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中文的争论

昨晚，本地中文电视台播出一个Call-in节目，讨论学校该不该开设中文课程，打电话发表意见的人很多。出乎意料的是，其中持反对态度的占了多数，而且听口音，多半还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反对的理由除了教育经费紧张，教学效果不彰，妨碍英语学习等等外，主要集中在“学中文有没有用处”上。

有一位家长举自己已在联邦政府工作的儿子为例，强烈反对学中文。她说，儿子在中学时选修了中文，却没学法文，结果现在晋升遇到了瓶颈，联邦政府年薪12 万以上的职位都要求会操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学会中文有什么用呢？难道让我们的子弟永远在低级岗位上混吗？！”那位家长镇镇有词地责问。

也有听众指出，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今后与大陆贸易势必越来越多，学中文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但这种意见立即遭到了反驳：设中文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到中国做生意的人吗？到中国做生意的必竟是少数，多数人学了中文又有什么用处啊？

台上嘉宾是分别来自两个学区的港籍学务委员和一位长期从事非英语语言教育的台籍女士。他们认为，在中小学开设中文课，是应映了许多家长的要求，其中也包括非华裔家长。他们都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嘉宾还强调，不仅中文，还有别的语言，如印度旁遮语、阿拉伯语等，只要有需要有条件，都应加设课程，为孩子们提供更多语言学习的选择。加拿大是一个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通过语言学习，可以使孩子们从小了解各民族的文化，有利于促进种族间和谐共处。

据嘉宾介绍，在华人集居的烈治文市，提议开办华语教育计划的，恰恰是六位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裔家长。由于出生地条件限制，他们过去没机会学中文，所以觉得这是人生的一大缺陷。为了把自己的banana（黄皮白心的香焦）型的孩子，培养成中英语双通的人才，提出摹仿行之有效的法语融入课程的模式: 从开始全部中文教学逐渐过渡到全程英语教学。当然，这个提案是否行得通，涉及经费、师资及教材等多方面问题，有待教育专家作进一步考察和论证。但是，这个有关学校该不该设中文课程的讨论，却向我们，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孩子？

为了将来找到好工作吗？那是自然的。我们的教育当然要向下一代传授适用的工作技能和本领，使孩子们毕业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职场上，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开创自己的事业。

为了将来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吗？那也在情理之中。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将来丰衣足食、养尊处优？不过，那不是我们教育的基本目标。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要培育学生全面的文化素养，通过各种文化知识的学习，学会如何学习的方法，具备今后迎接各式各样挑战的能力。

因此，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考虑教育需求时，不应该仅仅从教育的“实用”性和“实效”性方面出发，而忘了教育的根本大计。拿学习中文来说吧。家长不能狭隘地考虑孩子学了中文将来能不能派上用场，而忽视了通过中文语言文字的学习，孩子们可以逐步了解悠久璨烂的中华文明，这对丰富他们的思想，进而加深对人类文明的认识，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有些持“学中文无用”观点的家长们认为，海外孩子们学了多年中文后，由于缺乏语言环境，使用机会少，学到的语言技能会慢慢淡忘，用不起来。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尽管使用少，语言技能会退化，甚至完全丢弃，然而通过耳濡目染习得的中华文化的精妙和内涵，以及由此而滋生的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感和态度，会永远扎根在心中，对他们一生都将发生深刻影响。

再举例来说，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了那么多数理化课程的定律、公理，做那么多习题和运算，将来都有什么直接“用处”吗？许多学了的东西后来不一样会淡忘、会丢弃吗？但是他们通过学习自然科学而习得的思维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留了下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财富。学中文，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学中文还是“有用”的。放心让孩子们学中文吧。

“文革”的教训

“文革”前夕，我正念高中。十五、六岁的孩子，尚似懂非懂。说懂事吧，懵懵咚咚，似是而非；说不懂事吧，已开始关心报刊上的学术批判，例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还有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读批判文章的时候，觉得批得有道理，可看了辩驳者的回应之后，又觉得讲得也不错，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感到自己的“路线觉悟”还不高。

