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殇

凯丽和我都是项目主管（PM）。凯丽的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也是那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她有什么事都会对我讲。下面记载的她称之为“情殇”的故事，就是她披露给我的，但她没敢跟先生讲，讲了怕引起误会。

凯丽小组里有个合同工叫彼特，凯丽雇来帮忙做一个大型项目的。她当时招人的条件非常苛刻，2到3年的工作经验，但知识又不能太老化。彼特大概是二十七八岁左右，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三年。

彼特来这儿工作了半年。凯丽对他的全部印象就是说话爱脸红。每次跟她说话，他的眼光总是垂下不看她，一张白脸涨得通红通红的。这个神态跟他高高大大的身躯有点不相称。白人青年也有害羞的？只要看到他脸红，凯丽就这么想。但他做事特让人放心，每件事都精益求精，读他编的任何一个程序很难有疑问。所以他来了三个月就成了这个项目的技术骨干。

但她发觉他跟别人说话并不脸红，很风趣地谈笑风生，只有她在场时才变得讷言少语。是不是因为我是他老板使他敬畏三分？是不是我太严肃了让他不自在？凯丽有时候这么反省自己。

又是一个不能按时下班接孩子的日子。明天有项目进展会议，凯丽要加班做些准备，于是打电话让老公接孩子们，自己要晚点回家。

大约七点左右，凯丽被饥肠辘辘搅得难以集中注意力。她翻遍了抽屉，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正准备起身去自动售货机买点什么，彼特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份三明治和饮料。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这是凯丽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合同工是按钟点付钱的，如果不是老板的要求，自行加班是没有报酬的。

彼特又是一个大红脸，眼光很快扫了一下她的脸，然后飘到了地上。他轻轻地笑着说：“反正我回家也是一个人呆着，还不如呆在这里。刚才出去买晚餐，我想你一定饿了，也顺便给你买了一份。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让我帮你做，你回家吧！这样做太累了。”

那温馨的声音，轻柔的语气，如同穿墙剑，透过凯丽的身体，在她心灵深处触了一下。她拿鼠标的手不由地颤了颤，刚才还直直盯着彼特的眼光，倏地收回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嘴唇动了动，要说的话在嘴里打着转，就是没有出来。她直了直腰，深深吸了口气，脸上扯出一丝尴尬的笑容，说：“不用啦，谢谢你！请把三明治放在桌子上吧。”她极力装得轻松些，但仍听得出她的话外面包了一层镇静，如同一个烤得滚烫的土豆被包在一层锡纸里。

彼特把三明治和饮料放在桌子上，像是放一个易碎的贵重花瓶，小心地不让发出任何声音。他微微站直了身子，看着凯丽。凯丽的背对着他。彼特说了声enjoy，就离开了。

听见离去的脚步，凯丽转过身来，看了看三明治，肚子突然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又不饿了。她心里如有一堆绞乱的蚕丝，做文件时出了好几个错，比预期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后来她注意到，只要是她加班的晚上，彼特也总在办公室。他不问她要不要晚餐，每次都默默地放一份在她的桌子上，转身就离去。直到有一天，她说：“谢谢啦！太麻烦了，以后再也不要给我买了。”他的身子转了一半，听见这话停下来，惴惴地说：“对不起！”

她也注意到，每天他至少经过她的办公室一次，无论是去加茶水，还是去洗手间，尽管她的办公室不是他的必经之地。

她还注意到，他蓄起了短胡须。在一张沉静的脸上，显得阳刚，成熟和稳重。尽管如此，她仍不认为有什么事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她比他大十岁。她结了婚，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小组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

直到有一天早晨起床洗漱时，她发觉自己停在镜子前很久很久，专心注视眼角上的丝丝皱纹，还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抚平它们。她有些心惊。以前她从来不在乎这些的。

项目提前一个月完成了，老板相当满意。在讨论两个合同工时，老板提议把彼特转成正式雇员，要凯丽跟他谈。凯丽的心象揪了一下，说不清自己的感觉。

谈话时，彼特要求让他考虑几天。三天过后，他送了一个电子邮件给凯丽，说不准备留下。凯丽有些吃惊，她原以为他是愿意留下的。凯丽觉得还是再找他谈一次的好。彼特的嘴开开合合了好几次，话还是出来了：“我不想留在公司，是担心自己做不好，给你……给你添麻烦，增加你的负担。”说这些时，他没有看她，嘴唇如同拨动的一根琴弦，久久震颤着。

