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私”

从小就学习斗“私”。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受过这样的教育：“私”是万“恶”之源，必须铲草除根，连“一闪念”都不能放过，否则，学习搞得再好，走的仍然是“白专道路”。下面我就讲几件中学时代斗“私” 的经历。

念初中时，我们每年都会下乡一到两周。不知道那是教学大纲里的规定，还是学校贯彻“阶级教育”时外加的一项政治任务？反正那时年纪小，不太搞得明白。不过，对下乡劳动，我们觉得挺新鲜。老在城市里呆着，每天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少了点生气，下下乡，换换空气，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们去的是郊县农村，住在农民家里，睡的是用晒干稻草垫底的地铺，吃的则都由炊事班同学统一做。那里有血吸虫病史，所以炊事班的同学下河洗东西，都得抹上什么防护膏之类的，我们一般就不洗衣服了，反正一两个礼拜，挺一挺就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干的活主要是用锄头铁搭翻土，而农民伯伯的“技术”比我们先进，用水牛套犁耕地。我们的手从小仅握过笔杆，现在要每天举起锄头铁搭劳作，虽只十天半月，仍是不小的考验。但是，考验更大的，还是用手抓起牛粪或用人的屎尿搅拌和沤过的土肥，往地里撒，那气味不好受，下工后，打肥皂使劲挫手上的臭味，恨不得把手搓去一层皮。

下乡归来，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思想小结”，谈谈下乡劳动的体会。我的小结被当成了范文，在课堂上由老师念出来。其中，我写了一个“私心杂念”，大意是：每天劳动很累，心里就盼着下雨，因为天一下雨，我们便不用出工了。接着，我就“批判”那个“活思想”：农民伯伯会有这个想法么？要是天下雨，农民都不下地种粮的话，我们吃什么呢？！结论是：我们与农民伯伯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了。老师说我写得好。这是我最早的一次斗“私”经验。

显然，斗“私”的关键，在于暴露思想。你心里怎么想的，该象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地摊出来，不能有半点隐秘。记得有一位女同学，出身于艺术家庭，母亲是著名越剧演员。她亦能歌善舞，在班上很活跃，又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争取入团就得向组织“如实”汇报思想，据说她向团支书透露了暗恋某男同学的事情，结果她的入团愿望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那件事还被当成“丑闻”在同学中口耳相传，不知道给她平添了多大压力。现在，她已经是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了。

从初中开始，我们每星期都上政治课，学校特地从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政治课的内容仍然是思想教育，不过在斗“私”后面又加上了批“修”二字，意思是，如果不把私心杂念斗掉批臭，就会有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教政治课的老师姓孙，是从苏州的一家毛纺厂调来的，他要我们联系思想写周记，记录每周斗“私” 批“修”的体会。

国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从外校考进高中的。当时考进高中的外校同学多数是工人子弟，家离学校比较远，一般都有半小时以上的路程，但他们每天都步行上学，因此中午饭都在学校吃。学校只提供蒸饭的方便，菜肴都由学生自备。一次周记中，国良“暴露”了自己的爱面子的思想：看到别的同学每天午饭的菜肴有荤有素，而自己带来的却是些咸菜罗卜干，觉得“难为情”。 孙老师看了大加赞赏，在班上举一反三，讲了好几堂课。后来，国良当上学校团委委员，是不是与那次斗“私” 批“修”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国良学习成绩挺好，称得上“品学兼优”，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

班上的女团支部书记就颇招人非议了，因为她过于热衷政治，一天到晚地找同学“谈心”，“交流”思想，没时间搞自己的功课，结果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要不是后来闹“文革”，我怀疑她大学未必能考上。其实，她的功课原来挺好的，尤其是作文，文字平实，却写得活泼生动并有思想性，获过好几次作文竞赛奖。那时，我别的科目成绩都不错，就是作文写不好，想向她取经，却又怕她政治挂帅，被她抓上谈心，耽误学习，所以没敢上门讨教。“文革”中，她是第一批志愿下乡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我知道她身体并不好，印象中曾切除过一个腰子，人又长的弱小，心中不免为她担忧，但我仍然对她怀有某种同情和敬意的。

经过十年“文革”，我们才都明白，私和公，原本不应该彼此对立的。公由千千万万个“私”所组成，没有“私”，何来公？但是，私与私之间会产生矛盾，存在差异，所以必须有一个共同体来进行协调，制定契约，实行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公”。因此，不承认私，消灭私，甚至连个人的隐私都不允许存在，公不仅成了无本之源，而且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反过来，只重私利，不讲公义，中饱私囊，弱肉强食，人性就会腐败沉沦，社会必将分崩离析。

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大公无私不存在，自私自利不足取。这道理如此简单明了，枉费了十几年的政治课。