“文革”刚开始，学校里最早“跳”出来造反的，是名叫周松强的高三学生。他成立了造反组织，叫“红旗军”，矛头直指校领导。周松强为什么要造学校领导的反呢？原来，“文革”前他参加了“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讨论，提出“一分为三”的主张，并写成文章投寄给报社。岂料报社把他的投稿转交给了学校党支部，从此，周松强被当作“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来对待。他挨了多少批评，受了多大委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周松强“文革”中冲锋陷阵的劲头看，想必为自己的“一分为三”付出了代价，吃足了苦头，因而心中累积了“怨恨”。我没周同学的思想水平，提不出“一分为N”的理论来，故而对学校领导“无怨无恨”，但对周的“造反”却一直心怀同情：既是学术争鸣，何以暗中整人？！

不过，我的“文革立场”大抵仅与家庭影响有关。“文革”伊始，父亲是单位党委的“御用工具”——“文革委员会”主任，一手策划组织了“赤卫队”。一天他匆匆跑回家告诉我们，“造反派”会上门抄家，让我们有心理准备。自己的家可能被抄，我的态度自然倾向了“保守派”。

在学校里，我基本“紧跟”班上的团委干部黄国良，并参加了他与其他学生干部们组织的“遵义野战军”，该组织的任务就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保”校长，“保”党支部。黄国良在“文革”中以“保皇”闻名，我觉得也跟他的“家史”有关。他父亲是六十年代初上海钢铁业最早提拔的“工人工程师”，并委以重任参加四川国防三线建设。其兄乃是当时极少数以中学生身分“当选”的人民代表。“红彤彤”的家庭背景以及不俗的中考成绩，使原先报考中专技校的国良得以通过“调配志愿*”的政策被录取继续读高中，入学后又很快由政治课老师推荐，当上了校团委宣传委员。我与国良每天放学回家时同路，后来彼此成为好朋友。我在政治上的“开窍”完全受他影响。那时学校里贯彻“红专结合”，团干部们搞“一帮一，一对红”，国良把我当作“帮教”对象，使我这个“唯有读书高”思想浓厚的落后分子，在“文革”爆发前三天“火线”入团。

“文革”之初，运动会怎么搞，搞什么，其实学校领导和党支部也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第二次“反右”呢，不晓得它要打倒的正是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出于自保吧，就象造反派所“揭露”的，党支部“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引导学生干部们把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尤其是那些有“历史问题”或有运动前科（如摘帽右派等）的人。我们班的班主任张凤仙也不能幸免。

张老师教我们英文，四、五十岁，独身，无党派，工作热忱，关心同学，本不该成为靶子的，却仍被“抛”了出来。大字报上说她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做过舍监。“舍监”的名称多难听呀，马上使人联想到监视进步学生、地下党员之类的“坏事”，那有多严重！第二天英语课上，课前照例有十分钟会话时间。不知好奇心驱使还是“革命精神”鼓舞，有同学突然站起身来，用英文向老师发问看大字报后的“感受”。张老师始料未及，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要求用中文作答。这时，早已准备好了的班干部们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她扭送到“牛鬼蛇神”的劳改队去了。

“文革”之残忍确实是无以复加的。自从身穿将校呢的北京“联动”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后，打砸抢、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示众等各种迫害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无恶不作。学校里经常驱赶“牛鬼蛇神”的是一位“刺刀红”组织的初中学生，记得姓包，听说还是个“革干子弟”。此兄长相不敢恭维，有点牛头马脸，皮肤黝黑，身着一身黄军装，臂系红袖章，手中挥舞的经常是一条带铜扣的宽皮带，不要说被监管的老师们见了噤若寒蝉，就是我们学生看了，都觉得“恐怖”。小小一所中学，不到两年时间里，死讯频传。先是教改试点班的林老师上吊身亡，后来教数学的王老师被逼喝了马桶污水后落井自杀，接着，会讲数国语言的外语教研室主任胡老师因“里通外国罪”跳楼殉难了。

“文革”中多少无辜的老师惨死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呵！是什么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残？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豪情万丈”，铁血心肠？现在有人说，那是喝了“狼奶”的一代人。我觉得形容得一点不错。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思想教育”，强调阶级觉悟，爱憎分明。记得中学上政治课时，老师曾组织大家讨论：小业主到底勤俭致富还是剥削起家？结论是老师给下的：做买卖就是为了赚取利润，那利润从那里来？靠剥削来的。据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我们那个年纪不可能去读《资本论》。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一切事情都是非黑即白，好坏两极的。读书，分红专与白专；做事，分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看问题，分立场与路线；讲友谊，“亲不亲，阶级分”。思维方法上的极端性，人生态度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都在客观上为那次灭绝人性的“文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文革”的灾难是深重的。它的深重还不仅在于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在于断送了整整一代人，断送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损失是无以弥补的。