谈话结束后，凯丽对彼特摆摆手，祝他好运，便迅即走向自己的车。正准备开车门时，身后一句浓得化不开的“凯丽”让她凝固在那儿。这喊声如同一块用鸦片浸泡过的石头，在她本来不平静的心湖，激起了更大的迷幻涟漪。她不敢回头，害怕面对那浅蓝色的温泉般的眼睛。

“凯丽……”又一声砸在她心里，她手中的钥匙顿时被抖得叮铛响。彼特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整个身子被笼罩在一层情绪的迷雾中，这层东西像一个巨大的网向她盖过来。她有些身不由己。

“凯丽，我……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话柔得把凯丽浑身搓得如无骨的面筋。见凯丽没有马上回应，他又补充道：“只是告别的拥抱。”

告别式的拥抱很常见，尤其是一个雇员离开公司时。凯丽明明知道这个要求不过分，但她身上似乎有某种抗体，固执地拒绝着这种要求。其实她心里很清楚，这是一种害怕，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握，让最后的结果跟要求相符。

凯丽转过身来，嘴角机械地向上翘了一下，试图做出轻松的模样。她伸出右手，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嗨，不要那么俗气嘛！搞得象从此再也见不着似的。你不还在这儿吗？我们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不是吗？来。”声音如同风中的海面波动着，伸出去的手随着波动的声音也微微颤抖。

彼特望着她，长长地咽了口唾沫，没说什么，走过来，用右手握着她的右手。她只觉得自己的手被握得越来越紧……

彼特就这样搂抱着她，一动没动。只有他的胸肌大幅度地起伏着。真年轻啊！这念头莫名地窜上了凯丽的感觉。她情不自禁地伸开双手想去搂着彼特的腰。这一举动又突然让她想起来老公也曾这样抱过她。在彼特的怀里她使劲地摇摇头，顿时清醒了许多，脸上滚过一阵热浪，用手轻轻地推了下彼特，说对不起。彼特的身子震了一下，马上松开了她，也连声说对不起。

凯丽没有看他，也没有说什么，转身向自己的车走去。彼特紧走几步，为她打开车门，在关门之前，他深深地看着凯丽说：“凯丽，谢谢你！”

凯丽对他笑了一笑，把车开走了。车子开出了很远，从后视镜里看，他仍站在那儿看她。她的心猛一收缩，一股热血冲到了脑门。她马上又定了定神，深深吸了口气，脚猛踩油门，风驰电挚般地走了。

那天正好是情人节。（jx）

理性的局限与实证

公理的直观性和不二性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建筑在五大公设或五大公理基础上的。请注意，他意下的公设就是后人所说的公理。

所谓公理，简单地说，就是被广泛认可、无需证明的“真理”。能成为公理，第一点所需要满足的是直观性，可以反复从现象中得到观察验证；第二点是不二性，在某个特定的范畴内，观察得到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比如说欧几里德的第一公设“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可以画直线”，换句我们都熟悉的语言，就是“两点一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欧几里德的整个体系中，他的第五公设，又称平行公理，让后人大伤脑筋。第五公设的原述如下：同平面内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若在某一侧的两个内角和小于二直角的和，则这二直线经无限延长后在这一侧相交。这个阐述不但罗嗦，而且客体涉及“无限”，即不存在的东西，无法从经验中获得直接验证。正因为如此，这个公理最为人杯葛。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地要把它“降级”处理掉，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直观性”的重要。公理演绎体系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它应用了演绎逻辑法。事实上，演绎推理逻辑的方法论对起点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一种假设或者论断都可以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因而无法保障结论的可靠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

虽然“改善”欧几里德公理体系的企图失败了，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平行公理和三角形内角和的内在联系。（在欧氏几何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总是等于１８０度）。从这些研究中诞生了高斯等（内角和大于１８０度）和罗巴切夫斯基（小于１８０度）的非欧几何。至此，人们才意识到欧几里德的第五公设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公理。在能用肉眼观察和感受的时空里，欧氏的第五公设是正确的。

