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九月，一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中学同学，总共约三十多人，其中不乏“走资派”子女。此为记。
“走资派”的全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革”中伟大领袖发明的专有名词，用于概称过去在政府、企业和学校当权的，“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关押的一大批老干部。昔日是受人尊重、享有特权的共产党“高干”，转眼沦为曾为之效力、乃至献身的党的阶下囚，不但家门被抄，而且他们的后代还被冠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美名”。
这美名也是领袖恩赐，但不好消受。按当时政治标准，“走资派”子女去生产建设兵团是不够“资格”的。那边是“防修、反修”前线，怎能让“走资派”子女掺乎其中、乱了阵脚？！但是，这些同学的决心实在太大了，差不多都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表明自己“背叛家庭”、“脱胎换骨”、“走革命道路”的心迹。他们从小家境优渥，不愁吃穿，无须为五斗米折腰，但这时却只有忍辱负重，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被批准去生产建设兵团。掌握批准权的是区武装部，部长也是老干部，惺惺相惜，才“破格”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些同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李军。李军原名匡瑾，是“文革”中最早被“抛”出来、在全国党报党刊上“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女公子。不幸的是，李军到北大荒只一年，为解救落水女知青，献出了含苞待放的青春。那是个麦收季节，酷热难忍，工间休息时，女知青们一块儿跳入附近的金沙河游泳解暑。其中一位不识水性，被河底水草缠住，在水面上时浮时沉，自小善泳的李军赶紧搭手相救。落水知青得救了，她却被湍急的河水吞去了生命。李军去世后，她哥哥李鲁达从江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继承妹妹遗志屯垦戍边”。李鲁达彪悍孔武，在妹妹连队当司务长，经常持枪带犬，进深山老林猎取野物，为知青改善伙食，受知青爱戴。七八年高考时，李鲁达以３７０多分好成绩被南大哲学系录取，其时匡亚明已官复原职，所以他的录取通知书比我的４０８分还早到了一个多月。对当时迟迟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心里虽然有些着急，但没有丝毫抱怨。李鲁达３７０分足够进南大了，通知书早到个把月，看在家庭不幸和妹妹早逝的份上，也算是迟到的“补偿”。
除了李军，赵咏萍的身世也挺“显赫”，不过只是在“文革”前。她父亲闻捷是“革命诗人”，与李季、郭小川等齐名。书香门第，干部家庭，当然十分荣耀。但“文革”中，赵咏萍家噩运接着噩运。先是赵咏萍母亲不堪折磨，自杀身亡，随后她父亲又被隔离、关押。关押期间，岂料闻捷与专案组长戴厚英擦出感情火花，这就罪加一等，闻捷因之殉情。“文革”后，戴厚英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成名，且在人道主义思想讨论中名噪一时，那都是后话。赵咏萍读中学时与我妻子同班同学，“文革”中我们又参加了同一个“革命组织”，所以熟识。她是个漂亮、热情、执著而又有点刚烈的女青年。在农场我们不属一个连队，听说她因为看不惯连干部的作风，与领导关系不好，所以一气之下离开北大荒，跑到江西老区找他爸爸的老战友，在那里插队落户。77年恢复高考，赵咏萍一举中榜，考入江西医学院，毕业后做了医生。我们出国后，曾经接获过她的来信，但由于彼此忙于事业和生活，联系没能继续下去，现在想起她，真是很怀念的。
熊宁宁也是干部子弟。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寒冬，我和熊宁宁在金沙河小龙头挖河修水利。帐篷统铺上我俩齐头并肩睡。每晚歇工后，我总看到他往鼻子里滴药水，他说患鼻炎，不好受。除了鼻炎，他还受肠炎的困扰，因此身体显得单薄清癯。但他是个副班长，抡镐刨冻土，身先士卒，不落人后。几年后，由于身体实在适应不了北大荒的严寒天气，熊宁宁转插到了江苏苏北农场。在那里，他被推荐上南京中医学院。“文革”后，又继续攻读，拿下了中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医术精湛的肾科专家。八十年代初，我曾两次到南京师大讲学，都特地到熊宁宁家造访。那时，他女儿还小，家务、工作十分忙碌，仍抽出时间陪我参观他的诊所。去年，我和太太带儿子回国到南京玩，除宁宁夫人亲自导游中山陵外，宁宁还特地引见了他九十多岁的老父。他父亲是前上海隧道公司的负责人，“文革”前的浦江隧道就是在他父亲领导下完成的，“文革”后上海四通八达的地铁干线之所以能够自主建成，恐怕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技术基础。可以说，宁宁的父亲是上海地下世界的“开山鼻祖”。
在北大荒那些年里，我最接近、交往时间最长的，该是汪氏姐妹。姐姐汪晓音到连队后，即被分配到马号清圈。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连简单的家务活儿都不曾干过，站在臭气冲天的马粪牛粪堆里清扫、整理，没有丝毫犹豫。后来，连里派人去三江平原修路，她又主动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妹妹汪三三一直在猪舍养猪，每天起圈、喂食、放牧，裤腿沾满了污垢，手背上布满了开裂后愈合留下的疤痕。十七、八岁的似花年纪，谁没爱美之心？谁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她们也都天生丽质，但是，她们似乎没有爱美的权利，她们不可能、也不敢有此奢望。在时代加在她们身上的“原罪”面前，她们想的更多的恐怕是如何“赎罪”。70年秋，下乡整整两年后，我们有了第一次探亲假，小三、晓音和我相约一起回家。回到上海后，我总算有个团圆的家，但她们的父母仍被隔离着，不能见面。十天后，我们必须返回北大荒了。为了节省路费，我们买了九元钱一张的海轮底舱票，坐船从上海到大连，再改换火车往北。临走那天，到轮船码头给她俩送行的，只有她们的哥哥。轮船最底层的大统舱里，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我们和衣躺在冰冷的地铺上，昏昏欲睡，却又睡不着。夜晚，起海风了，大船剧烈摇晃，晓音和小三开始呕吐；我虽然没呕吐，但也被晃得晕晕乎乎。海轮继续在黑色的大海上航行，无边无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岸。晓音和小三仍然呕吐不止，我的脑袋则越来越昏昏沉沉……
这只是我们青春年代的一个旅程。在那个时代，人生就像一叶小舟在凶猛的海涛中飘浮，摇晃，没有终点，不知去向。时隔近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那个旅程，至今难忘。在儿子临上大学前，我们登上“激励（Inspiration）”号五星级豪华巨轮，在风光漪丽的加勒比海上遨游。望着儿子意气风发的神态，我又一次想起，他那个年纪，我和同伴们蜷曲在海轮底舱甲板上度过的那个不眠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