（*从1964年开始，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优先录取工农子弟。一起下乡的刘伟庆、张志强等好象都是因此进高中的。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AA法案，颇具争议性。这种做法似不应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定，需作具体分析。）

我家的第一台电脑

终于有一天，我家的“古董”电脑要送回收站了。我们都有点不舍，尤其是我，对任何帮助过自己的人或物总存一份感恩和留恋心。虽然家里的电脑更新换代好多次了，但这台最早购买的英特尔i486DX型的机器，始终沒舍得扔掉。即便早已用不上了，也还是“珍藏”在家中。

买第一台电脑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说那时电脑已在商业和办公室管理上广泛应用了，但家用电脑仍不普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价格昂贵，一般家庭买不起。当时我们才到加拿大安家不久，一切从头开始。太太在银行站柜台，当Teller。我呢，边打工边念书，转行学计算机。生活挺艰苦的，想买台家用电脑，可几次进商店，一看不菲的标价，就打退堂鼓了。

最后，还是太太帮我下了决心。舍不得兔子套不住狼，为了闯进这生机勃勃且又高深莫测的计算机科学领域，扔下些血本，把“高科技（high tech）”学到手，将来一定会有回报的。心里这么想着，于是狠狠心掏出2800加元买下了那台刚面世的电脑，而且为了保险，我们又另加300元买了三年保修期。这笔钱要是花在今天，足以买上三至四台性能不错的计算机了，但对于当时尚一贫如洗的新移民家庭来说，那是多大的一笔“投资”啊。

我进康谋圣学院（Camosun College）读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是下了大决心的。当时卑诗大学（UBC）已经录取我读教育评价与测量专业的博士生，但看到留学生朋友年纪轻轻念了个计算机硕士，轻而易举找了份年薪3万2的工作，心里很羡慕。要是自己有那能耐，3万元收入，节省点过，养家糊口应该不成问题了。因此，咬咬牙，扔下博士学位不念，年逾四十，回头读专科去了。

我是文科出身，过去只在键盘上用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过论文和简历，真没好好玩过电脑，更甭提用计算机语言编制程序，开发软件了。没经验，基础差，我就鸭子划水，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先练打字敲键盘，把手指弄灵巧了。以后练到一分钟内能打四十个以上的英文单词时，便在学校里找了一份课余打文件的活，挣得的钱，足够买课本。

学计算机专业必须有一定的数理基础，我就在一个学期内把专业所需的高等数学、高等物理以及统计学等六、七门基础课“一扫而光”，并且成绩相当不错，都在九十五分以上。班里绝大多数是“洋鬼子”。期末他们从张贴的成绩排行榜上看到排在第一位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学号时，开始打听那哥们是谁，所以我一下成了班上的“明星”学生：“Smart Boy”。在他们眼里，这个中国男孩真厉害！

同学们不了解我的年纪。从外表看，也许觉得与他们年龄相仿，根本想不到我竟可以是班上年少同学父母之辈的人了。直到毕业后，已在省政府信息管理部工作的Travor“套取”了我的年龄秘密后，告知与他有联系的同学。同学们纷纷给我送来伊妹儿（emails），表达他们的“惊骇（shock）”，有的甚至在伊妹儿里直接称呼我为“亲爱的老舅（Dear Uncle）”了。

没学过计算机的人都以为，学计算机就是学习各种计算机语言，学会用它们编程序（programs）。其实不然，学语言并不是重点。那会儿，专业课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语言还是Pascal。那只是一种教学语言。通过它，我们学习数据模拟、数据运算、数据变换和数据交流等。在具备了一些信息处理技能后，又开始学习系统设计、数据库建设、图象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专门知识。不同专业课使用不同的语言，文件处理用的是Cobal，人工智能用的是Lisp，图象构造用的是C和C++，而系统设计用的是与数据库关系较大的Visual Basic等。在取得了一定编程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上了一门名叫《程序语言》的课，而那门课则是比较各种计算机语言，分析不同语言在数据处理功能和速度方面的长短优劣，以及程序语言的测试方法等。我这个人喜好智力上的挑战，难度越大，兴趣越浓。虽然课程压力非常之重，但我完全浸淫在严谨精妙的逻辑思维领域内，施展自己的自学特长，勤巧相济，游刃有余，每门课都搞得十分出色。