从以上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建立在公理之上的演绎体系，其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理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如果在自然科学中尚且如此，在人文科学中就益发重要了。

逻辑推理与观察验证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实证和推理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多多少少的，可以归结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占了便宜。反过来，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获得极大成功（成就了众多的“西方精密学科”），公理演绎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试图把它运用到人文科学中的尝试层出不穷。

反映在哲学（实际上就是认识论）上，“经验论”和“唯理论”，代表了争锋相对的两大哲学派别。有意思的是，这两派以一条海峡划线，即英伦岛上的“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有培根，休谟等）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的莱布尼茨等）。这两派在知识起源，审美过程，实体范畴等元命题上走了两个极端。

理性主义者推崇精神，相信人的理性用几个原则或几个公理提纲挈领，就可以把握世界的秘密。影响深远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以逻辑演绎作为自己的灵魂，完全摈弃了观察和从历史事件中获得启迪的经验。他们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因此寻求经济法则也只能从个人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主观动机出发。推崇“理性主义”的奥地利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社会的经济行为可以用个体的契约来制约。因此，反对政府介入，对经济活动放任自流（laissez faire），捍卫资产的绝对私有性，并捍卫个人的绝对自由，是这一学派的标志。

经济活动应该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之一。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去研究经济活动，不只具有方法学（哲学）上的独特含义，也有历史渊源。直到１９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都会追踪溯源到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起源和关系上。以理性主义为本的奥地利学派当然更不例外。然而，经济学和哲学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经济学本身对人类眼前的经济决策和行为应该具有指导作用，而这恰恰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最大诟病。以这个学派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无论针对现在还是过去，都无法产生可为实践检验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只能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件，而不能归纳总结升华为可验证的定律，那么这种理论体系在现实中的指导意义往往有限。

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演绎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很容易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却难以对现实和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但是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性的、反应性的色彩，纯以理性思维和演绎难免陷入思辨的陷阱而产生伪论。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成型的经济数学，试图通过数学工具而将经济行为定量化，虽然不完善，甚至存在着很大漏洞，却难以否认它把逻辑演绎带进一个新的层面，推理的结论可以用历史数据检验并修正，更重要的是，能够对未来做出可验证的预测。

治心和治物

《几何原本》进入中国并不晚，却没有象西方那样，激起人们探索自然，特别是宇宙的的热情。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占星或占天。按情理，应该对天文望远镜这一观察宇宙的利器表现出热情来才对。这点实际上并不奇怪。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一是对不可知和命运的膜拜，一是皇权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借口。在这种情境下，是不是看得“真切”根本不重要，保留一份神秘和恐惧感才更合适。

更广泛一点说，到了明朝，自然主义的思想大约已被科举制度彻底扼杀了。实际上从秦皇汉武之后，中国已成了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明朝的朱熹理学更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范本。

中国的历代皇权统治者，很多是从“打家劫舍”中脱颖而出的，所以缺乏系统合理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也就造就了历朝都把道德典范作为治国的法典。在明朝，严格的礼仪制度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朝野上下人人试图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青史留名，甚至不惜以触犯皇帝而达到目的。重德而轻物，《几何原本》所代表的公理演绎体系在中国没有能开花结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各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本来就是情有独钟的。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化发展中思辨本具有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这种从公理定义出发，层层推理，实在是为寻找一条济世救民道路提供了捷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多为一种“雪耻”和“赶超”的民族主义精神所左右，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五四前后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拥抱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领袖崇拜和对“继续革命”教条的无原则的附和呼应，都是这种情节的体现。所以，中国缺乏的，不是公理演绎方法论的掌握或者流行，而是观察实证习俗的深入人心。（ss）

