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板是个瘦骨嶙峋、面目清癯的老头，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看上去象乡村师爷。我认识吴老板是在他的横滨日餐馆打工的时候。起初做洗碗工。虽说洗碗用机器，但要让厨房用的锅碗瓢盆和前堂客人们用的碗筷酒杯等，都能周转起来，亦非易事。我手脚麻利，不但应付自如，得空还主动给大厨头当下手。大厨头觉得我干活有眼力架，挺满意，完工后犒劳我，开车载我去看脱衣舞，掏钱让我在赌场玩一把。吴老板知道了，担心我会“腐化堕落”，悄悄对我敲“警钟”，我向他拍拍胸脯说：“您老放心吧，咱是从红色中国来的！”
吴老板不放心，为了不让我跟大厨头跑，餐馆打烊后，就留住我喝啤酒，吃生鱼片，边吃边聊，然后送我回家。偶尔餐馆不营业，他还会叫我到家去喝茶。接触多了，我就了解了这位师爷的坎坷经历。
吴老板是出生在柬埔寨的华人后裔。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父亲随滇缅远征军到柬埔寨，给英军当翻译。以后就地结婚生子。西哈努克时期，因为柬埔寨与中国关系好，办了许多中文学校，所以吴老板不但学得一口流利国语，甚至还能把《东方红》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在柬埔寨，吴老板是个成功的商人，家有大小妻室。由于他不是土著柬人，做生意受限制，又找了一个柬埔寨女子当“三奶”。后来，红色高棉上台，不但要“共”他产，还要让他和家人“上山下乡”，接受改造。他抛下第三个老婆，拖家带口地跑到西贡。
在西贡，吴老板企图重打锣鼓另开张，不料，越美战争越演越烈，在美军狂轰滥炸下，活命都困难，别说做买卖了。吴老板花几根金条，买了一条小船，准备带刚成年的侄儿偷渡出海。前后尝试了三次，终于闯关成功，随船飘流到公海。在茫茫大海上，吃的喝的都没了，饥渴难忍，只能饮尿维生。在生死关头，幸亏被马来西亚海军搭救，送到吉隆坡难民营。在难民营生活三年后，受国际难民组织安排，他和侄子移民到了加拿大。
来到加拿大后，吴老板遂与侨居法国的姐姐联系上了。到底是“师爷”，看得远，偷渡前吴老板就设法把做生意多年积攒的钱汇到了他姐姐处。现在人没死，钱就成了进一步营救他全家性命的依靠了。吴老板先把他二太太和女儿搞到澳大利亚居留，接着担保大太太和五女一儿来加拿大团聚。
家庭团聚了，吴老板接着寻找全家营生的行当。经过几番调查后，他选定办餐馆：一来从前在越南经营过饮食店，驾轻就熟，二来大小六个娃儿都长大成人了，因为没念什么书，找工作不容易，办个餐馆可以解决儿女们的就业难题。地处闹市的横滨日餐馆靠近省政府办公楼，平日就餐的政府官员多，生意不错。吴老板亲入“虎穴”，进餐馆打工，以后又让他大女婿和二女儿也加入进来。这样，吴老板在后面厨房里学做日餐，女婿“盯”住寿司吧台，女儿则在前堂当服务员，不出几个月，把餐馆里里外外摸个透，然后说服餐馆的日裔老板，出高价盘下了生意。
我进横滨日餐馆打工时，就在吴老板买下餐馆两个月后。不久，大厨头找到新东家了，当二厨师的是吴老板的侄子，嫌舅舅给的薪水低，也要走。吴老板一时找人困难，就要我顶厨师的活，掌勺做日式铁板烧。前段时间，我给大厨头当下手，对掌勺的活不陌生，挽起袖开干了。厨房缺人，我还介绍朋友老郑进店，接替我的工作。老郑年轻时也下过乡，在农场伙房做饭，练得了一手好刀工。切菜时，他两眼照看炸甜不辣（日式油炸蔬菜）的油锅，双手不停，切刀照常在砧板上飞舞。吴老板高兴极了，不住地感谢我为他找了一个好雇员。
渐渐地，我发现横滨日餐馆的经营大权旁落到吴老板女婿手里了。吴老板女婿是越南难民，为人刁钻精明。当初他缠上吴老板大女儿时，吴老板就不赞成，劝女儿找个正派点的，可女儿不听，等肚子搞大了，不得不匆匆成婚。成婚后，他女婿脸上的鼻子好象跳到眉梢上去了，开始对老丈人不买账。我几次提醒吴老板“传子不传女婿”，吴老板点头说心里明白，却又很无奈，因为他儿子不争气，十七八岁，只知道玩，对家庭生意不上心，再说自己年纪大了，累不起，只能听任女婿在店里任意摆布。
不知道他女婿察觉我在他背后“使坏”，还是有意赶我们走，月末给我和老郑的工资单少了好几个小时的薪水。我们责问他原因，他说店里有记录，不会错。我们给他看我们自己做的记录，并让他老丈人作证，他竟蛮横不讲理，朝他丈人发火，我俩差点揍了他。一气之下，我们要店里补足欠缺的工资后，立刻辞职不干了。临走，吴老板一再跟我说对不住，还悄悄塞给我一张支票。过几天，他又给我来电话，邀我一起吃午茶。以后，我虽然不在吴老板的餐馆打工了，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