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格瑞和希拉夫妇俩的时侯，他们已经在素克小镇外十多公里的山林里生活十七年了。那儿没电，没有自来水。一座独立的小木屋(Cabin)，正面朝向一条约十来英尺宽的小溪(Creek)。溪水碧波粼粼，潺潺的流水声，清彻悦耳。从屋里仅有的一扇三尺见宽的小窗向外望去，四周草木扶苏，百花斗艳。临窗的写字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和报刊杂志。北墙刚够两人躺下的木板床上，平排铺着两条野营被(Sleeping Bags)。屋子中央除了一个烧水煮饭的火炉外，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屋后数十米远的密林里，有一个极其简陋的蹲坑茅厕。他们拥有的唯一的现代化生活工具，就是汽车，那是每周一次采购生活用品或对外联络所必需的。
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格瑞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地球怎么演化的书。我儿子丹尼斯才上小学，求知欲强，听说这位大胡子伯伯“什么都懂”，而且能讲流利的中文，就缠住了格瑞，中英文相夹着，提了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格瑞真是循循善诱，不但认认真真地解答问题，而且还带了丹尼斯在树林里四处转悠，讲解各种植物的来历和特征。
格瑞和希拉听说我年轻时曾在农场生活过十来年，非常感兴趣，似乎找到了一个相同志趣的人，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那是一段不甚愉快的生活。他们听了后颇觉诧异，想知道为什么。我简略地作了介绍后说，你们崇尚自然和简朴的生活，并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自由和自主的选择。而我和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是没有这种选择自由的。我们如何生活，甚至在哪儿生活，都得由别人来规定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或者适不适应，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旨意去实行。他们听了点头称是。我接着说，你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多半是为了摆脱现代生活干扰，以利于专心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工作。而我们下乡是去接受思想改造的。没等我说完，格瑞用手指一挥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That’s the point)！
格瑞和希拉都是七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希拉是华人，本姓蔡，是国民党某左派元老的后代。她自小移民美国，却不忘祖国文化。因为钟爱摄影艺术，希拉曾多次到大陆和台湾等地拍摄山水美景。她的作品或陈列在展览中，或制成明信片惠赠他人。在多大学习期间，她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格瑞相识，乃至相爱。格瑞是白人，却沉湎于中国博大宏深的古代文献之中。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工作，其间翻译和出版了多卷有关唐诗宋词的书籍。八十年代，格瑞发表的关于中国古诗词研究的专著《中国的诗心(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享誉北美汉学界。
九十年代，格瑞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易经》(Classic of Change)上来了。《易经》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汉代，其核心内容则得自于《周易》。《周易》记载了公元前1000至500年间青铜器时代的周朝古代占卜者们口耳相传的卜辞图文，以后经后人的不断发挥和注解，使它从一种本来仅用于事主预测未来和洞悉结果的“实用之术”，变成一本充满深邃道德和哲学含意的经典之作，从而成为上层阶级“通古今之变”和谋政治方略的统治工具了。格瑞认为，《易经》的研究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否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于为人理解了。他说：“新近的研究表明，《易经》与其说是一本充满诗情的占卜手册，不如说是一种占卜者告诉有企图心的智者如何对付生活中具体情景的实用之术。它的实际用途远甚于它的哲学意义。”在此基础上，格瑞用简明易懂而又直截了当的语言，重新注释了六十四个卦图(hexagrams)。一九九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易经再探(Rediscovering the I Ching)》一书。他的书打开了西方读者窥探中国又一重要文化遗产的视窗。
如今，格瑞和希拉仍然住在那片山林里。不过他们买下了那块土地，并在那个小木屋的位置上，盖起了一座别墅。希拉说，这样他们就可以邀请父母兄弟来这儿度假了。2000年，新世纪来临，也许他们觉得修完“道”了，于是开始走出山林，投向更直接地为公众服务的事业了。格瑞在省议会担任学术顾问，希拉则为成人教育忙碌着。他们不要孩子，但他们生活得很自在，也很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