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携家人回国省亲，遇前北京下乡女知青、现上海媳妇李莉。她再三叮嘱我一定得给王爱珍去个电话，并强调说，这是王爱珍的意思！听了这话，心中不免嘀咕：分手都三十好几年了，分手后再没联系过，为什么这时“兴师动众”地寻找我？好事还是坏事？我问太太，太太说她怎么知道，并将了我一军：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没哪！虽说王爱珍年轻时活泼、可爱，但我敢拍胸脯，没打过她主意。有一年麦收，我和王爱珍并肩割麦，她老往我这边靠，我还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差点产生非份之想。不过后来发现，原来她比我能干，割麦比我快，捎带着帮我忙呢。
王爱珍是一九六九年下乡的上海姑娘，但她的性格却没有一点上海小姐的“嗲”声“奶”气。讲话，唧唧喳喳，肆意而发；逗乐，朗朗笑声，穿山越林。有一年，她来猪舍帮工。这边，小傅她们还没来得及把母猪群赶进圈内，那边，小梁打开了种公猪的圈门，准备放牧去。好家伙，发了情的种公猪们，如猛虎下山，直扑母猪群，争先恐后地往母猪身上趴，小梁急得猛甩鞭子都打不开来。这时，正在担食喂猪的王爱珍看到了，指手划脚地高声喊叫起来：不好啦，打架啦，它们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哪！小梁的鞭声越紧，她的叫嚷声越高。饲养员们在一旁瞅着，乐得不行。
还有一次，她来马号给老刘头当跟车的。在场部拉了货之后，他俩坐在牛车上，吱吱悠悠地回连队。王爱珍手指着老牛后胯下晃晃荡荡的两个大睾丸，问老刘头，那是啥玩艺儿呀？老刘头平素话就不多，象个闷胡芦。一问，不答，二问，还不答。王爱珍急了，问你咋不言语呢？！老刘头用短鞭杆杵了杵那一对大肉球。杵一下，老牛快走几步，又杵一下，老牛又加快几步。王爱珍看了哈哈大笑，奥，原来那玩艺儿是派这用场的！她搞“懂”了，可老刘头犯“胡涂”了，回来后向我“讨教”：“排长，那问题该怎么回答哇？”。
后来不知怎的，我认识了在场部中学教书的宁波知青吴孝增。他个头不高，墩实，说话唠嗑，慢条斯里，咬文嚼字的。接触多了，我对吴孝增印象益好，觉得他肚子里有学问。后来又不知怎的，我答应为他在连里“划拉”一个对象。
现在已忘了当年做那个love match的细节了，不过可以肯定，第一次做媒人，不敢马虎。经过慎重考虑后，我觉得王爱珍合适。谈婚论嫁，讲究的是般配。你看，他俩一动一静；一个开朗，一个稳重；一个率性而为，一个谋后而动，确是天配！。果不其然，他俩相恋后，温度急速上升。吴孝增任教的学校离连队只两三里地，几乎每晚，他下了课，都来王爱珍与另一位食堂女知青合住的宿舍。这时，女伴当然“知趣”，吴孝增一到，她就主动为他俩挪地儿。可次数多了，住在隔壁的食堂姑娘们便开始有意见了。其中钱海宝意见最大：“你听，那王爱珍笑得吆……”是啊，那无拘无束的笑声，从屋里传出来，年岁一年年增大的姑娘们听了，能不心烦意乱么？你有意中人了，可孤苦伶仃的女伴们会作何感受？热恋中的王爱珍当然是不可能顾及到的。
七七年恢复高考，全农场上千名考生中，论考分，我列第二，吴孝增列第一。他考进的是黑龙江的什么大学，毕业后回宁波当了记者。王爱珍则上海、宁波两头跑，相夫教子，上海泡饭加宁波黄泥螺，小家庭生活经营得有条不紊。九十年代，吴孝增官运亨通，借“上海毛脚女婿”的光，当上了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正厅级地方“使节”，迎宾接客，出入厅堂，早已不是当年走乡间黑路赶会恋人的“寒酸相”了。
遵照李莉叮嘱，与王爱珍联系上后，才知道吴、王两位要在一家知名宁波酒家宴请我和太太，并一再嘱咐我，请多少人都没问题。结果，他们招集了三十多位三、四十年未曾谋面的知青老友们。宴会上，王爱珍瞧我穿着土气，送了我两件高档雅戈斯衬衣。从老友们的打扮、举止和谈吐上，让我这海外弱势人士见识了国内今非昔比的场面。
其实，下乡时，我总共做过两次媒。除了吴王一对，当年七连小学教员、哈尔滨女知青李国军和农场汽车队驾驶员、同是哈尔滨知青的小马，也是由我撮合而成的。李国军知书达礼，待人诚恳，小马则吃苦耐劳，为人忠厚，两者匹配，必定也是一对白首偕老的好伉俪。只是山高海阔，与他们久失联络，杳无音讯，未知如今他们过得如何。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借这篇短文寄上一份殷切的祝福。
这辈子只做了两次媒，总算都修成正果，从此金盆洗手。