做媒

前年我携家人回国省亲，遇前北京下乡女知青、现上海媳妇李莉。她再三叮嘱我一定得给王爱珍去个电话，并强调说，这是王爱珍的意思！听了这话，心中不免嘀咕：分手都三十好几年了，分手后再没联系过，为什么这时“兴师动众”地寻找我？好事还是坏事？我问太太，太太说她怎么知道，并将了我一军：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没哪！虽说王爱珍年轻时活泼、可爱，但我敢拍胸脯，没打过她主意。有一年麦收，我和王爱珍并肩割麦，她老往我这边靠，我还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差点产生非份之想。不过后来发现，原来她比我能干，割麦比我快，捎带着帮我忙呢。

王爱珍是一九六九年下乡的上海姑娘，但她的性格却没有一点上海小姐的“嗲”声“奶”气。讲话，唧唧喳喳，肆意而发；逗乐，朗朗笑声，穿山越林。有一年，她来猪舍帮工。这边，小傅她们还没来得及把母猪群赶进圈内，那边，小梁打开了种公猪的圈门，准备放牧去。好家伙，发了情的种公猪们，如猛虎下山，直扑母猪群，争先恐后地往母猪身上趴，小梁急得猛甩鞭子都打不开来。这时，正在担食喂猪的王爱珍看到了，指手划脚地高声喊叫起来：不好啦，打架啦，它们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哪！小梁的鞭声越紧，她的叫嚷声越高。饲养员们在一旁瞅着，乐得不行。

还有一次，她来马号给老刘头当跟车的。在场部拉了货之后，他俩坐在牛车上，吱吱悠悠地回连队。王爱珍手指着老牛后胯下晃晃荡荡的两个大睾丸，问老刘头，那是啥玩艺儿呀？老刘头平素话就不多，象个闷胡芦。一问，不答，二问，还不答。王爱珍急了，问你咋不言语呢？！老刘头用短鞭杆杵了杵那一对大肉球。杵一下，老牛快走几步，又杵一下，老牛又加快几步。王爱珍看了哈哈大笑，奥，原来那玩艺儿是派这用场的！她搞“懂”了，可老刘头犯“胡涂”了，回来后向我“讨教”：“排长，那问题该怎么回答哇？”。

后来不知怎的，我认识了在场部中学教书的宁波知青吴孝增。他个头不高，墩实，说话唠嗑，慢条斯里，咬文嚼字的。接触多了，我对吴孝增印象益好，觉得他肚子里有学问。后来又不知怎的，我答应为他在连里“划拉”一个对象。

现在已忘了当年做那个love match的细节了，不过可以肯定，第一次做媒人，不敢马虎。经过慎重考虑后，我觉得王爱珍合适。谈婚论嫁，讲究的是般配。你看，他俩一动一静；一个开朗，一个稳重；一个率性而为，一个谋后而动，确是天配！。果不其然，他俩相恋后，温度急速上升。吴孝增任教的学校离连队只两三里地，几乎每晚，他下了课，都来王爱珍与另一位食堂女知青合住的宿舍。这时，女伴当然“知趣”，吴孝增一到，她就主动为他俩挪地儿。可次数多了，住在隔壁的食堂姑娘们便开始有意见了。其中钱海宝意见最大：“你听，那王爱珍笑得吆……”是啊，那无拘无束的笑声，从屋里传出来，年岁一年年增大的姑娘们听了，能不心烦意乱么？你有意中人了，可孤苦伶仃的女伴们会作何感受？热恋中的王爱珍当然是不可能顾及到的。

七七年恢复高考，全农场上千名考生中，论考分，我列第二，吴孝增列第一。他考进的是黑龙江的什么大学，毕业后回宁波当了记者。王爱珍则上海、宁波两头跑，相夫教子，上海泡饭加宁波黄泥螺，小家庭生活经营得有条不紊。九十年代，吴孝增官运亨通，借“上海毛脚女婿”的光，当上了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正厅级地方“使节”，迎宾接客，出入厅堂，早已不是当年走乡间黑路赶会恋人的“寒酸相”了。

遵照李莉叮嘱，与王爱珍联系上后，才知道吴、王两位要在一家知名宁波酒家宴请我和太太，并一再嘱咐我，请多少人都没问题。结果，他们招集了三十多位三、四十年未曾谋面的知青老友们。宴会上，王爱珍瞧我穿着土气，送了我两件高档雅戈斯衬衣。从老友们的打扮、举止和谈吐上，让我这海外弱势人士见识了国内今非昔比的场面。

