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学习用功，上大学是一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文革”前，我在上海育才中学读高中。育才当时是市重点中学，人称“小清华”。但我理想中的大学却并不是清华。那时我沉湎于航空模型，喜爱阅读航空类杂志，所以，北京航空学院是心目中的首选。
谁曾想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大学突然停止招生。对于如我一般的青年学子来讲，不啻如一颗重磅炸弹，无情地摧毁了多年寒窗苦读，孜孜追求的理想。在我们育才中学，一位因学业优秀连跳两级的高三学生，因大学梦破灭而在港区劳动时钻车轮自杀了。我倒不至于那么悲观。六八年下乡后，尽管年复一年的等待，但大学梦始终没有湮灭，心里总觉得，有那么一天，大学校门会重新开放的。
一九七三年，大学终于恢复招生了。这消息仿佛往一潭死水里投入了一块石头。几近被成年累月的辛劳和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知识青年们，重新点燃起了青春火焰。大家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我则更有一股势在必得的劲头。按照最初的招生要求，大学录取必须经过文化考试。尽管已有四，五年没碰课本了，但我毕竟是“文革”前的高中生，知识基础扎实，还怕文化考试吗？果然，参加过考试，才知道考试内容最多仅够得上初中文化程度。心想，连这样的考试都通不过，还读什么大学呢？
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那位名叫张铁生的老兄，不知真的被考试难住了，还是想出风头做“反潮流英雄”，竟在试卷上大批文化考试，说这种考试便宜了不好好劳动的人，其结果只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大学”。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有多少参加考试的人不好好劳动的呢？就我来说，十八岁下乡，在农村足足干了五个年头。五年里仅仅回家探亲过两次，每次在家只待上两个礼拜，就匆匆返乡了。然而，那种无端而滑稽的指控，竟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考试成绩被一风吹了。什么人能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全凭“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所谓“贫下中农推荐”，不过是领导选拔决定的代名词。于是，与所谓“推荐”相伴随的，拉关系，送礼贿赂的风气盛行起来。一些品质不好的领导和有权势的“推荐”者，借机谋私，不仅收贿，更利用上学返城作诱饵，达到卑鄙的私人目的。我所在的农场，就有两个被称为“老革命”的连长，用这套伎俩，分别玩弄和奸污了二十多名女知识青年。
我没有关系，也没什么门路，自然被排除在外了。被剔除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贫下中农需要有知识的人留在农场”。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里恰恰有一个选送北京航空学院导弹专业的名额，被领导“推荐”的，竟是一名因失恋一度精神失常，文化水平颇低的六四年支边女青年。有人因此嘲讽说，“零蛋”学导弹，真他妈瞎扯淡！上面了解情况后，觉得也实在荒唐，才不得不将名额取消。从此以后，我郁郁寡欢，时常借酒浇愁，甚至还染上了烟瘾，一包包劣质烟把两根手指头熏得越来越黄。
这样的日子确实是难以煎熬的。那些年，我时常想，重活累活压不垮人，再苦的日子，也能挺得过去。但当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得由别人来操纵和决定时，那真会叫人沉沦窒息的。好友唐包是与我一同下乡的老高中生，也参加了七三年的文化考试，因同样的理由被排除在“推荐”的门外。自此，他觉得理想之路已绝，找了个兵团毛纺厂工作的姑娘结婚调过去，摆脱了年复一年哈腰撅腚“垦地球”的生涯。以后，他亦曾帮我在那边物色对象，我犹豫再三，还是婉谢了他的好意。
一九七七年，“文革”终于结束，大学招生废除了“推荐”的做法，改为报考。这一改，对我来说，非同小可，好像觉得敲掉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死囚”终有出头之日了，其欢欣鼓舞之情，不可言之。但七七年的高考是“省考”，即全国各省自行出题，自行规定录取办法。黑龙江的做法是，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规定年龄二十五岁以上的考生，限报师范，并且年龄长一岁，录取分数线便抬高十分。以我当时的年纪，需要有高于二十五岁以下考生四十分的成绩，才能与其竞争。这实在是不公平的做法，但对于我们这些老知青来说，毕竟看到了一丝希望，已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初试比较简单，所以无需准备。我成绩不错，名列农场千余名考生的第二名。复试时，正值秋收大忙，白天要照常上工，出勤出力，不敢有丝毫怠慢，晚上时常九，十点钟才能收工。回到宿舍，已是疲惫不堪，捧起借来的书本，看不上几眼，就发困了。遇到停电的日子，只能点起油灯来苦读。尽管如此，复试后我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但发榜后才知道，凭我的成绩，只能被录取在黑龙江地区级的中等师范大专班。心想，这上的是哪门子大学呢？不如不上，来年多作准备，再搏它一次吧。当时热恋中的女朋友已因父母身边无子女，照顾返城回上海了。为了与女朋友团聚，只能孤注一掷，唯上海的大学不去了。
七七年高考后，我被调往农场第一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对我参加第二年高考十分有利。首先，上课下课，工作时间正常，放学后能有较多时间用于复习迎考；其次，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关高考的消息和复习材料，学校里比较容易搞到。更令人高兴的是，七八年高考取消了七七年高考对年岁大考生的一些不合理规定，没有额外加分的要求。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不敢马虎，经过深思熟虑，觉得理科考生多，竞争激烈，转报文科，成功的把握会大一些。参加考试之前，先填报志愿。我本欲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专业，但考虑到这个专业可能比较热门，慎思再三后，改填华东师大教育系，为成功再加上一道保险。
显然，我把这次考试看似一场“生死博斗”。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今后还有什么别的返城机会，改变人生前途的唯一契机就在于此了。大概是努力感动了上天，那次我的高考成绩甚佳，进入了全省前二十五名。等到华东师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时，同办公室的一位知青女教师，不知为我高兴，还是为自己难过，竟哭了起来。自此，整整十年的下乡生活终于宣告结束了。尽管结束得非常的辛苦，但展现在眼前的，似乎是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青春年代”。那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