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反右”没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刚上小学，少不更事。不过，“反右”那年曾去过父亲工作的机关大楼，所以依稀记得跨进大门后的大厅里，一张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悬吊在穿越半空的一条条绳索上，楼梯一侧的高墙上也刷满了标语口号。当时的感觉是，整个气氛就象自己学校附近的道观，给死人做道场时扬幡挂榜，头顶悬绕，只是缺了鼓号和诵经，因而显得更加压抑和肃穆。
老实讲，新鲜出炉的“右派分子”，我真没见过，见到的只是后来“摘了帽”的，而且还是若干年之后的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考进中学后，不知从哪里听说，管学校阅览室的老师是“摘帽右派”，姓陆，长相有点象韩国人（仅是现在回忆，当时鲜见外国人，更别说韩国人）。他个头不高，短腿，国字脸，扁嘴，看书写字时已开始用老花眼镜了。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生都管老师叫“先生”，因此我们也尊称他陆先生。陆先生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的。那当然很早，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呢。我们虽然知道陆先生是“摘帽右派”，但并不“歧视”，可能那时我们“狼奶”喝得不多，不怎么懂“右派”的“可恶”之处，所以做不出“另眼相待”的行为来。
学校的阅览室不大，师生共用，不过学生用得不多，也许是课业负担重吧，很少有去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的。但我经常去，原因是我喜欢看地理杂志。中外各地的名山大川，美景奇观，都是我学习之余消遣的爱好。阅览室去多了，渐渐引起陆先生的注意。起初，每当我走进阅览室，他只是向我行注目礼。稍后，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指引新到的期刊。再后，还会介绍一些夹了书签或做了标记的图片文章让我看。
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在陆先生引导下培养起来的那个“游山玩水”的兴趣，确实影响了我一辈子。年轻时我就喜欢轻装简履，到处漫游。脚踩青山绿水，放眼碧波云海，羡慕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文革”中下了乡，每次探亲回家，我不象别的知青那样，扛起大包小包土特产猴急忙慌地往家赶，而是背起个小书包，顺铁道线“走码头”，到一站，玩一处，等东西南北逛了一圈之后，才回家见父母。出国后，旅行更方便了。每年休假，我都会选择各国名胜古迹作休假地，把旅游看成是劳逸结合、增长见识，享受人生的一大乐趣。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陆先生曾经教过我们地理课。他口才不怎么好，讲课不动听，又喜欢板书，所以我们上课时得忙着记笔记；下课后他还会留下满黑板作业，让我们抄下来。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学生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地，把前者看成大三门，后者是小三门，常常在小三门的课上，偷着做大三门的习题。这下不行了，非但不能“偷工减料”，还要“加班加点”，大家当然不满意，有冲动的同学就跑去教务处把教务主任叫来了。陆先生忙不迭地向我们点头哈腰“致谦”，还把黑板上的作业全都抹掉了。当时我呆坐在课椅上，停住了正抄写着的手，对陆先生顿生“怜悯”之心，暗暗责备告状同学的不是：那多让人下不了台啊！必竟是老师耶。
念高中后，我很少去阅览室了，偶尔在校园里看到陆先生的时候，是他从食堂打水打饭后匆匆走回教工宿舍的身影。自被打成“右派”后，陆先生离了婚，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以校为家，切断了与子女亲情的联系。同学中也有因父母一方被打成“右派”而拆散家庭的，但“摘帽”后为子女着想又重新复合。我不知道陆先生和他的家庭是否如此，但在我离开学校下乡之前，记忆中他一直住在学校里，不曾离开过。
其实，他是不可能离开学校的。“文革”一开始，陆先生和另一位教化学的“摘帽右派”娄先生被关进牛棚，还剃了阴阳头。娄先生是一位女教师，仍存“廉耻”之心，只要不在批斗会上，总戴着帽子，以避其“丑”。陆先生则全然不顾，头顶羞辱，淡漠的眼神里读不出一丝一毫悲喜哀乐的表情来。有一天，我经过教学大楼的拐脚处准备上楼，突然看到陆先生在清扫那里的垃圾，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陆先生好！”他先一楞，警觉地朝我瞥了一眼，随即点头哈腰地应声道：“好…好…”，拣起垃圾袋，转身扫地去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回忆起中学的那段生活，总忘不了陆先生其人其事。虽然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比如他究竟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又如 “文革”后境遇如何，冤案平反了吗？家庭团圆了吗？我都一概不知，甚而没了“知”的愿望。亡羊补牢，何足为训？对陆先生和数百万无辜受难的人来说，失去的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想知道的却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对不住那些诚挚善良的人们？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试图寻找有关陆先生的片言只语，没什么收获，找到的仅仅是他在红十字会遗体捐赠网页上留下的记录：1999年登记，2003年捐献。血色映红的网页上，看不到鲜花，看不到墓碑。我知道，陆先生已经一无保留地离别了人世，离别了这个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