们要求我作为朋友代表在追悼会上发言，还说那是因为我是她们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人，我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后来不知怎的她们打听到追悼会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怕我有忌讳，让我不要勉强。我则觉得，人的生死都是一种自然过程，没什么生荣死衰、生死相克的道理。何况阿姨是我敬重的长者，为了送她最后一程，我理应在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上，向她献上自己的敬意。

我在追悼会发了言，最后我说：“今天是我生日，而且是我六十周岁的生日。在这个日子来为阿姨送行，感到很高兴。我相信阿姨也会高兴的。阿姨，今天虽然我来向您告别了，但您永远活在我心里。您的爱戴，您的嘱咐，我一定铭记在心。阿姨，您走吧。走好，不舍！”

附记:

外甥女梅盈（14岁）正随父母在日本旅游。今天特地从东京千叶县打来长途，向我表示生日祝福。近邻胡医生女儿Julia（10岁）随外公登门送来了生日蛋糕。此二女聪慧灵丽，吾平素关怀与用心颇多，今得她们庆贺，甚喜。

清除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那！当麻立平博士以布什教育顾问的身份回到母校，受到校长书记大人们“接见”，倍受礼遇的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三十年前被清除出党并险被取消学籍的“耻辱”。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麻立平即以“大学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上了故校长刘佛年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之前，她仅仅是从上海去江西老区插队的一名“知青”，连“工农兵学员”都没当过，最高学历不过是原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初中生。凭什么她可以跨过专、本科的梯子直升研究生呢？事情似有点蹊跷，系里师生中也有微词。毕竟文科不如理科，够不够“同等学历”水平，实难评价。不久前从网上看到，国内有一位只念过高中的车夫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古文字学的博士生，那是因为他认得上百个甲骨文字，而别人不识。但教育学终究不是古文字学，无需懂不懂甲骨文。

麻立平从小被保送学外语。学的尽管是西班牙文，但学外语的诀窍或技能大概是相通的，所以她在乡下放弃早已生疏谈忘了的西班牙文，转学英语，“短促突击”，考试成绩居然比“文革”前上过大学的同室师兄好得多。当年外语吃香，单凭这一条，就多少堵住了外传她“与校长儿子熟识而考上研究生”的流言蜚语之口。

其实，麻立平对教育还是蛮有passion（情有独衷）的，否则不会选择学教育，下决心搞一辈子教育的。在农村时，她当过小学教师，及至校长，考上研究生之前，已是县教育局的干部了。上学后，因为麻立平与我妻兄过去是外语学校时的同学，所以慢慢与我熟识起来。以后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了，都会聊上两句。看得出来，她在学习上是个肯动脑筋的人，有进取心，想在教育上做出些名堂来。

可是事有不测风云。她的研究生还没念完两年，系里收到了一封上海外语学校的检举揭发信，说麻立平在“文革”中参与了迫害校长的活动，可能是“三种人”，必须予以“清查”。当时正值所谓“拨乱反正”时期，对“文革”中造过反的，搞过打砸抢的，整过老干部的，都令“一查到底”，“决不手软”。说老实话，那时的我对这种运动式的“清查”做法颇有看法。“拨乱反正”没有错，但重点应该放在党的领导层上，着重执政党体制和制度面的检讨上啊，而不应把矛头指向下面，搞层层清算，到处追查，更不应该拿当年不过十三四岁尚未成年的孩子开涮。青少年年轻无知，狂热造反，说到底，还不是接受了党组织乃至最高领导的教唆和怂恿。你不搞那个“文革”，孩子们何反敢造？你不号召“折腾”，何以那么多无辜的人命殇黄泉？千百万青少年又何以迷茫失学，走上歧路？

我认识麻立平，了解她是个干部子女。其父是“文革”前公检法的领导，“文革”中死于非命，因而我对她惹上“麻烦”，甚表同情。但“理智”又告诉我，她一定凶多吉少。国内的事，不管反右还是反左，做起来都十分恐怖，有“义愤填膺”的，也有“趁火打劫”的。系里那位尖嘴猴鳃、擅耍权谋的副主任，更是幸灾乐祸，因为没得到校长提拔重用而心存芥蒂，此时表现得骁勇无比，赤膊上阵，力主将校长的研究生“清除”掉。政治与业务搅和在一起，就象“瘟役”一般，搞得鸡雀噤声，没人敢说句公道话。麻立平十分“知趣”，自沾上锅后，也许觉得回天乏术，只好退而避之。从此以后我再没在学校里见着她了，后来获知她被开除了党籍，但所幸保住了学籍。

开除了党籍、保住了学籍的麻立平，毕业后在市里的高教研究所谋到了一份工作，得以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课程教材专业的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除了先后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和教育机构从事课程教材教法的研究外，麻立平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教育理念，又在旧金山硅谷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自编课本，提倡“直接认字法”（先识字后学拼音）。她的学校办得很成功，学生数从最初9人增加到了1600多人，而且她的《麻立平中文教材》更蜚声于美国中文教育界。1999年麻立平关于中美小学数学教育的比较研究（《Knowing and Teaching Elementary Mathematics》）在美国教育界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成为加州乃至美国全国数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参照，因而被提名为由17人组成的美国总统数学教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也就是麻立平“墙外开花墙内香”，三十年后得以“荣归故里”，成为母校座上宾的原因之一吧。

试想，如果当年她没遭受清洗的厄运，如果她没去美国攻读博士，如果她回到国内搞研究，如果她不能自办学校、自编教材，如果……她有可能成为国家主席的“教育顾问”？能在教育学术上别树一帜、独领风骚吗？

海外学中文的争论

昨晚，本地中文电视台播出一个Call-in节目，讨论学校该不该开设中文课程，打电话发表意见的人很多。出乎意料的是，其中持反对态度的占了多数，而且听口音，多半还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反对的理由除了教育经费紧张，教学效果不彰，妨碍英语学习等等外，主要集中在“学中文有没有用处”上。

有一位家长举自己已在联邦政府工作的儿子为例，强烈反对学中文。她说，儿子在中学时选修了中文，却没学法文，结果现在晋升遇到了瓶颈，联邦政府年薪12 万以上的职位都要求会操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学会中文有什么用呢？难道让我们的子弟永远在低级岗位上混吗？！”那位家长镇镇有词地责问。

也有听众指出，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今后与大陆贸易势必越来越多，学中文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但这种意见立即遭到了反驳：设中文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到中国做生意的人吗？到中国做生意的必竟是少数，多数人学了中文又有什么用处啊？

台上嘉宾是分别来自两个学区的港籍学务委员和一位长期从事非英语语言教育的台籍女士。他们认为，在中小学开设中文课，是应映了许多家长的要求，其中也包括非华裔家长。他们都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嘉宾还强调，不仅中文，还有别的语言，如印度旁遮语、阿拉伯语等，只要有需要有条件，都应加设课程，为孩子们提供更多语言学习的选择。加拿大是一个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通过语言学习，可以使孩子们从小了解各民族的文化，有利于促进种族间和谐共处。

据嘉宾介绍，在华人集居的烈治文市，提议开办华语教育计划的，恰恰是六位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裔家长。由于出生地条件限制，他们过去没机会学中文，所以觉得这是人生的一大缺陷。为了把自己的banana（黄皮白心的香焦）型的孩子，培养成中英语双通的人才，提出摹仿行之有效的法语融入课程的模式: 从开始全部中文教学逐渐过渡到全程英语教学。当然，这个提案是否行得通，涉及经费、师资及教材等多方面问题，有待教育专家作进一步考察和论证。但是，这个有关学校该不该设中文课程的讨论，却向我们，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孩子？

为了将来找到好工作吗？那是自然的。我们的教育当然要向下一代传授适用的工作技能和本领，使孩子们毕业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职场上，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开创自己的事业。

为了将来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吗？那也在情理之中。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将来丰衣足食、养尊处优？不过，那不是我们教育的基本目标。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要培育学生全面的文化素养，通过各种文化知识的学习，学会如何学习的方法，具备今后迎接各式各样挑战的能力。

因此，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考虑教育需求时，不应该仅仅从教育的“实用”性和“实效”性方面出发，而忘了教育的根本大计。拿学习中文来说吧。家长不能狭隘地考虑孩子学了中文将来能不能派上用场，而忽视了通过中文语言文字的学习，孩子们可以逐步了解悠久璨烂的中华文明，这对丰富他们的思想，进而加深对人类文明的认识，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有些持“学中文无用”观点的家长们认为，海外孩子们学了多年中文后，由于缺乏语言环境，使用机会少，学到的语言技能会慢慢淡忘，用不起来。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尽管使用少，语言技能会退化，甚至完全丢弃，然而通过耳濡目染习得的中华文化的精妙和内涵，以及由此而滋生的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感和态度，会永远扎根在心中，对他们一生都将发生深刻影响。

再举例来说，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了那么多数理化课程的定律、公理，做那么多习题和运算，将来都有什么直接“用处”吗？许多学了的东西后来不一样会淡忘、会丢弃吗？但是他们通过学习自然科学而习得的思维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留了下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财富。学中文，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学中文还是“有用”的。放心让孩子们学中文吧。

“文革”的教训

“文革”前夕，我正念高中。十五、六岁的孩子，尚似懂非懂。说懂事吧，懵懵咚咚，似是而非；说不懂事吧，已开始关心报刊上的学术批判，例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还有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读批判文章的时候，觉得批得有道理，可看了辩驳者的回应之后，又觉得讲得也不错，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感到自己的“路线觉悟”还不高。

“文革”刚开始，学校里最早“跳”出来造反的，是名叫周松强的高三学生。他成立了造反组织，叫“红旗军”，矛头直指校领导。周松强为什么要造学校领导的反呢？原来，“文革”前他参加了“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讨论，提出“一分为三”的主张，并写成文章投寄给报社。岂料报社把他的投稿转交给了学校党支部，从此，周松强被当作“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来对待。他挨了多少批评，受了多大委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周松强“文革”中冲锋陷阵的劲头看，想必为自己的“一分为三”付出了代价，吃足了苦头，因而心中累积了“怨恨”。我没周同学的思想水平，提不出“一分为N”的理论来，故而对学校领导“无怨无恨”，但对周的“造反”却一直心怀同情：既是学术争鸣，何以暗中整人？！

不过，我的“文革立场”大抵仅与家庭影响有关。“文革”伊始，父亲是单位党委的“御用工具”——“文革委员会”主任，一手策划组织了“赤卫队”。一天他匆匆跑回家告诉我们，“造反派”会上门抄家，让我们有心理准备。自己的家可能被抄，我的态度自然倾向了“保守派”。

在学校里，我基本“紧跟”班上的团委干部黄国良，并参加了他与其他学生干部们组织的“遵义野战军”，该组织的任务就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保”校长，“保”党支部。黄国良在“文革”中以“保皇”闻名，我觉得也跟他的“家史”有关。他父亲是六十年代初上海钢铁业最早提拔的“工人工程师”，并委以重任参加四川国防三线建设。其兄乃是当时极少数以中学生身分“当选”的人民代表。“红彤彤”的家庭背景以及不俗的中考成绩，使原先报考中专技校的国良得以通过“调配志愿*”的政策被录取继续读高中，入学后又很快由政治课老师推荐，当上了校团委宣传委员。我与国良每天放学回家时同路，后来彼此成为好朋友。我在政治上的“开窍”完全受他影响。那时学校里贯彻“红专结合”，团干部们搞“一帮一，一对红”，国良把我当作“帮教”对象，使我这个“唯有读书高”思想浓厚的落后分子，在“文革”爆发前三天“火线”入团。

“文革”之初，运动会怎么搞，搞什么，其实学校领导和党支部也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第二次“反右”呢，不晓得它要打倒的正是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出于自保吧，就象造反派所“揭露”的，党支部“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引导学生干部们把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尤其是那些有“历史问题”或有运动前科（如摘帽右派等）的人。我们班的班主任张凤仙也不能幸免。

张老师教我们英文，四、五十岁，独身，无党派，工作热忱，关心同学，本不该成为靶子的，却仍被“抛”了出来。大字报上说她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做过舍监。“舍监”的名称多难听呀，马上使人联想到监视进步学生、地下党员之类的“坏事”，那有多严重！第二天英语课上，课前照例有十分钟会话时间。不知好奇心驱使还是“革命精神”鼓舞，有同学突然站起身来，用英文向老师发问看大字报后的“感受”。张老师始料未及，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要求用中文作答。这时，早已准备好了的班干部们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她扭送到“牛鬼蛇神”的劳改队去了。

“文革”之残忍确实是无以复加的。自从身穿将校呢的北京“联动”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后，打砸抢、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示众等各种迫害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无恶不作。学校里经常驱赶“牛鬼蛇神”的是一位“刺刀红”组织的初中学生，记得姓包，听说还是个“革干子弟”。此兄长相不敢恭维，有点牛头马脸，皮肤黝黑，身着一身黄军装，臂系红袖章，手中挥舞的经常是一条带铜扣的宽皮带，不要说被监管的老师们见了噤若寒蝉，就是我们学生看了，都觉得“恐怖”。小小一所中学，不到两年时间里，死讯频传。先是教改试点班的林老师上吊身亡，后来教数学的王老师被逼喝了马桶污水后落井自杀，接着，会讲数国语言的外语教研室主任胡老师因“里通外国罪”跳楼殉难了。

“文革”中多少无辜的老师惨死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呵！是什么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残？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豪情万丈”，铁血心肠？现在有人说，那是喝了“狼奶”的一代人。我觉得形容得一点不错。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思想教育”，强调阶级觉悟，爱憎分明。记得中学上政治课时，老师曾组织大家讨论：小业主到底勤俭致富还是剥削起家？结论是老师给下的：做买卖就是为了赚取利润，那利润从那里来？靠剥削来的。据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我们那个年纪不可能去读《资本论》。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一切事情都是非黑即白，好坏两极的。读书，分红专与白专；做事，分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看问题，分立场与路线；讲友谊，“亲不亲，阶级分”。思维方法上的极端性，人生态度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都在客观上为那次灭绝人性的“文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文革”的灾难是深重的。它的深重还不仅在于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在于断送了整整一代人，断送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损失是无以弥补的。

（*从1964年开始，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优先录取工农子弟。一起下乡的刘伟庆、张志强等好象都是因此进高中的。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AA法案，颇具争议性。这种做法似不应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定，需作具体分析。）

我家的第一台电脑

终于有一天，我家的“古董”电脑要送回收站了。我们都有点不舍，尤其是我，对任何帮助过自己的人或物总存一份感恩和留恋心。虽然家里的电脑更新换代好多次了，但这台最早购买的英特尔i486DX型的机器，始终沒舍得扔掉。即便早已用不上了，也还是“珍藏”在家中。

买第一台电脑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说那时电脑已在商业和办公室管理上广泛应用了，但家用电脑仍不普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价格昂贵，一般家庭买不起。当时我们才到加拿大安家不久，一切从头开始。太太在银行站柜台，当Teller。我呢，边打工边念书，转行学计算机。生活挺艰苦的，想买台家用电脑，可几次进商店，一看不菲的标价，就打退堂鼓了。

最后，还是太太帮我下了决心。舍不得兔子套不住狼，为了闯进这生机勃勃且又高深莫测的计算机科学领域，扔下些血本，把“高科技（high tech）”学到手，将来一定会有回报的。心里这么想着，于是狠狠心掏出2800加元买下了那台刚面世的电脑，而且为了保险，我们又另加300元买了三年保修期。这笔钱要是花在今天，足以买上三至四台性能不错的计算机了，但对于当时尚一贫如洗的新移民家庭来说，那是多大的一笔“投资”啊。

我进康谋圣学院（Camosun College）读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是下了大决心的。当时卑诗大学（UBC）已经录取我读教育评价与测量专业的博士生，但看到留学生朋友年纪轻轻念了个计算机硕士，轻而易举找了份年薪3万2的工作，心里很羡慕。要是自己有那能耐，3万元收入，节省点过，养家糊口应该不成问题了。因此，咬咬牙，扔下博士学位不念，年逾四十，回头读专科去了。

我是文科出身，过去只在键盘上用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过论文和简历，真没好好玩过电脑，更甭提用计算机语言编制程序，开发软件了。没经验，基础差，我就鸭子划水，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先练打字敲键盘，把手指弄灵巧了。以后练到一分钟内能打四十个以上的英文单词时，便在学校里找了一份课余打文件的活，挣得的钱，足够买课本。

学计算机专业必须有一定的数理基础，我就在一个学期内把专业所需的高等数学、高等物理以及统计学等六、七门基础课“一扫而光”，并且成绩相当不错，都在九十五分以上。班里绝大多数是“洋鬼子”。期末他们从张贴的成绩排行榜上看到排在第一位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学号时，开始打听那哥们是谁，所以我一下成了班上的“明星”学生：“Smart Boy”。在他们眼里，这个中国男孩真厉害！

同学们不了解我的年纪。从外表看，也许觉得与他们年龄相仿，根本想不到我竟可以是班上年少同学父母之辈的人了。直到毕业后，已在省政府信息管理部工作的Travor“套取”了我的年龄秘密后，告知与他有联系的同学。同学们纷纷给我送来伊妹儿（emails），表达他们的“惊骇（shock）”，有的甚至在伊妹儿里直接称呼我为“亲爱的老舅（Dear Uncle）”了。

