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未必料到他所刻画的“外边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往外冲”的情境，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每个人都可能碰上。
我们有生之年，最大的围城莫过于“文革”。“文革”初起，差不多每个人都往里冲，不管想的通，还是想不通。尽管当时很多人觉得事情来得突兀、一时感到茫然：搞革命，不搞生产，不上课，对吗？文批，武斗，搞得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行吗？但有谁会，或者敢，怀疑英明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挨了批斗、受了冲击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们，除受不了“阴阳头”、“喷气式”等刑罚的羞辱外，内心恐怕仍在责备自己没能“紧跟”，“站错队”了，诚心诚意地作交代写检查呢。许多知识界精英，象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人，由于受不了身心折磨，不得不选择自尽的不归路，但他们临死前留下的字条（连象样的遗书、绝笔都谈不上）上，除了为保姆撇清“知情不报”的罪名外，有的更不忘亲笔写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曾在各自领域里做出不朽贡献的、高智商的人杰，就这么冤死在“文革”的围城里了，不但往外冲的机会没能等到，而且连自己的死因都没弄清。
“文革”后，说要“反思”、“拨乱反正”了，大家便争先恐后地从围城里“往外冲”。一边冲，一边又你推我捅，互相使绊脚、搞倾轧。那时，我在上海一所高校读书、教书，亲眼目睹了后“文革”时期你争我斗的百丑图。高等学府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竟不顾体面，丢尽斯文，拉破脸撕烂嘴地埋汰、诋毁昔日的对立派，其手法之低劣，用心之狠毒，堪与“文革”恶行相“媲美”。敝系有一位“文革”中受冲击的老教师，“文革”后鹞子翻身，当上了系副主任，还一个劲儿争取入党。入党后，一面自吹自擂，冒充“学术权威”（其实，终其一生不过写了几篇听课笔录，收集别人文章编了几部文集而已），另一面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搞党同伐异、派系斗争。系里的教师们不得不面临重新“站队”的选择，分“左、中、右”，别“敌、我、友”，好像回到了另一次“文革”。当时的我，旁观之，不胜唏嘘：这围城，一旦冲进去了，很难再出得来的呀。
我们这一代人，遇上的另一个围城是“上山下乡”。当年不管写了血书的，自愿报名的，还是在“一片红”浪潮的裹挟下不得已出走的，都进了这围城。这围城的英文名，叫“Labour Camp”，中文可直译为“劳动营”或“劳改营”。这是通过体力劳动达到“兴无灭资”、改造思想为目的的集中营。那时，处在青春逆反期的年轻人，在革命狂热的煽动下，摘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扛起行囊，一窝蜂一窝蜂地冲进了这围城。围城自有围城的革命激情，围城更有围城的“革命纪律”。一旦激情不再，围城戒严的时候，无休止的“整肃”和“批判”，终于使这群天真浪漫的青年人，饱尝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整风时所遭整肃的“酸甜苦辣”。四十年代的革命知青王实味是被砍了脑袋的，六七十年代下乡的激情年青人未必遭此恶运，不过他们本用以自由、独立思想的头颅，实际上早被抹去了，不管整肃者，还是被整者，概莫能外。
所以，这围城最终不是被围城里挣扎着的青年人冲破的，而是被继位最高领导人的“白猫黑猫”捣烂的。中国的可悲不在于亿万国人的“沉睡”，而在于他们的“觉醒”有待于最高领导者的“点拨”和“指引”，因此，这种“觉醒”是不是真的“觉醒”，实在很难说。
如今，这“上山下乡”的围城不存在了，当年的红卫兵-知青们也都步入了晚年，但从连篇累牍的知青回忆、意兴未尽的集体返乡、以及诸如“青春无悔”、“知青情结”和“魂系热土”的激情口号中，我仍能望见那围城的影子。物质的围城尚易冲破，思想的围城却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在集体主义意识垄断的围城里生活久了，出了围城又迫于生计和养家糊口的人，是不习惯独立思想和自由生活的，缺了激情的玛啡，少了集体的三温暖，日子反而过不舒坦。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代人的激情依旧，因为这一代人毕竟老了，昔日的激情终究会随这一代人的逝去而消退的，而且不用担心它会传染于下一代。但自由思想的种子总要出土、发芽、开花，自由思想的接力棒总应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曾被愚弄，走过弯路，遭罪患难的一代人，有责任告诉后人那“史无前例的”围城真相。红卫兵-知青，文革-上山下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被定位在错误的、丑陋的一边，这是无可争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