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和危机

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一定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弘扬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化复兴，就会出现偏差。这里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人格的培育，以至于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儿童、将儿童当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治力，更缺乏自觉意识。早在80年代，一部分文化学者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状况，如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全面发展”的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可惜这场思想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限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放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与神（信仰）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至于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将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痞子文化对核心价值的瓦解。痞子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文化传统是人在自我身份丧失之后产生的。痞子骂街，骂天骂地，骂爹骂娘，就是不敢骂能扭断他脊梁骨的人。所以痞子似疯，其实不疯，而以耍小聪明，阴损别人而自许，以至于现在中文网站上随地大小便的，制造秽语暴力的，散布流言蜚语的，到处可见。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痞子文化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痞子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中国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对话的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鉴于这样的弊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

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应该是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过度放纵和过度娱乐，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

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

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有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zdk）

室小地北天南

国内上大学的必须住校，外地的尚且如此，本地的亦概莫能外，这是中国大学的一大特色。我进大学时，已近而立之年，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就直奔学校宿舍，扔下北大荒带回的铺盖卷，便开始了新一轮“抗战”。

同寝室的共有七人。放下四张双层铺的木床和一个用来吃饭、写字的方桌后，几乎没什么周转余地，拥挤是可想而知的啦。七人中，除小徐是应届考上来的，芳龄十八，其余六位都来自工矿、农村，三十岁上下，大老爷们，工农出身，肺活量大，晚上睡觉关了门窗，倒进倒出的恐怕都是些发了酵的二氧化碳，怪不得早晨起床后，如喝了酒似的，总有没睡醒的感觉。

那时，我患神经衰弱，有失眠的毛病，那是从农村带上来的，大概是环境艰苦，思想负担重的缘故吧。入睡前，经常会身体翻来覆去，辗转不安，一条半新不旧的被单，用不了十天半月，就给磨破了。下铺的老徐睡眠也不好。熄灯后，那张木床吱吱呀呀地响半个时辰，才会安静下来。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俩闹别扭，折腾对方呢。

老徐入学前是上海钢厂技工学校的教师。开学没多久，喜得贵子，于是人就像丧魂落魂一样，读书的心思都没了，三天两头往家里跑，想为坐月子的太太添一把力。回家次数多了，又怕影响不好，下了课抓紧时间往家走，夜深了，紧拔紧地骑自行车赶回学校宿舍睡觉，光来回路上需化上个把小时。

同室的老朱则更困难了，因为他家远在南京，小孩才几个月大，婆媳关系还不好。每次老朱接到家信，便皱紧眉头，不是老妈诉苦就是妻子告状，弄得他一个脑袋两头大。辅导员虽是单身女子，却懂得同情他，准老朱利用周末时间赶回南京，处理一下家务事。

老朱维系这个家庭不容易。“文革”中，他下放到青海格尔木，若不是考上大学，哪个南京姑娘愿意下嫁生活工作在那荒袤之地的男人？今天妻子就是再抱怨，他都应该忍一忍。所以毕业时，老朱没别的要求，就是分配回南京。一经工作单位确定后，等不到毕业合影、叙旧话别的日子，早撒丫子往回颠了。

入学时，最迟报到住进宿舍的是小熊。小熊不小，也奔三十了，只是我们宿舍有个不成文“规矩”，四十年代生人才能称“老”，所以这就委屈了他。小熊自四川南充援藏十年，去的而且是海拔最高的那曲地区。入学体检时，查出他心脏变形，心律严重不齐，但这个人心态好，乐乐呵呵的，摆忽他与表姐怎么谈恋爱的故事给我们听，要不就介绍藏民的生活习俗，从前在书本上看到过，不过，从小熊嘴里讲出来，觉得可信度大一些。

宿舍同学中日子过得比较自由自在的，还是小李。小李从杭州到黑龙江插队，后来抽调到工矿，进大庆油田当了一名石油工人。由于仍是光棍一条，没谈恋爱呢，所以把心思全都用在了学习上。大学四年，同学们有目共睹，每天清晨小李起床后绕校园跑上一圈，接着就在宿舍后的草地上背诵英文单词，365天没拉下一天，周末假日都是如此。三年级时候，学校举办非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竞赛，我们班取得优胜，小李还拿了个人第一。

