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与当干部

“旧”社会叫做官，“新”社会叫当干部。字面上不同，实际一回事儿。“新”社会之所以忌讳做官二字，无非强调“新”社会当干部是做“公仆”，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像“旧”社会的官那样贪赃枉法。其实，“新”“旧”社会无论做官还是当干部，都有公仆，也有贪官。若用统计概率算一下，我估计差得不会太多。

这辈子最早见识做官或当干部的，是在下乡之后。

一天，我头晕发烧，躺在可容十多人排排睡的大炕上，正环视着空荡荡的大屋发呆。这时，指导员老于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片汤走进来，笑容可掬地问候我病情。我虽然口舌无味，一点不觉得面片汤好喝，但一份感激之心油然而生。要是在家病了，妈妈一定陪伴身旁端水喂药，现在指导员代替了妈妈，这在革命小说中常看到的情境，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以后，轮到自己当干部的时候，也东施效颦地照样学做过。不过心态可能有点不同。老于也许从本地老职工身分出发，关心远离家门的知青，而我则更多因为同是游子，感同身受，所以惺惺相惜。

如今在海外工作快二十年了，也有过头痛脑热。有病就休息呗，没见过公司领导因为我是少数族裔而来家探望过。病好了，改日上班，上司顶多问一句“好些了吗？”表示关心。要是自己的下属病了，我也不会登门拜访（登门还得人家愿意），顶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如果他带病坚持上班，我一定会把他撵回去。这当然是一则关心他身体健康，二则不要传染了别人。这资本主义社会不提倡“革命加拼命”，有病休假，工资照发，何乐而不为呢？勿庸说本人病了，即使家人有病，按公司规定，职工也可请“病”假，薪水一文不短，够仁慈的吧？！公司总裁竟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大家讲，健康第一，家庭第二，工作摆在第三位。可见，海外做官比较容易，干群关系单纯，单位政策明确且人道，照着办就行，无需病号饭、登门家访之类的花花肠子。

当然话说回来。老于是个体贴下属的干部不假，连里的人恐怕也不会否认。不过在领导班子里，老于则像个小媳妇，说话不算话，因为二把手连长李江不“尿”他。凡事定夺的，不是老于，倒是李江。那李江不是太霸道了吗？不尽然。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体制上。国内体制，大到政府，小到生产队，都是政企合一，甚至可以说是党企合一。行政干部上面，都有个党务干部，美其名曰“党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顾名思义，领导的不负责任，负责的却不能领导。这种体制，稀奇百怪，天下无双。加拿大现有三大政党，若哪个政党上台，都要在企业里摊派一个CPO（Chief Party Officer 党代表）的话，那企业就不要搞生产了。

下乡时，我在武装连也当过类似的党代表，但我懒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连长唐包勤快，有事就找我商量，所以两人相安无事，我调走时，唐包还极力劝我不要走。李江和老于则搞不拢，闹翻了，闹得老于落马，李江升一把手。李江当指导员后，又与连副升连长的武方兰不合，接着闹，结果是李江败走麦城。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容易看到，首先没那种体制，其次工作上即便有矛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达成一致，没必要那么恶搞恶斗的。我在西恩大地也做过七品芝麻官。有一次，作为技术主管的我与项目主任“干”上了，起因是他不同意我的技术设计方案。那老兄，资历比我深，还有点自以为是。但他知识陈旧，读不懂我的设计方案，又不事先向我“讨教”，却向部门总经理告了状。我一时感到恼火，碰头会上的谈话口气便不那么客气了。可待我条分缕析地讲完方案后，项目主任自知理亏，立即向我道歉，表示按我的方案做。我也立马“刹车”，摁下“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怒火，主动承担了沟通不足的责任。此后，我俩合作的项目进展顺利，彼此间的了解和尊重也随之加深了。

