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的一九四九
最近我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书中记载了诗人痖弦的一段遭遇：
一九四八年，痖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痖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国军，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 的！”六十年后，痖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痖弦现居温哥华。温哥华有很多这样的国民党“老兵”。那年代的国共战争把他们抛向了海峡彼岸，一去便不能复返，宛若天地之隔。半个世纪后，虽然国共和解了，但那揪人心肺的亲情乡谊却如早已褪了色的船票邮票一样，在记忆的沧桑中逝去了。他们选择更遥远的第三地度过余生。
老张的一九四九
老张是我的忘年交，我认识他纯属偶然。那是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课余我替蓝夫露卫生保健公司当Truck Driver，开车到各家老人院接收替换下来的脏衣裤被褥，洗净后再送回去。西区的老人院我经常去，每次去，与我做交接的都是老张。起初我以为他是香港人，因为他操一口流利广东话。后来熟了才知道我们是上海老乡。老张说，四九年上海“沦陷”前随外国公司迁往香港，六十年代香港闹暴动，人心惶惶，他便带着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没回过出生地上海。一次到他家做访，老张兴奋地告诉我，打算明年退休后回去看看，上海的哥哥早去世了，但还有两个侄女在。
第二年，老张退休了，我们仍有联系。我关心他的上海之旅，每次问起他，他总显得那么兴致勃勃。可是有一天，老张太太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老张住院了。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老张因发现脑部肿瘤动了手术。深夜，我守在病床前安慰他。老张攥着我的手，流着泪喃喃地说，“回不去了，上海回不去了，侄女们都还等着我呢。”
三个月后，老张去世了。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世——那个漂泊了一生的人世。
我的一九四九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一是因为头胎，母亲没经验，二是生在兵荒马乱之际，所以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听妈妈说，我出生后成天啼哭，不得安宁，可见我从小身体不好。身体不舒服，才会哭闹的。
那时我家住在虹口棚户区，好婆开了家烟纸店，据说曾遭溃退的逃兵抢劫一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长孙的健康平安。于是，好婆默默准备了香烛，到南市的城隍庙烧香磕头去了。因此，我是在好婆的关爱和城隍老爷的保佑下长大的。好婆一直视我为“心肝”，不愿我离她半步。
但我还是离开了。我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在“文革”。不只我，全国上千万在学青年都得离开家门，离开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后人常会问，你们那时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它不是一道选择题，用非此即彼的答案能够说清楚的。我想，模糊的回答可以是：既是“自愿”的，也是“强迫”的，因为那个年代，自愿与强迫几乎是同义词。准确的回答应该是：那至少不是自由的。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恐怕没有什么人愿意不上学去做苦力，不留城而上山下乡的。要不当“文革”结束允许知青返城时，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不跑回城市的呢？
我第二次离开家门，准确讲，离开国门，是在不惑之年。那次离家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当时有没有挣扎？也有。结束十年农村生活后，差不多又花了十年，立了业成了家，孩子尚小，父母垂老，但受出国潮的裹挟，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也为了自己学业发展和孩子的未来，毅然跨出了国门。出国后才知道那也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在学业最紧张的时刻，母亲病重过世了，我竟没能赶回去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这么多年来，母亲去世前在国际长途中的叮嘱经常在耳边回响：“不要回来，别把学业耽误了……”这时我总会涕留满面。
痖弦，老张和我都是游子。不同时代，不同原因，我们走了相同的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所有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大多因为形势所“迫”。那形势可以是政治的（如痖弦），可以是经济的（如老张），也可以是文化教育的（如吾等之辈）。个人拗不过形势，在大形势的逼迫，驱使甚而诱惑之下无可奈何，不由自主，只得顺势而为。但由此而生的生离死别，离情别绪，便发生在一个码头，一个车站，或一个机场——上了船，上了车，或上了飞机，便是一段难以抚平的历史。
历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不堪承受的重负，因为我们的历史从来就是形势支配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势的历史。什么时候人不再受形势支配，人能够驾驭形势了，历史才会真正治愈自身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