毫无疑问，我家的第一台电脑成了我最好的学习伙伴与帮手。只要有可能，我都在家里电脑上完成每门课的作业（projects）。有时，作业量较大，电脑的运算速度跟不上，不得不到学校的计算机房工作，完成作业后才回家。有一次，我的作业进行得不顺利，程序老出错，又苦于找不出毛病（bugs），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找出了错误，程序经修正后终于得以成功运行，按时在第二天上课前交出了作业。但那一晚我只能在计算机房里度过，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家庭和生活压力迫使我加倍努力地学习。为了尽快完成学业，我同时在维多利亚大学计算机学系增修课程，因此每个学期我都修习六到八门课，连寒暑假期都不放过。两年半时间里，几乎一口气学完了本科四年的所有课程，以后通过在职学习又完成硕士学位，为我踏进信息技术（IT）领域，并在其中纵横弛骋二十来年打下了扎实基础。

柳红

柳红是工农兵学员，而且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都是郊县农村推荐上来的。“文革”结束后，时代变了，到底还是城市比农村强，农村学生都开始学讲上海话了，尽管学不像，“阿乡”口音老去不掉，还是以会讲上海话为荣。可柳红不，不用学，一口“刮拉松脆”上海话。但她很少讲上海话，更多讲普通话，偶尔露两句上海话，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阿乡”。柳红怎么会是“阿乡”呢？人长得那样细皮嫩肉，身材又窈窕，一看就知道农民老妈生不出来。用不着打听，同学中自有人传话来，说柳红是“革干”子女，乃父系某郊县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而她正是从那个县“推荐”上来的。柳红天生丽质，不怎么打扮，经常穿一条宽肥的海军蓝军裤，背一个军队用的黄挎包。那打扮，咱懂，那年头军装是啥玩艺儿？是身份象征那！一般家庭哪能搞来什么军装伍的，瞧柳红班里的农家女，哪个有穿蓝军裤，挎黄包包的？

柳红很活跃。系里的联欢会，她总在台上。其实，她没多少艺术才能，说唱歌吧，音域窄，且有点五音不整；论跳舞吧，喜欢评说，却从未见她展露舞姿。尽管没什么艺术特长，但柳红参加了校文工团、校话剧团，并且是核心人物，各系的俊男俏女们没有不知道柳红的。那时从工厂农村考上来的多是大龄未婚男青年，看到这么一位出身门庭高，人又长得漂亮的俏姑娘，能不趋之若鹜？

柳红开始谈恋爱了，对象据说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卖相”不差。本来嘛，郎才女貌，男的模样好坏并不重要，可柳红不，她讲究有才还得有貌。那是自然的，凭柳红的自身条件，挑挑拣拣的余地不大得很。果不其然，没多久，我们看到经常陪伴柳红身旁的，不再是那位数学系的白面书生，而是一个高个、英俊、风流倜傥的中文系“帅哥”了。听说那帅哥是个少女杀手，外表“谦恭”，谈吐“典雅”，杂志上还发表过几篇小说，所以周末常有粉丝到他宿舍过夜，而且宿夜的粉丝还不专一，经常替换。我们纳闷，如此寻花问柳之人，柳红也要？要。他粉丝多，不是他的错哇，他能甩下粉丝，跟上我，不证明我更出色吗？也许柳红是这样判断的。

柳红的判断从来是精准的。毕业时，她如愿留校了，全班只留了她一个。留校是份荣耀，不过对她来讲，专业尚欠理想，是小学教材教法。专业名称打头是个“小”字，有点“俗”，讲出去多不好听？加上她不务正业，仍然热衷抛头露面跑文工团，屁股坐不住，沉不下心来搞研究，教研室的老师们慢慢都不满意了，向系里提出给她换工作。换什么工作呢？其时，我刚好接管系务，新生缺辅导员，就把她调去当八四届学生辅导员了。

