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十余年间，曾扑过许多次山火。每年的初春时季，草木尚未吐绿，如遇气候干旱，农场四周的群山密林里，极易发生火灾。那个时季恰恰又在作物播种的节骨眼上，连里连外，个个忙得脚打后脑勺。然而再忙，只要上面传来扑火的通知，火警如山倒，全连除了后勤和机务工作人员外，几乎倾巢出动。
某天，我们农工班正在场园上拌种（把种子和一定比例的农药拌在一起），忽然听到挂在伙房井台旁的铁垂子钟敲响了，接着有人在吆喝：“快上车，扑火去啊！”我们来不及回宿舍更换衣裤，马上被隆隆轰鸣着的尤特（连里跑运输的机动车）拉走了。
车直奔农场东侧的七里嘎山，远远望去，股股浓烟从山林里腾升起来。不到半小时，车开到了山脚下的十一连驻地，我们跳下车就往山上跑。跑着跑着，我才察觉脚上穿着一双大头棉皮鞋，皮鞋重得很，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只能脱下鞋，手提着，光脚丫子，随大伙儿接着跑。最初，尚且注意避开地上扎脚的东西，跑到后来，累得快不行了，哪还顾得上扎不扎脚哩。
快到山顶时，前面有条小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男的三蹦两跳地跃过去了，女的干脆淌水走过冰雪初融的溪流。突然，扑通一声，跑在我身旁的同班哈尔滨女青年小原，大概脚下踩着了活动的河卵石，不小心，整个身子扑倒在寒冷的水流里，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冷水。我赶紧过去，一把将她拉起来。她满脸涨得通红，边呛边喘地又跟着我们跑开了。
到了山上，由于先前到达的各连人马及时围堵，火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焦树残枝上，继续燃着火苗；榛材林里，草木丛中，仍然余烬处处。如不及时把这些隐患清除干净，一旦再起风，必将死灰复燃，酿成新的火灾。
我们中有的带来了铁锹，正好用来铲土压火；有的折断树枝，拨开灰烬，然后用脚踩灭残存的火星；有的更脱下了外衣，挥打重新窜起的火焰。在火场上，用不着有人指挥，哪里有火，就冲向那里，全然顾不得身上划破的和灼痛的伤痕。忘却了劳累和口干唇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快把火扑灭，“不让人民财产受损失”。
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无私无畏，恐怕是后来人所难理解的。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由于远离家庭和失学，精神生活也不甚愉快，但在国家利益面临受损的情况下，知识青年所付出的牺牲和奉献，真是可歌可泣的。
七五年初秋，农场北部完达山脉的森林大火连续烧了一个星期了，被调去救火的各连知青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在火场上。晚上十点多钟，我奉命搭乘卡车往六道湾的火场送饭。饭送到了，大家刚围过来，还来不及把热气腾腾的包子放进嘴里，前面传来火势正向这边发展的消息。我们赶紧分散到已经打好的防火道的外侧，监视火情的发展，随时准备扑灭可能跃过防火道的火苗，不让它继续蔓延。
不一忽儿，火驾着风，风推着火，雷霆万钧般地扑来了。然而，数十米宽的防火道有效地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大火。火头总算给压住了，但由于风势强劲，仍然有些火苗跃过了火道。我们马上呼喊着，冲上去扑打那流窜的火焰。本来我们是顺着风，追着火尾扑打的。谁知，此时风向突变，火头立刻掉转身，数股流焰汇成一团，反朝我们扑来。机警的赶忙闪开，但动作迟疑的立即被裹入了重新发作的火海之中。烈火像恶魔一般地扬长而去了，留下的是浑身灼伤的知青们。
山火扑灭之后，农场医院的病房里，住满了烧伤的人，当然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不免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