到了国外之后，我才明白，国内当干部不容易，累得多。在乡下时，男女老少一个屯子里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毫无隐私可言。当干部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事都得管。上窜下跳两条腿，是非好坏一张嘴。说不清的道理，断不完的官司。回城工作后，不再住一个屯子了，文明程度也高了，但分房、评职称等麻烦事，依然十分挠头。虽说办那些事儿都有条条杠杠，但那管什么用啊？上面递条子的，下面走后门的，歪门邪道，无奇不有。当干部的，能不头疼吗？那时，我管大学一个系，几年下来业务荒废不说，还累得筋疲力尽，肝肿一指，觉得十分不值。而在海外做官，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工作与家事绝对掺和不到一起，分得一清二楚。职工买不买房，买什么房，与单位何干？提职长工资，年底分红，也很分明。是工会成员的，工会出面争。劳资谈不拢，就闹罢工。罢工是合法的，即便要求不合理，资方、政府也不能以“破坏安定团结”为由，把工会取缔喽。不是工会的，也无需胆怯，凭业绩争取。实在争不上的话，“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炒老板鱿鱼。当老板的，觉得你真有能耐，决不敢亏待你。

其实，国内当干部最棘手的，还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中央集权制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一个职级，所以才会有唱歌少将，处级秘书之类的今古奇观。国内有朋友随官方参访团来访。朋友过年６０了，处级大限不可不退，但听他说退休能“套”个副局级，是安慰？是实惠？不得而知。退休尚能升官，我为朋友高兴。参访团内有一个小科级，看上去年轻有为，象“接班人”。此地冬季雨多，外出时他总备雨伞在手，不是用来自己躲雨，而是为替领导打伞。一边张伞，一边还会殷勤嘱咐：“X老走好”，十分体贴、周到，领导同志一抬首一举足，丝毫不觉得半点不妥，而我看了，心中则隐隐作痛，不好受。海外的工作单位也有职级，但绝对不会全国统一，不同单位之间的职级也没有可比性。即便一个单位里，职务高的，责任加大，不一定待遇就高。譬如我的上司，因为资历、学历都比我浅，所以薪水就没我高。他无可抱怨，谁让爹妈生他晚了。当初，提拔他前，先征求了我的意愿。我不求上进，他年轻好学，便推荐了他。我俩一同出差，我不必为他提包，他不必替我打伞，平等以待，礼貌相处，十分自然。简单、透明的工作关系，省却了许多劳神费心的龌龊事。职务有空缺，一定公开招聘，择优选能，愿者上钩。用不着烧香磕头，拉关系、套近乎，把生命消耗在无谓的钻营内斗的官场文化中。

父亲

父亲病逝前，疼痛交加，仍不忘交代后事，要我们兄弟照顾好继母。弟弟对继母没善待父亲素有意见，便问：是一次性的呢还是一辈子的？父亲喘了口气坚定地说，要负责到底。父亲与继母结婚时，我曾邀请他们到加拿大住了三个月。继母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平时端茶送饭全是父亲的事，我们都说父亲晚年找了一份伺候人的工作，但他毫无怨言，认为老来有人陪伴已是幸事。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滴水涌泉，寸恩必报的人。

父亲从小失去父爱。八岁时，祖父因赌债缠身，吞生鸦片自杀了。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父亲在乡下种地，无以为生，就把父亲托付于自己的弟弟，独自抛井离乡，到上海做佣人去了。父亲寄养在舅舅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以后，父亲每次提起那段生活，都要难过得掉泪，说除了起早贪黑干活外，饭都不让吃饱，想多添碗饭，红眼舅母（患眼疾）就会用筷子敲碗，恶声怒骂。

这样忍声吞气过了五年，父亲十三岁那年，祖母把他接到上海，开始当学徒。当学徒是在酱园店里。最重的活就是晚上洗酱缸。硕大的酱缸，不但得一个个用水冲洗干净，还要生火烤干。有一次，父亲实在困乏了，坐在火炉旁累得直打瞌睡，结果火炉燎焦了小腿的皮肤都没察觉，从此父亲左腿外侧留下了一个碗口大的伤疤。