其实，下乡时，我总共做过两次媒。除了吴王一对，当年七连小学教员、哈尔滨女知青李国军和农场汽车队驾驶员、同是哈尔滨知青的小马，也是由我撮合而成的。李国军知书达礼，待人诚恳，小马则吃苦耐劳，为人忠厚，两者匹配，必定也是一对白首偕老的好伉俪。只是山高海阔，与他们久失联络，杳无音讯，未知如今他们过得如何。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借这篇短文寄上一份殷切的祝福。

这辈子只做了两次媒，总算都修成正果，从此金盆洗手。

外遇

我是在一个烧烤会上认识新移民老郑的，那时候他在国内的夫人已来到了加拿大。

老郑其实不老，不到五十。说起来，这个人其貌不扬，原本不会引起我注意的，可是从一些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诸如脚上登一双walk on the cloud的鞋，诸如他抽烟用烟斗，由此可以推想他在国内的生活不会差。

老郑口风很紧，认识他有一两年了，关于他的情况我还不十分清楚，知道他肯定有钱，至于多有钱，为什么有钱，是否会继续有钱，他不说，我也没有好奇心去打听。

老郑很傲，但很低调，很真诚，却有点好色。他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所以交往久了，他就问我，想不想听他的故事？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不过是金钱加美女之类。钱么，再多，与我无关，我既不打算向他借钱，也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好处；至于美女呢，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况且再漂亮的人，天天看，也不过是两只眼睛一张嘴，最终让你喜欢上一个人的，还是性格和人品，其他都是次要的。

那天就我们两个人，老郑要搬家了，算是到我这里来告个别。不知怎的就开始聊起了他的外遇，那是来加拿大以后的。既然已经开了头，我也就有了一点点听下去的兴趣。

小晶是故事的女主角。说她小，其实也三十多了，带着孩子在这里。一个女人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可以想见不容易。她丈夫在国内的一个政府机构工作，做得那是相当不错。小晶当年出国有点负气的意思。她想反正老公一天到晚应酬也见不到，不如走得远点。远点兴许会产生距离美。可是来加也有三五年了，老公不仅没有来的意思，凭着女性直觉，她感觉老公已经有人了，质问他的时候，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说；你的大老婆地位不变，再说你也可以在那边找一个，我不会介意的……他是不会离婚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儿子，他肯定不会放弃，她也不会离婚。从开始的生气到后来的绝望，她不由得滋生出一种恨来。她认为，现在离婚拿到的是个定数，可是如果拖着，则是一个未知数，反正她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嫁，所以她就准备先这么拖下去。

老郑和小晶的认识算是有点意思。小晶车开得不好，有一天车停进去以后，怎么也倒不出来。她左打方向盘，右打方向盘，可那车就是不理会，眼看就要刮到旁边的车了，小晶急得简直就要哭出来。老郑在旁边瞅着，不知道那辆即将被刮的车是否就是他的，小晶情急之下，请他帮忙把车倒出来，他们就这么认识了。

老郑那时候还是个先头部队，他老婆要等他安顿好，买了房子才会来。他倒是回去看过老婆，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和儿子单独住一起。生活的压力和性饥渴，使他不由得有时会焦躁不安，更何况他原本就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么长时间守节，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他要求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罢了。

那天老郑在收拾房间，小晶打电话过来，闲闲地问了一句，忙什么哪？老郑叹了口气道，想老婆呢！也不知道处于什么心理，小晶说，那我过来吧，于是她真的来了。看到房间那么乱，她卷起袖子就忙起来。老郑斜着眼睛看着她，不由得心里一动。

其实男人都有点好色，如果不好色，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只不过区别在于，好男人会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不会轻易有外遇；一般的男人有偷腥的机会不会白白放过；坏男人则是不搞外遇，对不起自己。

老郑属于哪种人呢？我觉得是第二种。那天他也存了偷腥的念头。可就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儿子回来了。后来小晶因为工作调动搬了家，他们就再没有来往了。

讲到他儿子回来的那一段，老郑懊恼地往沙发上一靠，真是到手的鸭子飞了一般的遗憾哪！我问老郑，你爱自己的老婆吗？他语气肯定地说当然，可我很怀疑。那么她爱你吗？她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我有点伤心地叹了口气。