柳红适合当辅导员，因为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也喜欢她。我觉得自己眼光不错，知人善任，只是有一点不太满意，那就是柳红在学生中拼命发展党员。我对她讲，学生第一要务是学习，学好了知识，参加工作后，有了社会经验，再谈入党不迟。我还搬出毛泽东劝儿子不要急于入党，先搞好学习的故事加以佐证，才说服了她和别的辅导员。后来我考虑，辅导员们空谈政治不搞业务不行，设法帮她们一一落实了专业，参加教研室活动。这样，柳红被分配到教育管理教研室。

柳红对教育管理感兴趣。时髦呀，什么事加上个“管理学”的名称，多炫目！柳红干得挺起劲。这时，适逢加拿大布伦顿大学有一位华裔林教授来访，教研室觉得柳红“头仔活络”，便把林教授的业余活动交由她安排。于是柳红大显身手，今天外出参观，明天请客吃饭，后天赠送字画，把林教授支应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直赞柳红“活动能力”强。林教授回国后给她寄来担保去布伦顿大学留学的文件，同室的教师们看了，个个呆若木鸡。

柳红开始在布伦顿大学读研究生了。林教授当然期望很高，希望她学成回国，可以建立起中加学术交流的桥梁。可柳红怎么也念不进去，还是老毛病，屁股坐不住。国内教研室主任去那里作学术访问，让她当翻译。柳红大出洋相，把副教授给译成“Vice Professor”了。柳红自知混不下去，卷起铺盖离开布伦顿，到冰天雪地的爱德蒙顿谋生去了。那儿是石油产地，移民少，机会多，兴许还有活路。

柳红在爱德蒙顿支了家，进当地银行找了份工，把先生和儿子也办来了，一家人靠她的工资收入过日子。她那位公子哥儿的丈夫怎吃得了苦？打工的活干不了，英语又学不进去，等到移民纸到手，转身回国做移民生意，招摇撞骗赚别人的血汗钱去了。这期间，柳红一人带着孩子苦打苦熬，买了房，扎住了营盘，总算把脚跟站稳了。

柳红好不容易把家稳住，健康却出问题了。她本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工作一累，会突然晕倒。现在又乙肝缠身，肾脏还长了瘤，回国让中西医都瞧了，无济于事。柳红很悲观。有一天，她打来电话，说她和全家都已受洗，皈依上帝了。听到这消息我并不诧异，只是觉得柳红真的累了，而且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累，一种失却依托的累。要不，凭她的个性，从来把世界看成可以任由翻云覆雨、合纵连横的人，怎会轻易抛弃俗尘，企求超自然援助呢？不过，我还是不相信柳红真会信教，因为只要她尚存一口气，她的心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的。

柳红丈夫继续拈花弄草。柳红一再规劝，他仍不浪子回头。直到有一天，柳红发现年愈半百的丈夫居然在国内与芳龄二八的姑娘暗渡鱼水之欢，忍无可忍，终于把婚离了。离了婚的柳红反倒心境宽了，人轻松了许多，对未来似乎又燃起了新希望。我说些什么好呢？都已年近黄昏了，来日无多，但愿她晚年生活平安，不再颠沛。

柳红的一生走得好辛苦。人生的路有时回头去看，才看得清楚。予取予求是一生，清雅淡泊也是一生；怨天尤人是一生，反求诸己还是一生。人生的路就这么摆着，看你选哪一条。

回炉

一九七八年的春秋两季，恢复高考后首两届学生先后入学后，大学的landscape（面貌）完全改变了。原来啸张的革命气焰，烟消云散了，“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的局面，不复存在了。校园恢复了平静。图书馆，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里，夜夜灯火通明，鸦雀无声。同学们埋首在书海里，如饥似渴吮吸着知识的营养；老师们压下了心头屈辱，抖擞起精神，争先恐后回到了久违的课堂。

七七年举办“文革”后首届高考的时候，校长刘佛年担任市高校招生委员会主任。当其他大学偏向于招收应届中学毕业生时，他把那些从农村、工厂上来的优秀考生尽数囊刮进来。七八届也同样以“老三届”考生为主，所以，当时校园里大龄同学占了绝大多数。

我们系招收的两个专业60名同学中，应届考上的只有六人，其余都在三十岁上下。许多还是“文革”前的老高中毕业生，因为那个“史无前例”的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无奈失学，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十余年之久，才得以重新回炉，当上了“老”大学生。

