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叫做官，“新”社会叫当干部。字面上不同，实际一回事儿。“新”社会之所以忌讳做官二字，无非强调“新”社会当干部是做“公仆”，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像“旧”社会的官那样贪赃枉法。其实，“新”“旧”社会无论做官还是当干部，都有公仆，也有贪官。若用统计概率算一下，我估计差得不会太多。
这辈子最早见识做官或当干部的，是在下乡之后。
一天，我头晕发烧，躺在可容十多人排排睡的大炕上，正环视着空荡荡的大屋发呆。这时，指导员老于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片汤走进来，笑容可掬地问候我病情。我虽然口舌无味，一点不觉得面片汤好喝，但一份感激之心油然而生。要是在家病了，妈妈一定陪伴身旁端水喂药，现在指导员代替了妈妈，这在革命小说中常看到的情境，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以后，轮到自己当干部的时候，也东施效颦地照样学做过。不过心态可能有点不同。老于也许从本地老职工身分出发，关心远离家门的知青，而我则更多因为同是游子，感同身受，所以惺惺相惜。
如今在海外工作快二十年了，也有过头痛脑热。有病就休息呗，没见过公司领导因为我是少数族裔而来家探望过。病好了，改日上班，上司顶多问一句“好些了吗？”表示关心。要是自己的下属病了，我也不会登门拜访（登门还得人家愿意），顶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如果他带病坚持上班，我一定会把他撵回去。这当然是一则关心他身体健康，二则不要传染了别人。这资本主义社会不提倡“革命加拼命”，有病休假，工资照发，何乐而不为呢？勿庸说本人病了，即使家人有病，按公司规定，职工也可请“病”假，薪水一文不短，够仁慈的吧？！公司总裁竟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大家讲，健康第一，家庭第二，工作摆在第三位。可见，海外做官比较容易，干群关系单纯，单位政策明确且人道，照着办就行，无需病号饭、登门家访之类的花花肠子。
当然话说回来。老于是个体贴下属的干部不假，连里的人恐怕也不会否认。不过在领导班子里，老于则像个小媳妇，说话不算话，因为二把手连长李江不“尿”他。凡事定夺的，不是老于，倒是李江。那李江不是太霸道了吗？不尽然。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体制上。国内体制，大到政府，小到生产队，都是政企合一，甚至可以说是党企合一。行政干部上面，都有个党务干部，美其名曰“党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顾名思义，领导的不负责任，负责的却不能领导。这种体制，稀奇百怪，天下无双。加拿大现有三大政党，若哪个政党上台，都要在企业里摊派一个CPO（Chief Party Officer 党代表）的话，那企业就不要搞生产了。
下乡时，我在武装连也当过类似的党代表，但我懒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连长唐包勤快，有事就找我商量，所以两人相安无事，我调走时，唐包还极力劝我不要走。李江和老于则搞不拢，闹翻了，闹得老于落马，李江升一把手。李江当指导员后，又与连副升连长的武方兰不合，接着闹，结果是李江败走麦城。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容易看到，首先没那种体制，其次工作上即便有矛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达成一致，没必要那么恶搞恶斗的。我在西恩大地也做过七品芝麻官。有一次，作为技术主管的我与项目主任“干”上了，起因是他不同意我的技术设计方案。那老兄，资历比我深，还有点自以为是。但他知识陈旧，读不懂我的设计方案，又不事先向我“讨教”，却向部门总经理告了状。我一时感到恼火，碰头会上的谈话口气便不那么客气了。可待我条分缕析地讲完方案后，项目主任自知理亏，立即向我道歉，表示按我的方案做。我也立马“刹车”，摁下“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怒火，主动承担了沟通不足的责任。此后，我俩合作的项目进展顺利，彼此间的了解和尊重也随之加深了。
到了国外之后，我才明白，国内当干部不容易，累得多。在乡下时，男女老少一个屯子里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毫无隐私可言。当干部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事都得管。上窜下跳两条腿，是非好坏一张嘴。说不清的道理，断不完的官司。回城工作后，不再住一个屯子了，文明程度也高了，但分房、评职称等麻烦事，依然十分挠头。虽说办那些事儿都有条条杠杠，但那管什么用啊？上面递条子的，下面走后门的，歪门邪道，无奇不有。当干部的，能不头疼吗？那时，我管大学一个系，几年下来业务荒废不说，还累得筋疲力尽，肝肿一指，觉得十分不值。而在海外做官，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工作与家事绝对掺和不到一起，分得一清二楚。职工买不买房，买什么房，与单位何干？提职长工资，年底分红，也很分明。是工会成员的，工会出面争。劳资谈不拢，就闹罢工。罢工是合法的，即便要求不合理，资方、政府也不能以“破坏安定团结”为由，把工会取缔喽。不是工会的，也无需胆怯，凭业绩争取。实在争不上的话，“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炒老板鱿鱼。当老板的，觉得你真有能耐，决不敢亏待你。
其实，国内当干部最棘手的，还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中央集权制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一个职级，所以才会有唱歌少将，处级秘书之类的今古奇观。国内有朋友随官方参访团来访。朋友过年６０了，处级大限不可不退，但听他说退休能“套”个副局级，是安慰？是实惠？不得而知。退休尚能升官，我为朋友高兴。参访团内有一个小科级，看上去年轻有为，象“接班人”。此地冬季雨多，外出时他总备雨伞在手，不是用来自己躲雨，而是为替领导打伞。一边张伞，一边还会殷勤嘱咐：“X老走好”，十分体贴、周到，领导同志一抬首一举足，丝毫不觉得半点不妥，而我看了，心中则隐隐作痛，不好受。海外的工作单位也有职级，但绝对不会全国统一，不同单位之间的职级也没有可比性。即便一个单位里，职务高的，责任加大，不一定待遇就高。譬如我的上司，因为资历、学历都比我浅，所以薪水就没我高。他无可抱怨，谁让爹妈生他晚了。当初，提拔他前，先征求了我的意愿。我不求上进，他年轻好学，便推荐了他。我俩一同出差，我不必为他提包，他不必替我打伞，平等以待，礼貌相处，十分自然。简单、透明的工作关系，省却了许多劳神费心的龌龊事。职务有空缺，一定公开招聘，择优选能，愿者上钩。用不着烧香磕头，拉关系、套近乎，把生命消耗在无谓的钻营内斗的官场文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