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李江为“土皇帝”，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第一，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四六年当兵，担任机枪手，随四野一口气打到海南，官至中尉付连。然后娶了个广东媳妇，五八年转业来北大荒。第二，他仅粗通文字，但训起人来，或演讲起来，不仅口若悬河，气势逼人，而且比喻生动，逻辑不乱。无论何地何处，会场，田地，抑或当路一站，听他讲上一两个小时，是决不会感到“乏味”的。第三，他机警过人，嗅觉特别敏感，因此多疑。他的意见，不等你说同不同意，他早从你眼神里瞅出来了。谁如与他不谋合，迟早会遭殃。轻则日子不好过，重则挨批判，受处罚，甚至被扫地出门。十八般武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只要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
他当生产连长时，指导员老于资格比他老，而且温和亲民，不以势压人，因而较受群众欢迎。李江便觉得眼不顺，好象自己不再是老大，说话不好使了。于是，在公开场合，凡发表意见，或作决定，他都一概当仁不让，丝毫不把老于放在眼里。在干部会上，则时常话中带话地敲打老于：什么干部不能“右倾”啦，“做群众遗巴”啦。后来，连里有人传言，老于和连里运输车驾驶员的娘们有勾搭。他不仅开会影射，而且把状告到农场领导。不久，老于终于被免职，还害得那位运输车驾驶员觉得无脸面见人，带着妻子奔走他乡了。
据说李江是“三代雇农”出身，因而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似乎有着“天生”的反感。熊昌泗是连里的拖拉机驾驶员，从小由姐姐一手带大，姐夫也是位转业军官。但熊昌泗的出身不好，因此在李江眼里，是个身上有“反骨”的人。两人即使在路上相遇，李江也不会正眼相视。七零年深冬的晚上，连里保养间突然起火，烧毁了停靠在内的拖拉机和运输车。当晚偏偏熊昌泗当班值夜。他承认曾去过保养间检查机车。这一下强烈刺激了李江头脑里的“阶级斗争弦儿”。在急风暴雨般的批判会上，李江刀锋所向便是熊昌泗，放火者非他莫属。为什么？因为他是富农子弟，总“跟党三心二意的”。在那个年头，纲上到这个程度，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熊昌泗硬被判了十年刑。入狱后，熊昌泗虽反复申诉，但只要土皇帝仍大权在握，申诉信转辗上下，最终还会落入他的手中。这案是怎么也翻不过来的。
李江是行伍出身，转业后十多年来一直是生产队（连）长。后来老于被免职后，他干脆弃武从文，自任指导员起来。打那以后，他一改以往挺胸开怀，圆目怒视的武夫形象，终日衣冠齐整，随手攥起《红旗》杂志，猩猩然一付文官架式了。连里开大会，他不再开门见山，张口道来，而往往先翻开杂志，结结巴巴地念上一段，然后开始“断章取义”地发挥他的“上挂下联”的宏论。不仅如此，他不惜工本，盖起了当地少有的，经过连里能工巧匠精雕细刻的大礼堂；更从知青中找来几个笔杆子，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从此礼堂里不是这月有展览，就是下月搞演出。知青中也真有会吹捧的，搞了个以李江身世为题材的歌舞剧，他竟贵手高抬，照演不误。公正地说，李江这人生性耿直，并不喜好别人的吹捧。但那时，他也许觉得“多少搞点个人崇拜”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吧，因而虽不反对，自己则不去观看。
凡土皇帝，其下场总是不甚愉快的，李江也难逃此例。他当了一二十年连领导，从没挪过窝。他把连队看成是自己的家，自己的营地，自己的地盘，压根儿没有想到离开过。但终于有一天，他不得不离去了。把他“逼”走的，并非别人，正是他亲手挑选和培养的接班人武方兰。
武方兰是河北支边青年，略有文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而有机谋。李江与当时的机务排长冯大个不融洽，于是看中了武方兰，把他从机务排机车驾驶员的职位，一下提拔为机务副连长，目的是架空冯大个。以后，李江自任指导员，又一手保荐武方兰当了连长。但三年媳妇熬成婆。武方兰羽翼丰满后，开始不甘当傀儡。而李江多年的专制统治，尤积怨甚多。武方兰便趁势一鼓足气，借着处理问题上的做法不同，轰走了李江。
自李江被调离到基建连后，我再没见过他了。返城上学那阵儿，因为事儿多，也顾不上去向他告别。出国前几年，从农场传来消息说，李江退休了。脱下“战袍”的他，日子一定不很好过。家中子女多，虽说他老婆还能干，但自己已积劳成疾，干不动重活了。瞧着别人发家致富，奈何不得，承包了个养鱼池，聊补“无米之炊”。如此英雄一生，终有偃旗息鼓的时候。怜悯是没有用的。祝愿他能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