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在金沙河边的水利工地上度过的。
北大荒的严冬，冰天雪地，气温时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上。北风呼啸的时候，风卷着雪，铺天盖地，什么都看不见，这叫“刮烟泡”。刮“烟泡”时，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裤，仍挡不住那刺骨的冷风。不要说出门了，就是待在屋里，还得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才不至于冻着。在这样一个传统“猫冬”的季节里，天黑的特早，北大荒人除了干些生活上必需的活之外，基本上就是聚首热炕头，饮酒划拳唠闲嗑了。
可是自从陈永贵来了一趟黑龙江后，那“猫冬”的习惯被打破了。农场制定了“农业学大寨”的“宏伟蓝图”：在贯穿农场的金沙河下游名叫小龙头的地区，挖渠引水，来年建成水稻田。那年头，干什么事都雷厉风行的。腊月时分，各连先后进驻包干的区域，安营扎寨，干开了。
七连是农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连”，且与小龙头接邻，水利工程一旦建成，势必首先得益，所以紧锣密鼓，闻风先动。连里把百十来号知青编成两个排，班排长都由连里机务排的老转业官兵和包车组长们担任，副职才从知青中选拔。拿我所在的二排二班来讲，班长是机车长老孙，副班长则是北京来的女知青卿尚莲。班里的战士除了来自哈尔滨，上海和浙江等地之外，也有当地出生的青年。
我们的任务是在荒草甸子上掘出五六米宽，两米见深的沟渠。作业的方式是，先在地面上用钢钎打竖眼，灌上炸药后，放冲天炮，撕裂冰冻的地表；接着抡铁镐，揭开平均足有两尺多厚的冻层，直至鲜土；最后使筒锹，挖土出渠。
那活真他妈叫累！哈腰撅殿，抡镐甩锹，你没一刻喘气儿的机会，因为在那撕筋裂骨的严冬，若稍有停息，冰风呼啸，你马上就会被冻得双唇打抖瑟的。寒雪溯风之中，我们仅身穿单衣，干得面红耳赤，满身大汗。脸上散发出的热气，蒸腾在发梢和眉须上，马上又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晚上下工后，回到棉帐篷里，那双湿了冻，冻了又湿的脚丫子似乎失却了知觉，靠近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才慢慢地缓过劲儿来。这时，我们累得不行，饭也顾不得吃了，和衣躺在由树杆和草帘搭成的架子床上，动弹不得了。班长老孙连脚都没歇，出去不一忽儿，抱回一大捆草甸子里割来的乌拉草。他先把每个人的棉胶鞋烤干，然后在鞋底厚厚地铺上了一层鲜和的草垫。
工程进行到过半，农场为了鼓劲，加快进度，举办了水利运动会。所谓的水利运动会，就是要求各连分别派出两人组成的代表队，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由冻层干起，看哪个队挖出的土方量多。我连的代表队是由二排长老朱和一排的宁波知青张家瑞组成。老朱是连里出了名的“铁人”，那年四十出头，干什么活都拼死命。家瑞则年方十八，体格健硕，动作敏捷，出手麻利。他们怎么干的，我不得见。但后来听介绍，一天十二个小时，他们手不离镐锹，中午饭十多个肉包子，也是连吃带吞，没耽误了干活。评选结果公布后，全农场参赛的二十多个队，他们得了第一，不仅土方量最多，而且挖出的沟渠也最平整。
水利会战结束后，宛延十几里的人工沟渠挖成了。望着那平坦的渠底和一式六十五度的斜坡，仿佛两岸稻穗摇曳中的一条清渠已在眼前浮现了。可是，美梦并未成真。来年开春后，原来在冻层上挖成的沟渠，在冻层融化后，堤坝塌陷，整条沟渠呈现出一片支离破碎，处处断流的景象。然而，当年稻谷飘香的丰收景象，我们虽然没能领略到，但那“大干苦干”的经历，在我们一生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