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凡喝过点墨水的下乡青年，都被统称为知识青年。根据“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在城里长大，读了些书，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深，容易变成“修正主义接班人”，因此有必要把他们送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访贫问苦”就是这种“再教育”的一个手段。它要求知识青年多与工人农民接触，了解他们过去的苦难生活，作新旧社会对比，增强“无产阶级感情”。
最初，对这套理论，我们笃信无疑。尤其初下乡来，觉得什么都新鲜，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越发感到自己“书愈读愈蠢”，非来个“脱胎换骨”不成了。那阵子，“出身好”的农场职工家里，真是门庭若市，十分抢手。下工后，知识青年争先恐后，串门子“访贫问苦”，接受“再教育”。
木匠陶国舟家最受欢迎。人人都知道老陶苦大仇深，他母亲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被抓去，被鬼子用铁丝串过肩胛。所以，老陶家每晚济济一堂，听他“忆苦思甜”。老陶的确能讲，一串串故事儿，道来栩栩如生。但慢慢地听的回数多了，有人便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回讲的跟上回讲的不一样啊？有点儿出入倒也罢了，谁能保证过去的事，件件记得那么清楚呢？但老陶讲多了，嘴着实变油了，添枝加叶的成份越来越多。慢慢地，“陶大牛皮”的绰号也就不翼而飞了。
那年头，信口开河，只要不踩了“纲线”，没大关系的；但有时照实说了，反倒惹祸。据说二连有一位劳模，报社记者采访，问他为什么那么能干呀，他不绕弯子，径直说来：“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干过来的，没啥新鲜的。过去小鬼子时我这么干，国民党时代也这么干，现在共产党领导不那么干，对得起谁啊！”不用说，他犯了“混淆阶级立场”的错误，劳模的帽子恐怕也保不住了。
对访贫问苦的事，我起先也挺积极。因为当畜牧练习生，我与猪舍饲养员和马号车老板们熟识，所以挑选了几个称得上“贫下中农”的家庭去访问。但奇怪的是，每次出访回来，身上总被跳蚤咬得奇痒难忍。跳蚤咬人，跳一行，咬一溜儿。回宿舍后，把衣裤抖净了，赶走了跳蚤，才不挨咬了。然而我皮肤天生过敏，即便这样做了，过后几天，日子仍不好过，总觉得浑身有跳蚤，连抓带挠，搞得心神不定，食宿不安，以后再也不敢贸然去串门了。
久不串门，怕引来非议，于是物色了住在寝室隔壁的单身老胡头，作我“访贫问苦”的对象。老胡头是雇工出身，成份上绝对“可靠”，但他脾气倔，好骂人，且没妻没后，连里私底下都管他叫“老绝户”。老胡头和我们寝室的人好像不太对付。原因是，寒冬腊月时，男知青们半夜里到屋外解手怕受冻，都对着门缝往外撒尿。第二天清晨，尿冻成了冰，把紧挨着的老胡头的房门给堵住了。他只得用热水由里往外灌门缝化尿冰，引来阵阵臊臭，直至把黄腾腾的尿冰给溶化了，方能把门启开。以后，老胡头每晚听到我们对着门缝撒尿，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我们便在隔壁哈哈大笑，照尿不误。
当然，我既然有心和老胡头接近，就得想方设法同他套近乎。头回生，两回熟，我俩慢慢热络起来了。老胡头在知青食堂里当炊事员，烧得一手好菜。隔三叉五，总会邀我过去，在他的小屋里对酌。他几杯白酒下肚，眼底泛红，话就多起来了。老胡头祖籍山西大同，年轻时被日本人抓了劳工，送到东北煤矿当矿工。从此，他浪迹天涯，出入矿山，码头，车站，扛大包，卖苦力。年轻时因为逛窑子，他得过性病（听说烂了半截鸡巴头子），所以终身未娶。谈起过去，他嬉笑怒骂，只是从没掉过一滴眼泪。我虽年轻，对上一辈的事不得眼见，只是耳闻，但老胡头的故事，听了却觉得真实可信。
也许是底层阶级的生活，养成了老胡头特有的机警和猜忌。譬如，他有一手和面炸油果子的本事，可就是不愿传给伙房工作的知青们。每回和面时，他都偷着自己干，唯恐被别人瞧见了。似乎别人会干了，他的饭碗就会没了。有一回，我借着酒兴，趁机刺激他：你那鸡巴果子不好吃。他头不抬地骂道：操他妈的，不爱吃，甭吃。我笑着答道，爹妈不在，没得吃，只能赖上您这个老绝户的了。然后话锋一转，我说：嘿，老胡头，赶明儿，你死了，要是没人会做油果子，我们吃谁的去呀？他眨眨眼，没吱声。过不多久，听人说，老胡头开始教食堂工作的知青和面炸油果子了。我心知肚明，以后和老胡头的关系更近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