没学过计算机的人都以为，学计算机就是学习各种计算机语言，学会用它们编程序（programs）。其实不然，学语言并不是重点。那会儿，专业课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语言还是Pascal。那只是一种教学语言。通过它，我们学习数据模拟、数据运算、数据变换和数据交流等。在具备了一些信息处理技能后，又开始学习系统设计、数据库建设、图象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专门知识。不同专业课使用不同的语言，文件处理用的是Cobal，人工智能用的是Lisp，图象构造用的是C和C++，而系统设计用的是与数据库关系较大的Visual Basic等。在取得了一定编程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上了一门名叫《程序语言》的课，而那门课则是比较各种计算机语言，分析不同语言在数据处理功能和速度方面的长短优劣，以及程序语言的测试方法等。我这个人喜好智力上的挑战，难度越大，兴趣越浓。虽然课程压力非常之重，但我完全浸淫在严谨精妙的逻辑思维领域内，施展自己的自学特长，勤巧相济，游刃有余，每门课都搞得十分出色。

毫无疑问，我家的第一台电脑成了我最好的学习伙伴与帮手。只要有可能，我都在家里电脑上完成每门课的作业（projects）。有时，作业量较大，电脑的运算速度跟不上，不得不到学校的计算机房工作，完成作业后才回家。有一次，我的作业进行得不顺利，程序老出错，又苦于找不出毛病（bugs），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找出了错误，程序经修正后终于得以成功运行，按时在第二天上课前交出了作业。但那一晚我只能在计算机房里度过，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家庭和生活压力迫使我加倍努力地学习。为了尽快完成学业，我同时在维多利亚大学计算机学系增修课程，因此每个学期我都修习六到八门课，连寒暑假期都不放过。两年半时间里，几乎一口气学完了本科四年的所有课程，以后通过在职学习又完成硕士学位，为我踏进信息技术（IT）领域，并在其中纵横弛骋二十来年打下了扎实基础。

柳红

柳红是工农兵学员，而且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都是郊县农村推荐上来的。“文革”结束后，时代变了，到底还是城市比农村强，农村学生都开始学讲上海话了，尽管学不像，“阿乡”口音老去不掉，还是以会讲上海话为荣。可柳红不，不用学，一口“刮拉松脆”上海话。但她很少讲上海话，更多讲普通话，偶尔露两句上海话，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阿乡”。柳红怎么会是“阿乡”呢？人长得那样细皮嫩肉，身材又窈窕，一看就知道农民老妈生不出来。用不着打听，同学中自有人传话来，说柳红是“革干”子女，乃父系某郊县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而她正是从那个县“推荐”上来的。柳红天生丽质，不怎么打扮，经常穿一条宽肥的海军蓝军裤，背一个军队用的黄挎包。那打扮，咱懂，那年头军装是啥玩艺儿？是身份象征那！一般家庭哪能搞来什么军装伍的，瞧柳红班里的农家女，哪个有穿蓝军裤，挎黄包包的？

柳红很活跃。系里的联欢会，她总在台上。其实，她没多少艺术才能，说唱歌吧，音域窄，且有点五音不整；论跳舞吧，喜欢评说，却从未见她展露舞姿。尽管没什么艺术特长，但柳红参加了校文工团、校话剧团，并且是核心人物，各系的俊男俏女们没有不知道柳红的。那时从工厂农村考上来的多是大龄未婚男青年，看到这么一位出身门庭高，人又长得漂亮的俏姑娘，能不趋之若鹜？

柳红开始谈恋爱了，对象据说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卖相”不差。本来嘛，郎才女貌，男的模样好坏并不重要，可柳红不，她讲究有才还得有貌。那是自然的，凭柳红的自身条件，挑挑拣拣的余地不大得很。果不其然，没多久，我们看到经常陪伴柳红身旁的，不再是那位数学系的白面书生，而是一个高个、英俊、风流倜傥的中文系“帅哥”了。听说那帅哥是个少女杀手，外表“谦恭”，谈吐“典雅”，杂志上还发表过几篇小说，所以周末常有粉丝到他宿舍过夜，而且宿夜的粉丝还不专一，经常替换。我们纳闷，如此寻花问柳之人，柳红也要？要。他粉丝多，不是他的错哇，他能甩下粉丝，跟上我，不证明我更出色吗？也许柳红是这样判断的。

柳红的判断从来是精准的。毕业时，她如愿留校了，全班只留了她一个。留校是份荣耀，不过对她来讲，专业尚欠理想，是小学教材教法。专业名称打头是个“小”字，有点“俗”，讲出去多不好听？加上她不务正业，仍然热衷抛头露面跑文工团，屁股坐不住，沉不下心来搞研究，教研室的老师们慢慢都不满意了，向系里提出给她换工作。换什么工作呢？其时，我刚好接管系务，新生缺辅导员，就把她调去当八四届学生辅导员了。

柳红适合当辅导员，因为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也喜欢她。我觉得自己眼光不错，知人善任，只是有一点不太满意，那就是柳红在学生中拼命发展党员。我对她讲，学生第一要务是学习，学好了知识，参加工作后，有了社会经验，再谈入党不迟。我还搬出毛泽东劝儿子不要急于入党，先搞好学习的故事加以佐证，才说服了她和别的辅导员。后来我考虑，辅导员们空谈政治不搞业务不行，设法帮她们一一落实了专业，参加教研室活动。这样，柳红被分配到教育管理教研室。

柳红对教育管理感兴趣。时髦呀，什么事加上个“管理学”的名称，多炫目！柳红干得挺起劲。这时，适逢加拿大布伦顿大学有一位华裔林教授来访，教研室觉得柳红“头仔活络”，便把林教授的业余活动交由她安排。于是柳红大显身手，今天外出参观，明天请客吃饭，后天赠送字画，把林教授支应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直赞柳红“活动能力”强。林教授回国后给她寄来担保去布伦顿大学留学的文件，同室的教师们看了，个个呆若木鸡。

柳红开始在布伦顿大学读研究生了。林教授当然期望很高，希望她学成回国，可以建立起中加学术交流的桥梁。可柳红怎么也念不进去，还是老毛病，屁股坐不住。国内教研室主任去那里作学术访问，让她当翻译。柳红大出洋相，把副教授给译成“Vice Professor”了。柳红自知混不下去，卷起铺盖离开布伦顿，到冰天雪地的爱德蒙顿谋生去了。那儿是石油产地，移民少，机会多，兴许还有活路。

柳红在爱德蒙顿支了家，进当地银行找了份工，把先生和儿子也办来了，一家人靠她的工资收入过日子。她那位公子哥儿的丈夫怎吃得了苦？打工的活干不了，英语又学不进去，等到移民纸到手，转身回国做移民生意，招摇撞骗赚别人的血汗钱去了。这期间，柳红一人带着孩子苦打苦熬，买了房，扎住了营盘，总算把脚跟站稳了。

柳红好不容易把家稳住，健康却出问题了。她本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工作一累，会突然晕倒。现在又乙肝缠身，肾脏还长了瘤，回国让中西医都瞧了，无济于事。柳红很悲观。有一天，她打来电话，说她和全家都已受洗，皈依上帝了。听到这消息我并不诧异，只是觉得柳红真的累了，而且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累，一种失却依托的累。要不，凭她的个性，从来把世界看成可以任由翻云覆雨、合纵连横的人，怎会轻易抛弃俗尘，企求超自然援助呢？不过，我还是不相信柳红真会信教，因为只要她尚存一口气，她的心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的。

柳红丈夫继续拈花弄草。柳红一再规劝，他仍不浪子回头。直到有一天，柳红发现年愈半百的丈夫居然在国内与芳龄二八的姑娘暗渡鱼水之欢，忍无可忍，终于把婚离了。离了婚的柳红反倒心境宽了，人轻松了许多，对未来似乎又燃起了新希望。我说些什么好呢？都已年近黄昏了，来日无多，但愿她晚年生活平安，不再颠沛。

柳红的一生走得好辛苦。人生的路有时回头去看，才看得清楚。予取予求是一生，清雅淡泊也是一生；怨天尤人是一生，反求诸己还是一生。人生的路就这么摆着，看你选哪一条。

回炉

一九七八年的春秋两季，恢复高考后首两届学生先后入学后，大学的landscape（面貌）完全改变了。原来啸张的革命气焰，烟消云散了，“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的局面，不复存在了。校园恢复了平静。图书馆，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里，夜夜灯火通明，鸦雀无声。同学们埋首在书海里，如饥似渴吮吸着知识的营养；老师们压下了心头屈辱，抖擞起精神，争先恐后回到了久违的课堂。

七七年举办“文革”后首届高考的时候，校长刘佛年担任市高校招生委员会主任。当其他大学偏向于招收应届中学毕业生时，他把那些从农村、工厂上来的优秀考生尽数囊刮进来。七八届也同样以“老三届”考生为主，所以，当时校园里大龄同学占了绝大多数。

我们系招收的两个专业60名同学中，应届考上的只有六人，其余都在三十岁上下。许多还是“文革”前的老高中毕业生，因为那个“史无前例”的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无奈失学，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十余年之久，才得以重新回炉，当上了“老”大学生。

教育专业里年龄最大的吕天光是从浙江农村考上来的，进大学的时候，他儿子快考大学了。心理专业的张玉霖、沈海康和陈家麟等都是“文革”前的老高三，过了而立之年，方圆了昔日大学梦。而邬庆祥、赖先朴和赵贞祥等入学前早已在中学执教多年了，高富贵和鲍树铭还是农村中学的校长。本人也是在北大荒中学教务主任的岗位上考上大学的。入学时我二十九岁，可在班里以年龄大小排座次的话，只能排在二十位以外。

当时，学校里“新闻人物”真多，最著名的是数学系的“小木匠”，各大报都刊登了他的事迹。郑伟安“文革”中在街道当木工。别人闹革命，他刻苦自修数学，恢复高考后，直接被数学家曹锡华教授招收为研究生，然后保送法国深造，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当教授。经济系也有两位才子。一位叫陈琦伟，上学期间写了本《国际竞争论》，获首届孙治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现在他一边在交大管理学院当教授博导，一边做被称为“文科教授的成功实验室”的亚商集团董事长，从事投资和证券咨询，可谓“名利”双收了。另一位叫张志超，当年撰写一册《汇率论》，开创了国内人民币汇率研究的先河。以后他在牛津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留在英国当教授了。

中文系则来了一批作家学生，进校时都已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在社会上颇享声誉了。这些学生都曾是下乡知青，跌宕起伏的生活遭遇，为他们积累了写作题材。其中写小说的孙禺，学而优则仕，大学毕业后当了杂志社长，继而出版局长。可是当了官之后，再没看到他写出什么作品了。赵丽宏是个散文作家。他没跑去做官，仅在政协当花瓶，没忘情写作，毕业后仍有诗集、散文集出版。王小鹰是诗人芦芒的女儿。我心目中芦芒最好的作品是那首歌词《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配上乐，相当悠扬动听。在我眼里，王小鹰也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作家，据说她还擅长丹青，十分难得。我记不清读过王小鹰的什么作品了，但对陈祖芬写她与丈夫闯荡美利坚的报告文学，尚记忆犹新。在我看来，这一代“知青”作家有很大局限性，思想鲜有突破，艺术难见创新。他们至今没有、今后也不太可能写出与他们经历相称的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作品来。是他们的教育和成长背境所致？我是同时代人，反省自己，不容易！直到不久前读了余华的小说《兄弟》后，印证了自己的看法。余华、苏童那一代人，“文革”爆发时不过是六、七岁的小孩，可在他们眼里录下的，竟是那样鞭辟入里、铭心刻骨的深沉。

也许受别的系名人才子效应的影响吧，我们系里也开始培养“尖子”了。系领导在征求任课老师们意见的基础上，挑选了七个同学组成小班，请“名师”指导，课外“加点加餐”，读原著，写论文，出成果。可是七搞八搞，没见多大“成效”。说实际的，当时大家的心思并不在出名出成果上，手上成天捧着的，眼里看着的，口中念叨的，都是外文，一心一意想出国呀！毕业时，果不其然，教育部拨给了系里不少出国留学生名额。多好的机会，可系里想着的，却不是送学生出国深造，而是尽量留住人才。因此，小班七人中只送了张小平一人去美国留学，马荣根和我直接留校，其他的都被压下来留在本系读研究生了。

留人难留心那！几年后，小班同学中，除吴志宏在加拿大留学两年和美国进修一年后，仍回系里任教外，其余的都远走高飞了。高德建去了澳洲，沈力军和李乐天读完硕士后自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马荣根则去了德国，我来到加拿大。

在异国他乡，二十多年来我们中多数人改了行。有的当了会计，有的做医学或生化方面的统计研究，有的在高科技领域里驰骋。我们既没能出人头地，也没有发财致富，但在天涯海角，在自由天空下，在平凡岗位上，心安理得、平和自在地生活和工作着，为他人，为家庭，也为了自己的幸福，奋斗不息。艰苦的时候，我们不曾气馁；挑战面前，我们没有退缩。在即将退出舞台的时候，回顾过往的风风雨雨，同样存一片感恩之心。

假如没有那次回炉，假如仍在工厂农村，假如返城当了民工，假如早已中年下岗，假如……生命轨迹是如此不确定，人生旅途充满了偶然。偶然和不确定，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人格特质：吃得起苦，受得了委屈，经得起考验。忆昔抚今，吾等老之将至，既安居乐业，夫复何求？

做官与当干部

“旧”社会叫做官，“新”社会叫当干部。字面上不同，实际一回事儿。“新”社会之所以忌讳做官二字，无非强调“新”社会当干部是做“公仆”，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像“旧”社会的官那样贪赃枉法。其实，“新”“旧”社会无论做官还是当干部，都有公仆，也有贪官。若用统计概率算一下，我估计差得不会太多。

这辈子最早见识做官或当干部的，是在下乡之后。

一天，我头晕发烧，躺在可容十多人排排睡的大炕上，正环视着空荡荡的大屋发呆。这时，指导员老于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片汤走进来，笑容可掬地问候我病情。我虽然口舌无味，一点不觉得面片汤好喝，但一份感激之心油然而生。要是在家病了，妈妈一定陪伴身旁端水喂药，现在指导员代替了妈妈，这在革命小说中常看到的情境，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以后，轮到自己当干部的时候，也东施效颦地照样学做过。不过心态可能有点不同。老于也许从本地老职工身分出发，关心远离家门的知青，而我则更多因为同是游子，感同身受，所以惺惺相惜。

如今在海外工作快二十年了，也有过头痛脑热。有病就休息呗，没见过公司领导因为我是少数族裔而来家探望过。病好了，改日上班，上司顶多问一句“好些了吗？”表示关心。要是自己的下属病了，我也不会登门拜访（登门还得人家愿意），顶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如果他带病坚持上班，我一定会把他撵回去。这当然是一则关心他身体健康，二则不要传染了别人。这资本主义社会不提倡“革命加拼命”，有病休假，工资照发，何乐而不为呢？勿庸说本人病了，即使家人有病，按公司规定，职工也可请“病”假，薪水一文不短，够仁慈的吧？！公司总裁竟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大家讲，健康第一，家庭第二，工作摆在第三位。可见，海外做官比较容易，干群关系单纯，单位政策明确且人道，照着办就行，无需病号饭、登门家访之类的花花肠子。

当然话说回来。老于是个体贴下属的干部不假，连里的人恐怕也不会否认。不过在领导班子里，老于则像个小媳妇，说话不算话，因为二把手连长李江不“尿”他。凡事定夺的，不是老于，倒是李江。那李江不是太霸道了吗？不尽然。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体制上。国内体制，大到政府，小到生产队，都是政企合一，甚至可以说是党企合一。行政干部上面，都有个党务干部，美其名曰“党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顾名思义，领导的不负责任，负责的却不能领导。这种体制，稀奇百怪，天下无双。加拿大现有三大政党，若哪个政党上台，都要在企业里摊派一个CPO（Chief Party Officer 党代表）的话，那企业就不要搞生产了。

下乡时，我在武装连也当过类似的党代表，但我懒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连长唐包勤快，有事就找我商量，所以两人相安无事，我调走时，唐包还极力劝我不要走。李江和老于则搞不拢，闹翻了，闹得老于落马，李江升一把手。李江当指导员后，又与连副升连长的武方兰不合，接着闹，结果是李江败走麦城。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容易看到，首先没那种体制，其次工作上即便有矛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达成一致，没必要那么恶搞恶斗的。我在西恩大地也做过七品芝麻官。有一次，作为技术主管的我与项目主任“干”上了，起因是他不同意我的技术设计方案。那老兄，资历比我深，还有点自以为是。但他知识陈旧，读不懂我的设计方案，又不事先向我“讨教”，却向部门总经理告了状。我一时感到恼火，碰头会上的谈话口气便不那么客气了。可待我条分缕析地讲完方案后，项目主任自知理亏，立即向我道歉，表示按我的方案做。我也立马“刹车”，摁下“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怒火，主动承担了沟通不足的责任。此后，我俩合作的项目进展顺利，彼此间的了解和尊重也随之加深了。

到了国外之后，我才明白，国内当干部不容易，累得多。在乡下时，男女老少一个屯子里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毫无隐私可言。当干部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事都得管。上窜下跳两条腿，是非好坏一张嘴。说不清的道理，断不完的官司。回城工作后，不再住一个屯子了，文明程度也高了，但分房、评职称等麻烦事，依然十分挠头。虽说办那些事儿都有条条杠杠，但那管什么用啊？上面递条子的，下面走后门的，歪门邪道，无奇不有。当干部的，能不头疼吗？那时，我管大学一个系，几年下来业务荒废不说，还累得筋疲力尽，肝肿一指，觉得十分不值。而在海外做官，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工作与家事绝对掺和不到一起，分得一清二楚。职工买不买房，买什么房，与单位何干？提职长工资，年底分红，也很分明。是工会成员的，工会出面争。劳资谈不拢，就闹罢工。罢工是合法的，即便要求不合理，资方、政府也不能以“破坏安定团结”为由，把工会取缔喽。不是工会的，也无需胆怯，凭业绩争取。实在争不上的话，“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炒老板鱿鱼。当老板的，觉得你真有能耐，决不敢亏待你。

