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死了。我是在九五年太太回国探亲时，才得知这个消息的。他是患鼻咽癌去世的。听说去世前，还在为他年幼的儿子“多留些钞票”而奔走忙碌着。去世那年，他才四十多岁。
八六是我中学同学，一块儿下乡去北大荒的。因他身高一米八十六，故得此雅号。八六不但身高体壮，而且敢打敢冲，凡事爱出个头，叫个劲儿，所以，不管到哪里，都十分引人注目。
“文革”时，他因为出身好，当了学校“刺刀红兵团”的头头。那时，学校分“造反”和“保皇”两派。他独树一帜，成了第三派。批判会上，“造反”派和“保皇”派，为该批斗谁和不该批斗谁，争得你死我活，他呢，飞身上台，干脆把“牛鬼”们掳去，辩言别人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此事得由他来定夺，因而平息了争斗。后来学校里山头林立，各派互不相让。他则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宣布别人的组织为“非法”，占了人家的地盘，平了人家的山头。到了所谓“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时候，各造反组织都为争官夺位而闹得不可开交时，他却带头“上山下乡”了。
下乡后，八六依旧是我们知青的头儿。凡重活累活，他不落人后：锄地割麦，冲锋在先；扛粮入囤，数他肩上的袋子沉；上山采石伐木，他专挑危险的干。论能干，知青中没人可与八六相比的，但他偏偏不讨领导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无组织纪律”，凡事爱较个理儿。什么掌权的多吃多占啦，当官的办事不公啦，一旦让八六知道了，他都不会轻易放过，留什么情面的。在领导们看来，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能那么“傲”啊。
说他“傲”，还是轻的。一次，党员木匠小杨子突然向连领导“告发”：八六解手时用刊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擦了屁股。说实在的，那年头哪有擦屁股用手纸的，图便捷，大家都撕报纸当手纸，至少男知青们都是那么干的。而问题是，那时候报纸上哪一天不载有舵手毛的画像呢？所以小杨子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对他越来越“不感冒”的连领导们，还管什么青红皂白，抓住这件事，对八六展开批判，还撤了他的付排长职务，企图借此打掉八六的“傲气”。
被撤了职的八六，依然故我，凡事仍喜欢追个究竟，讨个明白。知青们都管他叫“傻冒”，领导们则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二里屯至抚远的战备公路开筑，便把他送去修路。修路回来，又被调到农场尽北端的开荒连。从此，哥儿们就很少见到他了。即使偶尔遇他下山来办事，也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们见了一面。虽然他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学校的大专班，却又为留在农场的妻子即将分娩而犯愁。哈尔滨和七台河远隔数百里，无奈的他，只能利用课余假期两头跑。七九年，妻儿随知青返城潮回到了上海，他毕业后则被分配在哈尔滨的一所厂校里当数学教师。妻儿返城后，无房无收入，只能栖居在他丈人家中，因为彼此生活不便，渐渐引来了丈人的不快。八六远在千里之外，闻讯后心急如焚，竟口吐鲜血。问医后，方知患了鼻咽癌。
手术后承蒙厂校照顾，八六得以返沪养病。这样，家算是团圆了，他却又为生活操起心来。一期化疗刚完，八六便拖着病体，做起贩卖西瓜的生意来。他独自下乡从农村运来一船西瓜，正待出售时，恰逢阴雨连绵，满船西瓜几乎烂尽。他心如刀割，致癌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医院。
就这样，八六拿着自己的命儿作赌注，支撑着这个家庭。出了院，他继续想方设法，寻找各种养家糊口的门路。八六售过服装，卖过冰棍，凡能挣钱的活路，他都尝试了。那些年，我们每每见到他，依旧是一付北大荒装束，破旧的毡帽遮在脸上，身子用棉袄紧紧地裹住，仍然风尘仆仆，来去匆匆。
生前，八六十分钟爱自己的独子。他儿子长得聪颖活泼，象他一样擅长数学，下得一手好棋。在八六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从他那愁苦脸上能见到的鲜有笑容，是发自为父的骄傲和对儿的期望。“给儿子多留些钞票”，这就是八六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