抗战结束那年，祖母帮佣的东家沈先生介绍父亲报考荷商的国际电台。由于父亲当学徒时勤学苦练，不但自学了高小文化，而且学会了骑自行车，因而顺利考进电台，当了一名送报员。父亲吸取祖父教训，一辈子不烟不酒不赌，独善其身，刻苦奋斗。

四九年上海解放，父亲参加荷资撤离前的护台护厂运动，立了三等功，还被军管会吸收入团入党，成了一名工人干部。但在肃反后，父亲却因解放前的“政历问题”被调离机密程度高的电报系统，外放到基层邮政局当局长。父亲是个好学之人，下班后坚持上夜校，不仅补习了初中文化，而且喜欢舞文弄墨，写得一手颇具特色的钢笔楷书。

我的启蒙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小时候，我家住在南市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夏季纳凉，家家户户搬出桌椅板凳在弄堂里歇息。这时，父亲抱着我，在周边镶了木框的小石板上学写粉笔字。后来上小学后，不知父亲从那儿弄来了一本柳公权字帖，开始让我练书法。一天，我指着家里旧式衣柜上的“王興”二字问父亲：“那是谁的名？”父亲说是祖父的。“是祖父写的吗？”父亲说是的。我情不自禁地夸道，字写得真棒。父亲说，好好练，你以后一定写得更好。这对我鼓励很大。

还在上小学时，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几人，在家里办起了小墙报。墙报用大张粉红纸作底面，四周用条型彩色皱纸略作旋转后围起来，十分美观。我们把自己中意的作业或读书时抄录的名言诗歌等往上贴。那时候，家里的书真不少，多半是父亲从单位图书馆借来的，不但他看，我们也看。回想起来，那年代的革命小说，如《青春之歌》、《红日》、《苦斗》、《上海的早晨》等等，都是从父亲手里“借来”读完的。

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开始往家里带来一些翻译小说，多数是前苏联的。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部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部是《安娜·卡列尼娜》。不知怎的，我对《钢铁》从小就不喜欢，总觉得人不必活得那么累。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即便“碌碌无为”，平凡人生，也值得庆幸，何以感到“羞耻”和“悔恨”呢？但对《安娜》一书，我倒“情有独钟”，读了后曾对父亲说过很感动。当时并不知道，所读《安娜》一书是周扬翻译的。“文革”中了解后心中还曾想，要是周扬不当中宣部长整胡风的话，专心译书，他的成就也许会很大。但周扬必竟不是离经叛道的安娜，也不是立意革新的列文，而是醉心功名的卡列宁（临死前的人道、异化说，算是迟到的醒悟）。我们这一代人，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我至今认为，俄罗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世界文学的顶峰，与之相比，二十世纪的苏维埃革命文学，不过是一杯黄土。

下乡后，与父亲的接触、联系越来越少了。一方面的原因是“文革”中父亲在单位的处境不怎么好，自顾不暇，没有精力关心远在“天边”的儿子；另一方面，自己的翅膀“硬”了，不再在乎父亲的“指教”，就是谈恋爱找对象，都“容”不得父亲插上一句嘴。其实父亲也明白，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自己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等到我考上大学，回到上海的时候，父亲已在市邮电职工学校校长的任上。好婆看到我上大学了，高兴地对我说：“阿爸讲，侬已经超过伊了”。但父亲从没对我亲口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毕业，结婚，生子，留学……在我和太太即将迈出国门的时刻，年过花甲的父母又毫无怨言地接下了照料年幼孙子的担子。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到了花甲之年。父爱是什么呢？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儿子要离开家门去英国读书了，心中突然有一种烦躁不安的感觉。儿子走了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浓浓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下班后回到家里，没见着儿子，不能象往常一样，同他一起看NBA，一起吃晚餐，就会感到空落落的，惶惶不知所措。那时，我想起了父亲，想起自己当年拂袖而去，奔赴边疆，不惑年又远渡重洋，一次又一次，他老人家作何感受？我不曾细心体会过。年轻时的我只顾着自己展翅飞翔，追寻自己的梦，却没曾想过停一下脚步，回一下头，多看一眼沉默寡言、不愿送行的父亲……