其实，国内当干部最棘手的，还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中央集权制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一个职级，所以才会有唱歌少将，处级秘书之类的今古奇观。国内有朋友随官方参访团来访。朋友过年６０了，处级大限不可不退，但听他说退休能“套”个副局级，是安慰？是实惠？不得而知。退休尚能升官，我为朋友高兴。参访团内有一个小科级，看上去年轻有为，象“接班人”。此地冬季雨多，外出时他总备雨伞在手，不是用来自己躲雨，而是为替领导打伞。一边张伞，一边还会殷勤嘱咐：“X老走好”，十分体贴、周到，领导同志一抬首一举足，丝毫不觉得半点不妥，而我看了，心中则隐隐作痛，不好受。海外的工作单位也有职级，但绝对不会全国统一，不同单位之间的职级也没有可比性。即便一个单位里，职务高的，责任加大，不一定待遇就高。譬如我的上司，因为资历、学历都比我浅，所以薪水就没我高。他无可抱怨，谁让爹妈生他晚了。当初，提拔他前，先征求了我的意愿。我不求上进，他年轻好学，便推荐了他。我俩一同出差，我不必为他提包，他不必替我打伞，平等以待，礼貌相处，十分自然。简单、透明的工作关系，省却了许多劳神费心的龌龊事。职务有空缺，一定公开招聘，择优选能，愿者上钩。用不着烧香磕头，拉关系、套近乎，把生命消耗在无谓的钻营内斗的官场文化中。

父亲

父亲病逝前，疼痛交加，仍不忘交代后事，要我们兄弟照顾好继母。弟弟对继母没善待父亲素有意见，便问：是一次性的呢还是一辈子的？父亲喘了口气坚定地说，要负责到底。父亲与继母结婚时，我曾邀请他们到加拿大住了三个月。继母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平时端茶送饭全是父亲的事，我们都说父亲晚年找了一份伺候人的工作，但他毫无怨言，认为老来有人陪伴已是幸事。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滴水涌泉，寸恩必报的人。

父亲从小失去父爱。八岁时，祖父因赌债缠身，吞生鸦片自杀了。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父亲在乡下种地，无以为生，就把父亲托付于自己的弟弟，独自抛井离乡，到上海做佣人去了。父亲寄养在舅舅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以后，父亲每次提起那段生活，都要难过得掉泪，说除了起早贪黑干活外，饭都不让吃饱，想多添碗饭，红眼舅母（患眼疾）就会用筷子敲碗，恶声怒骂。

这样忍声吞气过了五年，父亲十三岁那年，祖母把他接到上海，开始当学徒。当学徒是在酱园店里。最重的活就是晚上洗酱缸。硕大的酱缸，不但得一个个用水冲洗干净，还要生火烤干。有一次，父亲实在困乏了，坐在火炉旁累得直打瞌睡，结果火炉燎焦了小腿的皮肤都没察觉，从此父亲左腿外侧留下了一个碗口大的伤疤。

抗战结束那年，祖母帮佣的东家沈先生介绍父亲报考荷商的国际电台。由于父亲当学徒时勤学苦练，不但自学了高小文化，而且学会了骑自行车，因而顺利考进电台，当了一名送报员。父亲吸取祖父教训，一辈子不烟不酒不赌，独善其身，刻苦奋斗。

四九年上海解放，父亲参加荷资撤离前的护台护厂运动，立了三等功，还被军管会吸收入团入党，成了一名工人干部。但在肃反后，父亲却因解放前的“政历问题”被调离机密程度高的电报系统，外放到基层邮政局当局长。父亲是个好学之人，下班后坚持上夜校，不仅补习了初中文化，而且喜欢舞文弄墨，写得一手颇具特色的钢笔楷书。

我的启蒙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小时候，我家住在南市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夏季纳凉，家家户户搬出桌椅板凳在弄堂里歇息。这时，父亲抱着我，在周边镶了木框的小石板上学写粉笔字。后来上小学后，不知父亲从那儿弄来了一本柳公权字帖，开始让我练书法。一天，我指着家里旧式衣柜上的“王興”二字问父亲：“那是谁的名？”父亲说是祖父的。“是祖父写的吗？”父亲说是的。我情不自禁地夸道，字写得真棒。父亲说，好好练，你以后一定写得更好。这对我鼓励很大。

还在上小学时，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几人，在家里办起了小墙报。墙报用大张粉红纸作底面，四周用条型彩色皱纸略作旋转后围起来，十分美观。我们把自己中意的作业或读书时抄录的名言诗歌等往上贴。那时候，家里的书真不少，多半是父亲从单位图书馆借来的，不但他看，我们也看。回想起来，那年代的革命小说，如《青春之歌》、《红日》、《苦斗》、《上海的早晨》等等，都是从父亲手里“借来”读完的。

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开始往家里带来一些翻译小说，多数是前苏联的。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部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部是《安娜·卡列尼娜》。不知怎的，我对《钢铁》从小就不喜欢，总觉得人不必活得那么累。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即便“碌碌无为”，平凡人生，也值得庆幸，何以感到“羞耻”和“悔恨”呢？但对《安娜》一书，我倒“情有独钟”，读了后曾对父亲说过很感动。当时并不知道，所读《安娜》一书是周扬翻译的。“文革”中了解后心中还曾想，要是周扬不当中宣部长整胡风的话，专心译书，他的成就也许会很大。但周扬必竟不是离经叛道的安娜，也不是立意革新的列文，而是醉心功名的卡列宁（临死前的人道、异化说，算是迟到的醒悟）。我们这一代人，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我至今认为，俄罗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世界文学的顶峰，与之相比，二十世纪的苏维埃革命文学，不过是一杯黄土。

下乡后，与父亲的接触、联系越来越少了。一方面的原因是“文革”中父亲在单位的处境不怎么好，自顾不暇，没有精力关心远在“天边”的儿子；另一方面，自己的翅膀“硬”了，不再在乎父亲的“指教”，就是谈恋爱找对象，都“容”不得父亲插上一句嘴。其实父亲也明白，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自己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等到我考上大学，回到上海的时候，父亲已在市邮电职工学校校长的任上。好婆看到我上大学了，高兴地对我说：“阿爸讲，侬已经超过伊了”。但父亲从没对我亲口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毕业，结婚，生子，留学……在我和太太即将迈出国门的时刻，年过花甲的父母又毫无怨言地接下了照料年幼孙子的担子。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到了花甲之年。父爱是什么呢？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儿子要离开家门去英国读书了，心中突然有一种烦躁不安的感觉。儿子走了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浓浓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下班后回到家里，没见着儿子，不能象往常一样，同他一起看NBA，一起吃晚餐，就会感到空落落的，惶惶不知所措。那时，我想起了父亲，想起自己当年拂袖而去，奔赴边疆，不惑年又远渡重洋，一次又一次，他老人家作何感受？我不曾细心体会过。年轻时的我只顾着自己展翅飞翔，追寻自己的梦，却没曾想过停一下脚步，回一下头，多看一眼沉默寡言、不愿送行的父亲……

山高河宽，源远流长。抚今追昔，情何以偿。父爱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父爱是付出，父爱是承受，父爱是无语的期盼。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但为时已经晚了。

(写于父亲节)

有愁无乡

好婆屋后的小河

我老家在太湖洞庭东山脚下的渡村。好婆的家是一座三进三出的老屋。进正门是前厅，两旁是前厢房；接着是天井，青砖地，有水井，井水清凉；再往里走是客堂，客堂两边是后厢房，客堂中央靠墙有一张古旧八仙桌，两旁各一把太师椅。但好婆老屋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客堂后面的灶间，因为出灶间门便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河，沿石阶往下走，是洗菜洗衣的石板平台。记得小时候站在石板平台上，向小河两头眺望，不远处各有一座拱形石桥，桥上偶有挑担路过的农人。清新，飘逸，宁静，秀丽，多好的水乡风光！那是我记忆中的家乡，那让我时时乡愁绵绵，催我梦寐以归的故乡。

九八年，在海外漂泊十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回国探亲了。回国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母亲扫墓。母亲的坟地在苏州城外濒临太湖的清明山公墓。扫完墓，应我请求，弟弟开车载我去渡村老家探访。一路行车，过去只够来去车辆交会的狭窄柏油路，如今变成了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原来沟渠交错的农田不见了，比檐接邻皆是一座座轻工、毛纺厂房。

到了渡村，我们打听表哥表姐的住处，有过路人手指一家小饭店说，那就是！进门一看，果然是表哥，虽已满目沧桑，但模样和说话神态依旧。未及细聊，我便急不可耐地探询好婆的老屋，因为我知道，好婆去世之后，表哥就住那老屋里。表哥瞧我猴急的神态，微笑着用手往地上比划一下说，这儿就是。随即引领我往里走，步入灶间，步入厅堂，步入厢房和天井……古旧、素朴、清爽，一切如昔，只是空间比儿时的记忆小了许多。厅堂里堆满了杂物，好婆的遗照灰蒙蒙地挂在墙上。我问表哥，那屋后的小河呢？“填了，你们开车进来的公路便是”，表哥若无其事的答道。小河没了？好婆屋后的小河填了？表哥的回答象一声晴天霹雳，朝我头上劈了下来。

小河没了，小河填了，在回上海的车上，我仍喃喃不休地低语着。那小河带着我儿时的记忆，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小河，仿佛失去了那乡愁绵绵、梦寐以归的故乡。

步行街上的奇遇

前年回国，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上陪太太购物。我这人一辈子讨厌逛商店，首先没兴趣，需要的就买，不需要的，看都不愿看一眼。其次没耐心，看中的就买，什么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在我看来都是虚掷时间，不值！但好不容易回国一次，总得让太太过一下购物瘾。太太也了解我没耐心，于是让我提着买得的物品，坐在街心的石凳上等。

刚坐下石凳，迎面一对老夫妇朝我走来。男的瘸腿，一拐一拐的，女的并不搀扶，径直自顾自向前走。走到我跟前，那女的说，来上海给老头治腿，丢了回家路费，望大兄弟扶持一把。满口东北话，毕竟年轻时俺在东北混过，听着亲切，便增了一分同情心。这时，男的腿瘸得更邪乎了。我顺手掏出两张“毛泽东”，给了那个女的。可是，她接过我的钱，谢都不谢一声，引领着老伴继续往前走了。我站起身来，盯着他们前行的身影。不多久，我便看到那男的竟然不瘸了，开始与女的肩并肩，边走边低头私语起来。很远，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觉得他们在嘲讽我：傻B，老冒，给咱蒙了……肩上似乎掠过一阵凉意。

还没等我回石凳坐下，又有两位年轻MM来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国外回来的。瞧模样，不算漂亮，但也长得眼顺，鼻梁上都架着一付半遮阳的时髦眼镜。有了前次经验，这回我变小心了。我笑问，你俩打哪儿来啊？听口音不象上海的哦。她们也坦白：安徽蚌埠来的。我接着问，你们要我做些什么呢？她俩来精神了：想跟先生吃顿饭。我断定她们是来勾引我的，就开始“戏弄”起她们来：吃饭当然可以，不过我正等我女朋友呢！她俩忽一楞，马上无可奈何地说道，那给点钱吧。我嘻皮笑脸地打岔：你俩长这么漂亮，还愁缺钱花么？！好象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她们马上拉下马脸，用听不懂的安徽土话骂了一句，扭屁股转身走了。这时，我的心情反倒高兴了起来。

重新坐回石凳后，好象小时候看西洋镜似地，望着满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呆。这时，一位上海老伯坐到我身旁来。我判断他是上海老伯，因为他的普通话明显带上海口音。他低声问我，您要发票吗？我诧异地反问，要发票干嘛？他也听出了我的上海口音，然后改用上海话说，“哦，侬阿是上海人，用勿着…用勿着咯！”我感到好奇，继续盘问后才知道，许多来上海出差的，花小钱买了假发票，回去可以向公家报大账。嚯，报假账的陈水扁、吴淑珍在大陆也不少哇……这时，太太拎着大包小包兴高采烈地走来了，我似乎还没从眼前的情境中醒悟过来。

这是我熟悉的上海吗？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上海吗？我感到陌生了。我周游过世界上许多繁华都市，还不曾有过如此短短十来分钟的“奇遇”。

我的退休计划

近些年来，我一直盘算着自己的退休计划。虽说这儿没有退休年龄限制，身体好，想干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我想早点退下来。早点退下来，不是为了享清福，而是想回国“发挥余热”，将自己所学贡献出去。花甲之年，能干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就是回去当教师。

当老师，我尚在行。出国前，管过中学，教过大学。留洋二十余载，自认通晓中西，兼习文理，笔头口才无碍；出国前还编过两本教育学文集（人民教育版），一本叫做《人的发展》，另一本叫《美育》，对如何办教育，自己有些想法，找个中意的学校，讲学、授课、或管理，应该难不倒我。而且，我也无需酬劳，只图三餐温饱。所以这个念头在儿子出国留学后越来越强烈了。

然而，我的这个痴痴用心，近来却被网上的一则新闻击碎了。据国内网站称，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被两名听课的学生告发了，说老师的讲课内容违背了什么“精神”和“原则”。但我仔细、反复阅读那位教授的部分讲课内容后，觉得即便按现行国内政治标准来评判，也找不出任何“出格”言论。这就让我莫名惊叹了。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那类思想警察和举报告发文化依然存在，更传到了下一代青年人身上。实在令人寒心。

有海归朋友听说我有回国教书的想法，他们的忠告依然是，小心国内复杂的政治人际关系，它不但可以使你一事无成，还会把你吞没在无穷尽的倾轧争斗之中而无法自拔。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口蜜腹剑，冷箭暗枪，似乎在国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难有改善的迹象。

看来我只好却步了。还是留在这儿养老吧！这儿的天，透蓝透蓝；这儿的树，可以自由摇曳；这儿的人，礼貌而友善；在这儿生活，无忧无虑。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还是走得自由自在一点吧。诚然，那也是无奈的选择。“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不知道在这网络日益发达，交通日渐便利的地球村时代，那绵绵的乡愁还会那样揪心牵魂吗？

重游剑桥

儿子去年夏天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进入了博士课题的研究。为了使我们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重游剑桥，他将他的硕士学位典礼放到了今年五月（剑桥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而今年恰恰又是剑桥大学成立800周年，所以，这个时候重访剑桥，实在是件兴意盎然的事。

剑桥以剑河闻名。剑河是一条南北走向，微微弯曲，垂柳掩岸的小河。坐着儿子亲自用篙点撑的小船，慢慢欣赏大学城的风景点。剑河很浅，清澈见底，水上鸭儿从容游弋。日暮黄昏之际，这里也是划独木舟的好地方。河畔草地和小径，又是情侣双双漫步，静坐谈心的好去处。

剑桥大学的一些著名学院，都座落在剑河两岸。其中气势最宏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教堂。那耸入云霄的尖塔，早已成为这座大学城的地标。教堂从1446年开始兴建，历经四个朝代，花了近七十年才完工。国王学院教堂诗班的圣诞节演唱，每年都通过电台和电视向全世界广播。教堂边典雅庄重的Senate House是剑桥大学每年举办学生毕业典礼的场所。

紧连着国王学院的北边，就是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剑桥大学总共产生了八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其中的三十位就出于这个学院。学院最早是在1546年由英王亨利八世决定合并两所学院建立的。三一学院学生最津津乐道的一件趣闻掌故，就是三一学院大门顶上亨利八世的雕像，曾被一位调皮学生，趁酒后胆大，夜晚将国王右手中的权杖偷偷换上了一条椅腿。第二天学生们发现后，原以为校方会大发雷霆严格查办。没想到校长反而认为剑桥学生见解行为与众不同，虽然大胆放肆却又调皮可爱，没有追究这件事。这从此成为剑桥流传至今的美谈。

三一学院门口还有一棵小小的苹果树，这棵不起眼的苹果树却大有来头。原来它的祖宗老苹果树，在某个夏天将果子砸在牛顿脑袋上，使牛顿悟出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对于当年那棵老苹果树，英国人进行过无数考证，甚至出版了专门书籍说明树的位置，在哪一天掉落了苹果，在哪一年寿终正寝，以及哪些树是它的后代。如今，只有两棵树被公认系它所传，三一学院的这棵便是其一。苹果树后面是牛顿曾住过的卧室，现在这间卧室里有学生住，据说数学考得最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入住这个房间，他可以每天站在牛顿卧室的窗前观赏苹果树。

座落在三一学院上方的，是闻名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它的左边有一座建于1831年景致如画的叹息桥。叹息桥又称失意桥，相传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从桥上跳进剑河自尽而得名。恐怕那些失恋者亦喜欢来桥上叹息，想不通时便可一头栽进剑河里。后来圣约翰学院专门请人将这座桥用铁栏围起，便有了如今的廊桥样式。

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座落在国王学院下方，它是由两位皇后建立的。慕名而来的游客，一定不愿错过看看相传是由牛顿设计和建造的木质桁架桥——“数学桥”。传说最早的数学桥没有使用一根螺钉，学生为了探究这座桥的奥秘，曾把它拆开剖析，却又无法复原，于是只好用钉子重新固定成现在的样子。事实上牛顿是不可能建造这座桥的。数学桥建于1749年，而牛顿则于1727年就已辞世了。只能说剑桥人对牛顿太过钟爱，总把很多故事与他联系起来罢了。