教育专业里年龄最大的吕天光是从浙江农村考上来的，进大学的时候，他儿子快考大学了。心理专业的张玉霖、沈海康和陈家麟等都是“文革”前的老高三，过了而立之年，方圆了昔日大学梦。而邬庆祥、赖先朴和赵贞祥等入学前早已在中学执教多年了，高富贵和鲍树铭还是农村中学的校长。本人也是在北大荒中学教务主任的岗位上考上大学的。入学时我二十九岁，可在班里以年龄大小排座次的话，只能排在二十位以外。

当时，学校里“新闻人物”真多，最著名的是数学系的“小木匠”，各大报都刊登了他的事迹。郑伟安“文革”中在街道当木工。别人闹革命，他刻苦自修数学，恢复高考后，直接被数学家曹锡华教授招收为研究生，然后保送法国深造，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当教授。经济系也有两位才子。一位叫陈琦伟，上学期间写了本《国际竞争论》，获首届孙治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现在他一边在交大管理学院当教授博导，一边做被称为“文科教授的成功实验室”的亚商集团董事长，从事投资和证券咨询，可谓“名利”双收了。另一位叫张志超，当年撰写一册《汇率论》，开创了国内人民币汇率研究的先河。以后他在牛津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留在英国当教授了。

中文系则来了一批作家学生，进校时都已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在社会上颇享声誉了。这些学生都曾是下乡知青，跌宕起伏的生活遭遇，为他们积累了写作题材。其中写小说的孙禺，学而优则仕，大学毕业后当了杂志社长，继而出版局长。可是当了官之后，再没看到他写出什么作品了。赵丽宏是个散文作家。他没跑去做官，仅在政协当花瓶，没忘情写作，毕业后仍有诗集、散文集出版。王小鹰是诗人芦芒的女儿。我心目中芦芒最好的作品是那首歌词《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配上乐，相当悠扬动听。在我眼里，王小鹰也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作家，据说她还擅长丹青，十分难得。我记不清读过王小鹰的什么作品了，但对陈祖芬写她与丈夫闯荡美利坚的报告文学，尚记忆犹新。在我看来，这一代“知青”作家有很大局限性，思想鲜有突破，艺术难见创新。他们至今没有、今后也不太可能写出与他们经历相称的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作品来。是他们的教育和成长背境所致？我是同时代人，反省自己，不容易！直到不久前读了余华的小说《兄弟》后，印证了自己的看法。余华、苏童那一代人，“文革”爆发时不过是六、七岁的小孩，可在他们眼里录下的，竟是那样鞭辟入里、铭心刻骨的深沉。

也许受别的系名人才子效应的影响吧，我们系里也开始培养“尖子”了。系领导在征求任课老师们意见的基础上，挑选了七个同学组成小班，请“名师”指导，课外“加点加餐”，读原著，写论文，出成果。可是七搞八搞，没见多大“成效”。说实际的，当时大家的心思并不在出名出成果上，手上成天捧着的，眼里看着的，口中念叨的，都是外文，一心一意想出国呀！毕业时，果不其然，教育部拨给了系里不少出国留学生名额。多好的机会，可系里想着的，却不是送学生出国深造，而是尽量留住人才。因此，小班七人中只送了张小平一人去美国留学，马荣根和我直接留校，其他的都被压下来留在本系读研究生了。

留人难留心那！几年后，小班同学中，除吴志宏在加拿大留学两年和美国进修一年后，仍回系里任教外，其余的都远走高飞了。高德建去了澳洲，沈力军和李乐天读完硕士后自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马荣根则去了德国，我来到加拿大。

在异国他乡，二十多年来我们中多数人改了行。有的当了会计，有的做医学或生化方面的统计研究，有的在高科技领域里驰骋。我们既没能出人头地，也没有发财致富，但在天涯海角，在自由天空下，在平凡岗位上，心安理得、平和自在地生活和工作着，为他人，为家庭，也为了自己的幸福，奋斗不息。艰苦的时候，我们不曾气馁；挑战面前，我们没有退缩。在即将退出舞台的时候，回顾过往的风风雨雨，同样存一片感恩之心。

假如没有那次回炉，假如仍在工厂农村，假如返城当了民工，假如早已中年下岗，假如……生命轨迹是如此不确定，人生旅途充满了偶然。偶然和不确定，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人格特质：吃得起苦，受得了委屈，经得起考验。忆昔抚今，吾等老之将至，既安居乐业，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