山高河宽，源远流长。抚今追昔，情何以偿。父爱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父爱是付出，父爱是承受，父爱是无语的期盼。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但为时已经晚了。

(写于父亲节)

有愁无乡

好婆屋后的小河

我老家在太湖洞庭东山脚下的渡村。好婆的家是一座三进三出的老屋。进正门是前厅，两旁是前厢房；接着是天井，青砖地，有水井，井水清凉；再往里走是客堂，客堂两边是后厢房，客堂中央靠墙有一张古旧八仙桌，两旁各一把太师椅。但好婆老屋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客堂后面的灶间，因为出灶间门便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河，沿石阶往下走，是洗菜洗衣的石板平台。记得小时候站在石板平台上，向小河两头眺望，不远处各有一座拱形石桥，桥上偶有挑担路过的农人。清新，飘逸，宁静，秀丽，多好的水乡风光！那是我记忆中的家乡，那让我时时乡愁绵绵，催我梦寐以归的故乡。

九八年，在海外漂泊十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回国探亲了。回国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母亲扫墓。母亲的坟地在苏州城外濒临太湖的清明山公墓。扫完墓，应我请求，弟弟开车载我去渡村老家探访。一路行车，过去只够来去车辆交会的狭窄柏油路，如今变成了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原来沟渠交错的农田不见了，比檐接邻皆是一座座轻工、毛纺厂房。

到了渡村，我们打听表哥表姐的住处，有过路人手指一家小饭店说，那就是！进门一看，果然是表哥，虽已满目沧桑，但模样和说话神态依旧。未及细聊，我便急不可耐地探询好婆的老屋，因为我知道，好婆去世之后，表哥就住那老屋里。表哥瞧我猴急的神态，微笑着用手往地上比划一下说，这儿就是。随即引领我往里走，步入灶间，步入厅堂，步入厢房和天井……古旧、素朴、清爽，一切如昔，只是空间比儿时的记忆小了许多。厅堂里堆满了杂物，好婆的遗照灰蒙蒙地挂在墙上。我问表哥，那屋后的小河呢？“填了，你们开车进来的公路便是”，表哥若无其事的答道。小河没了？好婆屋后的小河填了？表哥的回答象一声晴天霹雳，朝我头上劈了下来。

小河没了，小河填了，在回上海的车上，我仍喃喃不休地低语着。那小河带着我儿时的记忆，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小河，仿佛失去了那乡愁绵绵、梦寐以归的故乡。

步行街上的奇遇

前年回国，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上陪太太购物。我这人一辈子讨厌逛商店，首先没兴趣，需要的就买，不需要的，看都不愿看一眼。其次没耐心，看中的就买，什么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在我看来都是虚掷时间，不值！但好不容易回国一次，总得让太太过一下购物瘾。太太也了解我没耐心，于是让我提着买得的物品，坐在街心的石凳上等。

刚坐下石凳，迎面一对老夫妇朝我走来。男的瘸腿，一拐一拐的，女的并不搀扶，径直自顾自向前走。走到我跟前，那女的说，来上海给老头治腿，丢了回家路费，望大兄弟扶持一把。满口东北话，毕竟年轻时俺在东北混过，听着亲切，便增了一分同情心。这时，男的腿瘸得更邪乎了。我顺手掏出两张“毛泽东”，给了那个女的。可是，她接过我的钱，谢都不谢一声，引领着老伴继续往前走了。我站起身来，盯着他们前行的身影。不多久，我便看到那男的竟然不瘸了，开始与女的肩并肩，边走边低头私语起来。很远，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觉得他们在嘲讽我：傻B，老冒，给咱蒙了……肩上似乎掠过一阵凉意。