提起剑桥，不能不说到徐志摩的那首诗《再别康桥》。游人背诵着徐志摩的诗，穿梭在剑河上的一座座小桥之间，寻找“河畔的金柳”，看看哪片水域“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一首诗让游人眼中的小桥小河变得亲切生动起来，甚至为当年徐志摩追慕林徽因的无果恋情而叹息。后人在剑桥河边所立的石碣，为诗人的浪漫情操留下了见证。

剑桥之美融合了乡间的宁静，古典建筑的精美和现代设计的风采，突显出它跨越时代的特质。这里充满着对比，新旧结合，景色四季多变。狭窄幽静的小巷，有时豁然开朗，通入宽大的庭院。闹市与庄严的学府，比邻而居。小河两边，散落的牛羊与古老教堂，相映成趣。都铎王朝建筑的丰采，在小城依然可见。逛街的时候你会猛然意识到自己所见到的，所体会到的，正是当年鼓舞牛顿、达尔文、米尔顿、拜伦、凯恩斯、李约瑟、霍金等前辈们追求学术精致的环境。人和历史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和明显，思古之悠情徒然而生。

匆匆一游的过客，或许会回想剑河的柔波、河边的垂柳、河面上的游船、国王学院后院的黄水仙、三一学院的牛顿苹果树、基督学院内弥尔顿亲手植下的樱桃树、皇后学院的数学桥、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格朗切斯特果园的下午茶、鹰之吧里的美食、ABC剧院的节目单……

负笈远游的学子，或许会怀念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业有专攻的名师、设施先进的实验室、长达八十二人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以菲茨威廉博物馆为主体的剑桥博物馆群……这一切的一切，自然都是我们重游剑桥的兴趣所在，但是，剑桥良好的学术氛围则令我们别有一番感触。

剑桥大学历史悠久，特别以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研究闻名全世界。学生有机会向博学多闻的学者教授请教，对他们的专业学习有非常大的益处。同时，剑桥的学生分属各个学院，学院提供他们食衣住行各方面的服务。他们有很多机会与各科系的同学互相学习，扩大知识的范围，结交许多朋友。这里无论学习环境、图书馆设备和藏书，都十分理想，学生可以专心读书，在学业上争取最好的表现。

儿子在世界著名科学家霍金担任Lucasion讲座教授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念完了硕士学位，接着获得欧盟医学会、剑桥大学和加拿大政府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会的高额奖学金，开始了关于基因与心血管病关系的科学研究。在这个名师林立，人才济济的学府里，牛顿回答了苹果何以落地的问题，霍金回答了时间为什么向前的问题。我们衷心希望，儿子在探索基因奥秘的征程中，也能作出他的一份贡献。

剑桥浓郁的学术氛围，如一坛陈年佳酿，历久弥醇；又如蜿蜒而去的剑河水，在妩媚的柔波下，隐藏着无边乾坤。两年之后，当我们再游剑桥的时候，希望看到它变得更加芬芳，更加伟岸。这是我的祝福，也是我的梦之所系。

母爱

Mother's Love

Her love is like
An island in life's ocean,
Vast and wide.

Her love is like
A peaceful, quiet shelter,
From the wind, the rain, the tide.

'Tis bound on the East by Hope,
By tender Counsel on the West,
By Patience on the South，
And on the North by Rest.

Above it like a beacon light,
Shine Faith, and Truth, and Prayer;
And thro' the changing scenes of life,
I find a haven there.

母爱
象一座人生海洋中的岛屿，
博大而宽广。

母爱
象一个平和宁静的避护所，
躲开了狂风、骤雨和骇浪。

母爱的东面是期待，
母爱的西面是忠告，
母爱的南面是忍耐，
母爱的北面是安靠。

母爱呵
更象一柱灯塔，
照亮心中的信念、真理和祈愿；
透过人生的千变万化，
我在那里寻找停泊的港湾。

(写于母亲节)

我的小学班主任

教过我的小学老师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唯独两位用心哺育我成长，让我有难忘童年的班主任的姓名，不但牢牢记住了，而且半个世纪过去后，她们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依然是鲜活、鲜活的。

杜丽君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她有我母亲那般年纪，还有两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孩，经常由她在药厂做技术工作的丈夫带到学校来玩。一家人惺惺相惜，互敬如宾，其乐融融，在我幼嫩的记忆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使我从小就开始懂得家与爱的含义。

杜老师待我如子。在小学头五年里，她都让我当班长（加入少先队后变成中队主席），没替换过。记得升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我换二道杠为三道杠，做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杜老师不同意，坚持把我留在班上。她怕我有想法，领我到她家里吃饭，在饭桌上慢条斯理地把她的想法讲给我听。十来岁的孩子懂什么？当时只知道，那是杜老师疼我，爱我，喜欢我，舍不得我。我把这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他们也都支持杜老师的决定，并要我不但不能有想法，而且还要加倍努力把班里的工作做好，少让老师操心。

其实，杜老师虽然爱生如子，但平时却是个不苟言笑的严师。上书法课时，班上同学们都在专心写毛笔字，杜老师会冷不防从背后抽拔我们手中的毛笔，测试我们写字的时候笔握得紧不紧。她教导我们，写字时笔没捏紧，说明没用心；不用心，字就写不好，写不出骨架，写不出力量来。杜老师也拔过我的笔，但每次都没有“得逞”，她很满意，脸上会露出不经意的笑容。后来，她得知我正学练柳公权字帖。她告诉我，学书法不仅要勤练，还要多“读帖”，经常花些时间琢磨帖上的字，看好在哪儿，应该怎么写，然后闭上眼睛用心回想一下字的形状结构。按照杜老师教我的方法去做，我的毛笔字果然长进了不少。

回想起来，我们的小学生活（56-62年）还是挺快乐的，不象现在，小小年纪就被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课外活动都没时间搞，失却了许多童真的乐趣。那时候我们的课程也很多，早八点至晚四点排满了各式各样的课，但放学后，老师仍然带领我们举办各种少先队活动，比如在教室里出墙报、搞书法、绘画和歌咏比赛等等。记得大跃进年代，学校允许学生在学校里养小球藻、养蚕茧，甚至养小白兔。每天清晨，我们就把妈妈隔夜积攒好的淘米水灌在玻璃瓶里，或者用口袋装上家里废弃的菜叶子，带到学校去。现在国内的小学校不可能再搞这类活动了，小学生的眼睛里只有书本，看不到活蹦乱跳的动物和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直到我儿子进小学后，看到他的班主任老师麦克妮尔女士经常带领全班小朋友到野外踏青，去儿童动物园玩耍时，不由得会想起自己童年的欢乐。

我升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杜老师与我们告别，接一年级新生去了。班主任换了一位刚从中师毕业的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教师。她教我们语文，上课第一天，就在黑板上用龙飞色舞的粉笔字写下她的姓名：蔡导璋。蔡老师长得好漂亮哦！梳两条乌黑闪亮的辫子，说话的声音就象唱歌似的，十分悦耳动听。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朗读课文时常常充满感情，再平淡的文字，从蔡老师嘴里出来，都是诗，都是歌。也许从小受她影响吧，我性格上也慢慢滋长了诗的情趣和歌的灵动。我身上的“情商”多半是从蔡老师那里“遗传”来的，因为从我父母身上找不到那类“基因”。

蔡老师的家在南市文庙附近。文庙内有魁星閣和藏书楼，楼里有明清状元匾額和抱柱联，都是仿曲阜孔庙设计的。蔡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去文庙参观，给我们讲解一些当时尚似懂非懂的读书做人的道理。她就象大姐姐一样，与她在一起，我们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周末，我们小伙伴们相约步行去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踢小足球。蔡老师听说了，只要她有空，也一定会陪我们一块儿去，为我们添劲加油。回家路上，她还会打开挎包，拿出一袋袋盐晶枣、白糖桃板和大白兔奶糖等儿童食品犒劳我们。

小学毕业前，我突然被查出患了肺结核。蔡老师带着我到学校附近我母亲工作的托儿所，拉着母亲的手一起掉眼泪，那幕情境，我终生难忘。所幸我的病发现的早，没到开放期，所以可以边学习边治疗。不出三个多月，在父母和蔡老师的精心配合和调养下，肺部结核很快钙化了，没影响中考，而且由于成绩好，我还考上了市重点中学，蔡老师得知后竟又喜极落泪。

二十多年过去后，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了。那年暑假，我突发奇念，想去探望这两位小学班主任。二十多年没联系过，到哪儿去寻找她们呢？抱着一丝希望，我就给原来读书的小学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两位老师的下落。约摸半个月后，早已退休的杜老师果然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让我去她家里会面。那天，我到她家时，她和年迈的老伴，以及两个早已成年的儿子，都在等着我，见面时的盛情和欢愉，使我感动得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好象久别的孩子又回到了家的怀抱。临别时，我将刊登我论文的两本杂志作为礼物送给杜老师。她抚摸着杂志的封面，深情地看着我，说了声谢谢，我则从她眼睛里看到了那记忆犹新的敦厚、殷切和慈祥的母爱！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找到蔡老师。尽管我不知道蔡老师在哪儿，但她永远在我心里。现在我虽已年届花甲，但还会时常想起她，仿佛在遥远的回忆中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感受那如诗如歌的激情和亲如姐弟的关爱。

育才校长段力佩

“文革”之初，上海育才中学有反段与保段两派。同学黄国良是当时保段派中最有名的，被造反派冠以“铁杆老保”的称号。造反派的大字报上，曾写有红卫兵冲进段家时国良躲在校长家壁橱里喝牛奶的“故事”，那自然是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事。段校长家就在学校里。“文革”前十七年，他一家住在教学楼通往大礼堂拐角的一间由盥洗室改建的小屋里，屋内没壁橱。加之“文革”闹那么凶，无休止抄家批斗，段校长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喝牛奶了。当时，我跟着国良当“保皇派”。他出谋划策，我替他挥毫抄大字报，“反击”造反派。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反派反段校长，出于什么恨，我们不了解。我们保段校长，出于什么爱，其实也不十分清楚，不过是些笼笼统统的感觉罢了：段校长做得不错嘛。究竟怎么“不错”呢？没问过国良，他一定有他的体会。而我，当然也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我是一九六二年考进育才的。当时上海的地区差别十分明显。我从“下只角”的南市区考进地处市中心的育才中学时，马上被那里优雅的学习氛围和同窗学友的上乘学养震撼了。别的不表，单说同学们习练书法，篆隶行草，颜王欧柳，各色字体，无奇不有。班上举办小小书法展，挑了八个同学的作品，我的柳体字敬陪末座。课余，同学们的娱乐活动也以围棋和桥牌为主。那些玩艺儿，自己从前没碰过。中学那几年里我耳濡目染，跟着大伙儿一起玩，渐渐就上手了。

育才是上世纪初开办的租界教会学校，解放后自共产党接管学校那日起，段力佩就当校长。从此，校长成了他终身的岗位，育才便是他矢志不移的事业。53年他调任区长时，还兼做校长，数年后更辞去区长职，专任校长。他是上海市唯一行政12级的中学特级校长，组织上几次让他搬出学校，迁到更好的住处去，他都以一句“学校里蹲惯了”的话予以婉拒。其执著与专注，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年过半百的校长在我们学生眼里非常威严，见了都有点怕。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厕所里解手时打闹，往同学蹲坑的小隔间里扔纸球，哪知扔错了地方，里面传出一声苏北话“同学！”听出是校长的声音，吓得赶紧捂嘴，转身作鸟兽散。段校长常年居住在学校里，天天在校园内、教学大楼里巡视，看着我们上课、出操、活动，以至于访客经常在校长室里见不到他踪影。一天，某位来访者几次找他未遇，便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来客见童子，问段哪里去？只在此校中，人多不知处。”

一九六四年春，段校长锐意教改，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发动师生从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教改经验，全国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部位报道，影响很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来校参观学习。记得那时候在课堂里观摩听课的老师，比我们上课的学生还多。

段校长提倡“茶馆式”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解课文，甚至反对老师在黑板上大写板书而让学生埋首笔记。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要是让他看到了，一定会闯进教室刮老师胡子。因此，教改后，每堂课开始，老师先不作讲解，而要同学们自行看书，然后鼓励我们提出问题来。问题提出后，老师也不立即作答，而交由同学们一起讨论。所以课堂上，我们做学生的不仅可以随时发问，还能够自由地与前后左右邻座的同学交头接耳，切磋和研讨课题。随堂听课的老师们也被我们活跃的学习气氛所感染，不由自主地参加到我们的课堂讨论中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茶馆式”教学方法，一反传统做法，变被动的单向授受为师生之间的双向或多向互动，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而且锻炼了学生主动探索学问，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从段校长倡导的教改中获益匪浅。中学时代得到培养的自学自主自立的精神，在我其后下乡、回炉深造和出国留学、定居的一生中，都发挥了莫大的影响。

育才教改的好处还不限于此。段校长在重视教学方法改革、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他甚至规定，下课铃一打响，老师不能拖堂，学生必须马上合上课本，立刻走出教室。一开始，师生们都不习惯，这时，段校长一定会走到教学大楼的走廊上，厉声吆喝，把老师和学生们“撵”出教室去，直至大家下课后都能自觉地到户外或操场上散步、活动。慢慢地，大家养成了习惯，也尝到了劳逸结合的好处。在这方面，我的感触尤深。进中学前，我肺病初愈，体质赢弱。但初中三年里，因为得益于教改，学得生动活泼，所以身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真是知识、健康双丰收，为以后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文革”后，段校长七十多岁了。他重返育才，领导全校师生“拨乱反正”，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并以新的面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

逝者如斯夫，段校长以九十七高龄谢世。据说谢世前，他仍每周必到学校一次。晨昏之际的上海山海关路上，人们时常可以见到他与老伴互相搀扶、蹒跚而行的身影。这位终身教书育人、作育英才的教育家，走完了自己素朴无华而又流芳百世的一生。

巧的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加拿大西部留学时，段校长的儿子段津正在温哥华总领事任上。我与段津有一面之交。记得“文革”初，国良与我趁“革命串联”之便到北京，专程去段津在外交学院的府上拜访，试图搜寻一些所谓“保段”的资料。二十年后，在温哥华段总领事会见中国留学生的会议上，我曾想主动上前重提往事，但马上打消了主意。星移斗换，物是人非，何必再为那些荒唐岁月的荒唐往事牵肠挂齿呢？随即在笔记本上信手涂鸦，凑合四句，以抒胸怀：

少时拂面教诲深，寒窗熏染几重温。
语寄门前高飞雁，籽植万里念师恩。

教育的价值

记得儿子读小学的时候，头一次参加学校运动会，我去给他拍照录相。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学运动会，居然家长去的不比学生少。运动会开始，学生们按班级排列在操场上，面对加拿大国旗，高唱国歌。我身边站立的家长，全都摘下头上的帽子，从四面八方立正站好，跟着唱“O Canada”。这情景让我感动。加拿大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完全自觉自愿，出于内心，政府从不刻意做爱国宣传导向，更不会使用行政强制手段。在这个小学运动会上，家长们如此自觉地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和尊敬，子女们看在眼里，亲切自然。这样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一定比每星期上两节政治课，讲一通空道理，要有效得多。

许多家长夫妇两人都请了假，推着小车，带着更幼小的弟弟妹妹，全家前往给孩子们助战。还有不少祖父祖母也来了，提着折叠椅，正经八百坐在烈日下观看比赛，欢呼雀跃，吹口哨叫好，为孩子们送水擦汗。那些小学生，不管跑第一，还是落在最后，个个欢天喜地，神气活现，好像参加奥运会一样。我儿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每到一处比赛场地，头一件事就是四处张望，看看自己的家长在不在场。

西人家长对孩子的爱，更多表现在对孩子情绪上的关怀，精神上的鼓励，处处帮助孩子感受到个人的自我价值，让孩子得到足够的尊重，了解自己人生的重要性，做每件事情都让孩子充满成功感、荣誉感、自豪感和满足感。不光学校开运动会，所有社区组织的课外活动，小足球队、小棒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活动，甚至万圣节trick or treat和复活节捡彩蛋，家长们都会积极参加，真心诚意地给孩子们助兴。我所住的小区内，每逢周末，小区公园内总有一些社区活动，赛球啦，集会啦，四周街上趴满了车辆，草地上小孩子们欢蹦乱跳，看台上家长们兴高采烈。活动结束后，一家家分散离去，或麦当劳，或肯德基，说说笑笑，简简单单吃一顿，然后回家洗澡休息。

中国家长虽然宠爱孩子，可是这么热心参加孩子学校活动的，并不多见。本来中国就缺少社区观念，孩子课外活动除了学校组织的，只有少年宫或活动站搞一些，没有社区里的家长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就我记忆，我和弟妹们从小学读到中学，除了开家长会，父母亲一般不到学校去。我认识的华人朋友们也都在国内念过书，经验相同。第一，国内的中小学从不要求或者邀请家长参加学校活动。第二，国内的家长们也从想不到参加子女学校的活动，就算有想去看看的，也不愿为此请假而耽误工作或者赚钱，把子女的事放到了末位。