老鲍是我们寝室的老大哥，老三届高中下乡到安徽黄山茶林场的，后来当了林场职工子弟中学的校长。他出身于“老革命干部”家庭，但身上找不出一丁点儿那种家庭子女多少习染的张扬和娇奢气，给人低调，宽厚，持重，谦和的感觉。他担任班党支部书记，联系同学，处事周全，深受大家爱戴。

睡在老鲍下铺的就是小徐。也许因为与我们这些老气横秋的“老”大学生们一起生活久了吧，年龄比我们小十多岁的小徐，竟也显得少年老成起来。大四我们到安亭师范实习，中师学生反映，小徐老师有点“老轧兮兮”，说话口气蛮大的喔！这与其说批评，不如说是对小徐“好为人师”的可爱精神的褒扬。没错，小弟独自与一帮大哥哥们一起生活，肯定不合群，受“罪”不少。别的不说，每晚入睡前，我们六个鬼佬喜欢躺在床铺上侃大山，聊天南海北的见闻，小徐浑然插不上嘴，只有旁听和跟着乐的份儿。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做大哥的，光顾着自个儿痛快，却忽略了小徐的存在和参与，真有点遗憾。

岁月如梭，如今我们都已天各一方，彼此之间的联络几乎都没有了，然而同室同窗四年的大学生活，毕竟难以忘怀。前年回母校，想去寻访那住了四年的“第一宿舍”，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想，将来中国教育史上一定会记下这空前绝后的一个时代。那真是，

室小地北天南，
人众欢言笑谈。
眼观书海波澜，
耳闻子啼妻唤。
回炉而立之年，
心系家国平安。

后记：

近闻老鲍已从珠海教育学院退休，一对女儿都已出道。经济特区，生活富足，他接来年迈双亲怡养天年，同享天伦之乐。

小徐在上海某区教育局供职，已是个头头脑脑。他年纪还轻，仕途远着去呢。

小熊已官至厅局级，四川某局的局长兼党委书记。有同学传来肖像，老弟已是腮满肚肥，洪福齐身的啦。

小李读完硕士即去美国留学，听说现在休斯顿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

老徐是个海归。他在苏州工业园区经营一家洁具公司经年，事业有成。每年他都回温哥华的家度假，所以他是我至今唯一仍有联系的同室老同学。

老朱毕业后执教于南京特殊教育学校。八十年代中期自美进修回国时尚见过一面，他送了我一本英文版的《教育管理》。惊悉老朱已经去世，但无以佐证。如若属实，弟只能在此祈祷兄之在天之灵。天人相隔，呜乎哀哉。

诗人小波

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系里让我兼任80级学生辅导员。由于自己还是学生，除周末回家外，平时都住在学校里，与那些小我十多岁的同学们朝昔相处，相互学习，结下了友谊。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骨干，其中好几位当了教授，有的还是博导。但我最器重的，仍然是张小波。

当年，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入学时只十六岁。报到那天，由他在上海的表姐送来，很土气的苏北农村小孩，眯缝眼，看上去如终日睡不醒的样子。开学没多久，同寝室的同学们便抱怨起来了：张小波睡懒觉，不起床，影响他们早晨打扫宿舍卫生。我找他谈过几次话，他都点头认错，保证改过。但那些保证都是些空头支票，从没兑现过。我这个人脾气急，想找他狠狠剋一顿，但到了他面前，小小年纪，诚惶诚恐地朝我低头哈腰赔不是，我的心就软塌下来了。

不久，听说他参加了学校的大学生夏雨诗社，还听说他当上了社长，中文系的那些个诗歌“粉丝”们屁颠屁颠地围着他转，前呼后拥的，神气极了。接着就是旷课，不交作业，任课老师们不满意，就找我“算账”，因为他们听同学们反映，说我纵容小波。无奈，我又找他谈话，他少年老成似地叹了口气说，学不进呵！我哑口无言。稚气未脱的孩子，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呢，让他学什么教育学、教学法，岂不是赶鸭子上架——难为人么？小波悄悄塞给我一叠诗稿，我便一片一片地翻阅着。这时，他凑近我耳朵说，王老师，你也喜欢诗哇？！我斜眼瞅瞅他，还是讲不出话来。

