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我正念高中。十五、六岁的孩子，尚似懂非懂。说懂事吧，懵懵咚咚，似是而非；说不懂事吧，已开始关心报刊上的学术批判，例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还有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读批判文章的时候，觉得批得有道理，可看了辩驳者的回应之后，又觉得讲得也不错，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感到自己的“路线觉悟”还不高。
“文革”刚开始，学校里最早“跳”出来造反的，是名叫周松强的高三学生。他成立了造反组织，叫“红旗军”，矛头直指校领导。周松强为什么要造学校领导的反呢？原来，“文革”前他参加了“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讨论，提出“一分为三”的主张，并写成文章投寄给报社。岂料报社把他的投稿转交给了学校党支部，从此，周松强被当作“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来对待。他挨了多少批评，受了多大委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周松强“文革”中冲锋陷阵的劲头看，想必为自己的“一分为三”付出了代价，吃足了苦头，因而心中累积了“怨恨”。我没周同学的思想水平，提不出“一分为N”的理论来，故而对学校领导“无怨无恨”，但对周的“造反”却一直心怀同情：既是学术争鸣，何以暗中整人？！
不过，我的“文革立场”大抵仅与家庭影响有关。“文革”伊始，父亲是单位党委的“御用工具”——“文革委员会”主任，一手策划组织了“赤卫队”。一天他匆匆跑回家告诉我们，“造反派”会上门抄家，让我们有心理准备。自己的家可能被抄，我的态度自然倾向了“保守派”。
在学校里，我基本“紧跟”班上的团委干部黄国良，并参加了他与其他学生干部们组织的“遵义野战军”，该组织的任务就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保”校长，“保”党支部。黄国良在“文革”中以“保皇”闻名，我觉得也跟他的“家史”有关。他父亲是六十年代初上海钢铁业最早提拔的“工人工程师”，并委以重任参加四川国防三线建设。其兄乃是当时极少数以中学生身分“当选”的人民代表。“红彤彤”的家庭背景以及不俗的中考成绩，使原先报考中专技校的国良得以通过“调配志愿*”的政策被录取继续读高中，入学后又很快由政治课老师推荐，当上了校团委宣传委员。我与国良每天放学回家时同路，后来彼此成为好朋友。我在政治上的“开窍”完全受他影响。那时学校里贯彻“红专结合”，团干部们搞“一帮一，一对红”，国良把我当作“帮教”对象，使我这个“唯有读书高”思想浓厚的落后分子，在“文革”爆发前三天“火线”入团。
“文革”之初，运动会怎么搞，搞什么，其实学校领导和党支部也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第二次“反右”呢，不晓得它要打倒的正是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出于自保吧，就象造反派所“揭露”的，党支部“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引导学生干部们把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尤其是那些有“历史问题”或有运动前科（如摘帽右派等）的人。我们班的班主任张凤仙也不能幸免。
张老师教我们英文，四、五十岁，独身，无党派，工作热忱，关心同学，本不该成为靶子的，却仍被“抛”了出来。大字报上说她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做过舍监。“舍监”的名称多难听呀，马上使人联想到监视进步学生、地下党员之类的“坏事”，那有多严重！第二天英语课上，课前照例有十分钟会话时间。不知好奇心驱使还是“革命精神”鼓舞，有同学突然站起身来，用英文向老师发问看大字报后的“感受”。张老师始料未及，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要求用中文作答。这时，早已准备好了的班干部们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她扭送到“牛鬼蛇神”的劳改队去了。
“文革”之残忍确实是无以复加的。自从身穿将校呢的北京“联动”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后，打砸抢、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示众等各种迫害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无恶不作。学校里经常驱赶“牛鬼蛇神”的是一位“刺刀红”组织的初中学生，记得姓包，听说还是个“革干子弟”。此兄长相不敢恭维，有点牛头马脸，皮肤黝黑，身着一身黄军装，臂系红袖章，手中挥舞的经常是一条带铜扣的宽皮带，不要说被监管的老师们见了噤若寒蝉，就是我们学生看了，都觉得“恐怖”。小小一所中学，不到两年时间里，死讯频传。先是教改试点班的林老师上吊身亡，后来教数学的王老师被逼喝了马桶污水后落井自杀，接着，会讲数国语言的外语教研室主任胡老师因“里通外国罪”跳楼殉难了。
“文革”中多少无辜的老师惨死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呵！是什么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残？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豪情万丈”，铁血心肠？现在有人说，那是喝了“狼奶”的一代人。我觉得形容得一点不错。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思想教育”，强调阶级觉悟，爱憎分明。记得中学上政治课时，老师曾组织大家讨论：小业主到底勤俭致富还是剥削起家？结论是老师给下的：做买卖就是为了赚取利润，那利润从那里来？靠剥削来的。据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我们那个年纪不可能去读《资本论》。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一切事情都是非黑即白，好坏两极的。读书，分红专与白专；做事，分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看问题，分立场与路线；讲友谊，“亲不亲，阶级分”。思维方法上的极端性，人生态度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都在客观上为那次灭绝人性的“文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文革”的灾难是深重的。它的深重还不仅在于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在于断送了整整一代人，断送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损失是无以弥补的。
（*从1964年开始，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优先录取工农子弟。一起下乡的刘伟庆、张志强等好象都是因此进高中的。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AA法案，颇具争议性。这种做法似不应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定，需作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