但子女的事是否真的都不上家长的心呢？也不尽然。现在国内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几乎所有家长都会舍命陪君子，跟着去赶考，有包计程车的，有订酒店房间的，有递水端饭的，有打扇解暑的。因为那是生死攸关的独木桥，国人都觉得这么做理所当然。我说给西人家长们听，他们眼睛都睁得溜圆，不相信人间尚有此等怪事。在北美，学生只有出外参加什么球赛时，家长才会隆隆重重，请假开车送行。学生去参加什么学业考试，家长才不会管呢。这儿的学校本来就不把考试看得很重，上大学也没有统考那鬼门关，高中即使没毕业的，以后补了课，照样能上大学。

还有，国人家长溺爱孩子，多在物质上下功夫。比如最普遍的，就是想办设法给孩子吃好的，不分青红皂白，使劲塞，据说现在小学生都开始吃燕窝补品了。西人家长也关心孩子们的饮食，但不会硬塞，更想不到给孩子吃补品之类的东西。有文化常识的西人家长，也会主动给孩子补钙，严禁孩子喝可口可乐等软饮料，不许孩子多吃糖。可是西人孩子从自己能够拿起勺子的那天起，就开始自己吃饭了，即便吃得满嘴满脸满身，家长也不会去管。孩子一说吃饱，立即离席，家长绝不硬逼着再喂两三口。

除此之外，国人家长为了让孩子专心念书，一切事情都由父母包办，所以高中毕业了，还离不了家长，有的高考时连考场都会找不到，完全成了一个废物。更糟的情况是，国人家长不太重视孩子的愿望和爱好，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者一时的社会风气，强逼孩子做这做那，比如学钢琴，学画画，练武术，上补习班等等。包括居住北美的华人家长在内，几乎个个孩子都得学点钢琴小提琴，可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华人家长鼓励孩子专心玩冰球、橄榄球或棒球的。孩子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功，在华人家长眼里不入流，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知识分子家长们。而西人家长最感荣耀的，却是孩子入选学校的冰球队或棒球队。

西人孩子喜欢学钢琴的，就学钢琴；不喜欢学钢琴的，家长绝不会强迫孩子学。在北美，如果哪家孩子一边弹琴，一边痛哭流涕，邻居看见了，一定会把那对家长告进法庭，判虐待子女，父母还可能坐牢，孩子也会被带走，送给别的家庭代养。而国人家长呢，打啦骂啦，忍心看孩子伤心得要死，还得坐着弹琴，而邻居看到了，还会夸赞做父母的关心孩子，责怪孩子不懂事。学画画，学武术，学跳舞，学书法，学下棋，都一样。华人家长们把它们看作将来谋生的饭碗或成名的跳板。西人孩子中也有着迷于当歌星、做球星的，但那都是孩子自己的选择、追求和梦想，家长决不越孢代俎，为孩子画一条成才之路。

在西方社会生活了二十年后，我深刻感受到，中西两种社会的文化意识和教育价值，实在有着天地之别：西人比较重视教育的人生价值，国人则更容易看重教育的工具价值。西人家长认为孩子的人生应该是孩子自己的人生，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孩子们只能过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而华人家长则觉得孩子应该依附于自己，而且必须按照父母的期待和愿望去做，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自由选择，这就无形中扼杀了孩子的自主性，埋没了孩子的好奇心。比尔.盖茨的父亲在谈到孩子的教育时说：你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限制孩子的梦想。你根本想象不到，当那些梦想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时，那会有多么的高兴啊！

世界地球日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Earth Day）。

上午工间休息时，拿着自用的茶杯（不用纸杯），去公司餐厅喝了一杯星巴克咖啡，并结识了几位环保组织（Green Team）的积极分子。

中午在公司大楼的会议厅里，看了BBC制作的记录片《地球：从南极到北极（Planet Earth - From Pole to Pole）》。

下午协助清扫工人，回收了办公室里的旧文件，旧书刊和旧办公器材等。

苏姗.博伊尔

在最近“英国达人”的歌唱大赛上，苏姗.博伊尔一举成名。当苏姗走上场的时候，台下三千位观众，还有三个评委，都带着怀疑的眼光笑了。在这个几乎都是俊男俏女比试歌艺的青春偶像的舞台上，走上来的居然是个再有几天就要过48岁生日的乡下女人。她相貌平凡，不仅没有好莱坞女星的漂亮脸蛋，还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气些，而且头发蓬松，穿着土气，就像街头随处可见的家庭主妇。

苏姗太普通了。她父母共有9个孩子，她最小。母亲在47岁时才生下她,由于难产而导致苏姗头部缺氧，为后来上学读书留下一些障碍，所以班上总有同学嘲笑她。12岁时，她立志当歌星，并不断自练自唱，还曾坚持每周去歌唱老师那里训练。十年前，她父亲去世，然后母亲生病，她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放弃了唱歌和工作，专心陪伴照顾妈妈，直到2007年91岁的母亲去世。苏姗一直单身，与一只猫一起生活。这次她毅然参加比赛，是因为母亲生前曾鼓励她去参赛，要“冒这个险”，而且相信她一定能赢。

赛前苏姗在台下说，“我一直希望在许多观众面前演唱，我要让这些观众震撼。”所以，当她站在三千多名观众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评审和观众的嘲笑，甚至嘘声。事后她说，她全神贯注的是自己的歌声，甚至都没有去看那些观众。她的确让人们震撼了，不仅是现场的三千观众，而是今天Youtube上的三千多万，and counting！

一个星期之内，从苏格兰一个只有4800居民的小村落走出来的苏姗，一下子成了世界名人。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新科技网站，大众点击评论的焦点都是苏姗。维基百科马上增添了苏姗的词条，去Google她的名字，已有500多万词条，以每天6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且马上有人用她的名字设立了网页susan-boyle.com，把有关苏姗的视频、报道等集中了起来。

美国各大电视新闻、甚至评论节目都对苏姗做了报道，包括有两千万观众的脱口秀女皇奥普拉.温芙瑞、有线电视网连续八年政论节目第一名的福克斯招牌主播欧莱利、CNN的王牌名嘴赖瑞.金、《美国你早》主持人黛安.索耶等等。在Google新闻，关于苏姗的报道，连续三天都在前几条。《纽约时报》对苏姗的报道，成为周六点击率第一名。在今天这个有海盗，有恐怖分子，有次贷危机，有奥巴马的世界上，有多少大新闻啊！苏姗.博伊尔，简直成了一个phenomenon。

通过感官享受，既得到情感的抒发，更得到灵魂的升华。这就是苏姗的歌声横扫全球几千万人心的原因所在。

请欣赏:

有中文字幕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izucgB-lBaI
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9lp0IWv8QZY
有苏姗综合消息和影视的网站：http://www.susan-boyle.com/

苏姗唱的“我曾经梦想”的歌词：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
When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
I dreamed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

T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And dreams were made and used and wasted.
There was no ransom to be paid,
No song unsung, no wine untasted.

But the tigers come at night,
With their voices soft as thunder,
As they tear your hope apart,
And they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

And still I dream he'll come to me,
That we will live the years together,
But there are dreams that cannot be,
And there are storms we cannot weather!

I had a dream my life would be
So different from this hell I'm living,
So different now from what it seemed...
Now life has killed the dream I dreamed...

侥幸

大凡国人做事都有个毛病，那就是侥幸心理。这个毛病我也有。记得刚出国时，为了学车，囊中羞涩，请不起驾车教师，便偷着自个儿练。殊不知，练车没有执驾照的人陪同，是违法的。这道理显而易见。你不会开车，又没人指导，却在车辆、路人繁忙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岂不把别人的生家性命当儿戏？

三个月不到，瞎猫撞着死老鼠，驾照居然到手了。我心中暗自窃喜，没引以为戒，反而觉得自己能耐，抖擞起来了。不多久，受邀到朋友家吃饭，见天黑路近，开车不易被人发现，就胆大妄为地起动那辆牌照早已过时的旧车去赴宴了。吃完饭，又受侥幸心理驱使，开车到附近的百货商场一逛。不想逛完商场后才出停车场，就被巡逻的警车逮个正着。那一次，不但吃了高额罚单，还差点被送上交通法庭，“罪”名是假照驾驶！那丢人现眼哦，狠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开车如此，干别的事更是如此。在西域大地，法规条例碰不得，千万不可知法违法，万一给逮着了，倒霉的还是自己。新移民小钟，出国前是个薪资阶层，刚到此地时由于工作不好找，国内带来的钱得打六折花，夫妇俩只能卖苦力打工贴补家用。后来，小钟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于是让老板将自己解雇了，拿着失业救济金去学校念证书。取得当地学历，找专业工作兴许容易些。小钟是个体贴老婆的人，看到老婆白天黑夜地打工养家，觉得心疼，就想找个周末的活儿，好让老婆歇两天。但问题来了：按规定，小钟领失业救济金上学可以，却不能同时打工挣钱。这道理也是冰雪分明的：你既然能做工挣钱，何以继续享受失业保险呢？可小钟的思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老婆的工卡号码冒名打工，不就得了？！反正老外分不清咱老中的姓名是男是女。

来年三月向政府报税。小钟把周末打工的收入全归入了老婆的税单。岂料税务局抽查报税单，打电话给小钟的雇主，核对工号姓名：“Did she work for you last year?”“Yes, he did.”“She or he?...”“A man…not a woman!”漏洞马上给戳穿了。税务官不仅追回了小钟打工的所有收入，还狠狠罚了他一笔。若不是小钟见税务官时那个痛哭流涕、誓言悔过的凄惨样，他的移民身分恐都不保。小钟落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教训使他铭心刻骨，以后每每谈起它，都会痛心疾首地说：“在这儿决不能再玩国内那一套！”

不但不能玩，而且必须遵纪守法，一丝不苟，绝对马虎不得。有一天，我和同事们到商场吃工作午餐。戴维开车载我去的。吃完饭倒车出来的时候，挺费劲儿，因为趴在右侧的那辆车靠得太近，几乎踩过了车位分隔线。戴维起步不小心，擦着了那车左侧的车门。我俩赶紧下车检查，发现车门下方幸有硬塑板护围，不但车门完好无损，而且找不到一丝碰擦的痕迹。于是，我松了口气说：“Alright! Let's go.”戴维没理会，回车取了纸和笔，一五一十写下了当日发生的事故，并留下自己姓名和电话号码，然后将留言纸压在那车的前窗雨刷下。我看了顿时觉得脸上一阵臊热。碰撞了别人的车，不报告，或不知会对方，那叫“hit & run”，是触犯交通法的。要是事故严重，危及人身而溜之大吉的话，还可能被告上刑事法庭呢。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疏失和轻漫，说明我的法制观念还不强，血液里仍有残存的侥幸心理在作祟。

国人之所以行事心存侥幸心理，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养成受制度规范的习惯，或者不相信制度铁面无私，总觉得有空子可钻。所以，要真正去除侥幸心理，首先必须养成自觉遵守法制的意识和观念。规规矩矩办事，老老实实做人，才是人间正道。一切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打擦边球，搞忽悠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记住了，老天爷的眼睛是雪亮的。侥幸心理万万要不得。

哈哈主任

同学们都管系主任叫哈哈主任，原因是他见人爱打哈哈。凡是他在的场合，时不时都能听到他独特的言谈夹带哈哈的笑声，加上身高体胖，脑袋微秃，不拘小节，给人一种心宽、随意和容易接近的感觉。

心宽随意不是缺点，凡事干嘛要那么计较呢？与他搭伴的副主任，恰恰相反，人长得干瘪精瘦，说话喜欢抠字眼，习惯含沙射影，爱好旁敲侧击，因为祖籍宜兴，常有教师背后称他“腻心”人。譬如，我当系领导时，有一阵子我与副手都因公外出，那老先生不是善意询问，而是到隔壁系教务办公室调查，调查完了，还酸不溜几添上一句：“都忙一块儿去啦？”但是赶明儿见着你人了，又点头又哈腰，好像压根儿没那一回事。我十分瞧不起他。

哈哈主任则不。留校后我给他当助教，有时因为有别的任务，不能随堂听他的课，事后向他说明情况，他照例哈哈一声：“我的课有啥好听的。没关系的，你忙吧。哈哈哈！”语气中肯，闻不出半点虚头八脑的味道。

其实，从本科起，哈哈主任就是我的指导老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跟着他做的。我写毕业论文很认真，跑校内外图书馆，查国内外资料，反复推敲，斟酌论点，挺玩命的。结果，哈哈主任给了我85分，合等级“良”。那可是我本科四年中唯一拿到的“良”，而且是毕业论文耶！说没点想法，不诚实。后来，毕业论文在一家中央级刊物上发表了，哈哈主任得知后对我说，你那论文做得不错，但全系那么多学生，不能全给“优”哇。言下之意，他当主任的，应带头严格要求学生，卡紧论文评分。话说得很白，我不笨，能听懂。他的难处，我也能理解。

留校任教后不久，哈哈主任给了我三本美国教育学会在二次大战后出版的《教育哲学》年鉴，要我读完后写一篇“东西”。什么“东西”，他没明说，我也不好问，因为还没读呢。读完后，我理清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二次大战后的四十多年里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趋势以及研究重点，并随手写下了读书札记，想今后充实到讲课内容中去。没料到，哈哈主任看了后，要拿去学报发表。我当时觉得，那只是一篇学习札记，缺少论说，份量也太轻，登在学报上，似乎不太合适。我找审稿的赵教授表明态度，赵教授说，主任是学报主编，他决定发表，总有他的意图，别的什么都没说。后来，文章还是发表了，我想，那是哈哈老师对我这留校青年助教的提携吧。

跟随哈哈主任那几年里，感到他颇“护犊子”，不仅关心年轻学子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和问题，而且处处为他们“保驾护航”。我的硕士学位答辩会，他是主席。答辩会前，我作了充分准备，不怕应付各种可能提出的问题。然而答辩会上，他看起来比我还紧张，答辩才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他竟不管别的评审委员还有没有问题，就宣布结束会议了。

他的另一个研究生老沈，取得硕士学位后，自费公派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去了。不久他申请妻子陪读，按当时政策，需要原工作单位的证明，公安局才给办护照。老沈太太就求助于哈哈主任。当时，哈哈主任已调任上海教育学院院长，一方面工作忙没时间，另一方面他已调离学校，不方便说话，就把此事托付于我，要我赶紧解决老沈太太的出国护照问题。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不胜枚举。他在教育学院院长任上时，向市社联申报了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把他历年带过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加上他自己的文章，汇编成书。他忙，具体事务就交由我做。项目有一笔经费，我俩商量后决定都用来购书，而且侧重买外文书。我跑了多次外文书店，采购了一批与学科研究有关的工具书。每次给他送书，他都会问，“你自己留没留一套？”论文集编成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添上我的姓名，作为书的共同编著者。那时我人已在国外，他竟不远万里，把书寄来。在大洋彼岸，我看到的不仅是书，而且是哈哈主任关怀后进的一片舔犊之心。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喜欢海子的诗。

海子死在一个消费时代轰轰隆隆行将驰来的车轨上。那年，我游学西洋。

二十年后，人们想起了海子，怀念他的诗。

据说现在的中学生们已能从课本上读到海子的诗了。 但愿他们能了解并继承海子的理想。 期待在他们手里，将这个追蝇逐利、行尸走肉的消费社会，改造成一个海子向往的优雅、阳光、关爱与和睦的人间乐世：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遗诗)

刘生兄

刘生从安徽农村考上来那年，都三十出头了，但他个子矮小，面黄肌瘦，尖嘴猴腮的样子，让人看了啧舌。那时我亦刚从东北农村回来，体重不超百斤，比他的模样强不了多少。所以刘生常咒我长的丑，我则反唇相讥，你小子象霜打的茄子---蔫。其实，咱俩半斤八两，差不哪儿去。唯一的差别，就是出生地不同。可见，鬼斧神工，改天换地折腾人的革命力量有多强大。

刚开学，出人意料的是，辅导员要我担任体育委员。学校举办首届学生运动会，其中有一项5000米长跑，得绕校园围墙跑两圈。我找谁都说跑不了，也动员过刘生，刘生说，那不要我的命么？！没辙，只好自己顶上去。鼓起劲跑完两圈，拿了第99名，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明十年北大荒生活的“锤炼”没白搭。刘生看到了，蔫不吱声地躲一边去了。这小子在安徽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咱呢，我心里暗暗这么想。

大学一、二年级有体育课，老师没因我们年岁大而放松要求，一定要我们通过体锻标准。譬如引体向上拉十下，我抓住单杠，没费劲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可刘生这小子，吊在单杠上乱蹬腿，一下都拉不上去。最有趣的是跳远。瞧他信誓旦旦的小样，憋足了劲，瞪起小眼珠子，蹭蹭蹭朝沙坑跑。但快到起跳板时，突然乱了套，来回捣腾双脚，竟不知道用哪只脚踏地起跳，躇溜溜碎步走进了沙坑。老师鼓励他再来一次，还那样！两腿没半点协调技能，真不知道他在农村上学，上没上过体育课。我比划着小手指“埋汰”他，他小子蔫，失却了往日反击的凶狠劲。

刘生入学时已婚，但没孩子，怨老婆不行、有病。有病就治呗，好在刘生在上海上学，找个医生治一治，兴许就治好了。刘生把老婆接来，大伙儿一瞧，嚯，与刘生正相反，高头大马，挺强壮的农村妇女。说她有病，同学们都不信，怀疑刘生自己不中用，却把“责任”推到老婆身上。病根没找对，那病怎治得好？刘生便着老婆在上海做零工，收废物卖了挣钱。那是一个不错的行当，比在农村种地强多了。同寝室的上海同学也帮着出谋划策，帮他们找赚钱的门路。现在回头去看，刘生老婆还是以后千百万民工进城打工的先驱者呢。

城市大学校园的生活养胖了刘生。他每月有助学金，吃饭免伙食费，顿顿荤素搭配。吃红烧肉吧，老婆体贴他，把自己的一块拨给刘生，他竟不客气，一下吃两大块肥肉，噎不着。四年下来，除了脸色越来越红润，刘生的下巴都开始打褶了。所以，他嘲笑我长得难看的声调，也随之变得比从前更趾高气扬了。

毕业后，刘生分配去了安徽师院。不多久，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豆腐块文章。有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们，刘生写文章“贼”快，揣几片剪报，蹲茅坑的时间，就能鼓捣出文章来。接着，又听说他的“玉照”被摆入学校橱窗，当上什么杰出青年教师之类的了。再后来，有消息传来，刘生“休”了发妻，娶了自己教过的女学生。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生兄与时俱进，赶上改革开放的好年头啦。

与刘生至少三十多年没联络了。多谢互联网的神力，我多多少少能在网上通过“人肉搜寻”，搞到他些许“珠丝马迹”。首先，刘生不甘寂莫，辗转跳槽，最终落脚在杭州师大。这些年来当上教授，先后出版了四本专著：《创造教育论》（人民教育），《教学艺术论》（江西教育），《教学美学》（吉林人民）和《教育中的心理诊断》（四川教育）。这些书弟还没来得及拜读，想来不可能“蹲茅坑，拼剪报”搞得出来的吧。将来若有机会谋面，还请刘兄面授撰书之机谊，让小弟也能出本书赚个回国的盘缠喔。

其次，刘生近来光荣入选杭州市巡回演讲团，演讲的题目是青年人如何成才。那还用讲么？老兄昂首往台上一站，岂不就是活生生的人才楷模？不过，为弟的有一小疑问请教：既然刘兄如此这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何以为宿松九姑岭你老家私房的改建事，还得求爷爷告奶奶？牛哄哄刘大教授接连送了张姓县长四个艺妹儿，竟连个回音都没有，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后，刘生年过花甲，似乎仍饱受牛皮癣折磨，给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平添烦恼。不过，弟深表同情之余，不免窃喜：岁月似锦，然兄之尊容仍未有改观呐！今悉兄向杭州张西山中医院皮肤科索取药方，那药可管用否？小弟远涉重洋二十余年，艰苦卓绝，不幸在脚趾处生发一块硬币大小的皮炎，后经中西医辨证施治，居然痊愈了。若兄之顽疾仍难根治，何妨屈尊借弟之偏方一试?

