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上海育才中学有反段与保段两派。同学黄国良是当时保段派中最有名的，被造反派冠以“铁杆老保”的称号。造反派的大字报上，曾写有红卫兵冲进段家时国良躲在校长家壁橱里喝牛奶的“故事”，那自然是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事。段校长家就在学校里。“文革”前十七年，他一家住在教学楼通往大礼堂拐角的一间由盥洗室改建的小屋里，屋内没壁橱。加之“文革”闹那么凶，无休止抄家批斗，段校长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喝牛奶了。当时，我跟着国良当“保皇派”。他出谋划策，我替他挥毫抄大字报，“反击”造反派。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反派反段校长，出于什么恨，我们不了解。我们保段校长，出于什么爱，其实也不十分清楚，不过是些笼笼统统的感觉罢了：段校长做得不错嘛。究竟怎么“不错”呢？没问过国良，他一定有他的体会。而我，当然也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我是一九六二年考进育才的。当时上海的地区差别十分明显。我从“下只角”的南市区考进地处市中心的育才中学时，马上被那里优雅的学习氛围和同窗学友的上乘学养震撼了。别的不表，单说同学们习练书法，篆隶行草，颜王欧柳，各色字体，无奇不有。班上举办小小书法展，挑了八个同学的作品，我的柳体字敬陪末座。课余，同学们的娱乐活动也以围棋和桥牌为主。那些玩艺儿，自己从前没碰过。中学那几年里我耳濡目染，跟着大伙儿一起玩，渐渐就上手了。
育才是上世纪初开办的租界教会学校，解放后自共产党接管学校那日起，段力佩就当校长。从此，校长成了他终身的岗位，育才便是他矢志不移的事业。53年他调任区长时，还兼做校长，数年后更辞去区长职，专任校长。他是上海市唯一行政12级的中学特级校长，组织上几次让他搬出学校，迁到更好的住处去，他都以一句“学校里蹲惯了”的话予以婉拒。其执著与专注，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年过半百的校长在我们学生眼里非常威严，见了都有点怕。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厕所里解手时打闹，往同学蹲坑的小隔间里扔纸球，哪知扔错了地方，里面传出一声苏北话“同学！”听出是校长的声音，吓得赶紧捂嘴，转身作鸟兽散。段校长常年居住在学校里，天天在校园内、教学大楼里巡视，看着我们上课、出操、活动，以至于访客经常在校长室里见不到他踪影。一天，某位来访者几次找他未遇，便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来客见童子，问段哪里去？只在此校中，人多不知处。”
一九六四年春，段校长锐意教改，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发动师生从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教改经验，全国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部位报道，影响很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来校参观学习。记得那时候在课堂里观摩听课的老师，比我们上课的学生还多。
段校长提倡“茶馆式”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解课文，甚至反对老师在黑板上大写板书而让学生埋首笔记。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要是让他看到了，一定会闯进教室刮老师胡子。因此，教改后，每堂课开始，老师先不作讲解，而要同学们自行看书，然后鼓励我们提出问题来。问题提出后，老师也不立即作答，而交由同学们一起讨论。所以课堂上，我们做学生的不仅可以随时发问，还能够自由地与前后左右邻座的同学交头接耳，切磋和研讨课题。随堂听课的老师们也被我们活跃的学习气氛所感染，不由自主地参加到我们的课堂讨论中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茶馆式”教学方法，一反传统做法，变被动的单向授受为师生之间的双向或多向互动，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而且锻炼了学生主动探索学问，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从段校长倡导的教改中获益匪浅。中学时代得到培养的自学自主自立的精神，在我其后下乡、回炉深造和出国留学、定居的一生中，都发挥了莫大的影响。
育才教改的好处还不限于此。段校长在重视教学方法改革、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他甚至规定，下课铃一打响，老师不能拖堂，学生必须马上合上课本，立刻走出教室。一开始，师生们都不习惯，这时，段校长一定会走到教学大楼的走廊上，厉声吆喝，把老师和学生们“撵”出教室去，直至大家下课后都能自觉地到户外或操场上散步、活动。慢慢地，大家养成了习惯，也尝到了劳逸结合的好处。在这方面，我的感触尤深。进中学前，我肺病初愈，体质赢弱。但初中三年里，因为得益于教改，学得生动活泼，所以身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真是知识、健康双丰收，为以后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文革”后，段校长七十多岁了。他重返育才，领导全校师生“拨乱反正”，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并以新的面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
逝者如斯夫，段校长以九十七高龄谢世。据说谢世前，他仍每周必到学校一次。晨昏之际的上海山海关路上，人们时常可以见到他与老伴互相搀扶、蹒跚而行的身影。这位终身教书育人、作育英才的教育家，走完了自己素朴无华而又流芳百世的一生。
巧的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加拿大西部留学时，段校长的儿子段津正在温哥华总领事任上。我与段津有一面之交。记得“文革”初，国良与我趁“革命串联”之便到北京，专程去段津在外交学院的府上拜访，试图搜寻一些所谓“保段”的资料。二十年后，在温哥华段总领事会见中国留学生的会议上，我曾想主动上前重提往事，但马上打消了主意。星移斗换，物是人非，何必再为那些荒唐岁月的荒唐往事牵肠挂齿呢？随即在笔记本上信手涂鸦，凑合四句，以抒胸怀：
少时拂面教诲深，寒窗熏染几重温。
语寄门前高飞雁，籽植万里念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