游泳池里的人生

我坚持每天下班后游泳已有两年了。坚持锻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原有的腰背痛，心肺功能弱，口腔溃疡，睡眠不好等毛病不见了，而且三高（血脂，血压，血糖）指标正常，精力比以前充沛，身心感觉年轻了许多。上个月公司提供免费的骨密度测试，规定55岁以上的员工才可享受。这倒不是公司小气，不肯出那份钱，而是年纪轻做测试没必要。可是，当我心安理得地坐到测试器前时，却被医务人员微笑着拒绝了：“Sorry, you are not qualified（对不起，你不够格）!”我掏出驾照给她看，她竟倒抽一口气：“Oh, my God, you look so young（哇，上帝，你看来太年轻啦）!”我的自鸣得意，你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爱搭理人，可在游泳馆内总有一些年轻人，甚至少妇、大嫂、大婶的借故跟我搭讪。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经常游泳变得体格健硕、面目姣好，“吸引”人（可能有点自恋吧）的缘故，而是当她们知道我是个老留学生、老移民的时候，觉得我是她们“一师难求”的好咨询对象，例如英语怎么学才能进步快啦，小孩进哪所学校好哇，工作如何找啊等等，都是她们关心和渴望得到同胞前辈解答的问题。

有一天，我刚在热水池里浸泡完毕爬上来，一位在躺椅上歇息的少妇主动向我打招呼，我便坐到她旁边空着的椅子上。谈话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足足谈了个把小 时，回家都过了晚餐时间。第二天是周末，不成想，那少妇意尤未尽，又往我家打来电话。接电话的是太太。太太一听是清脆悦耳的女人声音，没等对方开讲，一连 串问题就象炮弹似地轰过去了：“你是谁啊？”“怎么认识我先生的？”“认识多久啦？”吓得对方没敢接着往下说，赶紧撂了电话。我批评太太没礼貌。后来我在游泳池里又遇着那位少妇，才知道那天不过邀请我参加他们新移民的聚会而已。

其实，我在游泳池里结交的男性朋友也不少，譬如老孙。老孙是个货柜车司机，隔周出一次车，出车就跑远道，一般都是往东部的纽约或多伦多送货。不出车的那一周便是工休，工休日他就来泳池泡澡和坐桑拿。我挺羡慕他的工作，时常梦幻着开车横贯美洲大陆，特别是穿越中部草原省那一望无际的田野，把车设在恒速驾驶的档 子上，人坐在车里就象坐在一叶扁舟上，在浩瀚的麦海里追波逐浪。因此每当老孙向我描述各种出车的经历时，我都百听不厌，并要他答应以后有机会带我走一趟。他说，一次就够，咱的活不是你们坐办公室的人消受得了的。那话我信，我曾开车南下去过洛杉矶，跑长途真得有点耐力和恒心。

老孙出国前是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吃得起苦，耐得住疲劳和寂寞，所以干货柜车司机这一行，不在话下，况且他还有个贤内助，帮他打理家庭，教育孩子。老孙轮休的日子就带着太太一起来游泳馆，在热水池旁替太太做按摩，做按摩时的那股细心劲儿，别的娘们看了，都快羡慕死了。

有一天，老孙带着一起开货柜车的小马来游泳池见我。小马刚三十出头，过去在国内打篮球，据他讲姚明在上海青年队的时候，他也在，不过他受伤后就远走高飞来加 拿大了。身高近两米的小马是我同乡，苏州人，但他的个性却象闯关东的山东大汉。他到加拿大不过五六年，竟开过两家餐馆，而且都不在都市，而在边远小镇。后来他用开餐馆赚的钱，买了货柜车，自己当老板，专为屠宰厂往东部送猪肉。

老孙年长疼小马，要我在公司里为他找个对象。当货柜车司机常年在外，谈恋爱不容易，结了婚麻烦更多，现在有哪个年轻女人肯安心在家守寂寞的？小马理解这一点，所以要我别多操心，没合适的就拉倒，一辈子独来独往也挺好。他耐得住，可他父母则等不起，就这么个儿子可指望，因此“磕头作揖”地求我帮忙。而我，竟破了金盆洗手不再做love match的誓言，开始为他寻摸对象，只是到现在还不成有眉目。

两年来，我在游泳馆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但大多数就象长途跋涉中过客，有的擦肩几次不见了，有的同路一段告退了，真正不懈往前走的，仍然是少数，所以每次游泳时总能看到一些新面孔，而那些新面孔呢，往往也只是在水中扑腾几下，溅一些水花，便钻进桑拿屋或跳进热水池歇息去了，每天坚持游上一小时的，就我、小郑和老钱三人。

小郑自天津来加拿大才四、五年，不过从他落地的第一天起，就来泳馆游泳。四、五年来，除了回国探亲，一天没拉。去年他因公司缩编裁员，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照常每天来游泳，看不出半点灰头土脸，失去生活乐趣的样子，依然不紧不慢地划动双臂，翻动着不怵不惊的白色水花。我欣赏他的心态，觉得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差不哪儿去，便伸出援手，帮他找到了工作。

老钱是个台湾人，五十岁上下，早早结束大陆的生意后，就回温哥华退休“养老”来了，但他仍很忙碌。每周两天与朋友结伴爬山，两天去学校学英语，两天参加慈济 基金会组织的志愿活动：不是到社区食物银行义务劳动，就是去粥棚为流浪汉们煮饭送餐。做完那些事后，他都来泳池游完两千米，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健康，也非常有意义。