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和危机

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一定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弘扬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化复兴，就会出现偏差。这里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人格的培育，以至于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儿童、将儿童当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治力，更缺乏自觉意识。早在80年代，一部分文化学者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状况，如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全面发展”的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可惜这场思想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限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放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与神（信仰）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至于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将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痞子文化对核心价值的瓦解。痞子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文化传统是人在自我身份丧失之后产生的。痞子骂街，骂天骂地，骂爹骂娘，就是不敢骂能扭断他脊梁骨的人。所以痞子似疯，其实不疯，而以耍小聪明，阴损别人而自许，以至于现在中文网站上随地大小便的，制造秽语暴力的，散布流言蜚语的，到处可见。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痞子文化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痞子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中国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对话的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鉴于这样的弊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

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应该是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过度放纵和过度娱乐，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

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

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有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zdk）

室小地北天南

国内上大学的必须住校，外地的尚且如此，本地的亦概莫能外，这是中国大学的一大特色。我进大学时，已近而立之年，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就直奔学校宿舍，扔下北大荒带回的铺盖卷，便开始了新一轮“抗战”。

同寝室的共有七人。放下四张双层铺的木床和一个用来吃饭、写字的方桌后，几乎没什么周转余地，拥挤是可想而知的啦。七人中，除小徐是应届考上来的，芳龄十八，其余六位都来自工矿、农村，三十岁上下，大老爷们，工农出身，肺活量大，晚上睡觉关了门窗，倒进倒出的恐怕都是些发了酵的二氧化碳，怪不得早晨起床后，如喝了酒似的，总有没睡醒的感觉。

那时，我患神经衰弱，有失眠的毛病，那是从农村带上来的，大概是环境艰苦，思想负担重的缘故吧。入睡前，经常会身体翻来覆去，辗转不安，一条半新不旧的被单，用不了十天半月，就给磨破了。下铺的老徐睡眠也不好。熄灯后，那张木床吱吱呀呀地响半个时辰，才会安静下来。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俩闹别扭，折腾对方呢。

老徐入学前是上海钢厂技工学校的教师。开学没多久，喜得贵子，于是人就像丧魂落魂一样，读书的心思都没了，三天两头往家里跑，想为坐月子的太太添一把力。回家次数多了，又怕影响不好，下了课抓紧时间往家走，夜深了，紧拔紧地骑自行车赶回学校宿舍睡觉，光来回路上需化上个把小时。

同室的老朱则更困难了，因为他家远在南京，小孩才几个月大，婆媳关系还不好。每次老朱接到家信，便皱紧眉头，不是老妈诉苦就是妻子告状，弄得他一个脑袋两头大。辅导员虽是单身女子，却懂得同情他，准老朱利用周末时间赶回南京，处理一下家务事。

老朱维系这个家庭不容易。“文革”中，他下放到青海格尔木，若不是考上大学，哪个南京姑娘愿意下嫁生活工作在那荒袤之地的男人？今天妻子就是再抱怨，他都应该忍一忍。所以毕业时，老朱没别的要求，就是分配回南京。一经工作单位确定后，等不到毕业合影、叙旧话别的日子，早撒丫子往回颠了。

入学时，最迟报到住进宿舍的是小熊。小熊不小，也奔三十了，只是我们宿舍有个不成文“规矩”，四十年代生人才能称“老”，所以这就委屈了他。小熊自四川南充援藏十年，去的而且是海拔最高的那曲地区。入学体检时，查出他心脏变形，心律严重不齐，但这个人心态好，乐乐呵呵的，摆忽他与表姐怎么谈恋爱的故事给我们听，要不就介绍藏民的生活习俗，从前在书本上看到过，不过，从小熊嘴里讲出来，觉得可信度大一些。

宿舍同学中日子过得比较自由自在的，还是小李。小李从杭州到黑龙江插队，后来抽调到工矿，进大庆油田当了一名石油工人。由于仍是光棍一条，没谈恋爱呢，所以把心思全都用在了学习上。大学四年，同学们有目共睹，每天清晨小李起床后绕校园跑上一圈，接着就在宿舍后的草地上背诵英文单词，365天没拉下一天，周末假日都是如此。三年级时候，学校举办非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竞赛，我们班取得优胜，小李还拿了个人第一。

老鲍是我们寝室的老大哥，老三届高中下乡到安徽黄山茶林场的，后来当了林场职工子弟中学的校长。他出身于“老革命干部”家庭，但身上找不出一丁点儿那种家庭子女多少习染的张扬和娇奢气，给人低调，宽厚，持重，谦和的感觉。他担任班党支部书记，联系同学，处事周全，深受大家爱戴。

睡在老鲍下铺的就是小徐。也许因为与我们这些老气横秋的“老”大学生们一起生活久了吧，年龄比我们小十多岁的小徐，竟也显得少年老成起来。大四我们到安亭师范实习，中师学生反映，小徐老师有点“老轧兮兮”，说话口气蛮大的喔！这与其说批评，不如说是对小徐“好为人师”的可爱精神的褒扬。没错，小弟独自与一帮大哥哥们一起生活，肯定不合群，受“罪”不少。别的不说，每晚入睡前，我们六个鬼佬喜欢躺在床铺上侃大山，聊天南海北的见闻，小徐浑然插不上嘴，只有旁听和跟着乐的份儿。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做大哥的，光顾着自个儿痛快，却忽略了小徐的存在和参与，真有点遗憾。

岁月如梭，如今我们都已天各一方，彼此之间的联络几乎都没有了，然而同室同窗四年的大学生活，毕竟难以忘怀。前年回母校，想去寻访那住了四年的“第一宿舍”，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想，将来中国教育史上一定会记下这空前绝后的一个时代。那真是，

室小地北天南，
人众欢言笑谈。
眼观书海波澜，
耳闻子啼妻唤。
回炉而立之年，
心系家国平安。

后记：

近闻老鲍已从珠海教育学院退休，一对女儿都已出道。经济特区，生活富足，他接来年迈双亲怡养天年，同享天伦之乐。

小徐在上海某区教育局供职，已是个头头脑脑。他年纪还轻，仕途远着去呢。

小熊已官至厅局级，四川某局的局长兼党委书记。有同学传来肖像，老弟已是腮满肚肥，洪福齐身的啦。

小李读完硕士即去美国留学，听说现在休斯顿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

老徐是个海归。他在苏州工业园区经营一家洁具公司经年，事业有成。每年他都回温哥华的家度假，所以他是我至今唯一仍有联系的同室老同学。

老朱毕业后执教于南京特殊教育学校。八十年代中期自美进修回国时尚见过一面，他送了我一本英文版的《教育管理》。惊悉老朱已经去世，但无以佐证。如若属实，弟只能在此祈祷兄之在天之灵。天人相隔，呜乎哀哉。

诗人小波

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系里让我兼任80级学生辅导员。由于自己还是学生，除周末回家外，平时都住在学校里，与那些小我十多岁的同学们朝昔相处，相互学习，结下了友谊。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骨干，其中好几位当了教授，有的还是博导。但我最器重的，仍然是张小波。

当年，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入学时只十六岁。报到那天，由他在上海的表姐送来，很土气的苏北农村小孩，眯缝眼，看上去如终日睡不醒的样子。开学没多久，同寝室的同学们便抱怨起来了：张小波睡懒觉，不起床，影响他们早晨打扫宿舍卫生。我找他谈过几次话，他都点头认错，保证改过。但那些保证都是些空头支票，从没兑现过。我这个人脾气急，想找他狠狠剋一顿，但到了他面前，小小年纪，诚惶诚恐地朝我低头哈腰赔不是，我的心就软塌下来了。

不久，听说他参加了学校的大学生夏雨诗社，还听说他当上了社长，中文系的那些个诗歌“粉丝”们屁颠屁颠地围着他转，前呼后拥的，神气极了。接着就是旷课，不交作业，任课老师们不满意，就找我“算账”，因为他们听同学们反映，说我纵容小波。无奈，我又找他谈话，他少年老成似地叹了口气说，学不进呵！我哑口无言。稚气未脱的孩子，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呢，让他学什么教育学、教学法，岂不是赶鸭子上架——难为人么？小波悄悄塞给我一叠诗稿，我便一片一片地翻阅着。这时，他凑近我耳朵说，王老师，你也喜欢诗哇？！我斜眼瞅瞅他，还是讲不出话来。

张小波有好几门课不及格，毕不了业。只能作肄业处理。肄业是不包工作的。但他不在乎，在校园后门的民宅里租个房，仍然和他的那帮诗兄诗妹们“鬼混”在一起，每日纵情酒色，声色犬马，诗情在幽暗中发酵、燃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城市逐渐步入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海大学里六成以上的学生来自外地，他们在那里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型期，可以说，“外省青年”对新兴都市生活的感性触摸，诉诸直觉甚至官能上的某种隔膜与排斥感，成为当时校园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198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宋琳、张小波和另两位复旦毕业的青年诗人合著的诗集《城市人》。其中张小波的诗歌展现了身处都市的现代人的复杂心态。那零碎拼贴的城市意象，新奇杂陈的词汇，明显折射出年轻诗人的焦虑、惶惑之情，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果。他们的诗，被称为“城市诗派”的代表作。

1996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小波的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那时，我已旅居海外。好不容易搞到书后，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将它读完。正如一位书评者说的那样，“整个的阅读过程，于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自虐，一方面是文字的迷障无处不在，使你的阅读变成一次艰苦的旅行，而另一方面，却有一种惊人的魔力使你欲罢不能，使你即便头昏脑涨、头痛欲裂，却仍然心甘情愿地一头让自己栽进去。”小波的小说，确实是我所读到的，最优秀的华语小说之一。有人说，他的小说没有摆脱诗人的积习，句式太精巧，气息太华丽。是的，张小波对语言的醉心以及他对小说中诸多细节的感受，甚至对人的命运的把握，都是诗人式的，而他却用它们构成了杰出的小说。

后来他又出了一本题名为《重现之时》的小说集，据说其中每篇小说都是在四年牢狱中写成的。读过此书的朋友告诉我，正是漫长四年的牢狱生活,让张小波写出了复杂、荒谬、扭曲的小说。遗憾的是我没看过这个小说集，不过，我能想见那个在为自己设置的情境中疲于奔命，耗尽精力，时而孤芳自赏，时而得意微笑的小波。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乃是小波一手策划、并参与写作的哄动一时的政论书籍《中国可以说不》。不过，封面上用的是他儿子的名字张藏藏，而且名列第二。我了解，张小波是个低调木纳之人。不管写诗，写小说，还是写政论，他其实并不十分在乎个人的名声或利益；他在乎的，是如何释放自己内心的感受，冲动和呐喊。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不管旁人怎么看，这也是我能够欣赏小波的原因。

《中国可以说不》这本政论书，确实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在温哥华小小的社区图书馆里，可以毫不费劲地找到它。书出版没多久，我就仔细阅读了该书每一个章节。作为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老读者，能够体味到书中年轻人披心沥胆的热血和豪气，却实难赞同书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观点。我一直强调，激情（民族的抑或个人的）也许是敢说敢闯、奋发图强的起跑器，但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逞强斗勇的武器。而且激情还容易被误导，被人利用。我们这老一代人在“文革”时曾在激情问题上犯过错，走过弯路，当然不希望后人步我们的老路。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学复杂一点。探究自然的、社会的乃至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寻找启世警民、自强自立的锁匙，靠的是冷静、谦虚、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而不是戴上红袖章，高呼几句口号，出几口鸟气所能奏效的。如果自己的事情确实做好了，何以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如果自己的实力增强了，也不必向别人“横眉冷对”。天朝情结要不得，义和精神亦不可取。显然，民族的繁荣和强盛，不可以托付于小波所期待造就的“说不”的“英雄阶层”们。只有待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得到了全面提升和优化，中华民族才真正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其他民族所欣羡。世界的未来只会迎接一个自信的，宽容的，优雅的，微笑前进的民族！这是我要对小波政论文章“说不”的批评。区区小文，不容铺陈详论。所言若不周延，请小波雅量。

说实在的，我比较喜欢小波的诗和小说，不喜欢他的政论；甚至我觉得，他写诗，胜于写小说，因为，诗，才是他安顿激情的港湾。

情殇

凯丽和我都是项目主管（PM）。凯丽的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也是那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她有什么事都会对我讲。下面记载的她称之为“情殇”的故事，就是她披露给我的，但她没敢跟先生讲，讲了怕引起误会。

凯丽小组里有个合同工叫彼特，凯丽雇来帮忙做一个大型项目的。她当时招人的条件非常苛刻，2到3年的工作经验，但知识又不能太老化。彼特大概是二十七八岁左右，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三年。

彼特来这儿工作了半年。凯丽对他的全部印象就是说话爱脸红。每次跟她说话，他的眼光总是垂下不看她，一张白脸涨得通红通红的。这个神态跟他高高大大的身躯有点不相称。白人青年也有害羞的？只要看到他脸红，凯丽就这么想。但他做事特让人放心，每件事都精益求精，读他编的任何一个程序很难有疑问。所以他来了三个月就成了这个项目的技术骨干。

但她发觉他跟别人说话并不脸红，很风趣地谈笑风生，只有她在场时才变得讷言少语。是不是因为我是他老板使他敬畏三分？是不是我太严肃了让他不自在？凯丽有时候这么反省自己。

又是一个不能按时下班接孩子的日子。明天有项目进展会议，凯丽要加班做些准备，于是打电话让老公接孩子们，自己要晚点回家。

大约七点左右，凯丽被饥肠辘辘搅得难以集中注意力。她翻遍了抽屉，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正准备起身去自动售货机买点什么，彼特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份三明治和饮料。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这是凯丽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合同工是按钟点付钱的，如果不是老板的要求，自行加班是没有报酬的。

彼特又是一个大红脸，眼光很快扫了一下她的脸，然后飘到了地上。他轻轻地笑着说：“反正我回家也是一个人呆着，还不如呆在这里。刚才出去买晚餐，我想你一定饿了，也顺便给你买了一份。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让我帮你做，你回家吧！这样做太累了。”

那温馨的声音，轻柔的语气，如同穿墙剑，透过凯丽的身体，在她心灵深处触了一下。她拿鼠标的手不由地颤了颤，刚才还直直盯着彼特的眼光，倏地收回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嘴唇动了动，要说的话在嘴里打着转，就是没有出来。她直了直腰，深深吸了口气，脸上扯出一丝尴尬的笑容，说：“不用啦，谢谢你！请把三明治放在桌子上吧。”她极力装得轻松些，但仍听得出她的话外面包了一层镇静，如同一个烤得滚烫的土豆被包在一层锡纸里。

彼特把三明治和饮料放在桌子上，像是放一个易碎的贵重花瓶，小心地不让发出任何声音。他微微站直了身子，看着凯丽。凯丽的背对着他。彼特说了声enjoy，就离开了。

听见离去的脚步，凯丽转过身来，看了看三明治，肚子突然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又不饿了。她心里如有一堆绞乱的蚕丝，做文件时出了好几个错，比预期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后来她注意到，只要是她加班的晚上，彼特也总在办公室。他不问她要不要晚餐，每次都默默地放一份在她的桌子上，转身就离去。直到有一天，她说：“谢谢啦！太麻烦了，以后再也不要给我买了。”他的身子转了一半，听见这话停下来，惴惴地说：“对不起！”

