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说，缇立亘商场边上新开张了一家馆子，请我去那里吃饭。我跟着他七拐八拐找到那家馆子。门楣上悬块朱匾，上书“老四川”三个金黄大字，俊朗飘逸，秀色可餐。铺面不算大，客人不算多，小二倦于走动，等一个多时辰，饥肠辘辘时，送上来两盘炒得通红通红的东西。老张吃得唏嘘哈欠，我则一口都不敢尝，只管往嘴里扒干饭。吃完饭，老张一抹嘴说坏了，忘了带钱出来，怕被店家扣住。我说我有，赶紧掏钱付账。那顿饭成了我请他。
老张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绝对是一个怪人。从前，他在北京中科院搞科学史，八十年代中期公派出国，来到中部草原省的萨斯卡通大学念学位。一年后，把老婆接来陪读，没成想，老婆后来跟计算机系刚毕业找到工作的年轻小伙私奔了。老张气得七窍生烟，觉得没脸见人，撂下学位，跑到西部胡天黑地的打工挣钱来了。
老张常犯迷糊。那时我周末在一家洗衣厂工作，老张正好失业，我就把他介绍进去了。他的活就是伺候两台工业用大洗衣机，洗的都是老人院的被褥床套等。老张只管装卸：把洗净的拉出来放入烘干机，再把洗衣机填满待洗的物件。等洗衣机和烘干机都轰轰隆隆运转起来时，他老兄坐在椅子上享悠闲，一只脚蹬着前面的椅子，另一只脚跷起来，以二郎腿的姿势将扶手椅往后仰去，仰成一只摇篮。仰着仰着，他老人家在摇篮里面迷糊过去了。等仰角大了，超过四十五度，没能仰回来，一个后滚翻栽了过去。砰！地震般一声巨响。楼上的瘸腿老板，白发苍苍，心脏本来就欠好，受此惊吓，双手一抖抱在胸前，眼镜的一条腿耷拉下来，另一条腿挂在耳朵上，颤颤巍巍地下楼来。老张瞌睡虫跑了，慢腾腾从地上爬起来，椅子扶起放正，自己又跟自己嘀咕，似乎不很满意刚才的表现，在作自我批评。工作场合怎么能随随便便迷糊过去了？老板倒没说什么，工头的脸涨得如猪肝色，挥手叫老张立马走人。
老张是“文革”后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考进大学的北京知识青年，面善，脖子粗四肢也粗，力气一把，块头结棍，正看和侧看都是一个尺寸。老张开始在生产连队垦荒种地，跟连长顶嘴，他是一个慢性子，但没按捺得住，急了一下，还是把连首长摁在水泡子里。连里批评他，让他做检查，他不做，就调他下井挖煤。煤矿规模不大，最深打入地下二三百米，都是鸡西、双鸭山这些国家大矿不屑一顾的老少边穷地区，因陋就简，兵团派人开采，自采自用。矿上干活吊儿郎当，却拿一份工资，比连队里修理地球舒服得多。当然，有收益也有风险。挖煤的二三百号人多是各个连队不要的让领导头疼的调皮捣蛋分子，打假斗殴家常便饭，但是对老张，没人敢轻易招他惹他。因祸得福，老张挣一份自在，井下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蹲在那里闭目养神。这时候发生了冒顶，两个跟他一块干活的人来不及躲闪，被滚落下来的煤石砸在那里，老张则躲过一劫。提起这段经历，老张口气舒缓，目光游弋。都是好煤啊，沉了一会儿他说，火柴一划就能点着，一直燃成灰烬！
他对北大荒怀了一份复杂的情感。那是一块黑油油的土地，森林煤矿，无尽的大豆和高粱。他在那块土地上面耕耘，他也在那块土地下面劳作。白山黑水，耗去的都是沉甸甸的青春年华，洒下的都是滚烫的汗水。汗水掉在地上摔成八瓣，青春便一去不复回。前后十余年，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长成了大老爷们，磨去了棱角，磨没了脾气，不文不火，迷迷糊糊，干什么都不在乎，一慢二看三通过，宁等十分不抢一秒，实际上他大智若愚。
温哥华的秋天阴雨连绵，老张找到一份上山栽树苗的活。活很累，住工棚，但挣的多，一个秋冬仨俩月，干好了，能攒好几万。白天风里来雨里去，晚上回到工棚睡觉。老张睡上铺，不停地用手抠着自己的两只光板脚丫子。他脚上长湿气，痒，抠下一层又长出一层，抠下来的皮屑若断若续，天女散花一样从上铺飘落下来。下铺睡着一个老外。老张抠下来的东西有一部分就落在老外的床上。老外很疲劳，一次次掸去床上和枕头上细小的不明物质，想都不想倒头就睡，
老外后来还是发现了老张这个嗜好，很生气，向他“丫挺的”讨说法，希望他“丫挺的”不要再往他床上抠脚。老外很少这样发火，很少这样大声说话，这一次看来是真的动怒了。老外一生气，老张的脸上就挂不住，鲤鱼打挺从上铺跳下来，涨红着脸站在外国友人跟前认错赔礼道歉，并且作出保证。老张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一点用不着怀疑，老外立即受了感动。但是老外不在时，老张的脚又痒了，忍耐不住，伸手去抠，完全忘了自己的保证和老外那张生气的脸，重新沉醉在无尽的抠脚享受中。
以后我老婆孩子来了，家里家外，读书打工，忒忙，和老张的联系渐渐少了。起初，我还能隔三叉五地把他叫家来吃个饭，后来再请他，竟找不到他人了。听熟人说，老张回国了，不过没回北京。
记得曾听他说过，他不喜欢京城，虽说那里文化底蕴厚重，可那是对红墙内的主子们而言的；红墙外面，还是吆喝的、抬轿子的和耍贫嘴的多。老张不好虚荣，讨厌轻浮，喜欢返朴归真的一份朴实。迷糊，也许正是他观摸尘世的一种独特方式吧。
今天我写他，只是为了怀念他。天涯海角，不管老张现在哪儿，我都祝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