还没等我回石凳坐下，又有两位年轻MM来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国外回来的。瞧模样，不算漂亮，但也长得眼顺，鼻梁上都架着一付半遮阳的时髦眼镜。有了前次经验，这回我变小心了。我笑问，你俩打哪儿来啊？听口音不象上海的哦。她们也坦白：安徽蚌埠来的。我接着问，你们要我做些什么呢？她俩来精神了：想跟先生吃顿饭。我断定她们是来勾引我的，就开始“戏弄”起她们来：吃饭当然可以，不过我正等我女朋友呢！她俩忽一楞，马上无可奈何地说道，那给点钱吧。我嘻皮笑脸地打岔：你俩长这么漂亮，还愁缺钱花么？！好象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她们马上拉下马脸，用听不懂的安徽土话骂了一句，扭屁股转身走了。这时，我的心情反倒高兴了起来。

重新坐回石凳后，好象小时候看西洋镜似地，望着满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呆。这时，一位上海老伯坐到我身旁来。我判断他是上海老伯，因为他的普通话明显带上海口音。他低声问我，您要发票吗？我诧异地反问，要发票干嘛？他也听出了我的上海口音，然后改用上海话说，“哦，侬阿是上海人，用勿着…用勿着咯！”我感到好奇，继续盘问后才知道，许多来上海出差的，花小钱买了假发票，回去可以向公家报大账。嚯，报假账的陈水扁、吴淑珍在大陆也不少哇……这时，太太拎着大包小包兴高采烈地走来了，我似乎还没从眼前的情境中醒悟过来。

这是我熟悉的上海吗？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上海吗？我感到陌生了。我周游过世界上许多繁华都市，还不曾有过如此短短十来分钟的“奇遇”。

我的退休计划

近些年来，我一直盘算着自己的退休计划。虽说这儿没有退休年龄限制，身体好，想干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我想早点退下来。早点退下来，不是为了享清福，而是想回国“发挥余热”，将自己所学贡献出去。花甲之年，能干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就是回去当教师。

当老师，我尚在行。出国前，管过中学，教过大学。留洋二十余载，自认通晓中西，兼习文理，笔头口才无碍；出国前还编过两本教育学文集（人民教育版），一本叫做《人的发展》，另一本叫《美育》，对如何办教育，自己有些想法，找个中意的学校，讲学、授课、或管理，应该难不倒我。而且，我也无需酬劳，只图三餐温饱。所以这个念头在儿子出国留学后越来越强烈了。

然而，我的这个痴痴用心，近来却被网上的一则新闻击碎了。据国内网站称，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被两名听课的学生告发了，说老师的讲课内容违背了什么“精神”和“原则”。但我仔细、反复阅读那位教授的部分讲课内容后，觉得即便按现行国内政治标准来评判，也找不出任何“出格”言论。这就让我莫名惊叹了。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那类思想警察和举报告发文化依然存在，更传到了下一代青年人身上。实在令人寒心。

有海归朋友听说我有回国教书的想法，他们的忠告依然是，小心国内复杂的政治人际关系，它不但可以使你一事无成，还会把你吞没在无穷尽的倾轧争斗之中而无法自拔。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口蜜腹剑，冷箭暗枪，似乎在国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难有改善的迹象。

看来我只好却步了。还是留在这儿养老吧！这儿的天，透蓝透蓝；这儿的树，可以自由摇曳；这儿的人，礼貌而友善；在这儿生活，无忧无虑。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还是走得自由自在一点吧。诚然，那也是无奈的选择。“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不知道在这网络日益发达，交通日渐便利的地球村时代，那绵绵的乡愁还会那样揪心牵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