她也注意到，每天他至少经过她的办公室一次，无论是去加茶水，还是去洗手间，尽管她的办公室不是他的必经之地。

她还注意到，他蓄起了短胡须。在一张沉静的脸上，显得阳刚，成熟和稳重。尽管如此，她仍不认为有什么事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她比他大十岁。她结了婚，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小组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

直到有一天早晨起床洗漱时，她发觉自己停在镜子前很久很久，专心注视眼角上的丝丝皱纹，还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抚平它们。她有些心惊。以前她从来不在乎这些的。

项目提前一个月完成了，老板相当满意。在讨论两个合同工时，老板提议把彼特转成正式雇员，要凯丽跟他谈。凯丽的心象揪了一下，说不清自己的感觉。

谈话时，彼特要求让他考虑几天。三天过后，他送了一个电子邮件给凯丽，说不准备留下。凯丽有些吃惊，她原以为他是愿意留下的。凯丽觉得还是再找他谈一次的好。彼特的嘴开开合合了好几次，话还是出来了：“我不想留在公司，是担心自己做不好，给你……给你添麻烦，增加你的负担。”说这些时，他没有看她，嘴唇如同拨动的一根琴弦，久久震颤着。

谈话结束后，凯丽对彼特摆摆手，祝他好运，便迅即走向自己的车。正准备开车门时，身后一句浓得化不开的“凯丽”让她凝固在那儿。这喊声如同一块用鸦片浸泡过的石头，在她本来不平静的心湖，激起了更大的迷幻涟漪。她不敢回头，害怕面对那浅蓝色的温泉般的眼睛。

“凯丽……”又一声砸在她心里，她手中的钥匙顿时被抖得叮铛响。彼特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整个身子被笼罩在一层情绪的迷雾中，这层东西像一个巨大的网向她盖过来。她有些身不由己。

“凯丽，我……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话柔得把凯丽浑身搓得如无骨的面筋。见凯丽没有马上回应，他又补充道：“只是告别的拥抱。”

告别式的拥抱很常见，尤其是一个雇员离开公司时。凯丽明明知道这个要求不过分，但她身上似乎有某种抗体，固执地拒绝着这种要求。其实她心里很清楚，这是一种害怕，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握，让最后的结果跟要求相符。

凯丽转过身来，嘴角机械地向上翘了一下，试图做出轻松的模样。她伸出右手，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嗨，不要那么俗气嘛！搞得象从此再也见不着似的。你不还在这儿吗？我们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不是吗？来。”声音如同风中的海面波动着，伸出去的手随着波动的声音也微微颤抖。

彼特望着她，长长地咽了口唾沫，没说什么，走过来，用右手握着她的右手。她只觉得自己的手被握得越来越紧……

彼特就这样搂抱着她，一动没动。只有他的胸肌大幅度地起伏着。真年轻啊！这念头莫名地窜上了凯丽的感觉。她情不自禁地伸开双手想去搂着彼特的腰。这一举动又突然让她想起来老公也曾这样抱过她。在彼特的怀里她使劲地摇摇头，顿时清醒了许多，脸上滚过一阵热浪，用手轻轻地推了下彼特，说对不起。彼特的身子震了一下，马上松开了她，也连声说对不起。

凯丽没有看他，也没有说什么，转身向自己的车走去。彼特紧走几步，为她打开车门，在关门之前，他深深地看着凯丽说：“凯丽，谢谢你！”

凯丽对他笑了一笑，把车开走了。车子开出了很远，从后视镜里看，他仍站在那儿看她。她的心猛一收缩，一股热血冲到了脑门。她马上又定了定神，深深吸了口气，脚猛踩油门，风驰电挚般地走了。

那天正好是情人节。（jx）

理性的局限与实证

公理的直观性和不二性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建筑在五大公设或五大公理基础上的。请注意，他意下的公设就是后人所说的公理。

所谓公理，简单地说，就是被广泛认可、无需证明的“真理”。能成为公理，第一点所需要满足的是直观性，可以反复从现象中得到观察验证；第二点是不二性，在某个特定的范畴内，观察得到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比如说欧几里德的第一公设“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可以画直线”，换句我们都熟悉的语言，就是“两点一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欧几里德的整个体系中，他的第五公设，又称平行公理，让后人大伤脑筋。第五公设的原述如下：同平面内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若在某一侧的两个内角和小于二直角的和，则这二直线经无限延长后在这一侧相交。这个阐述不但罗嗦，而且客体涉及“无限”，即不存在的东西，无法从经验中获得直接验证。正因为如此，这个公理最为人杯葛。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地要把它“降级”处理掉，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直观性”的重要。公理演绎体系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它应用了演绎逻辑法。事实上，演绎推理逻辑的方法论对起点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一种假设或者论断都可以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因而无法保障结论的可靠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

虽然“改善”欧几里德公理体系的企图失败了，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平行公理和三角形内角和的内在联系。（在欧氏几何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总是等于１８０度）。从这些研究中诞生了高斯等（内角和大于１８０度）和罗巴切夫斯基（小于１８０度）的非欧几何。至此，人们才意识到欧几里德的第五公设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公理。在能用肉眼观察和感受的时空里，欧氏的第五公设是正确的。

从以上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建立在公理之上的演绎体系，其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理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如果在自然科学中尚且如此，在人文科学中就益发重要了。

逻辑推理与观察验证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实证和推理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多多少少的，可以归结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占了便宜。反过来，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获得极大成功（成就了众多的“西方精密学科”），公理演绎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试图把它运用到人文科学中的尝试层出不穷。

反映在哲学（实际上就是认识论）上，“经验论”和“唯理论”，代表了争锋相对的两大哲学派别。有意思的是，这两派以一条海峡划线，即英伦岛上的“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有培根，休谟等）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的莱布尼茨等）。这两派在知识起源，审美过程，实体范畴等元命题上走了两个极端。

理性主义者推崇精神，相信人的理性用几个原则或几个公理提纲挈领，就可以把握世界的秘密。影响深远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以逻辑演绎作为自己的灵魂，完全摈弃了观察和从历史事件中获得启迪的经验。他们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因此寻求经济法则也只能从个人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主观动机出发。推崇“理性主义”的奥地利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社会的经济行为可以用个体的契约来制约。因此，反对政府介入，对经济活动放任自流（laissez faire），捍卫资产的绝对私有性，并捍卫个人的绝对自由，是这一学派的标志。

经济活动应该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之一。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去研究经济活动，不只具有方法学（哲学）上的独特含义，也有历史渊源。直到１９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都会追踪溯源到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起源和关系上。以理性主义为本的奥地利学派当然更不例外。然而，经济学和哲学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经济学本身对人类眼前的经济决策和行为应该具有指导作用，而这恰恰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最大诟病。以这个学派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无论针对现在还是过去，都无法产生可为实践检验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只能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件，而不能归纳总结升华为可验证的定律，那么这种理论体系在现实中的指导意义往往有限。

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演绎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很容易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却难以对现实和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但是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性的、反应性的色彩，纯以理性思维和演绎难免陷入思辨的陷阱而产生伪论。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成型的经济数学，试图通过数学工具而将经济行为定量化，虽然不完善，甚至存在着很大漏洞，却难以否认它把逻辑演绎带进一个新的层面，推理的结论可以用历史数据检验并修正，更重要的是，能够对未来做出可验证的预测。

治心和治物

《几何原本》进入中国并不晚，却没有象西方那样，激起人们探索自然，特别是宇宙的的热情。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占星或占天。按情理，应该对天文望远镜这一观察宇宙的利器表现出热情来才对。这点实际上并不奇怪。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一是对不可知和命运的膜拜，一是皇权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借口。在这种情境下，是不是看得“真切”根本不重要，保留一份神秘和恐惧感才更合适。

更广泛一点说，到了明朝，自然主义的思想大约已被科举制度彻底扼杀了。实际上从秦皇汉武之后，中国已成了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明朝的朱熹理学更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范本。

中国的历代皇权统治者，很多是从“打家劫舍”中脱颖而出的，所以缺乏系统合理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也就造就了历朝都把道德典范作为治国的法典。在明朝，严格的礼仪制度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朝野上下人人试图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青史留名，甚至不惜以触犯皇帝而达到目的。重德而轻物，《几何原本》所代表的公理演绎体系在中国没有能开花结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各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本来就是情有独钟的。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化发展中思辨本具有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这种从公理定义出发，层层推理，实在是为寻找一条济世救民道路提供了捷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多为一种“雪耻”和“赶超”的民族主义精神所左右，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五四前后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拥抱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领袖崇拜和对“继续革命”教条的无原则的附和呼应，都是这种情节的体现。所以，中国缺乏的，不是公理演绎方法论的掌握或者流行，而是观察实证习俗的深入人心。（ss）

做媒

前年我携家人回国省亲，遇前北京下乡女知青、现上海媳妇李莉。她再三叮嘱我一定得给王爱珍去个电话，并强调说，这是王爱珍的意思！听了这话，心中不免嘀咕：分手都三十好几年了，分手后再没联系过，为什么这时“兴师动众”地寻找我？好事还是坏事？我问太太，太太说她怎么知道，并将了我一军：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没哪！虽说王爱珍年轻时活泼、可爱，但我敢拍胸脯，没打过她主意。有一年麦收，我和王爱珍并肩割麦，她老往我这边靠，我还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差点产生非份之想。不过后来发现，原来她比我能干，割麦比我快，捎带着帮我忙呢。

王爱珍是一九六九年下乡的上海姑娘，但她的性格却没有一点上海小姐的“嗲”声“奶”气。讲话，唧唧喳喳，肆意而发；逗乐，朗朗笑声，穿山越林。有一年，她来猪舍帮工。这边，小傅她们还没来得及把母猪群赶进圈内，那边，小梁打开了种公猪的圈门，准备放牧去。好家伙，发了情的种公猪们，如猛虎下山，直扑母猪群，争先恐后地往母猪身上趴，小梁急得猛甩鞭子都打不开来。这时，正在担食喂猪的王爱珍看到了，指手划脚地高声喊叫起来：不好啦，打架啦，它们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哪！小梁的鞭声越紧，她的叫嚷声越高。饲养员们在一旁瞅着，乐得不行。

还有一次，她来马号给老刘头当跟车的。在场部拉了货之后，他俩坐在牛车上，吱吱悠悠地回连队。王爱珍手指着老牛后胯下晃晃荡荡的两个大睾丸，问老刘头，那是啥玩艺儿呀？老刘头平素话就不多，象个闷胡芦。一问，不答，二问，还不答。王爱珍急了，问你咋不言语呢？！老刘头用短鞭杆杵了杵那一对大肉球。杵一下，老牛快走几步，又杵一下，老牛又加快几步。王爱珍看了哈哈大笑，奥，原来那玩艺儿是派这用场的！她搞“懂”了，可老刘头犯“胡涂”了，回来后向我“讨教”：“排长，那问题该怎么回答哇？”。

后来不知怎的，我认识了在场部中学教书的宁波知青吴孝增。他个头不高，墩实，说话唠嗑，慢条斯里，咬文嚼字的。接触多了，我对吴孝增印象益好，觉得他肚子里有学问。后来又不知怎的，我答应为他在连里“划拉”一个对象。

现在已忘了当年做那个love match的细节了，不过可以肯定，第一次做媒人，不敢马虎。经过慎重考虑后，我觉得王爱珍合适。谈婚论嫁，讲究的是般配。你看，他俩一动一静；一个开朗，一个稳重；一个率性而为，一个谋后而动，确是天配！。果不其然，他俩相恋后，温度急速上升。吴孝增任教的学校离连队只两三里地，几乎每晚，他下了课，都来王爱珍与另一位食堂女知青合住的宿舍。这时，女伴当然“知趣”，吴孝增一到，她就主动为他俩挪地儿。可次数多了，住在隔壁的食堂姑娘们便开始有意见了。其中钱海宝意见最大：“你听，那王爱珍笑得吆……”是啊，那无拘无束的笑声，从屋里传出来，年岁一年年增大的姑娘们听了，能不心烦意乱么？你有意中人了，可孤苦伶仃的女伴们会作何感受？热恋中的王爱珍当然是不可能顾及到的。

七七年恢复高考，全农场上千名考生中，论考分，我列第二，吴孝增列第一。他考进的是黑龙江的什么大学，毕业后回宁波当了记者。王爱珍则上海、宁波两头跑，相夫教子，上海泡饭加宁波黄泥螺，小家庭生活经营得有条不紊。九十年代，吴孝增官运亨通，借“上海毛脚女婿”的光，当上了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正厅级地方“使节”，迎宾接客，出入厅堂，早已不是当年走乡间黑路赶会恋人的“寒酸相”了。

遵照李莉叮嘱，与王爱珍联系上后，才知道吴、王两位要在一家知名宁波酒家宴请我和太太，并一再嘱咐我，请多少人都没问题。结果，他们招集了三十多位三、四十年未曾谋面的知青老友们。宴会上，王爱珍瞧我穿着土气，送了我两件高档雅戈斯衬衣。从老友们的打扮、举止和谈吐上，让我这海外弱势人士见识了国内今非昔比的场面。

其实，下乡时，我总共做过两次媒。除了吴王一对，当年七连小学教员、哈尔滨女知青李国军和农场汽车队驾驶员、同是哈尔滨知青的小马，也是由我撮合而成的。李国军知书达礼，待人诚恳，小马则吃苦耐劳，为人忠厚，两者匹配，必定也是一对白首偕老的好伉俪。只是山高海阔，与他们久失联络，杳无音讯，未知如今他们过得如何。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借这篇短文寄上一份殷切的祝福。

这辈子只做了两次媒，总算都修成正果，从此金盆洗手。

外遇

我是在一个烧烤会上认识新移民老郑的，那时候他在国内的夫人已来到了加拿大。

老郑其实不老，不到五十。说起来，这个人其貌不扬，原本不会引起我注意的，可是从一些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诸如脚上登一双walk on the cloud的鞋，诸如他抽烟用烟斗，由此可以推想他在国内的生活不会差。

老郑口风很紧，认识他有一两年了，关于他的情况我还不十分清楚，知道他肯定有钱，至于多有钱，为什么有钱，是否会继续有钱，他不说，我也没有好奇心去打听。

老郑很傲，但很低调，很真诚，却有点好色。他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所以交往久了，他就问我，想不想听他的故事？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不过是金钱加美女之类。钱么，再多，与我无关，我既不打算向他借钱，也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好处；至于美女呢，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况且再漂亮的人，天天看，也不过是两只眼睛一张嘴，最终让你喜欢上一个人的，还是性格和人品，其他都是次要的。

那天就我们两个人，老郑要搬家了，算是到我这里来告个别。不知怎的就开始聊起了他的外遇，那是来加拿大以后的。既然已经开了头，我也就有了一点点听下去的兴趣。

小晶是故事的女主角。说她小，其实也三十多了，带着孩子在这里。一个女人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可以想见不容易。她丈夫在国内的一个政府机构工作，做得那是相当不错。小晶当年出国有点负气的意思。她想反正老公一天到晚应酬也见不到，不如走得远点。远点兴许会产生距离美。可是来加也有三五年了，老公不仅没有来的意思，凭着女性直觉，她感觉老公已经有人了，质问他的时候，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说；你的大老婆地位不变，再说你也可以在那边找一个，我不会介意的……他是不会离婚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儿子，他肯定不会放弃，她也不会离婚。从开始的生气到后来的绝望，她不由得滋生出一种恨来。她认为，现在离婚拿到的是个定数，可是如果拖着，则是一个未知数，反正她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嫁，所以她就准备先这么拖下去。

老郑和小晶的认识算是有点意思。小晶车开得不好，有一天车停进去以后，怎么也倒不出来。她左打方向盘，右打方向盘，可那车就是不理会，眼看就要刮到旁边的车了，小晶急得简直就要哭出来。老郑在旁边瞅着，不知道那辆即将被刮的车是否就是他的，小晶情急之下，请他帮忙把车倒出来，他们就这么认识了。

老郑那时候还是个先头部队，他老婆要等他安顿好，买了房子才会来。他倒是回去看过老婆，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和儿子单独住一起。生活的压力和性饥渴，使他不由得有时会焦躁不安，更何况他原本就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么长时间守节，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他要求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罢了。

那天老郑在收拾房间，小晶打电话过来，闲闲地问了一句，忙什么哪？老郑叹了口气道，想老婆呢！也不知道处于什么心理，小晶说，那我过来吧，于是她真的来了。看到房间那么乱，她卷起袖子就忙起来。老郑斜着眼睛看着她，不由得心里一动。

其实男人都有点好色，如果不好色，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只不过区别在于，好男人会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不会轻易有外遇；一般的男人有偷腥的机会不会白白放过；坏男人则是不搞外遇，对不起自己。

老郑属于哪种人呢？我觉得是第二种。那天他也存了偷腥的念头。可就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儿子回来了。后来小晶因为工作调动搬了家，他们就再没有来往了。

讲到他儿子回来的那一段，老郑懊恼地往沙发上一靠，真是到手的鸭子飞了一般的遗憾哪！我问老郑，你爱自己的老婆吗？他语气肯定地说当然，可我很怀疑。那么她爱你吗？她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我有点伤心地叹了口气。

我问老郑，如果那天你儿子没回来，如果你真的和她有染，你是否会事后后悔呢？他想想，说是，心头上会永远有一块石头，搬不开。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摇摇头说，其实我也懂，真的上完床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可男人就喜欢那之前的征服感，尤其是面对一个难以驾驭的女人……

