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那！当麻立平博士以布什教育顾问的身份回到母校，受到校长书记大人们“接见”，倍受礼遇的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三十年前被清除出党并险被取消学籍的“耻辱”。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麻立平即以“大学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上了故校长刘佛年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之前，她仅仅是从上海去江西老区插队的一名“知青”，连“工农兵学员”都没当过，最高学历不过是原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初中生。凭什么她可以跨过专、本科的梯子直升研究生呢？事情似有点蹊跷，系里师生中也有微词。毕竟文科不如理科，够不够“同等学历”水平，实难评价。不久前从网上看到，国内有一位只念过高中的车夫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古文字学的博士生，那是因为他认得上百个甲骨文字，而别人不识。但教育学终究不是古文字学，无需懂不懂甲骨文。
麻立平从小被保送学外语。学的尽管是西班牙文，但学外语的诀窍或技能大概是相通的，所以她在乡下放弃早已生疏谈忘了的西班牙文，转学英语，“短促突击”，考试成绩居然比“文革”前上过大学的同室师兄好得多。当年外语吃香，单凭这一条，就多少堵住了外传她“与校长儿子熟识而考上研究生”的流言蜚语之口。
其实，麻立平对教育还是蛮有passion（情有独衷）的，否则不会选择学教育，下决心搞一辈子教育的。在农村时，她当过小学教师，及至校长，考上研究生之前，已是县教育局的干部了。上学后，因为麻立平与我妻兄过去是外语学校时的同学，所以慢慢与我熟识起来。以后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了，都会聊上两句。看得出来，她在学习上是个肯动脑筋的人，有进取心，想在教育上做出些名堂来。
可是事有不测风云。她的研究生还没念完两年，系里收到了一封上海外语学校的检举揭发信，说麻立平在“文革”中参与了迫害校长的活动，可能是“三种人”，必须予以“清查”。当时正值所谓“拨乱反正”时期，对“文革”中造过反的，搞过打砸抢的，整过老干部的，都令“一查到底”，“决不手软”。说老实话，那时的我对这种运动式的“清查”做法颇有看法。“拨乱反正”没有错，但重点应该放在党的领导层上，着重执政党体制和制度面的检讨上啊，而不应把矛头指向下面，搞层层清算，到处追查，更不应该拿当年不过十三四岁尚未成年的孩子开涮。青少年年轻无知，狂热造反，说到底，还不是接受了党组织乃至最高领导的教唆和怂恿。你不搞那个“文革”，孩子们何反敢造？你不号召“折腾”，何以那么多无辜的人命殇黄泉？千百万青少年又何以迷茫失学，走上歧路？
我认识麻立平，了解她是个干部子女。其父是“文革”前公检法的领导，“文革”中死于非命，因而我对她惹上“麻烦”，甚表同情。但“理智”又告诉我，她一定凶多吉少。国内的事，不管反右还是反左，做起来都十分恐怖，有“义愤填膺”的，也有“趁火打劫”的。系里那位尖嘴猴鳃、擅耍权谋的副主任，更是幸灾乐祸，因为没得到校长提拔重用而心存芥蒂，此时表现得骁勇无比，赤膊上阵，力主将校长的研究生“清除”掉。政治与业务搅和在一起，就象“瘟役”一般，搞得鸡雀噤声，没人敢说句公道话。麻立平十分“知趣”，自沾上锅后，也许觉得回天乏术，只好退而避之。从此以后我再没在学校里见着她了，后来获知她被开除了党籍，但所幸保住了学籍。
开除了党籍、保住了学籍的麻立平，毕业后在市里的高教研究所谋到了一份工作，得以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课程教材专业的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除了先后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和教育机构从事课程教材教法的研究外，麻立平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教育理念，又在旧金山硅谷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自编课本，提倡“直接认字法”（先识字后学拼音）。她的学校办得很成功，学生数从最初9人增加到了1600多人，而且她的《麻立平中文教材》更蜚声于美国中文教育界。1999年麻立平关于中美小学数学教育的比较研究（《Knowing and Teaching Elementary Mathematics》）在美国教育界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成为加州乃至美国全国数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参照，因而被提名为由17人组成的美国总统数学教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也就是麻立平“墙外开花墙内香”，三十年后得以“荣归故里”，成为母校座上宾的原因之一吧。
试想，如果当年她没遭受清洗的厄运，如果她没去美国攻读博士，如果她回到国内搞研究，如果她不能自办学校、自编教材，如果……她有可能成为国家主席的“教育顾问”？能在教育学术上别树一帜、独领风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