张小波有好几门课不及格，毕不了业。只能作肄业处理。肄业是不包工作的。但他不在乎，在校园后门的民宅里租个房，仍然和他的那帮诗兄诗妹们“鬼混”在一起，每日纵情酒色，声色犬马，诗情在幽暗中发酵、燃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城市逐渐步入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海大学里六成以上的学生来自外地，他们在那里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型期，可以说，“外省青年”对新兴都市生活的感性触摸，诉诸直觉甚至官能上的某种隔膜与排斥感，成为当时校园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198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宋琳、张小波和另两位复旦毕业的青年诗人合著的诗集《城市人》。其中张小波的诗歌展现了身处都市的现代人的复杂心态。那零碎拼贴的城市意象，新奇杂陈的词汇，明显折射出年轻诗人的焦虑、惶惑之情，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果。他们的诗，被称为“城市诗派”的代表作。

1996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小波的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那时，我已旅居海外。好不容易搞到书后，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将它读完。正如一位书评者说的那样，“整个的阅读过程，于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自虐，一方面是文字的迷障无处不在，使你的阅读变成一次艰苦的旅行，而另一方面，却有一种惊人的魔力使你欲罢不能，使你即便头昏脑涨、头痛欲裂，却仍然心甘情愿地一头让自己栽进去。”小波的小说，确实是我所读到的，最优秀的华语小说之一。有人说，他的小说没有摆脱诗人的积习，句式太精巧，气息太华丽。是的，张小波对语言的醉心以及他对小说中诸多细节的感受，甚至对人的命运的把握，都是诗人式的，而他却用它们构成了杰出的小说。

后来他又出了一本题名为《重现之时》的小说集，据说其中每篇小说都是在四年牢狱中写成的。读过此书的朋友告诉我，正是漫长四年的牢狱生活,让张小波写出了复杂、荒谬、扭曲的小说。遗憾的是我没看过这个小说集，不过，我能想见那个在为自己设置的情境中疲于奔命，耗尽精力，时而孤芳自赏，时而得意微笑的小波。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乃是小波一手策划、并参与写作的哄动一时的政论书籍《中国可以说不》。不过，封面上用的是他儿子的名字张藏藏，而且名列第二。我了解，张小波是个低调木纳之人。不管写诗，写小说，还是写政论，他其实并不十分在乎个人的名声或利益；他在乎的，是如何释放自己内心的感受，冲动和呐喊。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不管旁人怎么看，这也是我能够欣赏小波的原因。

《中国可以说不》这本政论书，确实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在温哥华小小的社区图书馆里，可以毫不费劲地找到它。书出版没多久，我就仔细阅读了该书每一个章节。作为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老读者，能够体味到书中年轻人披心沥胆的热血和豪气，却实难赞同书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观点。我一直强调，激情（民族的抑或个人的）也许是敢说敢闯、奋发图强的起跑器，但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逞强斗勇的武器。而且激情还容易被误导，被人利用。我们这老一代人在“文革”时曾在激情问题上犯过错，走过弯路，当然不希望后人步我们的老路。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学复杂一点。探究自然的、社会的乃至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寻找启世警民、自强自立的锁匙，靠的是冷静、谦虚、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而不是戴上红袖章，高呼几句口号，出几口鸟气所能奏效的。如果自己的事情确实做好了，何以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如果自己的实力增强了，也不必向别人“横眉冷对”。天朝情结要不得，义和精神亦不可取。显然，民族的繁荣和强盛，不可以托付于小波所期待造就的“说不”的“英雄阶层”们。只有待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得到了全面提升和优化，中华民族才真正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其他民族所欣羡。世界的未来只会迎接一个自信的，宽容的，优雅的，微笑前进的民族！这是我要对小波政论文章“说不”的批评。区区小文，不容铺陈详论。所言若不周延，请小波雅量。

说实在的，我比较喜欢小波的诗和小说，不喜欢他的政论；甚至我觉得，他写诗，胜于写小说，因为，诗，才是他安顿激情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