其实对于大多数想外遇的人来说，他们始终还停留在意淫的阶段。发乎情容易，止于礼就难喽。我们毕竟是有感情的人类，感情跟理智有时不搭调，理智上的对错不一定会在感情问题上过得了关，而感情上的问题也不一定能用理智方法来解决，可见，感情与理智之间确实存在着说不清道不白的灰色地带。当年我没有看过电影《阿信》，不知为什么阿信说过的一句话，深深刻在我脑海里：要说什么的时候，先想想再说，这样有些没有必要的话就不用说了。说话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wy）

家中谁作主

“你管得住你老婆不？”朋友问。
“我老婆是领导，老婆管得住我。”我回答。
“现在要找个管得住老婆的男人还真不容易。”朋友感叹道。

回想我和老婆自由恋爱结婚时，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俩在中学时就是同学，后來下乡。返城后到不同单位工作，当时感觉有缘份，就“拜了天地”。我学历，工作和收入都不比我老婆差。结婚后，最初我在家里说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地位与婚后时间成反比，结婚越久，地位越低。我怎么也想不通，结婚二十多年来，怎么从将军变成奴隶了呢？

我最感头痛的还是老婆随便发脾气，而且不知从那里找来一大堆振振有词的理由。

“家里是畅所欲言的地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家里是疗伤的地方，在外面受了伤，就要在家里疗伤。”
“你知道我这脾气，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
“看到家里这么乱就想发脾气。”
“有气不发出来，心里不舒服，久了还会生病。”
“我那根本不是发脾气，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

我试着问：“你在外面彬彬有礼，为什么回到家就这么凶？”
老婆答：“在外面每个人都戴一个假面具，回到家里就脱了。”
我又试着问：“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和别人比较，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和别人比较。”
老婆答：“比较是想让你知耻而后勇，不断改进，变得更好！”

闭来无事，随便翻翻书。发现惧内也是古今中外都有。北宋的苏东坡的好友陈季常，怕老婆出名。苏东坡还写了一首诗取笑他。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
柱杖落地心茫然。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老婆也是凶悍出名。有一天苏格拉底正在向他的学生讲解哲学，他老婆在后面破口大骂。苏格拉底只当耳边风，继续他的讲学。他老婆又把一盆洗脚水泼在他头上。苏格拉底淋得象个落汤鸡，但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我就知道，电闪雷鸣之后，一定会有倾盆大雨！”

当然话又说回来，我还不想这么轻易失去领导权。所以找了一个机会对老婆说：“亲爱的，你看一个家有这么多事，总得有人拿主意。”
“谁对就听谁的。”老婆倒也干脆。
结果是，老婆永远正确！

看来是没救了，但机会又来了。老婆说她想成为基督徒，我立即表示赞成，并与老婆同时受洗。查经时，我对这一段经文特别感动。

以弗所书５：２２－２４。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但我发现洗礼后唯一的改变，就是每次家里开饭前，老婆总是说：“现在让我们家里的头给大家做谢饭祷告。”其它事仍然作不了主。

有一次与老婆分享上面那段经文。老婆说：“你这是断章取义。下面还有。２５：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爱我吗？” 老婆问：
“爱。” 我答：
老婆说：“爱是要有行动的，比如重要的日子，你要送我鲜花。平时多做家务，让我高兴，听我话……”
我说：“罢了，我们家还是你说了算。你叫干啥就干啥。”

后来进一步学习圣经，发现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也管不住老婆。上帝说不能吃伊甸园里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也就是亚当的老婆，说可以吃。

你猜猜，亚当是听上帝的话呢，还是老婆的话？

结果大家都知道。人类从此获罪，影响持续到今天，以至于我们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看来争夺家庭领导权的想法只能暂时搁一搁了。（虚构）

我的牛年Resolutions

新年夷始，西人常make resolutions。Resolutions要在中文里找出一个对应词，不太容易。用“立志”这个词，太大，太笼统；用“决心”这个词，太空洞，不具体。比较好的译法还是：下决心要实现的计划。句子是长了点，不过，意思比较明确。

今年是牛年。那么，我的牛年Resolutions是什么呢？

第一，八卦护身。

牛年是我的本命年。不少朋友说，本命年呐要小心。为避灾祸，图吉利，建议我着红衣，穿红裤，戴红帽，脖梗子上最好再挂个保命锁之类的。那不成马戏团丑角了吗？不过，今年我届“耳顺”之岁，理应从善如流。虽然八卦之类，信者恒信，疑者恒疑，但我觉得，本命年过日子，小心点总没错。于是，按照建议，我在Old Navy买了三条红内裤，两件红体恤衫，365天可以替换着穿。太太还在商场为我买了块用红丝绳穿引的刻有牛像的缅甸玉，挂在胸前以为护身。

第二，坚持游泳。

从去年开始，每隔一天，下了班我都去社区中心游泳一个小时，外加热水漩涡里泡澡半小时，坚持至今，获益良多：不但增强了体质，还结识了友情（且看另文分说）。在新的一年里，除特殊情况外，我将继续每天游泳一小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第三，提高舞艺。

学跳交谊舞、拉丁舞是受太太鼓动。几年来，由入门到兴趣，舞艺也逐步提高。去年坐Cruise到墨西哥度假时，几乎每晚与太太到舞厅翩翩起舞，其乐无穷。今年计划参加高一级的舞蹈学习班，除了熟练舞步外，还将在舞姿、乐感和舞风等方面下下工夫。平时尽量多参加一些舞会，并抽出时间在家多多练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今年安排出国旅游度假两次。

一次是五月去英国剑桥，参加儿子的硕士学位典礼及剑桥大学800周年校庆活动。结束后，游览英伦三岛风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另外一次，计划在金秋十月回国省亲和探访朋友。回国前，则顺道先去台湾作环岛游：阿里山、日月潭、台北101和高雄爱河等。

乡音

乡音是儿时母亲唱给我的童谣
常伴我进入梦乡

乡音是小学老师清脆的方言普通话
送我们走出了河谷，走出了山庄

乡音是乡间集市上那激昂的吆喝
朴实、真诚中充满希望

乡音是庄户人劳作时的谈笑
满是欢欣，满是豪爽

乡音是山间小鸟的鸣叫
一路欢语，一路歌唱

乡音是山中流淌的小溪
把大山的期盼带向远方

乡音还是一条无形的细丝啊
时刻牵动着每一个游子的心房

(写给千百万返乡过节的中国民工 -- 海外民工)

神圣家族教堂：呕心沥血之作

到巴塞罗那旅游，最应该去，也是最值得去的，是神圣家族教堂（Temple De La Sagrada Familia）。神圣家族教堂也被称作圣家教堂。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完成，就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是世界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宗教建筑之一，也是巴塞罗那、西班牙、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宏伟的建筑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它是西班牙现代派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 Cornet，1852-1926）的呕心沥血之作。

坐落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的神圣家族教堂，于1882年开始兴建，1926年因高迪不幸死于车祸而告中断。教堂原计划建造３个门、１８个竹笋状尖塔，但高迪在世时费时四十多年，只建造了一个门即圣诞门和８个尖塔。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神圣家族教堂工程便因此搁浅，无人再去问津。

1939年内战结束后，西班牙建筑学界和天主教会就神圣家族教堂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一派认为，神圣家族教堂不应续建，必须让它完整地保留高迪的建筑风格，就像著名的断臂维纳斯的断臂一样。另一派认为，教堂应该续建，因为高迪设计的整个教堂建筑模型尚在，后人应该完成高迪的未尽事业。在最后投票表决中，续建派获胜，神圣家族教堂因而得以续建。

今天我去参观神圣家族大教堂时，这里仍在大兴土木。教堂里面的地面上，到处堆放着钢筋、水泥及石材等。但是，来自世界各地虔诚的信徒和游客，却络绎不绝。其实，人们到此除观赏高迪的杰作外，也还要看看这个教堂的跌宕起伏的建筑过程。

在神圣家族教堂，已建成的圣诞门和受难门的高大外墙上，雕刻着许多圣经故事。高迪在世时建造的圣诞门，可谓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整个门墙上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分布着表现耶稣诞生的雕塑，建筑难度极高。受难门则为后人所建，尽管门墙上“最后的晚餐”等雕塑功力匪浅，但与圣诞门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很难与高迪的创作融为一体。后人的艺术想象、建筑风格显然与高迪有所差别。

高迪是享誉世界的西班牙现代建筑大师。他的建筑设计奇特且崇尚自然，故建筑物上常常带有动物或植物的形状。神圣家族大教堂是高迪的代表作，教堂的高大内柱，有的被设计成竹节，节节向上，顶部还呈竹叶状，竹竿上趴着蜥蜴、青蛙和各种鸟类等动物。所以，走进神圣家族大教堂，有如进入田园或原始森林之感。神圣家族大教堂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怪异、最震撼的建筑之一。

神圣家族教堂前前后后续建了一百多年，尚未完工，其原因除建筑难度极大外，资金匮乏也是一个因素。神圣家族教堂的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和企业及信徒的捐款。于是，神圣家族教堂项目有资金就建，没资金就停。建建停停，停停建建，至今尚未完成总工程的三分之一，整个教堂最终何时完工只有天才知道。

其实在西方，用几个世纪的功夫建一座教堂的例子，比比皆是。米兰主教堂用了100年，乌尔姆主教堂用了115年，亚眠大教堂用了190年，佛罗伦萨主教堂用了200年，比萨大教堂用了221年，而西敏寺教堂和科隆大教堂都用了500年的时间。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云冈石窟的开凿费时60余年，龙门石窟用400余年的时间得以建成，敦煌莫高窟竟建了900多年，而几乎所有的寺观庙宇，都经历过屡建屡毁、几度反复的沧桑。

已习惯于“大干快上”，“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现代人，是没有耐性去等待那长不高的墙柱、撑不起的脊檩的，更无法容忍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们在未完成的穹顶画下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多纳太罗、贝尼尼们因为毫厘之差而执意毁弃几近告竣的雕塑。资金充足、电机助势、预件拼装的现代工艺，没法不让工程快捷，但今日的建筑工人，实在无法体味古代工匠融情感责任、忠实坚贞于其间的艺术创造。虔诚化作精细，笃信转为极致，不是巧夺天工，也是鬼斧神工。

苦恋

小马爱卿尚莲，那才叫刻骨铭心。七十年代中期某晚，我俩在连队养鱼池旁的小路上散步，小马深深吸了口气说：“她的头发乌黑铮亮，真美呵……”我不忍打断小马的情思，低头望着那点点泛亮的池水和一群群结伴游弋的小鱼儿，没发一言。

三十多年过去了，卿尚莲随北京市银行考察团到北美考察，在温哥华停留一晚，我们马上把她接到家里。太太烧了很多菜，可她的话比菜还多，挽着卿大爷（尚莲在北大荒时的外号）的胳膊，絮絮叨叨的说个没完，我都插不上一句。后来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竟劈头发问：“你的头都不见白发，有染过吧？”“没，从没染过。”她不经意地快速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她的回答立即勾起我此文开头的回忆。

小马是北京男二十五中下乡的。论外表，他绝对是金城武式的俊男。中等偏高身材，墩实，脸部棱角分明，加上爽直勤快的个性，在连里是个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北方汉子。他追求卿尚莲的事儿，连里尽人皆知，卿尚莲能没感觉？不太可能。但她不动声色，好象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刚下乡时，卿尚莲是我的副班长，瘦高挑的个子，讲话从来轻声细语的，干起活来却很玩命。麦收时往高高耸起的粮囤里扛晒干的麦子，那帮北京女十二中来的姑娘们一个赛过一个。张莲、袁齐放扛起二百多斤的粮袋如脚底生风，蹬蹬地往跳板上冲；卿尚莲身高腰细，扛着麦袋，肩膀左倾，臀部右拐，身体成S形，居然也能在三节跳板上保持动态平衡。小马追卿尚莲的时候，他俩都已在机务上了，但拖拉机和康拜因的轰鸣声，仍然没能催生这朵感情的幸福花。之后，卿尚莲因健康不堪劳动负荷（印象中患神经性呕吐），被调去其它连队的小学校当教员，而小马则因情感受挫远走高飞，离开这片伤心地，转插去了河南。八十年代初，小马跑运输到上海。他来我家探访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与小马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不同，武大牙则横刀跃马，“拦路”求爱，没得半点“含糊”。谁知，上海小姐的爱情神经竟然经不住这北方骁勇的直率冲动，小花狗（花建萍的别号）受了“惊吓”，再不敢轻易出宿舍，出门还得与女友结伴走。不知怎的，这事儿传到上海她父亲耳中。那年，我是连副，恰好返沪探亲，花建萍父亲找到我家，首先郑重其事地表示他对此事的关切，其次要我回去后向连领导们转达上海工人阶级的致敬问候。肩负“上海工人阶级的嘱托”，回连后我直接找武大牙聊了一次。武大牙通情达理，没再“骚扰”小花狗，所以向领导“致敬”之类的事儿，自然免了。

其实，武大牙是个正经八摆的小伙子，喝松花江水长大，皮肤白皙，虽说长了一对虎牙，但丝毫不影响长相。后来太太到日本留学告诉我，那虎牙在日本还挺吃香呢，东洋姑娘们都巴不得长一口，以其为美，不过，武大牙没那福气，况且又是个血性男儿。以后，小花狗与改名“红卫”的北京知青陈国曦恋爱，终成眷属。小花狗父亲也曾致过敬，关过切，但人家小两口儿爱得如胶似漆，结婚后日子也过得红火。小花狗父亲最终只好认了。

世界上的事情，数恋爱微妙。世界上的享乐，则没有比恋爱更隽永回味的了。恋过，爱过，不管成功与否，都是诗，都是歌，都是酒，都是蜜。宁波知青家瑞和北京知青XX恋过，我见证了，因为家瑞曾与我同住一屋，是好朋友。但他们的恋爱没能成功，没有结果。上海知青金龙和哈尔滨知青XX恋过，我也见证了，因为金龙曾与我同住一屋，也是好朋友。但他们的恋爱也没成功，也无结果。在我眼里，他们的恋情虽无花前月下，却有如冰清雪洁，十分纯真。如今他们都已天各一方，分别成家立业，花甲之年，抚今追昔，那份年轻时曾经有过的爱，如烟，如云，随苦涩岁月一同飘走。

那是非常时代的非常爱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局的急剧转变，打乱了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中相恋相爱的脚步。返城后的地域差距，户籍限制，以及迫在眉睫的生活工作压力等等，象一砣砣盐巴投撒在花圃里，苦涩的土壤怎能培育出自由爱情的花朵？

过年

小孩盼过年，老人怕过年。现在自己到了这把岁数，倒也觉得有道理。小孩子们盼过年，除了童心稚真，喜欢新鲜刺激，企盼平时不容易吃到的食品也是一个原因。而老人们怕过年，是因为自己老了，觉得岁月无多。

现在国内外物质丰富，大多数孩子们早就不在意吃什么了。而我们老之将至的人最不忍想、不忍提起的，则是年纪。年纪这个东西，不管你喜欢与否，照样跟着闹钟嘀嘀哒哒地往前走，不容往回拨。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刻，哇，又“老”了一岁，连找茬庆祝吃喝一顿的兴头儿，都提不起来了。

不过，人嘛，谁都要变老，所以，该乐还得乐，该玩还得玩，该罗嗦还得接着罗嗦。转身就是一辈子嘛，跟谁过意不去都可以，就是别跟自己过意不去。

而且，人这个时候更应加紧享受亲情、友情、爱情、心情。亲情者，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孩子是也。友情者，朋友至交，逢年过节问候一声不能少。爱情嘛，情人牵手，偕伴终老。心情嘛，自我享受，自得其乐，也是难得境界。

为了一个好心情，记住“知足者常乐”这句至理名言，抛弃“小人常戚戚”的心态。即便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肆庆祝的，也想着自己“没钱有饭吃，没病有酒喝”的幸福。毛爷一辈子打江山、坐江山，省吃俭用，唯一的睡衣据说有73个补丁。你说这叫啥日子？老毛活着的时候被塑成神仙，还不是照蹬腿儿，被做成标本展览了，还不如我们生斗小民，吃喝玩乐、爱恨情仇的日子过的写意呢。

回首这一辈子，不想过年，年年过；不想还债，笔笔还。人生嘛，被时间的江河推着走，由不得你。既如此，索性不要在意太多，在意所谓的成败得失。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如愿。人生的各种事情全是金字塔式结构，从“一将功成万骨枯” 到“阳春白雪，合者寡之”，人生只能走了一步，算一步。

着眼于目前的生活，人的心胸会开放些，经得起玩笑、挫折、不如意，也懂得享受当下的生活，常怀感恩之心。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宗教人士们还比较让人理解些。比如，基督教友们总是说要感恩上帝。虽然我对于他们跪着哆嗦，不太喜欢，但起码人家感恩之心还是可歌可泣的。

写到这里，突然醒悟过来。中国有句俗话叫，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可人家小二不照过不误，连杨白劳过年也借几斤白面包饺子呢。我们怎么也比小二、老杨之类的过得好些吧？所以，咱还要记住，攀比，不可跟富人比。比上，总有不足。咱要跟小二、老杨比。比下，总有富余。比的方向一变，这感觉可就不一样了。比下，我们总能神采奕奕，心满意足的，那幸福的感觉可就满坑满谷了，说不定，牙缝里还会迸出嘿嘿的一声来。

这才是：晃晃荡荡过一年，稀里糊涂度一生。怎么过，也是老。那就趁早高兴一回，风流一把吧。（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