短短两年时间，不过是小小的生命旅程。游泳，象做别的任何事一样，开始只是兴趣，接着是认真，后来是坚持，再后来就是习惯。两年下来，我熟悉了泳池里的每一块瓷砖，以及它们在不同光线中反射的差别。蓝白相间的缝隙就像记载岁月的标签，把我这两年多在这里从兴趣，认真，坚持到习惯一一做了精准的划分。

短短两年时间，是又一个人生的开始。每天下班后，进了泳池，就象进了疗养院，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水流的亲吻和爱抚。春天来了，它给我带来春的色彩和妩媚；夏天到了，它帮我去除酷暑的烦躁和郁闷；秋令时分，流水带走了象在落叶中行走的伤感；寒冬来临，水花在奋力拍击中蒸腾出新的希望。

人生如游泳，贵在认真，贵在坚持。做任何事，只要认真和坚持，一定会有成果。

一九四九

痖弦的一九四九

最近我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书中记载了诗人痖弦的一段遭遇：

一九四八年，痖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痖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国军，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 的！”六十年后，痖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痖弦现居温哥华。温哥华有很多这样的国民党“老兵”。那年代的国共战争把他们抛向了海峡彼岸，一去便不能复返，宛若天地之隔。半个世纪后，虽然国共和解了，但那揪人心肺的亲情乡谊却如早已褪了色的船票邮票一样，在记忆的沧桑中逝去了。他们选择更遥远的第三地度过余生。

老张的一九四九

老张是我的忘年交，我认识他纯属偶然。那是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课余我替蓝夫露卫生保健公司当Truck Driver，开车到各家老人院接收替换下来的脏衣裤被褥，洗净后再送回去。西区的老人院我经常去，每次去，与我做交接的都是老张。起初我以为他是香港人，因为他操一口流利广东话。后来熟了才知道我们是上海老乡。老张说，四九年上海“沦陷”前随外国公司迁往香港，六十年代香港闹暴动，人心惶惶，他便带着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没回过出生地上海。一次到他家做访，老张兴奋地告诉我，打算明年退休后回去看看，上海的哥哥早去世了，但还有两个侄女在。

第二年，老张退休了，我们仍有联系。我关心他的上海之旅，每次问起他，他总显得那么兴致勃勃。可是有一天，老张太太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老张住院了。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老张因发现脑部肿瘤动了手术。深夜，我守在病床前安慰他。老张攥着我的手，流着泪喃喃地说，“回不去了，上海回不去了，侄女们都还等着我呢。”

三个月后，老张去世了。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世——那个漂泊了一生的人世。

我的一九四九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一是因为头胎，母亲没经验，二是生在兵荒马乱之际，所以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听妈妈说，我出生后成天啼哭，不得安宁，可见我从小身体不好。身体不舒服，才会哭闹的。

那时我家住在虹口棚户区，好婆开了家烟纸店，据说曾遭溃退的逃兵抢劫一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长孙的健康平安。于是，好婆默默准备了香烛，到南市的城隍庙烧香磕头去了。因此，我是在好婆的关爱和城隍老爷的保佑下长大的。好婆一直视我为“心肝”，不愿我离她半步。

但我还是离开了。我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在“文革”。不只我，全国上千万在学青年都得离开家门，离开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后人常会问，你们那时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它不是一道选择题，用非此即彼的答案能够说清楚的。我想，模糊的回答可以是：既是“自愿”的，也是“强迫”的，因为那个年代，自愿与强迫几乎是同义词。准确的回答应该是：那至少不是自由的。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恐怕没有什么人愿意不上学去做苦力，不留城而上山下乡的。要不当“文革”结束允许知青返城时，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不跑回城市的呢？

我第二次离开家门，准确讲，离开国门，是在不惑之年。那次离家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当时有没有挣扎？也有。结束十年农村生活后，差不多又花了十年，立了业成了家，孩子尚小，父母垂老，但受出国潮的裹挟，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也为了自己学业发展和孩子的未来，毅然跨出了国门。出国后才知道那也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在学业最紧张的时刻，母亲病重过世了，我竟没能赶回去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这么多年来，母亲去世前在国际长途中的叮嘱经常在耳边回响：“不要回来，别把学业耽误了……”这时我总会涕留满面。

痖弦，老张和我都是游子。不同时代，不同原因，我们走了相同的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所有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大多因为形势所“迫”。那形势可以是政治的（如痖弦），可以是经济的（如老张），也可以是文化教育的（如吾等之辈）。个人拗不过形势，在大形势的逼迫，驱使甚而诱惑之下无可奈何，不由自主，只得顺势而为。但由此而生的生离死别，离情别绪，便发生在一个码头，一个车站，或一个机场——上了船，上了车，或上了飞机，便是一段难以抚平的历史。

历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不堪承受的重负，因为我们的历史从来就是形势支配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势的历史。什么时候人不再受形势支配，人能够驾驭形势了，历史才会真正治愈自身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