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那年，我整十八岁。十八岁的年纪，在下乡知青中，不算小了。我大弟到北大荒那年，刚十七。来年二弟到安徽插队，仅十五岁。两年里，家里连续三个孩子下乡，为了准备行装，把母亲陪嫁的两对木箱带走了壹对半。家里本来不宽裕，为了三个孩子出远门，父母几乎倾囊而为，竭尽全力了。
其实，我是提早一年下乡的。那时下乡的主要对象是六六和六七届的初高中学生，而我是六八届高中生，按理说还可等一年。但我很决然，没跟父母好好商量，就约了同学一起到区武装部报名，要求到刚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有些同学生怕去不成，纷纷割破手指，写了血书。我虽然没写，却也递交了很长的决心书。当时一则我觉得下乡是大势所趋，迟早得走，二则弟弟已先走一步，去了黑龙江，兄弟俩就近好互相照顾，三则还是青春期的远游心理，想离开父母出门闯一闯。对于以上三条，父母觉得没什么不妥，便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六八年九月十二日，我们穿着武装部发的黄军装，乘火车离开上海北上了。临走那一天，母亲带了小弟送我到火车站。火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前来送行的家人和同学们，把车站挤的水泄不通，嘈杂不堪。直到火车鸣声驶出的时候，才听见道别的哭声，笑声和歌声。那一瞬间，我看到妈妈用手捂着脸，身体象是软得快站不住了。弟弟只有九岁，幸亏站在一旁来送行的女同学扶住她，才没有倒下。我知道，前后不足三个月，妈妈一连送走两个最大的孩子，心里一定非常，非常难受的。也只有在那时，我含泪默坐在车厢里，似乎领会了家和母爱的温暖，离家远行的牵挂。
下乡后，我们每月有三十二元薪水，扣除伙食费外，还能存上二十来元，我隔几个月把存款邮寄回家。后来，家里来信说，三弟工作了，不用寄了，自己留着用吧。这时我沾上烟酒，花费较以前大了，但仍然想着贴补家里。二弟插队落户，靠挣工分生活，我时常提供一些帮助。正在上学的小弟想买双球鞋，写信来，我立即把钱汇去了。
因为我家有三个孩子下乡，所以三弟得以留城。他被分配在内河疏浚队，经常到农村去挖河泥疏通河道，工作比较辛苦。但三弟很顾家，每回出差回家，都顺道带些河鲜给父母改善生活。临下乡前，父亲曾在旧货摊买了一只俄国手表给我，下乡后，我一直戴着，时快时慢，不很守时。也是三弟听说了，特地花一百二十元买了块新出产的上海牌国产表，送给我。这笔钱在那时来说，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薪水了。
七四年，大弟离开农场，上调到齐齐哈尔工作了。这时，父母又为安徽插队的二弟操起心来。由于农村受灾，工分不值钱，二弟生活无着，只能离开生产队，回到上海家里。回家后，二弟心情不好，整天倒在床上闷睡。父母怕他糊思乱想搞出病来，拿钱给他买了黑管让他学，希望他能在文艺上闯出条路，得以离开农村。二弟学了黑管，却仍然看不到出路。也许是苦尽甜来，七六年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上海工业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下乡生活。
家里只剩下我继续务农了。父亲千方百计地找门路，想把我转到上海附近的乡镇企业。七六年我回上海探亲，母亲高兴地告诉我，等父亲找到门路，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听了觉得那是妈妈安慰我的话。自我回家后，妈妈每天都早起去菜市场买菜，给我补充营养。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我躺着床上，似睡非睡，朦胧中感到妈妈提着菜篮，站在我床边注视了好一阵后，才走开去。妈妈离开后，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枕巾都被热泪浸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