我问老郑，如果那天你儿子没回来，如果你真的和她有染，你是否会事后后悔呢？他想想，说是，心头上会永远有一块石头，搬不开。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摇摇头说，其实我也懂，真的上完床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可男人就喜欢那之前的征服感，尤其是面对一个难以驾驭的女人……

其实对于大多数想外遇的人来说，他们始终还停留在意淫的阶段。发乎情容易，止于礼就难喽。我们毕竟是有感情的人类，感情跟理智有时不搭调，理智上的对错不一定会在感情问题上过得了关，而感情上的问题也不一定能用理智方法来解决，可见，感情与理智之间确实存在着说不清道不白的灰色地带。当年我没有看过电影《阿信》，不知为什么阿信说过的一句话，深深刻在我脑海里：要说什么的时候，先想想再说，这样有些没有必要的话就不用说了。说话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wy）

家中谁作主

“你管得住你老婆不？”朋友问。
“我老婆是领导，老婆管得住我。”我回答。
“现在要找个管得住老婆的男人还真不容易。”朋友感叹道。

回想我和老婆自由恋爱结婚时，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俩在中学时就是同学，后來下乡。返城后到不同单位工作，当时感觉有缘份，就“拜了天地”。我学历，工作和收入都不比我老婆差。结婚后，最初我在家里说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地位与婚后时间成反比，结婚越久，地位越低。我怎么也想不通，结婚二十多年来，怎么从将军变成奴隶了呢？

我最感头痛的还是老婆随便发脾气，而且不知从那里找来一大堆振振有词的理由。

“家里是畅所欲言的地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家里是疗伤的地方，在外面受了伤，就要在家里疗伤。”
“你知道我这脾气，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
“看到家里这么乱就想发脾气。”
“有气不发出来，心里不舒服，久了还会生病。”
“我那根本不是发脾气，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

我试着问：“你在外面彬彬有礼，为什么回到家就这么凶？”
老婆答：“在外面每个人都戴一个假面具，回到家里就脱了。”
我又试着问：“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和别人比较，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和别人比较。”
老婆答：“比较是想让你知耻而后勇，不断改进，变得更好！”

闭来无事，随便翻翻书。发现惧内也是古今中外都有。北宋的苏东坡的好友陈季常，怕老婆出名。苏东坡还写了一首诗取笑他。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
柱杖落地心茫然。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老婆也是凶悍出名。有一天苏格拉底正在向他的学生讲解哲学，他老婆在后面破口大骂。苏格拉底只当耳边风，继续他的讲学。他老婆又把一盆洗脚水泼在他头上。苏格拉底淋得象个落汤鸡，但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我就知道，电闪雷鸣之后，一定会有倾盆大雨！”

当然话又说回来，我还不想这么轻易失去领导权。所以找了一个机会对老婆说：“亲爱的，你看一个家有这么多事，总得有人拿主意。”
“谁对就听谁的。”老婆倒也干脆。
结果是，老婆永远正确！

看来是没救了，但机会又来了。老婆说她想成为基督徒，我立即表示赞成，并与老婆同时受洗。查经时，我对这一段经文特别感动。

以弗所书５：２２－２４。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但我发现洗礼后唯一的改变，就是每次家里开饭前，老婆总是说：“现在让我们家里的头给大家做谢饭祷告。”其它事仍然作不了主。

有一次与老婆分享上面那段经文。老婆说：“你这是断章取义。下面还有。２５：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爱我吗？” 老婆问：
“爱。” 我答：
老婆说：“爱是要有行动的，比如重要的日子，你要送我鲜花。平时多做家务，让我高兴，听我话……”
我说：“罢了，我们家还是你说了算。你叫干啥就干啥。”

后来进一步学习圣经，发现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也管不住老婆。上帝说不能吃伊甸园里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也就是亚当的老婆，说可以吃。

你猜猜，亚当是听上帝的话呢，还是老婆的话？

结果大家都知道。人类从此获罪，影响持续到今天，以至于我们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看来争夺家庭领导权的想法只能暂时搁一搁了。（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