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学习斗“私”。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受过这样的教育：“私”是万“恶”之源，必须铲草除根，连“一闪念”都不能放过，否则，学习搞得再好，走的仍然是“白专道路”。下面我就讲几件中学时代斗“私” 的经历。
念初中时，我们每年都会下乡一到两周。不知道那是教学大纲里的规定，还是学校贯彻“阶级教育”时外加的一项政治任务？反正那时年纪小，不太搞得明白。不过，对下乡劳动，我们觉得挺新鲜。老在城市里呆着，每天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少了点生气，下下乡，换换空气，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们去的是郊县农村，住在农民家里，睡的是用晒干稻草垫底的地铺，吃的则都由炊事班同学统一做。那里有血吸虫病史，所以炊事班的同学下河洗东西，都得抹上什么防护膏之类的，我们一般就不洗衣服了，反正一两个礼拜，挺一挺就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干的活主要是用锄头铁搭翻土，而农民伯伯的“技术”比我们先进，用水牛套犁耕地。我们的手从小仅握过笔杆，现在要每天举起锄头铁搭劳作，虽只十天半月，仍是不小的考验。但是，考验更大的，还是用手抓起牛粪或用人的屎尿搅拌和沤过的土肥，往地里撒，那气味不好受，下工后，打肥皂使劲挫手上的臭味，恨不得把手搓去一层皮。
下乡归来，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思想小结”，谈谈下乡劳动的体会。我的小结被当成了范文，在课堂上由老师念出来。其中，我写了一个“私心杂念”，大意是：每天劳动很累，心里就盼着下雨，因为天一下雨，我们便不用出工了。接着，我就“批判”那个“活思想”：农民伯伯会有这个想法么？要是天下雨，农民都不下地种粮的话，我们吃什么呢？！结论是：我们与农民伯伯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了。老师说我写得好。这是我最早的一次斗“私”经验。
显然，斗“私”的关键，在于暴露思想。你心里怎么想的，该象竹筒倒豆子一样，毫无保留地摊出来，不能有半点隐秘。记得有一位女同学，出身于艺术家庭，母亲是著名越剧演员。她亦能歌善舞，在班上很活跃，又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争取入团就得向组织“如实”汇报思想，据说她向团支书透露了暗恋某男同学的事情，结果她的入团愿望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那件事还被当成“丑闻”在同学中口耳相传，不知道给她平添了多大压力。现在，她已经是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了。
从初中开始，我们每星期都上政治课，学校特地从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政治课的内容仍然是思想教育，不过在斗“私”后面又加上了批“修”二字，意思是，如果不把私心杂念斗掉批臭，就会有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教政治课的老师姓孙，是从苏州的一家毛纺厂调来的，他要我们联系思想写周记，记录每周斗“私” 批“修”的体会。
国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从外校考进高中的。当时考进高中的外校同学多数是工人子弟，家离学校比较远，一般都有半小时以上的路程，但他们每天都步行上学，因此中午饭都在学校吃。学校只提供蒸饭的方便，菜肴都由学生自备。一次周记中，国良“暴露”了自己的爱面子的思想：看到别的同学每天午饭的菜肴有荤有素，而自己带来的却是些咸菜罗卜干，觉得“难为情”。 孙老师看了大加赞赏，在班上举一反三，讲了好几堂课。后来，国良当上学校团委委员，是不是与那次斗“私” 批“修”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国良学习成绩挺好，称得上“品学兼优”，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
班上的女团支部书记就颇招人非议了，因为她过于热衷政治，一天到晚地找同学“谈心”，“交流”思想，没时间搞自己的功课，结果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要不是后来闹“文革”，我怀疑她大学未必能考上。其实，她的功课原来挺好的，尤其是作文，文字平实，却写得活泼生动并有思想性，获过好几次作文竞赛奖。那时，我别的科目成绩都不错，就是作文写不好，想向她取经，却又怕她政治挂帅，被她抓上谈心，耽误学习，所以没敢上门讨教。“文革”中，她是第一批志愿下乡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我知道她身体并不好，印象中曾切除过一个腰子，人又长的弱小，心中不免为她担忧，但我仍然对她怀有某种同情和敬意的。
经过十年“文革”，我们才都明白，私和公，原本不应该彼此对立的。公由千千万万个“私”所组成，没有“私”，何来公？但是，私与私之间会产生矛盾，存在差异，所以必须有一个共同体来进行协调，制定契约，实行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公”。因此，不承认私，消灭私，甚至连个人的隐私都不允许存在，公不仅成了无本之源，而且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反过来，只重私利，不讲公义，中饱私囊，弱肉强食，人性就会腐败沉沦，社会必将分崩离析。
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大公无私不存在，自私自利不足取。这道理如此简单明了，枉费了十几年的政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